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小时候生活都不好，不论农村的城市的，毕竟整个国家粮油肉布等生活用品都靠票，当然少数特供家庭例外。到了邓小平上台后，贫富差距才明显了。我的童年是在华北农村度过的，那里是大平原，冬季总有几场过膝的大雪，七八月雨水不断，还得担心水灾。八十年代后才慢慢有了季节性干旱。土地也算肥沃，玉米小麦两季。大部分家庭粮食还够吃，可能半年玉米半年全麦粉，蔬菜很丰富，地瓜胡萝卜人猪共食，鸡蛋小米也有。冬天蔬菜单调些，只有大白菜，大葱和腌制的萝卜。白面，肉还有新衣服只有过年才有机会享用，平时的衣服大多是用自己家织的粗布缝制的。那时没有电视，也没有玩具，空闲时就和小朋友出去疯跑，夏季捉迷藏，游泳，冬天抽陀螺，打尜，女孩踢毽子，蹦房子。有时也去偷枣摸瓜，或者打打群架，用土坷垃互相投掷，反正大人都无暇一顾。
小学时村里还没有电，有时晚自习就用汽灯，印象中是煤油打气加压。初中时学校买了一台大电视，周末放在学校的操场上让大家看。七十年代末，村里开始种植棉花，渐渐人们有了余钱，可以买电视在家里看了。高中我去了县城的一中住校三年，然后上了大学，童年的记忆渐渐远去了，不过仍历历在目。
记得童年时一大乐趣是听老人讲故事。爷爷一辈子忙他的编织，就是各种箩筐。他是年幼时过继给他的四叔的，编织是从他四叔那里学来的，也是蛮辛苦的。爷爷讲，有时编着编着就打起瞌睡来，他四叔就给他前额来一棒（编织用的工具）。那时天下还不太平，一次他四叔带他去集市卖箩筐，生意出奇的好，好像卖了几十块大洋。我不知道几十大洋是什么概念，应该够那时一家子一年生活的。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土匪，不但口袋里的大洋被搜走了，连藏在裤腿里的也没有幸免。爷爷和他四叔恳求土匪给他们留几块，土匪朝天放了两枪，恶狠狠地说：“要钱还是要命。” 爷爷和他四叔拔腿就跑了。跑了一百步以外，不死心，回头望了望。土匪又超他们俩的方向放了两枪，俩人无奈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家了。
爷爷后来成了家，有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所有的孩子都先后送去读书。那时读书的人少，学校也少，还得去很远的地方寄宿，总之只有我父亲一人坚持下来。一次爷爷从村里一个地主家买了一块地，地是不规则三角形，由村里的铁算盘来丈量计算面积。当时是用粮食换地，已经把粮食送到地主家了。父亲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就同爷爷一起和铁算盘复核，铁算盘一开始不屑一顾，毕竟父亲那时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不过碍于乡邻面子，很不情愿地听父亲解释，最后很尴尬地承认自己算错了。从此一家子真正认识到了读书的重要性。不幸的是，后来内战在华北愈演愈烈，父亲还是辍学了。
淮海战役爆发时，老家是解放区要支前，爷爷捐了一些物资，收到了一张白条。后来又要求每家派一男丁去抬担架运送伤员，这下难坏了爷爷，他要去了，一家人怎么生活，而他最大的儿子，就是大伯才十六岁。大伯自告奋勇上前线，不比现在，那时十六岁已是成年人了。抬担架风险也是很大的，时不时会受到国民党飞机的机枪扫射。大伯虽然读书不多，但是很机灵，上前线没多久就能只凭听觉判定飞机什么时候要俯冲了，什么时候要扫射了。抬担架时他也是边走边观察，哪里有弹坑，哪里有障碍物，飞机要扫射时好去躲避。一次大伯听到飞机俯冲了要扫射了，赶忙把担架往地上一放，边招呼同伴趴下，边飞快地趴到旁边一个事先观察好的弹坑里。这时他的同伴还傻呵呵地站着，两眼朝天，嚷嚷着飞机在哪里啊。噗噗噗，一阵枪声响过，一串子弹从同伴的头顶掠过，嵌在前方两米处的泥土里。同伴这才意识到，惊得下巴要掉下来，好久合不上，好险啊。
战役结束了，万幸大伯凭着自己的机灵毫发未伤回家了。五九年老家闹水灾，一部分原因是暴雨连绵，另一部分原因据老人讲这洪水是为了保住天津这个工业城市由当时的国务院拍板分流到广大农村地区的，其中包括老家。来年天津为了补偿定期运糖渣到老家，糖渣就是糖加工后的下脚料，虽然难以下咽，但总比树皮强吧。大伯不能忍受这样活下去，就带着老婆孩子，义无反顾地闯关东去了。关东就是东三省，那里有好多关内人，老家人勤劳肯吃苦，在哪里都能扎根。大伯一家在吉林生活得不错，他的小儿子和我同龄，来美国还比我早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