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芳树（TANAKA YOSHIKI），男，宇宙历负849年（公元1952年）生于银河系中太阳系第三行星上当时一个叫做日本的国家的熊本县。他以笔为刀，杀人如麻，因此被誉为“杀尽众人的田中”。
BBS上曾经有人将田中芳树和金庸并称为“亚洲文坛的东方双璧”。这一句话引发了网上近一个月的关于“田中是否有资格与金庸并驾齐驱”的论战。人们之所以总喜欢将田中和金庸一较高下，也许因为他们二人的作品的确有不少可比之处。
其一，他们都是畅销小说作家。金庸的鼎鼎大名自不用多说，只用“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在国内田中芳树的名气似乎不及金大侠，但如果提到《银河英雄传说》，喜爱日本漫画的朋友们一定不会感到陌生。仅国内盗版的《银英》就翻印了四次以上。
其二，二人都以精通中国古代历史而著称。
丰富的历史知识 田中的小说通常被称为“架空幻想”小说，甚至被划入科幻小说之列，但实际上田中所描绘的主题永远是“历史”──侧重于政治和军事的历史。田中的作品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如《银河英雄传说》、《亚尔斯兰战记》、《创龙传》、《梦幻都市》和《红蔷薇新娘》等；另一种是貌似小说的“历史”，如《风翔万里》、《长江落日赋》、《红尘》、《纐纈城綺憚》、《海啸》、《奔流》等等。
后者讲述了有史可考的“真人真事”，他写这些书的目的只是为了“让读者能够以愉快的方式了解历史和人物而已”。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比如《风翔万里》中的花木兰、《红尘》中的梁红玉、《奔流》中的祝英台）的作用只是带领读者走入历史当中，通过他们的眼睛来观察历史，用他们的经历将一个时期内的历史事件贯穿起来。在田中的笔下，枯燥的历史变得有声有色，仿佛死去的时间又复活了一样。如果各位看过他的《风翔万里》，一定会对他将隋唐时期那段混乱的历史整理得井井有条的本事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是个日本人呀！）。
他对中国历史的熟悉程度，实在是另绝大多数中国人望尘莫及。此外，田中还编译了《隋唐演义》、《岳飞传》、《杨家将演义》、《郑和航海记》等描述中国历史的著作，田中对书中出场人物的生卒年月都做了详实的考证，可见他严谨的写作态度和对中国历史的喜爱。（当然，从《银河英雄传说》等书中可以看出他的世界史知识的丰富程度也非同一般。）
冷酷的历史规律 和金庸相比，田中书中的“历史”的味道更浓一些。金庸所写的是某一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传奇故事，由于最初连载在报纸上，书中充满戏剧性的情节，推动故事发展的是不断出现的奇遇和巧合。而田中的小说有整体的构想，本身就像是一部沉重的史书，推动故事发展的是历史的必然性，加上田中经常以后世历史学家的口吻使用类似“那一年某人**岁，距某历史事件的发生还有***年”的句式，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仿佛能听历史车轮前进时发出的不可抗拒的声音。
田中笔下故事的发展也遵循着历史发展的规律，他在贯彻这一点上毫不手软。他在《银河英雄传说》里为了验证“英雄也会死于感冒或刺杀”的理论不顾读者的强烈反对杀死了莱因哈特和杨威利，这与金庸笔下那些总能逢凶化吉的主人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重读《银英》，就会发现田中早在“野望篇”的第一章中就曾经提到“世事盛衰无常，再强大的国家也终有灭亡的一天；再伟大的英雄一旦权力在握，日后必定腐化堕落。生命亦然。许多战场上勉力挣扎图存的勇士，因一场感冒断送了性命；在血腥权力斗争中获胜的人物，丧命于名不见经传的暗杀者手上。”这也许正是对莱因哈特和杨威利的命运的暗示吧。
金庸所着力刻画的是人和人的感情世界，而田中写作的重点则在于政治、军事以及宗教等等社会现象，即构成社会的人类的总体，所以他笔下的主人公通常是那些创造历史的帝王将相们，而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也往往是社会制度发生彻底变革的群雄逐鹿的历史时期。比如《亚尔斯兰战记》实际上所描绘的就是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而《银河英雄传说》的故事虽然发生在未来，其社会制度的实质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从故事的结局我们可以猜测田中的政治观点偏向于“改良”。他所赞成的是统治阶级内部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比如《银英》中最终采取的实际上是君主立宪的制度。
尖锐的政治批判 田中经常被说成有“政治洁癖”。这也许是因为他对所谓的政治家的腐败和政治阴谋进行了大但的揭露。比如《银英传》中的特留尼西特等人，使读者总是不自觉地联想起现实中的一些人和事，不由得对田中的敏锐洞察力和勇气佩服得五体投地（由于我没有田中的勇气，在此就不举例了）。尤其在《创龙传》中，因为故事发生在现代的日本，田中一改以往的“指桑骂槐”，对当今的日本政府进行了直接的毫不留情的抨击，他还在后记中号召读者“赶快去买此书吧，也许过几天就会被文部省列为禁书了！”不过我个人以为，这样的书在日本仍能出版，可见现在的日本还是有一定言论自由的，使我不由得对日本政府也佩服了起来。正因为田中常常在嬉笑怒骂之间将政客们阴暗的伎俩轻松地抖露出来，明白得似乎连小学生都能读得懂似的，所以有人戏称他的作品为“政治学的小学教材”。
可望而不可及的民主“所谓政治，永远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但在田中心目中最弥足珍贵的词大概就是“民主”了。对于“民主”与“专政”的辩论是他作品中的一大主题。最坏的民主和最好的专政究竟哪个更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田中本人倾向于选择民主，但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也存在一定矛盾之处。他的作品中最接近作者本人形象的人物是《银英传》中的杨威利。与历史的创造者莱茵哈特相比，杨是作为历史的评论者，即作者的代言人出场的。虽然田中在《银英传》中描绘了一个腐败的民主体制和一个在莱茵哈特的领导下近乎完美的专政政体，但正如书中的杨威利所说：“不能因火灾而否定火的价值。”而杨本人也为了自己心目中的“民主”而奋战到了最后一刻。深知民主政体也并不完美，且必将导致种种社会弊病的产生，田中也没有将其彻底根治的良策，但他相信至少与“专制”相比，“民主”是人类更好的组织形式。
田中所崇尚的“民主”主要是思想上的自由。虽然写的是历史，但他无疑是在“以古喻今”，作品中的很多情节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原形。与金庸相比，田中笔下的人物更具有现代感，毫无封建思想的束缚。对于那些不择主君的愚忠的满嘴儒家道德的臣子们，比如《红尘》中的李若水，他所有的只是怜悯。他最蔑视的就是那些懒得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的“思想奴隶”们。他对广大麻木不仁的民众们表现出了强烈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情色彩。“让独裁者有机可乘的其实是那些不愿花精力思考问题的沉默的旁观者。”“民众所喜爱的并非自主性的思考及随之产生的责任，而是命令、服从及责任免除。在民主政治中，该为政弊负责的是选择不合格的从政者的民众本身；而专制政治则不然，民众不愿自我表现反省，而喜欢轻松且不需负任何责任地大肆抨击为政者。”
因此，要实现真正的“民主”，首先必须有民众的觉醒。 不可避免的战争人类的历史总是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朝代的更替更是建立在无数的鲜血与枯骨之上。对于“战争”，田中也有很多睿智的评论。“有史以来，人类的思想大体可以分为两类：有些人认为存在某些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另一些人认为没有任何东西比生命更可贵。当人们发动战争的时候，就鼓吹前者；当人们想要停止战争的时候，就宣扬后者。于是，战争与和平就这样不断重复下去。”虽然田中崇尚和平，但并不否认战争存在的必然性。“在人类历史上原本就没有永久的和平，所以我也不会有如此的期望。可是，只要有几十年的和平就可以使时代富足了。如果我们必须为下一带留下某些遗产的话，我想最好还是和平吧。而把前一代遗留下来的和平维持下去，那就是下一代的责任了。如果每一代都不忘记自己对下一代的责任的话，那么大概就能保持长时间的和平了吧。如果忘记了这一点而把先人的遗产坐吃山空，那人类就得再从头开始了，那也不算坏事。”
不存在的正义 成者王侯败者贼，这是冷酷但客观的历史规律，并不存在永恒不变的正义。所以在田中笔下，那些以华丽的词藻来渲染“正义”的，往往是最不义之人。“我最讨厌的是把自己藏在安全的地方，然后赞美战争，强调爱国心，把别人推到战场上去，而自己在后方过着安乐生活的人。”“莫大的流血，国家的破产，国民的穷困。如果要实现正义就不能缺少这些牺牲的话，那么正义就好像是一个贪欲之神，丝毫不知廉耻地要求一件又一件的祭品。”
与金大侠所说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不同，田中对于“爱国主义”毫无赞美之意。“国家”是什么？一个阶级对令一个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或在战争中有共同利益的人的集合。所以对于战争双方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并没有讴歌的必要。“无论是名将或是愚将，其杀人的记录是一样的。愚将杀害了自己一百万人时，名将则杀了敌人一百万人。”“兵学所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成果。残酷地说，即是如何有效地杀死自己的同类。”在残酷的战争中，只有生存下来的一方才有资格谈论所谓的“正义”吧。
BBS上曾经有人将田中芳树和金庸并称为“亚洲文坛的东方双璧”。这一句话引发了网上近一个月的关于“田中是否有资格与金庸并驾齐驱”的论战。人们之所以总喜欢将田中和金庸一较高下，也许因为他们二人的作品的确有不少可比之处。
其一，他们都是畅销小说作家。金庸的鼎鼎大名自不用多说，只用“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在国内田中芳树的名气似乎不及金大侠，但如果提到《银河英雄传说》，喜爱日本漫画的朋友们一定不会感到陌生。仅国内盗版的《银英》就翻印了四次以上。
其二，二人都以精通中国古代历史而著称。
丰富的历史知识 田中的小说通常被称为“架空幻想”小说，甚至被划入科幻小说之列，但实际上田中所描绘的主题永远是“历史”──侧重于政治和军事的历史。田中的作品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如《银河英雄传说》、《亚尔斯兰战记》、《创龙传》、《梦幻都市》和《红蔷薇新娘》等；另一种是貌似小说的“历史”，如《风翔万里》、《长江落日赋》、《红尘》、《纐纈城綺憚》、《海啸》、《奔流》等等。
后者讲述了有史可考的“真人真事”，他写这些书的目的只是为了“让读者能够以愉快的方式了解历史和人物而已”。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比如《风翔万里》中的花木兰、《红尘》中的梁红玉、《奔流》中的祝英台）的作用只是带领读者走入历史当中，通过他们的眼睛来观察历史，用他们的经历将一个时期内的历史事件贯穿起来。在田中的笔下，枯燥的历史变得有声有色，仿佛死去的时间又复活了一样。如果各位看过他的《风翔万里》，一定会对他将隋唐时期那段混乱的历史整理得井井有条的本事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是个日本人呀！）。
他对中国历史的熟悉程度，实在是另绝大多数中国人望尘莫及。此外，田中还编译了《隋唐演义》、《岳飞传》、《杨家将演义》、《郑和航海记》等描述中国历史的著作，田中对书中出场人物的生卒年月都做了详实的考证，可见他严谨的写作态度和对中国历史的喜爱。（当然，从《银河英雄传说》等书中可以看出他的世界史知识的丰富程度也非同一般。）
冷酷的历史规律 和金庸相比，田中书中的“历史”的味道更浓一些。金庸所写的是某一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传奇故事，由于最初连载在报纸上，书中充满戏剧性的情节，推动故事发展的是不断出现的奇遇和巧合。而田中的小说有整体的构想，本身就像是一部沉重的史书，推动故事发展的是历史的必然性，加上田中经常以后世历史学家的口吻使用类似“那一年某人**岁，距某历史事件的发生还有***年”的句式，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仿佛能听历史车轮前进时发出的不可抗拒的声音。
田中笔下故事的发展也遵循着历史发展的规律，他在贯彻这一点上毫不手软。他在《银河英雄传说》里为了验证“英雄也会死于感冒或刺杀”的理论不顾读者的强烈反对杀死了莱因哈特和杨威利，这与金庸笔下那些总能逢凶化吉的主人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重读《银英》，就会发现田中早在“野望篇”的第一章中就曾经提到“世事盛衰无常，再强大的国家也终有灭亡的一天；再伟大的英雄一旦权力在握，日后必定腐化堕落。生命亦然。许多战场上勉力挣扎图存的勇士，因一场感冒断送了性命；在血腥权力斗争中获胜的人物，丧命于名不见经传的暗杀者手上。”这也许正是对莱因哈特和杨威利的命运的暗示吧。
金庸所着力刻画的是人和人的感情世界，而田中写作的重点则在于政治、军事以及宗教等等社会现象，即构成社会的人类的总体，所以他笔下的主人公通常是那些创造历史的帝王将相们，而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也往往是社会制度发生彻底变革的群雄逐鹿的历史时期。比如《亚尔斯兰战记》实际上所描绘的就是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而《银河英雄传说》的故事虽然发生在未来，其社会制度的实质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从故事的结局我们可以猜测田中的政治观点偏向于“改良”。他所赞成的是统治阶级内部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比如《银英》中最终采取的实际上是君主立宪的制度。
尖锐的政治批判 田中经常被说成有“政治洁癖”。这也许是因为他对所谓的政治家的腐败和政治阴谋进行了大但的揭露。比如《银英传》中的特留尼西特等人，使读者总是不自觉地联想起现实中的一些人和事，不由得对田中的敏锐洞察力和勇气佩服得五体投地（由于我没有田中的勇气，在此就不举例了）。尤其在《创龙传》中，因为故事发生在现代的日本，田中一改以往的“指桑骂槐”，对当今的日本政府进行了直接的毫不留情的抨击，他还在后记中号召读者“赶快去买此书吧，也许过几天就会被文部省列为禁书了！”不过我个人以为，这样的书在日本仍能出版，可见现在的日本还是有一定言论自由的，使我不由得对日本政府也佩服了起来。正因为田中常常在嬉笑怒骂之间将政客们阴暗的伎俩轻松地抖露出来，明白得似乎连小学生都能读得懂似的，所以有人戏称他的作品为“政治学的小学教材”。
可望而不可及的民主“所谓政治，永远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但在田中心目中最弥足珍贵的词大概就是“民主”了。对于“民主”与“专政”的辩论是他作品中的一大主题。最坏的民主和最好的专政究竟哪个更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田中本人倾向于选择民主，但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也存在一定矛盾之处。他的作品中最接近作者本人形象的人物是《银英传》中的杨威利。与历史的创造者莱茵哈特相比，杨是作为历史的评论者，即作者的代言人出场的。虽然田中在《银英传》中描绘了一个腐败的民主体制和一个在莱茵哈特的领导下近乎完美的专政政体，但正如书中的杨威利所说：“不能因火灾而否定火的价值。”而杨本人也为了自己心目中的“民主”而奋战到了最后一刻。深知民主政体也并不完美，且必将导致种种社会弊病的产生，田中也没有将其彻底根治的良策，但他相信至少与“专制”相比，“民主”是人类更好的组织形式。
田中所崇尚的“民主”主要是思想上的自由。虽然写的是历史，但他无疑是在“以古喻今”，作品中的很多情节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原形。与金庸相比，田中笔下的人物更具有现代感，毫无封建思想的束缚。对于那些不择主君的愚忠的满嘴儒家道德的臣子们，比如《红尘》中的李若水，他所有的只是怜悯。他最蔑视的就是那些懒得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的“思想奴隶”们。他对广大麻木不仁的民众们表现出了强烈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情色彩。“让独裁者有机可乘的其实是那些不愿花精力思考问题的沉默的旁观者。”“民众所喜爱的并非自主性的思考及随之产生的责任，而是命令、服从及责任免除。在民主政治中，该为政弊负责的是选择不合格的从政者的民众本身；而专制政治则不然，民众不愿自我表现反省，而喜欢轻松且不需负任何责任地大肆抨击为政者。”
因此，要实现真正的“民主”，首先必须有民众的觉醒。 不可避免的战争人类的历史总是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朝代的更替更是建立在无数的鲜血与枯骨之上。对于“战争”，田中也有很多睿智的评论。“有史以来，人类的思想大体可以分为两类：有些人认为存在某些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另一些人认为没有任何东西比生命更可贵。当人们发动战争的时候，就鼓吹前者；当人们想要停止战争的时候，就宣扬后者。于是，战争与和平就这样不断重复下去。”虽然田中崇尚和平，但并不否认战争存在的必然性。“在人类历史上原本就没有永久的和平，所以我也不会有如此的期望。可是，只要有几十年的和平就可以使时代富足了。如果我们必须为下一带留下某些遗产的话，我想最好还是和平吧。而把前一代遗留下来的和平维持下去，那就是下一代的责任了。如果每一代都不忘记自己对下一代的责任的话，那么大概就能保持长时间的和平了吧。如果忘记了这一点而把先人的遗产坐吃山空，那人类就得再从头开始了，那也不算坏事。”
不存在的正义 成者王侯败者贼，这是冷酷但客观的历史规律，并不存在永恒不变的正义。所以在田中笔下，那些以华丽的词藻来渲染“正义”的，往往是最不义之人。“我最讨厌的是把自己藏在安全的地方，然后赞美战争，强调爱国心，把别人推到战场上去，而自己在后方过着安乐生活的人。”“莫大的流血，国家的破产，国民的穷困。如果要实现正义就不能缺少这些牺牲的话，那么正义就好像是一个贪欲之神，丝毫不知廉耻地要求一件又一件的祭品。”
与金大侠所说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不同，田中对于“爱国主义”毫无赞美之意。“国家”是什么？一个阶级对令一个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或在战争中有共同利益的人的集合。所以对于战争双方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并没有讴歌的必要。“无论是名将或是愚将，其杀人的记录是一样的。愚将杀害了自己一百万人时，名将则杀了敌人一百万人。”“兵学所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成果。残酷地说，即是如何有效地杀死自己的同类。”在残酷的战争中，只有生存下来的一方才有资格谈论所谓的“正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