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毫不夸张地说，薛涌是一名学者型的足球问题观察家。
惟其如此，较之那些所谓的专业人士或圈内人士，他才会显得无所顾忌甚至“口无遮拦”。在刊登薛先生这篇文章之前，我们其实已有预料，这很可能会成为一个“靶子”。
确切地说，他文中提及的一些设想，我们并不完全认同，比如说让球员年薪2万，比如说化顶级联赛为百甲俱乐部，再比如说除大寡头而推几百万的小俱乐部等等，也许有些理想化。但是，薛先生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相当敏锐地看到了中国足球“第二次革命”的来临。如果说，过去的十年甲A，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政策性产物”，那么，在中国经济整体转向理性化和市场化的今天，足球一定会成为大环境下应运而生的“自然性产物”。从与市场的接轨来看，即将上马的“中超”并没有承担起“二次革命”的使命。
措施只是细节，方向才是关键，这是薛文最大的意义所在。正如薛涌自己所说，他希望此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让更多的有识之人在我们这块阵地上推出更有见地的“改革方案”。
中国足球，正处于“第二次革命”的关口上。
革命原因：“第一次革命”失败
中国足球的“第一次革命”，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职业化。当时的大环境是中国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不过，那年月大家虽然知道要往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走，但对于市场经济谁也没有经验，改革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再加上政企不分，私营企业依然受到种种歧视，难免出现转型中的阵痛和腐败。官倒、公款吃喝、行贿受贿也猖獗一时。足球跟着这一大潮进了市场，但政府、国企、足球三家绞在一起，职责不清。足球成了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国企烧钱的财政漏洞，足球不靠自己的水平来经营，也难怪烧了十年钱，水平不但没有提高，俱乐部反都成了“不良资产”——这也证明了第一次革命是失败的。
“第一次革命”的失败，为“第二次革命”提供了理由。今年由《足球》报关于“中国足球成为不良资产”的警世之论开始，到最近人大代表炮轰“公款足球”，提案要求国有企业从足坛退出，预示着新一轮改革大潮的开始。
这次改革的大背景是，中国市场经济经过十多年的探索，特别是在加入WTO后要与国际的市场经济规则接轨的压力下，正在逐渐规范化。私营企业也变得名正言顺，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力。于是，清理银行坏账、关停“不良产业”、建立有足够透明度的金融体系，成了改革的首务。面对这样的大环境，足协再死抱着过去的旧教条，一方面要搞职业足球，一方面又不承认足球是产业，不健全财会制度，不尊重市场规律，一味靠炒作、拉赞助过日子，怕是再难以生存。真正的对应之策，是足协主动变革，改变被别人推着走的被动局面，对中国足球动一次大手术。
革命对象：国企和足球寡头
一、少数寡头和国企一手遮天
这个大手术将以什么开刀？首选目标就是国企的资金和几个足球寡头。
职业化之初，足协大概最愁的是没有钱。于是首先想的是化缘，找政府、找国企要钱。如今钱要来了不少，但这些钱其实妨碍了足球产业的增长，使本来应该涌入足球的更多的钱没有到来。换句话说，中国足球用自己要来的钱堵住了自己的财路。这一点，是不懂市场经济的足协做梦也想不到的。
为什么这么说？新古典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一句名言：小的是美好的。大企业，特别是有国家撑腰的大企业，在市场上的表现从长远看总是不如私营的小企业。市场经济总是离不开反托拉斯法，一旦几个寡头能够一手遮天，市场就变得不健康，经济就会有危机。
你看看中国的民营企业是怎么做大的？主要还是靠“大碗茶”式的小本买卖。那种官商勾结的大买卖，一定要欺负小买卖，到头来总是伤害市场，伤害经济。具体到中国足球而言，国企花钱不计成本，随手就向一个俱乐部扔出几千万甚至上亿，俱乐部有了这笔飞来的横财，能不给运动员涨工资吗？于是，百万年薪的球星到处都是。俱乐部的门票卖得如何也就无所谓了。
大俱乐部以百万身价招揽队员，小俱乐部自然留不住人，比赛也就踢不过人家，只好关门。小本资金也就无法在足坛立足。试想，如果队员的年薪仅2万元左右，15个正选队员，不过开销30万。一年踢30场球，一场有1万观众，门票10元，一年门票就是300万。两队对半分，一个队150万。这样赚钱的可能性就大多了。而足球在中国还是有土壤的，民营企业家投得起几百万的人有的是。看到这样的前景，大家就会纷纷投资足球。小俱乐部将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足球作为一个产业，在总体上就会比现在成长得大得多。
而像现在这样烧钱办俱乐部，一个俱乐部没有上千万几乎开不了张，这无疑大大提高了投资足球的门槛，加大了赢利的难度。于是，众多的小资本对足球望而却步，剩下的只是几个寡头。堂堂13亿大国，中超一共就12个队，一亿人摊上一个队。世界最大的足球市场，仅有这么十二个惨淡经营的买卖，这不是自己毁自己的市场吗？
二、大资本毁了中国足球人才库
大资本不仅堵住了小资本，而且毁了中国足球的人才库。中国有13亿人，藏龙卧虎。
但是，中国篮球能出姚明，足球却连比姚明低三个等级的球星也出不来。按说，比起踢足球来，中国人的身体条件在篮球上更有劣势。踢足球身高并不重要，但打篮球身高几乎就是一切。中国人平均身高比欧美人和非洲人低得多，打篮球最不适合。为什么篮球能够从矮子里面拔出个姚明来，在足球上我们并不那么“矮”，至少也得有个罗纳尔多之类的，怎么如今大张旗鼓地折腾10多年，连个中田英寿也出不来呢？
原因在于，中国人虽然不适合打篮球，但篮球的选材却比足球容易得多。因为篮球一切看身高，你只要找高个子就行。姚明往那里一站，他不用摸篮球，你就知道他是块料。足球则不同，小贝往那里一站，他只要脚不碰球，你就不知道他是几斤几两。所以，中国的篮球不必太普及，也挑得出个姚明来。足球却一定要普及，一定要有大量的足球运动员在踢球，形成庞大的人才库，你才能百万里挑一，发现天才。
如今几个家财万贯的俱乐部寡头摆在那里，小俱乐部就无法存活。俱乐部少，踢球的人就少，选材的底盘就小，于是十年就一个郝海东。许多本来很有发展潜力的运动员，特别是那些大器晚成型的，见挤不进中超、中甲，索性放弃了在足球上的发展。再加上业余足球几乎已经废弃，全国踢球的就那么几百号人。堂堂13亿大国踢不过人家几百万的小国，也就不足为怪了。许多足球界人士总以为，钱多了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吃足球饭，进而提高足球水平，其实结果恰恰相反。高工资高成本使许多潜在的小俱乐部开不了张，把许多潜在球星的发展道路堵死。而现在踢球的那些“球星”，一方面拿着高工资，一方面又没有别人来竞争，他们怎么可能好好踢球呢？
革命方向：“百甲俱乐部”计划
好处一：数量多了，观众多了
欧洲人口不足8亿，但德国、意大利、英格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瑞典、瑞士等几十个国家，甲级俱乐部有几百个。中国13亿人，足球又是第一运动，为什么不能有一百个甲级俱乐部？
也正是根据这个人口上的事实，笔者才提出，中国足坛应该仿照欧洲足坛，把全国分成5到10个赛区，每个区10到20个甲级队，总共100个左右的甲级俱乐部。各区各自为战，排出座次，然后仿照欧洲俱乐部杯的形式跨区厮杀，那时叫中超，才“超”得有道理。
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就得把那些非理性的“热钱”请出足坛，让足球回到靠门票过日子的起点上。队员平均2万年薪，球队赢利有望，小资本就会往足坛流动。小俱乐部也就会快速繁殖。这样，我们清除掉12个有几千万资产的中超寡头，换来100个平均只有几百万的小俱乐部，资产总额还是会有个飞跃。
俱乐部数量扩张十倍，每个俱乐部覆盖的范围小了，竞争强了，这就需要俱乐部更有地方性、社区性。球员收入有限，平时靠开办足球训练班补充生活，服务地方社会，无意中普及了足球，培养了观众。
好处二：各显神通，大胆改革
各区各自为政，可以各自试验新的制度，互相进行制度竞争，看谁的制度更能提高足球的水平、发展足球的市场。不像现在，天天喊改革，但只有一个足协，大家平衡来平衡去，谁也不能得罪，什么大胆的举动也没有。权力下放后，大家各显神通，10个试验失败7个，成功3个就足以拯救中国的足球。
最重要的是，100个俱乐部，容纳的队员比12个中超多得多。选材面宽。钱少了，队员反而会更有进取心。就拿留洋而论，现在中国的队员几乎非欧洲不去。不是欧洲的水平，去欧洲当然不现实。
为什么不去日、韩、美国这些水平略高的联赛锻炼？美国的大联赛，水平已经相当高，韩国不止一个队员在那里效力，而且常常是队里的主心骨，比在欧洲坐冷板凳锻炼多了。但是，如今中国队员在国内挣的比美国多几倍，谁有动力出去受洋罪？
笔者奉劝足协，还是彻底打烂现在这个假职业化的泡沫，下决心从卖“大碗茶”开始，卖出多少挣多少，搞真正的市场经济。这样下来，10年后，中国会有100个不比现在中超水平低的俱乐部。中国足球，在亚洲当老大也将不在话下。
惟其如此，较之那些所谓的专业人士或圈内人士，他才会显得无所顾忌甚至“口无遮拦”。在刊登薛先生这篇文章之前，我们其实已有预料，这很可能会成为一个“靶子”。
确切地说，他文中提及的一些设想，我们并不完全认同，比如说让球员年薪2万，比如说化顶级联赛为百甲俱乐部，再比如说除大寡头而推几百万的小俱乐部等等，也许有些理想化。但是，薛先生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相当敏锐地看到了中国足球“第二次革命”的来临。如果说，过去的十年甲A，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政策性产物”，那么，在中国经济整体转向理性化和市场化的今天，足球一定会成为大环境下应运而生的“自然性产物”。从与市场的接轨来看，即将上马的“中超”并没有承担起“二次革命”的使命。
措施只是细节，方向才是关键，这是薛文最大的意义所在。正如薛涌自己所说，他希望此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让更多的有识之人在我们这块阵地上推出更有见地的“改革方案”。
中国足球，正处于“第二次革命”的关口上。
革命原因：“第一次革命”失败
中国足球的“第一次革命”，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职业化。当时的大环境是中国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不过，那年月大家虽然知道要往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走，但对于市场经济谁也没有经验，改革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再加上政企不分，私营企业依然受到种种歧视，难免出现转型中的阵痛和腐败。官倒、公款吃喝、行贿受贿也猖獗一时。足球跟着这一大潮进了市场，但政府、国企、足球三家绞在一起，职责不清。足球成了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国企烧钱的财政漏洞，足球不靠自己的水平来经营，也难怪烧了十年钱，水平不但没有提高，俱乐部反都成了“不良资产”——这也证明了第一次革命是失败的。
“第一次革命”的失败，为“第二次革命”提供了理由。今年由《足球》报关于“中国足球成为不良资产”的警世之论开始，到最近人大代表炮轰“公款足球”，提案要求国有企业从足坛退出，预示着新一轮改革大潮的开始。
这次改革的大背景是，中国市场经济经过十多年的探索，特别是在加入WTO后要与国际的市场经济规则接轨的压力下，正在逐渐规范化。私营企业也变得名正言顺，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力。于是，清理银行坏账、关停“不良产业”、建立有足够透明度的金融体系，成了改革的首务。面对这样的大环境，足协再死抱着过去的旧教条，一方面要搞职业足球，一方面又不承认足球是产业，不健全财会制度，不尊重市场规律，一味靠炒作、拉赞助过日子，怕是再难以生存。真正的对应之策，是足协主动变革，改变被别人推着走的被动局面，对中国足球动一次大手术。
革命对象：国企和足球寡头
一、少数寡头和国企一手遮天
这个大手术将以什么开刀？首选目标就是国企的资金和几个足球寡头。
职业化之初，足协大概最愁的是没有钱。于是首先想的是化缘，找政府、找国企要钱。如今钱要来了不少，但这些钱其实妨碍了足球产业的增长，使本来应该涌入足球的更多的钱没有到来。换句话说，中国足球用自己要来的钱堵住了自己的财路。这一点，是不懂市场经济的足协做梦也想不到的。
为什么这么说？新古典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一句名言：小的是美好的。大企业，特别是有国家撑腰的大企业，在市场上的表现从长远看总是不如私营的小企业。市场经济总是离不开反托拉斯法，一旦几个寡头能够一手遮天，市场就变得不健康，经济就会有危机。
你看看中国的民营企业是怎么做大的？主要还是靠“大碗茶”式的小本买卖。那种官商勾结的大买卖，一定要欺负小买卖，到头来总是伤害市场，伤害经济。具体到中国足球而言，国企花钱不计成本，随手就向一个俱乐部扔出几千万甚至上亿，俱乐部有了这笔飞来的横财，能不给运动员涨工资吗？于是，百万年薪的球星到处都是。俱乐部的门票卖得如何也就无所谓了。
大俱乐部以百万身价招揽队员，小俱乐部自然留不住人，比赛也就踢不过人家，只好关门。小本资金也就无法在足坛立足。试想，如果队员的年薪仅2万元左右，15个正选队员，不过开销30万。一年踢30场球，一场有1万观众，门票10元，一年门票就是300万。两队对半分，一个队150万。这样赚钱的可能性就大多了。而足球在中国还是有土壤的，民营企业家投得起几百万的人有的是。看到这样的前景，大家就会纷纷投资足球。小俱乐部将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足球作为一个产业，在总体上就会比现在成长得大得多。
而像现在这样烧钱办俱乐部，一个俱乐部没有上千万几乎开不了张，这无疑大大提高了投资足球的门槛，加大了赢利的难度。于是，众多的小资本对足球望而却步，剩下的只是几个寡头。堂堂13亿大国，中超一共就12个队，一亿人摊上一个队。世界最大的足球市场，仅有这么十二个惨淡经营的买卖，这不是自己毁自己的市场吗？
二、大资本毁了中国足球人才库
大资本不仅堵住了小资本，而且毁了中国足球的人才库。中国有13亿人，藏龙卧虎。
但是，中国篮球能出姚明，足球却连比姚明低三个等级的球星也出不来。按说，比起踢足球来，中国人的身体条件在篮球上更有劣势。踢足球身高并不重要，但打篮球身高几乎就是一切。中国人平均身高比欧美人和非洲人低得多，打篮球最不适合。为什么篮球能够从矮子里面拔出个姚明来，在足球上我们并不那么“矮”，至少也得有个罗纳尔多之类的，怎么如今大张旗鼓地折腾10多年，连个中田英寿也出不来呢？
原因在于，中国人虽然不适合打篮球，但篮球的选材却比足球容易得多。因为篮球一切看身高，你只要找高个子就行。姚明往那里一站，他不用摸篮球，你就知道他是块料。足球则不同，小贝往那里一站，他只要脚不碰球，你就不知道他是几斤几两。所以，中国的篮球不必太普及，也挑得出个姚明来。足球却一定要普及，一定要有大量的足球运动员在踢球，形成庞大的人才库，你才能百万里挑一，发现天才。
如今几个家财万贯的俱乐部寡头摆在那里，小俱乐部就无法存活。俱乐部少，踢球的人就少，选材的底盘就小，于是十年就一个郝海东。许多本来很有发展潜力的运动员，特别是那些大器晚成型的，见挤不进中超、中甲，索性放弃了在足球上的发展。再加上业余足球几乎已经废弃，全国踢球的就那么几百号人。堂堂13亿大国踢不过人家几百万的小国，也就不足为怪了。许多足球界人士总以为，钱多了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吃足球饭，进而提高足球水平，其实结果恰恰相反。高工资高成本使许多潜在的小俱乐部开不了张，把许多潜在球星的发展道路堵死。而现在踢球的那些“球星”，一方面拿着高工资，一方面又没有别人来竞争，他们怎么可能好好踢球呢？
革命方向：“百甲俱乐部”计划
好处一：数量多了，观众多了
欧洲人口不足8亿，但德国、意大利、英格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瑞典、瑞士等几十个国家，甲级俱乐部有几百个。中国13亿人，足球又是第一运动，为什么不能有一百个甲级俱乐部？
也正是根据这个人口上的事实，笔者才提出，中国足坛应该仿照欧洲足坛，把全国分成5到10个赛区，每个区10到20个甲级队，总共100个左右的甲级俱乐部。各区各自为战，排出座次，然后仿照欧洲俱乐部杯的形式跨区厮杀，那时叫中超，才“超”得有道理。
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就得把那些非理性的“热钱”请出足坛，让足球回到靠门票过日子的起点上。队员平均2万年薪，球队赢利有望，小资本就会往足坛流动。小俱乐部也就会快速繁殖。这样，我们清除掉12个有几千万资产的中超寡头，换来100个平均只有几百万的小俱乐部，资产总额还是会有个飞跃。
俱乐部数量扩张十倍，每个俱乐部覆盖的范围小了，竞争强了，这就需要俱乐部更有地方性、社区性。球员收入有限，平时靠开办足球训练班补充生活，服务地方社会，无意中普及了足球，培养了观众。
好处二：各显神通，大胆改革
各区各自为政，可以各自试验新的制度，互相进行制度竞争，看谁的制度更能提高足球的水平、发展足球的市场。不像现在，天天喊改革，但只有一个足协，大家平衡来平衡去，谁也不能得罪，什么大胆的举动也没有。权力下放后，大家各显神通，10个试验失败7个，成功3个就足以拯救中国的足球。
最重要的是，100个俱乐部，容纳的队员比12个中超多得多。选材面宽。钱少了，队员反而会更有进取心。就拿留洋而论，现在中国的队员几乎非欧洲不去。不是欧洲的水平，去欧洲当然不现实。
为什么不去日、韩、美国这些水平略高的联赛锻炼？美国的大联赛，水平已经相当高，韩国不止一个队员在那里效力，而且常常是队里的主心骨，比在欧洲坐冷板凳锻炼多了。但是，如今中国队员在国内挣的比美国多几倍，谁有动力出去受洋罪？
笔者奉劝足协，还是彻底打烂现在这个假职业化的泡沫，下决心从卖“大碗茶”开始，卖出多少挣多少，搞真正的市场经济。这样下来，10年后，中国会有100个不比现在中超水平低的俱乐部。中国足球，在亚洲当老大也将不在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