写尽江湖事 八十高龄笑谈人生经
金庸∶中国还有大侠吗？
在作家里面，恐怕没有谁的书像金庸的武侠小说那样，从大学教授到卖菜的阿伯都爱不释手；在名人里面，恐怕也没有谁像金庸那样，这么长时间里一直被人们关注并时不时引起争议。采访那天，老人兴致很高，也很健谈，我们聊得开心而坦诚。真可谓：秉笔一生写尽江湖事，八十高龄笑谈人生经。
比起古龙的嗜酒如命和浪荡成性，金庸不像侠客，倒像个绅士。和这样一位年近八旬的长者聊天，让人感觉如沐春风……
金庸先生说：我虽然写武侠，但是并没有什么侠气的。我知道这当然是谦词，事实是：金庸先生写书时笔走龙蛇，过生活却脚踏实地。
他书中的人物往往视金钱如粪土，但他自己办报时却绝不轻易加一分稿费，甚至节俭到一杯咖啡与太太两人分着喝；他书中的男女往往海枯石烂，自己的感情生活却充满波折和变故，三次婚姻以及长子自杀身亡令他至今唏嘘不已；他书中的侠士往往功成身退、归隐山林，但他虽然年事已高却仍要忙于不少碍于情面而推不掉的应酬。
说到自己的不如意，金庸并不遮掩，颇有知错就改的态度。只是谈及感情生活的具体经过，老人认真地告诉我：我把你当作好朋友，私下讲给你听，就不要对着镜头说了吧。 ——许戈辉
1937年冬，金庸的母亲在躲避日寇逃难途中病逝。1951年春，父亲因“窝藏土匪罪”在家乡海宁被镇压。有人说，是香港造就了“金庸神话”。金庸说，如果他不来香港，其命运也将会改写。90年代，金庸在杭州建了一个大屋，建成后金庸说太过奢华，不适合自己，捐给了政府。现在，在钱塘江边，他又有了一个小的屋子。
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呢？每天工作多少时间？
我今年一年都忙，把我以前写过的十五部小说全部从头至尾修改一下。
现在每天工作六个钟头，读书大概四个钟头，所以差不多有10个小时都在工作。我在浙江大学教书的时候也差不多是这样的。当年写作就没那样多，一天写两千字，一千字写小说，一千字写社论。所以人家说我两只手写文章，一只手写情感性的，一只手写理智性的。
很多人关心您改动了些什么？大概改多久？
一个是改读者写信给我，或是在网上批评的；另一个是要改动真正的缺点——像我本来写《射雕英雄传》，有些情节写到黄蓉的年纪比郭靖大，这肯定错了，所以把这些矛盾的、不合理的地方重新改掉。这个工作大概要做三年，两年前已经开始做了，但是今年做得特别紧张一点。
您自己认为自己最像小说中的哪个人物？
没有哪个很像。人家叫我查大侠，实际上我这人侠气不多。侠气是遇到不平就挺身而出，不顾自己的危难帮助人家。帮助人是有的，但要自己很大牺牲或对不相识的人都帮，我做不到。中国人理想中真正的大侠，小说里可以，实际上做不到。我倒问问你，你看我的小说，喜欢哪一部？
我比较喜欢《笑傲江湖》。
你自己个性也是喜欢自由自在的。
是。我希望有仗义，有成就，有一些功名之后能够舍弃。所以我特别欣赏那种隐退的精神，否则会觉得自己所得永远也不够。
现在又得向钱看，又得向权看，争权夺利，政治工作就希望自己的地位高一点，权力大一点;个体经营做生意的就希望多赚一点钱，为了多赚一点钱、多得一点权力，自己的道德观念，自己的生活就搞得很不痛快，这是不值得的。
侠义精神在现实生活中还适用吗？
我写武侠小说主要的动机之一，就是觉得现在中国社会中不大有侠义精神，希望提倡一下。
书上说，金庸这个笔名就是把原来您的镛字拆开，原来那个带金字旁的镛是一种武器吗？
开始写小说的时候，要用一个笔名，我一下子想不到，就把这个镛字拆开，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镛”字意思是一个钟，很大的一个钟。
原来您是一个当当当可以敲得响的钟？
对。
1959年，金庸创办《明报》，白手起家，剑走偏锋，将《明报》逐渐塑造成一份知识分子拥戴的报纸。1985年，金庸以记者的个人身份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9年辞职。1991年，金庸将倾注了30年心血的《明报》出售。
听说，您做老板的时候是很苛刻的。有一次倪匡给你打电话说要加稿费，您说不过他，就说我给你写信，一写信他就害怕了。
做生意，办报馆，写评论，金钱的处理问题，这些一定要很严肃的，一浪漫就糟糕了。但倪匡这个事情是夸张的，实际上他们不大敢跟我提要加稿费的。因为在《明报》登一篇稿子很难,《明报》当时在香港是最有地位的报纸。
那您怕不怕人说你小气，说您吝啬呢？
你一个人加，其他人不加不行，要加大家一起加。几十篇稿子，一下加就几千块钱一个月。
可是您小说中的人物好像都是很豪爽！
那事业就垮台了。
听说因为您在《明报》上的言论，差点遭到暗杀。那时候，心里真不害怕吗？
暗杀的名单有四个人，我是第二位，第一个已经死了。后来还有炸弹寄到我报馆里来。
心里当然怕的。但写武侠小说的人，觉得就要挺身而出，如果怕得事情都不干了，怎么叫男子汉大丈夫。一方面是暗杀，另一方面到处有人想收买。我们当时遇到很多困难，有时是新闻纸没有了，有时是钱不够了。有人来说我送你多少钱，你来替我宣传，这种我全部拒绝了。我一生谈不上有什么侠客的侠气，但是至少不去为困难来听人家的命令。现在香港批评界说公信力，所有报纸中间，《明报》还是第一。
您自己曾说，写小说完全是为了报纸，而办报是抒发自己政治抱负的途径。你好像是个特别有政治抱负的人，就像您自己的小说里边写的，总是希望能够天下太平，能够用和平的方法达到一个圆满的局面。
对。办报对当时的政治有影响。但我的个性干不了政治。我看到人家不对，马上冲动要讲。搞政治的一定要说很好，慢慢地再劝告他。这种事情我干不了，令狐冲也干不了。
所以令狐冲是一种特别逍遥的境界？
也是我们这种小人物就可以做的事情。
今年年底您就要过80大寿了，现在回想，您觉得这一生最大的得是什么？失呢？
最大的得是天生的——我记性很好，看书不说过目不忘，大概看过十几年前的也还是记得。这个天赋，不是自己的好处，是父母亲遗传占的便宜。但我从小喜欢念书，觉得读书是一种很大的乐趣，因为本身喜欢读书，知识比较容易得到，而且不以为苦，觉得很快乐。最大的失是性格比较冲动。我家庭的问题，爱情的问题处理得不好，自己个人生活上有痛苦。
金庸曾经历三次婚姻——第一任妻子杜冶芬，1947年相识于杭州，五十年代初在香港分手。第二任妻子朱玫，1956年两人结婚，共创《明报》，生有两男两女，七十年代末分手，长子在美国自杀。第三任妻子林乐怡，小金庸27岁，相伴至今。
您曾经说过，心目中最理想的爱情应该是那种青梅竹马一见钟情，然后从一而终。
这是理想，实际上做不到的。我跟第二个太太离婚时，大儿子在美国念书时自杀了。现在回想，可能我的婚姻关系影响到他，对他不起的。
和第一任夫人分手是因为大家都很年轻，环境又比较动荡。第二任夫人朱玫女士和您一起创办《明报》，算是大家共同奋斗，从苦中熬过来的，为什么会离婚呢？
是我对她不起，所以心里很内疚、很懊悔。真正的人生，很少从一而终，像杨过、小龙女这样的事有的，但是不多。小说或者戏剧可以这样，实际人生中，人的感情会变。
您笔下的爱情里，女孩子背叛的多一点。
如果到了现在，恐怕是男人背叛更多。因为男人在经济或者社会生活上比较占优势，比较有条件背叛。中国自古以来，男的女的不是很平等，所以男人坏的多。
韦小宝是自古来中国大部分男人的梦想，虽然这个梦想比较难实现，但好梦一直在做。
我现在正在改写《鹿鼎记》。有一批年轻人觉得这种人很好，但实际上韦小宝是我否定的人物。他是在一个不合理的社会中间一种不合理的人，他飞黄腾达了。韦小宝到现在的社会中间，会马上坐牢去了，又贪污、又贿赂、又重婚，都是犯罪。所以将来改写到最后，韦小宝会遇到一些困难，这样容易就快快乐乐娶了七个老婆，没这样简单。
这是不是说明您的价值观在不断地变化？
价值观不改变，大情节也不改变，主要改小的地方。基本上我到现在过的一生，我觉得是快乐的，还是大致满意的。除了感情生活、婚姻生活有些可以改正，但是事业大致可以。如果要改动的话，可能我会多点时间来念书，少点时间搞社会活动。
金庸∶中国还有大侠吗？
在作家里面，恐怕没有谁的书像金庸的武侠小说那样，从大学教授到卖菜的阿伯都爱不释手；在名人里面，恐怕也没有谁像金庸那样，这么长时间里一直被人们关注并时不时引起争议。采访那天，老人兴致很高，也很健谈，我们聊得开心而坦诚。真可谓：秉笔一生写尽江湖事，八十高龄笑谈人生经。
比起古龙的嗜酒如命和浪荡成性，金庸不像侠客，倒像个绅士。和这样一位年近八旬的长者聊天，让人感觉如沐春风……
金庸先生说：我虽然写武侠，但是并没有什么侠气的。我知道这当然是谦词，事实是：金庸先生写书时笔走龙蛇，过生活却脚踏实地。
他书中的人物往往视金钱如粪土，但他自己办报时却绝不轻易加一分稿费，甚至节俭到一杯咖啡与太太两人分着喝；他书中的男女往往海枯石烂，自己的感情生活却充满波折和变故，三次婚姻以及长子自杀身亡令他至今唏嘘不已；他书中的侠士往往功成身退、归隐山林，但他虽然年事已高却仍要忙于不少碍于情面而推不掉的应酬。
说到自己的不如意，金庸并不遮掩，颇有知错就改的态度。只是谈及感情生活的具体经过，老人认真地告诉我：我把你当作好朋友，私下讲给你听，就不要对着镜头说了吧。 ——许戈辉
1937年冬，金庸的母亲在躲避日寇逃难途中病逝。1951年春，父亲因“窝藏土匪罪”在家乡海宁被镇压。有人说，是香港造就了“金庸神话”。金庸说，如果他不来香港，其命运也将会改写。90年代，金庸在杭州建了一个大屋，建成后金庸说太过奢华，不适合自己，捐给了政府。现在，在钱塘江边，他又有了一个小的屋子。
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呢？每天工作多少时间？
我今年一年都忙，把我以前写过的十五部小说全部从头至尾修改一下。
现在每天工作六个钟头，读书大概四个钟头，所以差不多有10个小时都在工作。我在浙江大学教书的时候也差不多是这样的。当年写作就没那样多，一天写两千字，一千字写小说，一千字写社论。所以人家说我两只手写文章，一只手写情感性的，一只手写理智性的。
很多人关心您改动了些什么？大概改多久？
一个是改读者写信给我，或是在网上批评的；另一个是要改动真正的缺点——像我本来写《射雕英雄传》，有些情节写到黄蓉的年纪比郭靖大，这肯定错了，所以把这些矛盾的、不合理的地方重新改掉。这个工作大概要做三年，两年前已经开始做了，但是今年做得特别紧张一点。
您自己认为自己最像小说中的哪个人物？
没有哪个很像。人家叫我查大侠，实际上我这人侠气不多。侠气是遇到不平就挺身而出，不顾自己的危难帮助人家。帮助人是有的，但要自己很大牺牲或对不相识的人都帮，我做不到。中国人理想中真正的大侠，小说里可以，实际上做不到。我倒问问你，你看我的小说，喜欢哪一部？
我比较喜欢《笑傲江湖》。
你自己个性也是喜欢自由自在的。
是。我希望有仗义，有成就，有一些功名之后能够舍弃。所以我特别欣赏那种隐退的精神，否则会觉得自己所得永远也不够。
现在又得向钱看，又得向权看，争权夺利，政治工作就希望自己的地位高一点，权力大一点;个体经营做生意的就希望多赚一点钱，为了多赚一点钱、多得一点权力，自己的道德观念，自己的生活就搞得很不痛快，这是不值得的。
侠义精神在现实生活中还适用吗？
我写武侠小说主要的动机之一，就是觉得现在中国社会中不大有侠义精神，希望提倡一下。
书上说，金庸这个笔名就是把原来您的镛字拆开，原来那个带金字旁的镛是一种武器吗？
开始写小说的时候，要用一个笔名，我一下子想不到，就把这个镛字拆开，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镛”字意思是一个钟，很大的一个钟。
原来您是一个当当当可以敲得响的钟？
对。
1959年，金庸创办《明报》，白手起家，剑走偏锋，将《明报》逐渐塑造成一份知识分子拥戴的报纸。1985年，金庸以记者的个人身份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9年辞职。1991年，金庸将倾注了30年心血的《明报》出售。
听说，您做老板的时候是很苛刻的。有一次倪匡给你打电话说要加稿费，您说不过他，就说我给你写信，一写信他就害怕了。
做生意，办报馆，写评论，金钱的处理问题，这些一定要很严肃的，一浪漫就糟糕了。但倪匡这个事情是夸张的，实际上他们不大敢跟我提要加稿费的。因为在《明报》登一篇稿子很难,《明报》当时在香港是最有地位的报纸。
那您怕不怕人说你小气，说您吝啬呢？
你一个人加，其他人不加不行，要加大家一起加。几十篇稿子，一下加就几千块钱一个月。
可是您小说中的人物好像都是很豪爽！
那事业就垮台了。
听说因为您在《明报》上的言论，差点遭到暗杀。那时候，心里真不害怕吗？
暗杀的名单有四个人，我是第二位，第一个已经死了。后来还有炸弹寄到我报馆里来。
心里当然怕的。但写武侠小说的人，觉得就要挺身而出，如果怕得事情都不干了，怎么叫男子汉大丈夫。一方面是暗杀，另一方面到处有人想收买。我们当时遇到很多困难，有时是新闻纸没有了，有时是钱不够了。有人来说我送你多少钱，你来替我宣传，这种我全部拒绝了。我一生谈不上有什么侠客的侠气，但是至少不去为困难来听人家的命令。现在香港批评界说公信力，所有报纸中间，《明报》还是第一。
您自己曾说，写小说完全是为了报纸，而办报是抒发自己政治抱负的途径。你好像是个特别有政治抱负的人，就像您自己的小说里边写的，总是希望能够天下太平，能够用和平的方法达到一个圆满的局面。
对。办报对当时的政治有影响。但我的个性干不了政治。我看到人家不对，马上冲动要讲。搞政治的一定要说很好，慢慢地再劝告他。这种事情我干不了，令狐冲也干不了。
所以令狐冲是一种特别逍遥的境界？
也是我们这种小人物就可以做的事情。
今年年底您就要过80大寿了，现在回想，您觉得这一生最大的得是什么？失呢？
最大的得是天生的——我记性很好，看书不说过目不忘，大概看过十几年前的也还是记得。这个天赋，不是自己的好处，是父母亲遗传占的便宜。但我从小喜欢念书，觉得读书是一种很大的乐趣，因为本身喜欢读书，知识比较容易得到，而且不以为苦，觉得很快乐。最大的失是性格比较冲动。我家庭的问题，爱情的问题处理得不好，自己个人生活上有痛苦。
金庸曾经历三次婚姻——第一任妻子杜冶芬，1947年相识于杭州，五十年代初在香港分手。第二任妻子朱玫，1956年两人结婚，共创《明报》，生有两男两女，七十年代末分手，长子在美国自杀。第三任妻子林乐怡，小金庸27岁，相伴至今。
您曾经说过，心目中最理想的爱情应该是那种青梅竹马一见钟情，然后从一而终。
这是理想，实际上做不到的。我跟第二个太太离婚时，大儿子在美国念书时自杀了。现在回想，可能我的婚姻关系影响到他，对他不起的。
和第一任夫人分手是因为大家都很年轻，环境又比较动荡。第二任夫人朱玫女士和您一起创办《明报》，算是大家共同奋斗，从苦中熬过来的，为什么会离婚呢？
是我对她不起，所以心里很内疚、很懊悔。真正的人生，很少从一而终，像杨过、小龙女这样的事有的，但是不多。小说或者戏剧可以这样，实际人生中，人的感情会变。
您笔下的爱情里，女孩子背叛的多一点。
如果到了现在，恐怕是男人背叛更多。因为男人在经济或者社会生活上比较占优势，比较有条件背叛。中国自古以来，男的女的不是很平等，所以男人坏的多。
韦小宝是自古来中国大部分男人的梦想，虽然这个梦想比较难实现，但好梦一直在做。
我现在正在改写《鹿鼎记》。有一批年轻人觉得这种人很好，但实际上韦小宝是我否定的人物。他是在一个不合理的社会中间一种不合理的人，他飞黄腾达了。韦小宝到现在的社会中间，会马上坐牢去了，又贪污、又贿赂、又重婚，都是犯罪。所以将来改写到最后，韦小宝会遇到一些困难，这样容易就快快乐乐娶了七个老婆，没这样简单。
这是不是说明您的价值观在不断地变化？
价值观不改变，大情节也不改变，主要改小的地方。基本上我到现在过的一生，我觉得是快乐的，还是大致满意的。除了感情生活、婚姻生活有些可以改正，但是事业大致可以。如果要改动的话，可能我会多点时间来念书，少点时间搞社会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