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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朋友们越来越老, 如果有那么一天,你会来瑞士安乐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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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朋友们越来越老, 如果有那么一天,你会来瑞士安乐死吗?


尊严 (瑞士机构)



Dignitas,中文通常翻译为尊严,是一家位于瑞士、专门帮助罹患绝症和有严重身心理疾病的患者,在合格医师和护士的协助下安乐死的机构。他们于苏黎世已经帮助了超过1000人。

此外,应瑞士法院要求,他们只在精神科医师完善鉴定病人,并建立深入的医疗报告后,才会进行协助自杀。

依据路德维希·米内利的说法[5],Dignitas向使用协助自杀服务的客户收取4000欧元;若还需要Dignitas协助处理一些家务事,如:葬礼、医疗开销,Dignitas加收3000欧元。但若真的经济困难,费用可有所减免。



瑞士安乐死组织“解脱”(Exit)


解脱国际(英語:Exit International)是一个支持和推动安乐死合法化的国际非营利组织。 其前身为“自愿安乐死研究基金会(Voluntary Euthanasia Research Foundation)”。 根据本法案,尼特舍克博士成为全球首位管理合法、致命、自愿注射的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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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nitas,中文通常翻译为尊严,是一家位于瑞士、专门帮助罹患绝症和有严重身心理疾病的患者,在合格医师和护士的协助下安乐死的机构。他们于苏黎世已经帮助了超过1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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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ignitas.ch/



Swiss non-profit member society working to promote, implement and secure freedom of choice, self-determination and self-responsibility in life and at life's end. For any questions you may have, please send an email to [email protected]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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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wissinfo.ch/chi/society/%E5%85%A8%E7%A8%8B%E9%99%AA%E5%90%8C%E4%B8%80%E5%90%8D%E6%97%A5%E6%9C%AC%E4%BA%BA%E5%9C%A8%E7%91%9E%E5%A3%AB%E5%AE%89%E4%B9%90%E6%AD%BB/46918874



全程陪同一名日本人在瑞士安乐死



由于身患神经系统疾病,他的运动机能严重恶化,Yoshi需要借助两根拐杖才能行走。 Kaoru Uda/swissinfo.ch一名日本男子来瑞士就是为了借助安乐死结束自己的生命,瑞士资讯swissinfo.ch陪同他走完了生命的最后旅途,在这里我们写下他的故事。


此内容发布于 2021年09月14日 - 09:00 2021年09月14日 - 09:00


这是一个周三的下午,天空中飘着小雨,完全不像往日的初夏。Yoshi(化名)坐着轮椅和他的父母抵达苏黎世机场。在两根拐杖的帮助下,他吃力地把身体从轮椅上抬起来,上了一辆出租车,他要去巴塞尔。“我很欣慰,我们做到了,” 他看着车窗外的风景喃喃地说。

这次赴瑞的行程来得非常突然,两周前他才决定搭乘这趟航班。3年前他从巴塞尔安乐死机构“生命周期”(lifecircle)那里获得了实施协助自杀的许可,而其实他的计划是2022年以后才付诸行动,但是从6月份开始,他的病情忽然恶化了,而且恶化的速度,就像一个球从山坡上往下滚,一发不可收拾。“喉咙和舌头变得越来越麻木,我不再能吞咽固体食物,我的手指也很难再动,我意识到,这次到了生死关头。”

协助自杀在日本是被禁止的。他必须在自己的身体不能再动之前登上飞机,否则就为时太晚了。他还需说服他的父母,陪同他前往。起初,他的父母完全不接受他的计划。

在整整12个小时的航程中,他一直在忍受着腹部的剧痛,这是他最后一次搭乘飞机的旅行。

到了巴塞尔的酒店,他平躺在一张带靠枕和轮子的躺椅上,除了上厕所和睡觉,在这座陌生的城市的这个酒店里的所有时光他都是在这张躺椅上度过的。

安眠药、止疼药和一种治疗麻痹的药,这些都是他随身携带的必需品,“我的的躯干肌肉已经明显萎缩,内脏器官得不到肌肉的支撑,就会触碰到神经,所以才会造成剧烈的疼痛,”他说。最近一段时间他没有睡过超过3小时的觉,就算服用了安眠药,但药劲一过,他就会被疼醒。


他只能喝营养饮料、酸奶或粥。他不喜欢这种感觉,靠着这些液体来获得身体所需要的热量和营养,以维持生命正常运转。

“我不想没有尊严地活着”

日本。Yoshi是一名40岁出头的办公室职员,单身。他与父母住在日本东部。五年前他首次注意到身体的异常迹象。他经常感到膝盖疼,后来不再能踮脚尖。在年度体检中,他的肝脏也显示出不正常的指标。经过检查,医生告诉他,他的肌肉“坏了”,初步诊断为 “疑似运动神经元病”。

运动神经元疾病是运动神经元功能恶化的一个总称。其中最常见的是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运动神经元受损,大脑的指令不再被传递,身体逐渐失去了随心所欲的运动机能。最终,会影响到呼吸而导致死亡。至今为止针对这种病没有治疗方法。Yoshi最终也并未被确诊为ALS,但ALS的类似症状逐渐出现在他的四肢、双手、腹部,甚至喉咙和舌头。

网上有关ALS患者的视频和博客让他想到自己的未来。“我不想劝说那些带着呼吸机的人放弃挣扎,”Yoshi说,“但我不想没有尊严地活着。” 两年后,在2018年4月,他与lifecircle取得了联系并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直到今年5月底,他还能拄着拐杖走上约200米。他继续在家里为他工作了13年的公司工作;也还能在餐桌旁享受妈妈做的饭菜,但突然他的病情就恶化了。

不再对社会有益

巴塞尔。Yoshi心理压力很大,尽管他已经得到了安乐死的许可,但他还必须与lifecircle的两位医生见面。如果医生确定病人缺乏判断力或受第三人的影响,也可能撤销许可。

现在是上午9:30,Yoshi靠在轮椅上,眼睛静静地盯着门口。不久,第一位医生进来了。她的名字是Erika Preisig,她问Yoshi关于他目前的状况和为什么想要安乐死,Yoshi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缓慢、平静地选择着自己的用词。


第二位医生提到了Yoshi的工作。“直到临行前您还在工作?”医生一脸惊讶地问。Yoshi说:“对我来说,还能为社会做出一点贡献,很重要,但我的病不再允许我这样做了,所以我觉得自己不再有任何价值。”

两个谈话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从医学角度来讲,没有任何理由能驳回您的安乐死决定。”当医生在第二个谈话中这样说时,Yoshi紧张的神色稍稍有所放松。他的安乐死日期定于星期六进行,今天是星期四,他想和父母一起度过剩下的时间。

他的父母在另一房间等待,他把定好的日子告诉了他们,他的妈妈再次问道:“你确定不改变主意吗?”

太多的痛苦

然而病魔不再允许Yoshi拥有更多的时间。傍晚时分,他感到腹部有一种隐隐的不适,这是一个熟悉的信号,巨疼要来了。但是这一次,疼痛的强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是一阵一阵的。他吃了比平时更多分量的安眠药来助眠,但三小时后,他在地狱般的痛苦中醒来。“我无法再忍受了”。他给Erika Preisig医生打了电话。

星期五。早上,他向他的父母道歉,因为不得不把日期提前,而他们也不再坚决地反对。

Yoshi已经无法再坐在轮椅上了,“我必须保存能量。”他上半身平躺在床板上,腰放在床棱上,脚着地,“这样我会舒服些。” 他在等待新的安排。

"我没有B计划也没有C计划"。

为什么选择瑞士?

“因为我想死得有人的尊严。呼吸、吃饭、排便和交流,这些都是生命的基本元素。而现在这些我都无法胜任了,所以我决定结束生命。”

而家人却不这么看,他的母亲恳求道:“无论怎样,我都想让你活着”。但这样的要求忽视了痛苦和尊严,Yoshi说。“像我这样的病人,我们不想听任自己深陷在痛苦的深渊中,不能自拔。我们也不希望家人如此残忍。”

他认为辅助自杀也对社会有好处。“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应该能够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这样能将巨大的医疗资源留给别人。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非常道德的做法。”

但在许多国家禁止安乐死,他质疑道:“为什么决定给别人用呼吸机被认为是合法的?而协助性自杀却不是?”

他希望有一天,辅助自杀能够合法化。“这样像我这样的病人就可以平静地在家里死去,”Yoshi说。

这时距离实施安乐死还有三小时,他态度坚定他说:“如果我得的是一种可治愈的病,也许我会尝试坚持。但现在,我决心已定,既没有B计划,也没有C计划。"

最后一句话

现在是星期五下午1点45分,这是他抵达瑞士的两天后。太阳出来了,Yoshi和他的父母搭乘出租车前往lifecircle在酒店附近的地点,Erika Preisig医生已经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到来。她把他们带到一个宽敞的房间中,里面有一张单人床、一张大桌子、一张沙发和满屋初夏的阳光。

Yochi坐在轮椅上,在桌旁签了一张又一张的文件:死亡证明申请书、安乐死同意书和一张火化同意书。之后,他面带微笑地说:“谢谢,我准备好了。”

14:45,Yoshi脱下鞋子,躺在床上。Erika Preisig医生将针头插入Yoshi的右手背里。他的母亲站在他的左侧,温柔地一次又一次抚摸儿子的肩膀。

现在是道别的时候了,他的父亲说:“谢谢你这么多年来对我们的陪伴,你一直是我们的财富。祝你在天堂过得快乐。我们很快也会来找你。”他说的时候,脸上带着笑容,Yoshi也回以微笑,“我会等着你们的。”

输液袋里装的是致命剂量的戊巴比妥钠,一切都已就绪。

下午3点整,Yoshi说:“好吧,那我走了!” 说完他毫不犹豫地用手指搬开了输液的开关。

药物通过插管慢慢流入他的身体。Yoshi笑着说:“起作用了吗,我没什么感觉。”他的声音有些尖,或许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紧张。

30秒后,听到了四声微弱的鼾声,这是他最后的声音。

Erika Preisig说,他陷入了昏迷。三分钟后,她把听诊器放在Yoshi的胸口上,并检查了他的瞳孔,然后平静地说:“他已经走了。”

“没有痛苦吗?”父亲问。Erika Preisig医生轻轻地把她的手放在Yoshi的手上轻轻地说:“是的,不再痛苦了”。

那只手仍然是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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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安乐死在瑞士是属于“正常”



许多外国人来瑞士求助安乐死机构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在瑞士安乐死属于合法。


2014年瑞士著名政治家This Jenny借助安乐死机构“解脱”(Exit)结束了生命。他患了胃癌。瑞士电视台陪他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周,并毫无顾忌地报道了安乐死这个令人触目惊心的话题。节目播出后,瑞士国内一片哗然,有同情也有敬佩。

Jenny就属于那些过早告别人生的瑞士人。每年瑞士近千人得到“解脱”的安乐死协助,他们几乎全都选择了在自己生活的家中或养老院里自杀。承担安乐死陪同工作的往往是退休人员,是他们亲自为求死的患者送上致死药物。但他们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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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wissinfo.ch/chi/%E5%8D%8F%E5%8A%A9%E5%AE%89%E4%B9%90%E6%AD%BB%E7%9A%84%E4%BA%BA%E6%98%AF%E4%BB%80%E4%B9%88%E6%A0%B7%E7%9A%84%E4%BA%BA-/46216796


协助安乐死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在瑞士陪伴别人自杀也能成为一项职业,但这种自杀是有严格限定的。在最大的安乐死机构Exit里,承担安乐死陪同工作的往往是退休人员。他们不仅要为求死的患者送上致死药物,他们的实际任务要比这复杂得多。


坐标苏黎世主火车站。Jörg Billwiller正在等开往伯尔尼的火车。他要赶去参加Exit组织的“陪伴安乐死”(编者注:本文中所有的安乐死指的都是辅助自杀)培训。今天与他的指导教师Doris Wartenweiler一起,他将陪伴一位患者实施安乐死。这是他的第二次实战,“有点儿紧张,”这位精神矍铄的退休老人承认道。

瑞士电视台(SRF)的《报道》(Reporter)栏目组跟访了Billwiller。Billwiller向栏目组讲述了刚刚陪伴患者自杀的经历。


在EXIT的登记名单上约有40位安乐死陪同人员,该组织副主席Jürg Wiler讲到,大部分是年逾65岁的退休老人。目前Billwiller也已结束培训,正式入行。

每年有近千人在瑞士EXIT的陪伴下安乐死,大部分人(2019年98%)选择在家中或日常居住的护理院里结束生命。


像Billwiller这样的安乐死陪同人员会给患者家中送去致死药戊巴比妥钠,都是有医生处方的。在患者自己服下药物并死亡后,陪同人员还要等待警察查验。

在此之前,他们也要陪伴患者走完最后一程,帮助他们为这最后一天做好准备。他们还要负责安抚到场家属及亲近朋友的情绪。

安乐死陪伴者的甄选条件很严格,在满足所有条件后还要参加为期一年的培训,才能在医疗、法律和心理学领域掌握一些与协助自杀有关的知识,并学会如何与患者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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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帮助:



您有遇到个人危机自己难以逾越的感觉吗?请寻求帮助。

如果您有自杀的念头,在瑞士有不同的紧急求助号码,匿名且可免费拨打,或者通过网络联系均可。

援助之手电话:143; www.143.ch(德、法、意)外部链接

支持青年组织(Pro Juventute,青少年咨询帮助电话:147;www.147.ch(德、法、意)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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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地死去是人生最大的盛典。



如果有那么一天,你会来瑞士安乐死吗?


Vivi是个孝顺女儿,这位在瑞士生活了30年的上海女性,从母亲查出肝癌晚期直到去世的11个月期间,往返中国16次服侍于病榻之前,亲身经历了母亲在医疗极限之外,生命线上的无奈挣扎。母亲去世后,Vivi回到瑞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入了瑞士安乐死机构“解脱”(Exit)成为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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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i的母亲多次表示真想“打一针就过去了”,但是在中国这是无法做到的,还好Vivi在医院“有人”,家里又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打得起止疼针,母亲就是靠着这些针剂熬过了最后的日子。“但是止疼针会让人进入昏沉状态,”她最后赶回去的时候,母亲已经没有了神志。


母亲忍受的是极度的感知上的疼痛,而作为女儿,Vivi的痛,痛彻心扉。“我不想这样孤独痛苦无助地死去,”于是回来后她马上为自己在瑞士两大安乐死机构之一“解脱”(Exit international)网站上注册了会员。


中国人的新观念


现在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已经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已经上升到精神层面。中国广东的贾维丽女士是一位国企管理人员,也是一位酷爱笔耕的写手,她对安乐死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在接受瑞士资讯swisisnfo.ch采访时,她这样说:

“安乐死与健康养老密不可分。对于养老问题,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家庭,更复杂一些。中国传统的观念是养儿防老,“百善孝为先”,之所以有这样的传统,是因为中国公共社会在传统意义上不提供养老,而是靠家庭养老。显然在老年人越来越长寿的现代社会,家庭养老难以为继,独生子女家庭更有可能面临一对孩子养4个甚至更多老人的情况。所以,老了、病了怎么办是我这个年龄段(50岁以上)的人开始关注的问题。”

贾女士的愿望之一就是到了那一天能够清醒、平静愉快地离开这个世界。“我自己准备在再老一点的时候写一份遗嘱,以便于在生病到不能自主决定自己生死的时候,给孩子一个指引,也让他免受道德与法律的困扰。”

如果届时国内不允许安乐死她也愿意前往国外寻求安乐死机构的帮助,“我已经在打听和寻找方式,希望尽早了解并熟悉所有路径和程序,以便于一旦选择可以尽快达成。”

远渡重洋为了寻觅最后的安宁,目前就中国的国情,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还在少数。

“目前大部分中国人是不接受和选择安乐死的,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现在中国农村每年有较高的老人自杀率,那种选择并非安乐死,而是生活和精神都支撑不下去了的无奈之举。但是广大农村对老人自杀的接受度很高,很淡定,这也不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相反有点象自然选择。真正为了尊严、想明白了选择安乐死的人不多。我自己认为到了不能维持自己尊严、不能有质量地活着的时候,我会选择安乐死。但是整个社会对此的接受度不高,我希望通过不断跟孩子的交流,能让他接受。我也相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接受,”贾女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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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误区


在欧洲,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允许安乐死,其中包括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和瑞士,而只有瑞士的“解脱”(Exit internationa,英外部链接)和“尊严”(Dignitas international,英外部链接)两家机构面向外国人开放。

对于安乐死世间有些误解,尊严在回复瑞士资讯的电邮中写道:“常常有人将‘安乐死’理解为辅助死亡,其实这是个错误,安乐死正确的解释应该是协助自杀,也就是对自由选择死亡的人予以陪同,协助他们结束痛苦、结束生命。前提条件是做出这个决定的人不能处于缺乏判断能力的状态,他/她至少要有能力自己采取最后的行动。这里的‘陪同’是在整个过程中决定安乐死的这个人受到尊严机构专业人员、亲朋好友的陪伴,而不只是简单的‘协助’”。

无论是“解脱”还是“尊严”,都不愿单纯地被理解为辅助自杀的机构,尊严表示:“我们其实是一个预防自杀的机构,”我们的大部分工作是为医生、律师、病人、家人,当然还有想要结束生命的人提供实用和法律上的咨询,我们的初衷不是“怎样让人死”,而是“怎样让人活”。

在尊严的网站上有这样一个实例,一位患了多发性硬化症的德国女性写信给尊严,说她无法再忍受病痛,想要尊严提供安乐死帮助。尊严的工作人员在1小时内回复她一封电邮,先让她与德国一位著名、对止疼很有经验的临终关怀教授联络,其他的事下一步安排。这位女性经过考虑联系了这位教授,并得到了帮助,她后来表示,自己幸亏没有直接去瑞士,但是尊严是她的一条出路。

这就是尊严提及的“怎么活”,首先为求助者寻找生路。尊严机构的经验证明,很多情况下,这些绝望的病人只要知道有辅助自杀的这种可能性,就会平静下来并愿意再继续坚持。一项调查显示,只有14%向安乐死机构求助的人,会马上付诸行动。

那些完全没有缓解可能的病人,才会经过调查核实后得到协助自杀服务。而且最后做出决定的一定是病人本人而不是安乐死机构。

关于安乐死的费用,首先要成为非营利组织尊严或解脱协会的会员(尊严协会最低年费80瑞郎,约500元人民币;解脱45瑞郎),辅助自杀的收费,因人而异,按照过程消耗的时间、人力而收费,尊严机构表示:“条件差的会员有可能得到免费服务,而经济条件好的成员则多付一些,这是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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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感觉--尊严安乐死机构为会员准备的死亡房间。


一间普通的房间,一张简单的床,铺着花桌布的桌子上放着一只杯子,还有能力吞咽的人会将一包致死药剂用普通自来水稀释后饮下。饮药过程病人必须自己执行,不能得到陪同人员或者在场其他人的帮助。无自理能力的人只需动一只手指按动一个遥控器按钮,就可以将药物注入点滴或者食管中。


整个过程祥和而安静,这大概就是人们对“好死”的想象吧?干净整齐,安静平和,不再伤痛,不再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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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是人能付出的最大代价


大千世界中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小的个体,人的思想更是独立单行的,有人反对安乐死,有人接受安乐死。

“安乐死”其实是世界上最虐心的词语组合--有什么比“安乐”更美好,而又有什么比“死”更冷峻?再平静的离别也免不了有过多的无奈。虽说人来到这个世上“受苦”,但又有哪一个人愿意“早走”?活得好好的,谁又愿意画上这个美丽的句号?

如果真是上帝或佛祖为人安排了苦痛与折磨需要经历磨难才能偿还,难道死不是人所能付出的最大代价?那么倘若有人不得已做出死的抉择,为什么不可以有“尊严”地“解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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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澳大利亚科学家大卫·古道尔(David Goodall)在瑞士巴塞尔附近的Liestal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2018年,瑞士安乐死组织“解脱”(Exit)在瑞士德语区和意大利语区的提契诺州协助905人实施了安乐死,比前一年增加了17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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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安乐死组织“解脱”(Exit 多语外部链接)于本周二(2月1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安乐死者中有57%为女性,43%是男性。2017年安乐死者中约60%为女性,40%是男性。

对安乐死不断增长需求的原因除了安乐死组织会员数量持续增加以外,还有就是显著的社会老龄化。


多数是无法治愈的癌症患者


Exit称,选择安乐死群体中,最常见的是癌症患者,达到344人。比去年增加了57人,占总数的38%。其次是245名随着年龄增长而导致的各种老年疾病的人,以及75名慢性疼痛疾病患者。 

苏黎世州安乐死人数最多,其次是伯尔尼、阿尔高、圣加仑、卢塞恩、巴塞尔城市和巴塞尔乡村半州。 

尽管姑息疗法在不断增多,但是安乐死的人数依旧在增加。2018年底,Exit在瑞士德语区和提契诺州的会员已经超过12万人。这个趋势在2019年初仍在继续:仅在2月中旬,安乐死组织会员又增加了约2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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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是目前唯一协助外籍公民实施安乐死的国家。


迄今为止,前来寻求帮助从而结束生命的最大群体来自于德国和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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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中的安乐死

瑞士的法律允许安乐死,只要患者有判断能力,可自行决定,且伴送者与患者的死亡无个人利益关系。瑞士自1940年代起开始允许协同自杀。

一般来说,安乐死通过服用医生处方、致命药量的巴比妥类药物实施。至于是液体口服、静脉注射还是通过胃管,则由患者自己决定。

依照2006年洛桑联邦法院判决,所有人都有权决定自己的死亡。这其中也包括有心理障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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