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我小时候长大的弄堂在上海的西区。弄堂大概400米见深，都是英式红色砖头的三层楼洋房，每个洋房前面有个花园。每两个洋房形成一个小环绕，左右围栅栏，前面是矮墙铁门。这条弄堂据说解放前是很多名流垂青的地方，住过公使大人、沪上名医、商贾，好像还有一个交际花。

解放以后，房子都给政府充公了，然后分发给劳动人民，周围工厂学校菜场里的各色人等。弄堂于是变得很热闹，一个三层楼的房子挤进去大概5、6户人家，从一楼的饭厅到二楼的亭子间和书房、卧室，再到三楼的储藏间和阁楼，每个房间住着一户人家。人家是不以人数计算的，而是给了户主以后，住多少人都由自家决定。经常有一个书房大概15平米的样子，挤了爷爷奶奶、儿子女儿两家和两个孙子孙女。

每天晚上到了下班时间是最热闹的，在小铁门外面跳橡皮筋，可以看到叔叔阿姨们下班推着自行车回家，厨房陆续开灶，天井里各种铁锅起油的噼啪声，不一会儿就传出上海菜特有的香味。早上也是很热闹的，阿姨阿婆们买菜回来相互打招呼、问问菜市场的声音，和年轻一点的上班快来不及的时候跑楼梯的声音。每个人的节奏不一样，听声音就可以知道谁出门了。

夏天的时候，亭子间和书房变成最热的房间，那时候也没有空调，这两家就会张罗着搬个小桌子出来，花园里就可以看到几家围着自己的小桌子，摆出有肉有鱼有蔬菜有汤的晚餐，打着招呼，聊着天，拍拍蒲扇，悠闲自得。真的不知道在那个没有超市、没有冰箱的年代，每家每户是怎么做到每晚都有那么丰盛的晚餐的。当然，当时人们并不觉得是丰盛，觉得就是晚餐的标准，一定要有肉有鱼虾，一个碧绿的蔬菜，和一碗喝着会滋滋发出响声的汤。

那时候的阿婆和婶婶或者亭子间阿嫂们，每个人都能做一手好菜，戴着围兜，在公用的厨房间里兜兜转转，洗切炒，麻利地一盘盘菜出锅。到了春节更是每个人都能拿出一桌高档饭店水准的酒席，从冷盘到热炒，每个菜色香味俱全，那都是后面会讲到的。小时候的我一直以为，人长大了就会做菜了，长到哪家嫂嫂的年龄就自然会做一桌酒席了，但是不知怎的，我到了出国以后都只会做那么两三个菜，大部分冷盆不会做，连看到有人会做爆鱼都佩服不已，若是有人会做上海点心，我那是看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于是突然想起来，那时候的嫂嫂阿婆们是怎么练就一手手超凡的厨艺的？为什么每个人都会做手艺繁复的菜和点心？为什么两个灶头就能在一个小时内变戏法一样的做出二十个甚至三十个菜？这个谜团我一直无法解开。

弄堂里的每户人家都相互认识的。进出门都会打招呼，张家姆妈、李家婶婶、王家大伯、汽车间阿叔，每个人都有在这个弄堂里别具一格的称呼，既贴切又亲热。也不知道一开始是谁起的，时间一长大家都那么叫了，被叫的人也默契地认同。

弄堂最里面有一户人家住着一个老头，不太出门，也不太跟别人打招呼。我们溜进过他家一次，里面都是书和茶具，还有零件和工具，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见到他快从井边打水回来了，小孩子们就一哄而散。还有两个每次出门就打扮得认认真真的奶奶。那个时候每个人都疲于奔命，每天早上去菜市场然后买了糍饭油条回来吃早饭上班、晚上回家做晚饭洗锅碗，谁都没有心思去打扮的。但是那两个奶奶出门必须一身好看的眼色搭配，化妆，戴个漂亮的英式帽子和一副一尘不染的手套，一个矮一点丰满一点，一个瘦瘦的。两个人一前一后住在弄堂的两头，很少碰到，碰到就点点头，大人们说是一个以前是有钱人的小老婆，另外不知道是不是传说中的交际花。

特别有趣的人还有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大鼻子，但是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他说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所以除了外貌有点不一样，所有的生活习惯都是典型的上海人。

前几年我回国的时候，还特地去这个弄堂看了看。当然，老邻居们这些年都陆陆续续搬走了，结婚了、买房了、搬去跟子女住了，几乎已经没有认识的人了。弄堂的前面一段被一个房地产公司买了，拆掉了原来的法式砖头房子，变成了一个大楼的侧翼。

我再进去，按了我小时候那个楼的门铃，出来的是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孩子，说你找谁。我愣了愣，说不好意思走错了。

那些人，那些事，变成了我记忆里的存在。

1.

小步和我一个楼。她住在我家楼下，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叔叔一起住在一楼的前厢房。所谓前厢房其实是原本整个楼的一楼会客室，被隔开了。老式英式房子的楼进门，一侧是楼梯，中间是过道，另一侧就是会客厅了。会客厅通常会被隔成两个房间，给两个住户，分别叫做前厢房和后厢房。小步家住在前面的那间。

她的叔叔在花园的一个角落里搭了一个草棚，齐墙高，也就是比人高一点。他自己住里面，因为是自己搭的房子，所以不通电，只有个煤油灯。他就在煤油灯下面拆拆弄弄一些收音机和钟表什么的。那个时候好像家里特别特别挤的，可以想点办法自己搭一个小建筑，只要居委会不管，也就没有别的人管了。

居委会那个时候权力很大，负责协调家庭事务、促进小区建设、管理进出人口等等。那时候的各项管理并不以法律为依据，因为大家都不太懂法，也没有那个意识。那个时候的管理，对错是非判断靠的是群众的舆论，执法手段就是劝说和做思想工作。哪家出点小问题了，邻里都会集中起来，矛盾双方各自把自己的苦衷诉说一番，然后群众发表意见，指点对错。

那时候的矛盾并没有涉及到很大的问题，通常只是邻居间因为公用厨房和厕所的占用面积或者时间分配不均而发生矛盾。比如二楼有三户人家，大概总共十几口人，早上上班高峰都急着要用，总会发生些龉龃，大部分时间大家会自行消化，但是也有矛盾升级到吵架打架的，这时候就需要找居委会了。居委会阿姨就是不停的调解，但是也并不怎么管用。另外一种就是家庭矛盾，闹大了，居委会听说了，就派个小组来，周围几个楼的邻居也跟着一起，听完双方陈述，大家都会给出意见。有趣的是，大家对于对错的判断，基本都是一致的，有时候特别义愤填膺的邻居还会直接开口教训错的那方。被教训的人通常不敢还口，只敢认错，矛盾就在舆论中解决。

如此这般，弄堂里的家家户户在原始的舆论机制引导下生活着。

我和小步成为朋友，得从粮票和肉票说起。

我小时候，什么东西都要凭票凭证。跟面粉之类主食有关的叫粮票。除了粮票还有副食品供应券蛋和工业券。副食品供应券有蛋票，油有油票，肉有肉票。另外还有工业券，布票、肥皂票、自行车票等。光有钱，你买不到东西，你必须有定额供应的票。但是光有票也是不行的。所以私底下，很多人会用票换票，或者用票换钱。比如这个季度用不掉的油票跟认识的人换一点布票，要做衣服，或者要出行到外地的人用本市粮票跟朋友换一点全国粮票，或者不出行的人会高价卖掉自己的全国粮票。我记得到了我挺大了，买生煎还是需要粮票的，二两生煎两毛四分外加二两粮票。

那些粮票布票都是在纸上印刷的，一寸见长半寸见宽，面额不同，颜色不同。拿粮票来说，有一两、二两、半斤和一斤。用的时候根据需要自己撕下来。我妈有个很小的珍珠钱包，里面是专门放这些票的，各种票，有撕过的有没撕过的，折起来放好，要用的时候小心翼翼的一张张拿出来，仔细读清楚上面的面额，然后放到钱包里隔天用。

有时候看着我，她会说，“又长身体了，开春要做新衣服了。”然后打开那个小珍珠钱包，把布票都数出来，想来想去，我爸的裤子要新做了，她的棉袄也要翻一翻了，布票不够。然后递过来几张蛋票给我，“去找楼下的朱家阿婆，问她要不要蛋票，换布票。”

肉票更紧张，一个月一户人家大概两斤肉，用完了就没有肉吃了。谁家晚上炖一锅红烧肉，那是飘到整个弄堂都闻的到了。连肉带肉皮，吃得嘴唇上油光发亮，吃完了不擦嘴，出去走一圈，是一件特别得瑟的事情。

我得瑟倒不是因为吃红烧肉。

那时候上幼儿园，一个班级30多个孩子做游戏拿着小凳子从教室这头跑到那头。两个老师哪里看的住一群狂跑的孩子，结果人小凳子大，前面的摔了，后面跟着一起摔，一个教室摔倒一片。我摔得时候一崴脚，后来站被别的小朋友拉着站起来。晚上我妈来接我，老师也没说什么，晚上睡觉得时候我妈给我袜子脱不下来，才发现我的脚肿得老高，不能着地，碰一下就疼到哭，于是连夜带去看医生，拍片上石膏，又等到第二天白天的门诊继续看医生。

“医生，要开药吗？”我妈抱着我有点焦急的问。我则是很好奇的看着刚绑上的石膏，还没干，很重，刚才我看着护士一层纱布一层石膏的裹上去，从脚尖裹到膝盖，丝毫没想到以后这个很重的设备会劫持我一个月的自由。

医生是个学究气很浓的、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他拿过病历卡点头，“要的，这个骨折呢，一定要营养好。”说完，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我不是那种长的漂亮的洋娃娃型的小孩，基本上就是扁脸小眼睛，丑到有点萌的感觉。我感觉医生在看我，于是冲他做了个怪脸。

医生微微一笑，大笔一挥，嘴里告诉我妈，“我给她开了5斤小排骨。注意要炖汤吃，软骨里面钙质多。”

5斤小排啊！这是什么概念啊。我妈如获至宝，一个劲的点头，“谢谢，谢谢医生。”

从医院出来，她抱着我连同那个很重的石膏模子，直奔菜市场，直接买了一斤小排。回家拿了钢筋锅子就开始炖。坐在楼上家里的我，闻到厨房飘出来的香味，不停的叫：“我的小排汤好了伐？我的小排汤好了伐？”

小排汤好了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个主意。那时候初夏，上海的人家喜欢把小桌子小椅子拿到花园里吃晚饭，我就说我要下去吃晚饭。我妈说你不能玩，要呆楼上。我说不让我下去我就不喝了。我妈拗不过我，给我搬了个大人的凳子和一个小孩的椅子，作为我的餐桌和餐椅，然后把小排汤放好。

香气四溢的小排汤很快吸引了周围的邻居，路过的和正好快吃晚饭的都过来转一圈，羡慕的说，“你们家买得到小排啊？”

“嗯。”我很得意。石膏模子也不那么重了。面对小排汤和大家的羡慕，绑点石膏算什么。

隔开几个楼的阿姨抱着没几个月大的孩子，也过来瞟一眼，“啧啧，这排骨好的，很多嫩骨头，营养嗲的。不知道你妈哪里弄来的。”

我妈正在厨房忙着接下来的晚饭，没空参加我的这场别开生面的显摆大会。

小步从前厢房的窗口探头出来，她皮肤白皙，个子小，脸平平的加一副丹凤眼，用细细的声音自言自语地道，“我阿嬢说下个月给我吃小排汤。”阿嬢是宁波人叫奶奶的用词。上海很多宁波人。

过了一会儿，她咂咂嘴，说，“给我喝一口好伐？”

我点头，举起调羹（上海话的汤勺）说，“你过来喝呀，不要让我妈妈看见。”

她点点头，从屋里刷刷地窜出来，冲到我面前，一口喝完了汤，又道，“下个月我也有小排汤吃的，我叫你来吃噢。”

于是我们就建立了以小排汤为基础的友谊。

另外一个朋友是蓉儿。

蓉儿住在我们隔壁的楼，跟我同龄，但是她不太出来玩的。一出来就打扮得跟个小公主一样，有裙子有蝴蝶结。而且特别不好惹，说着话会生气，再生气就哭了。她一哭。她妈就跑出来骂人了。她妈挺漂亮个人，骂起人来倒是很凶的，大家都不敢惹。

蓉儿家据说以前是做生意的，隔壁弄堂有个独门独户的花园洋房，整幢都是她家的，她父亲是少爷，据她父亲的乳母告诉她父亲说，上面的几个哥哥姐姐上学是小汽车接送的，家里厨师司机一大堆。后来很多年以后我回国的时候，她突然说起，她小时候也不知道，其实她家是晋商最显赫的那支，民国的时候家道败落，儿子们就各自往北面南面内地分散开去，有两个到了上海，其中一个用晋商的本事和带出来的金条，在上海把生意做起来了，买了汽车洋房。再后来好到了快建国时候，又开始跑了，那个生意做起来的儿子，也就是她的爷爷，包了些细软，分发给儿女。几个大房儿子女儿去了香港，二房三房的孩子去了美国，还有个第五房老婆难产刚生下的儿子，他嫌儿子克了妈，而且新生下来的孩子因为没有母乳，长的特别磕碜，病病歪歪的，找了个乳母也没喂好，又怕长途颠簸孩子活不下去，就给了乳母一些钱，让带着孩子守着房子。当然后来房子也是被充公了，乳母带着他到了政府给的房子里，也没另外结婚，就母子一起生活，直到后来落实政策，把一部分古董珠宝什么的还给了她爸，房子是没有还，那些古董珠宝什么的大概值几万块吧，虽说跟原来家里的产业比起来简直是一根头发，但是对于那时候的人来说，算是很多的钱了。那时候的人工资才20块，直到我高中时候，万元户都是跟现在的富豪一个概念。所以几万块就是很多很多了。乳母拿了一部分津贴回到了乡下，她爸还每年都去看她。

但是她爸因为生的不好看，戴着啤酒瓶底一样厚的眼镜，也不太会说话，所以大家都以为他跟那些吃老米饭的人一样（吃老米饭就是旧上海没落的人家，后代不肯出去做事，吃着家里仅有的一点老底），家底不行的，只有一个小开的头衔，所以也没媒人给他做媒。天晓得他居然胆子大的很，去找了蓉儿的妈。蓉儿的妈当时在隔壁弄堂里是一枝花，大眼睛，大长腿，俏丽美艳，即使在那个人人都为生活忙碌的年代，都有很多小青年在她妈家门前的马路上徘徊，等着她妈回家，塞上好不容易搞来的电影票，或者家里香港亲戚寄来的皮鞋。追求者络绎不绝，车水马龙。但是她妈不知道怎么就看上了她爸，一个木讷的、背着135相机要给她拍照的青年。

其实那时候照相机是很罕见的宝贝，拍照是件大事。去照相馆拍个全家福是一个家族事件，全家每个人要前一天去洗澡，然后当天换好新衣服，集体在照相馆门口集合，然后进去拍照的。而平日里拍生活照，要托朋友找有相机的人，请客吃饭，才能换来几张一寸大的照片。

所以后来我跟蓉儿再说起的时候，就问，“你说当时你爸是不是属于那种开着加长劳斯莱斯去追你妈的样子啊？”她想了想，瘪了下嘴，说有可能。

蓉儿的妈嫁给蓉儿的爸以后就没有上班。从厂里搞了个病休，整天坐在亭子间的缝纫机前给自己和女儿做衣服。她的手倒是很巧的，随便个窗帘布都可以做个花边裙子加一个配套的蝴蝶结。

那个年代别说大衣外套，连花布都很少能买到。在大家一色穿着藏青布的氛围下，蓉儿看起来就是个漂亮到无边的小公主。蓉儿总有点可惜的说，她没她妈好看，眼睛不大，脸型也不怎么出众，唯一就是继承了她妈的那身好身材。

尼娜是后来搬到我们隔壁的。隔壁的二楼书房住着一户非常安静的人家，爷爷奶奶都白发苍苍，小儿子跟媳妇住在亭子间，大儿子原先是被下放到牛棚改造的，回来以后跟父母用块布隔了两个房间分开住在书房。后来大儿子成亲了，娶了一个特别会操持家务的阿姨，阿姨带过来一个女儿，就是尼娜。

尼娜的皮肤有点黑，眼睛很大，总是前前后后地管那个叔叔叫爸爸，很亲切。我从此就跟着叫他尼娜爸爸，因为他们真的比亲生父女还要亲。

我爸妈都是老师，尤其我爸那是相当的严肃，整天板着个脸，我看到他就跑得远远的，有时候躲到小步家，后来躲到尼娜家，看到尼娜和她爸的亲热就和羡慕。

尼娜的妈生她的时候挺大年纪了，所以很宠。她家跟蓉儿家是不同的宠法儿。蓉儿的妈不让她干任何活儿，每天只要起床让她妈打扮的漂漂亮亮就好了。尼娜还挺喜欢跑东跑西帮大人做事的，所以她妈的宠法就是把家里的钱放在抽屉里，她要用多少就拿多少。那时候我们只有几分钱的零花钱，她就可以拿到一毛两毛，然后经常叫我们一起出去买冰棍或者油墩子吃。后来我们大些的时候开始流行粘纸，日本卡通漫画印刷出来，一面是画，另外一面是粘胶，揭下来可以贴在书上、桌上或者台灯上，她也是一买就可以买一整版，然后让我们挑喜欢的送给我们。

当然，也是凑巧，我们四个同龄的女生在一个小院子里。弄堂里也有年龄相差无几的男生，有个帅帅的哥哥后来去当了飞行员；一个特别喜欢打架的男生一开始功课都不会做，差点留级的时候一下子开窍，从此数学次次120分（满分100分，附加题20分），后来被发现是个数学天才，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有点高功能自闭。还有个喜欢画连环画的介于叔叔和哥哥之间的男生；一个农村转户口进来老被欺负、却一洗雪耻的男生……

在这条弄堂以后的岁月中，每个人都有着无数精彩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捧场支持，还引来了这么多如雷贯耳的ID，真是荣幸

好看！好像那种家庭生活时代剧 关注
ajassmine 发表于 2020-11-18 18:47

谢谢楼上几位，是的，我是70年代生的人，为了不暴露年龄，特地注册了个马甲发的这篇。

还有很高兴看到也有上海宁在看，哈哈。希望这个故事能给同龄人和同乡带来回忆，能给不同时代的人一幅年代画。

标题改了，我是真的在找她！在小说中的时代过去若干年以后，上海到处拆迁，我来到了美国，从此就失去了联系。我甚至找过国内的朋友帮忙查都没有查到。最近对她的思念越来越强烈，希望她一切安好，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再见面！

（前面应该是蓉儿家发了一千块，后来才补上更多一点的，不是一开始就有几万，她妈也是后来才长病假的，我记错了，回头改一下，否则影响剧情）

3.

几个妈妈们得空会到一家聚会、一起打毛线。尼娜的妈在百货店做的，一有好东西就买了用个尼龙包兜一点回来，有的时候是布料，有的时候是毛线。大部分时候，毛线衣都是结了拆，拆了再结的，有了好毛线就掺一点到原来的料子里，能打一件大一点的毛衣。

妈妈们开个15瓦的小灯，一面用灵巧的手飞快地打着毛衣、给一家过冬做置备，一面聊着家常。男主人或者到厨房里去洗碗做家务了，或者就躲到一个角落安静地看报纸。小孩子们忙着绕线团。

“我弟媳妇说他们菜场这两天要进带鱼了，她的摊子在熟菜亭旁边，你们先去找她，说是我的邻居，她再带你们到鱼摊挑几条好的。”蓉儿妈说。

“现在的带鱼正好时令呀，清蒸红烧都好吃的。”小步妈一面用细针打着一个帽子，挑着手指翻了个针法，“我家小叔子前几天还吵着要吃。”

“你家小叔子有女朋友了伐啦？”尼娜的妈说，“看他年纪不小了，我单位有几个小姑娘不错的。”

“他呀，说不清楚，”小步的妈摇头，“心思也不在找女朋友上。模样倒是挺好的，蛮讨小姑娘欢喜的，但是他自己不想呀。整天钻在小房间里，一会儿要弄无线电，一会儿又要学摄影了。真是吃不消。”

“照相机我们家里有的，要的话叫他拿去用几天。有两个地方要加点油修一修，他手蛮灵巧的，应该会修的。”蓉儿的妈麻利地挑着粗针，两个手上下翻飞，说话一点不含糊。

“好的呀，过几天叫他自己过来跟你拿，再帮你把你家的电风扇和自行车都修一修。”小步妈说。说着，拿起毛线针在头发上磨了磨。

蓉儿的妈结绒线真是快，一会儿功夫一件粗毛线大衣的领子和肩膀就出来了。“家里的东西都要换了，上次去兜友谊商店看中个9寸电视机，啧啧，漂亮的咧。喏，什么时候等她爷爷来找我们了，家里就什么都有了。前两天看报纸，现在很多海外亲戚都回来找家里人了。我们就指望什么时候她爷爷想起我们来了，也回来看看，到时候我们就是侨眷了。”

“你们家里已经很好了呀，缝纫机、双人沙发这种大件都齐了，条件算我们弄堂里最好的伐。”

蓉儿妈轻轻哼了一声，“本来落实政策应该发还更多东西的，后来说要她爷爷或者伯伯自己回来才可以。所以克克扣扣就发了没多少。一大部分该还的都没还呢。我嫁给她爸爸也是亏了。”

说着，大家都笑起来，“是亏的，是亏的。你长那么漂亮，她爸爸配不上你的。”蓉儿妈这才笑了。

“说到你们百货店有小姑娘的事情，”我妈道，她手里结的是我的绒线裤，上海冬天太冷了，又没有暖气，大家都是棉毛裤（秋裤）加毛线裤加棉裤加罩裤，里里外外好几层。反正每层都不怎么保暖，因为上海潮湿，穿的多也不能挡住湿冷的空气往皮肤里钻。“我们楼上有个大学生，人很老实，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女朋友，有机会的话给他介绍介绍。”

“哎呦，我们百货公司的女孩子人家看不上的吧？大学生很吃香的咧。”尼娜妈说。说完，从尼娜手里抢了个线团，用毛线针轻轻拍了她一下，“皮，线头都给你扯断了。”刚才她们谈话那会儿，我跟尼娜绕线团绕的太无聊，就扯了一段线开始玩挑绑绑（北方话是玩花绳？），觉得不够好玩，又扯了另外一个颜色，结果扯了一地的线头。

“这种事情说不准的，百货公司工作轻松下班早，还可以买到紧俏货，很实惠的呀。”小步妈说，“哪像我们三班倒，厂里的小姑娘才没有人要咧，只好找自己厂里的同事。”

大家又都笑起来。然后看到我们几个小孩已经睡眼惺忪了，就派一个妈妈把我们一个个先捉回家，然后她们再继续自己的天南地北。

开春的时候，蓉儿家没有等到她爷爷来找他们，倒是尼娜家先买了一个电视机。尼娜爸爸在牛棚的有个特别要好的战友，早几年返乡回沪，家里是轻工局的局长，金星牌电视机到货的时候就留了一台，写信叫尼娜爸爸去拿。电视机是12寸黑白的，屏幕比一本书大一点，只有两个电视台，中央台和上海台，每天播放三小时节目。

那可不得了，这是我们弄堂里第一台电视机。每天晚上新闻开始播放的时候，我们几家都早早吃好晚饭，挤到她家门口看。天再热一点的时候，她爸索性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从一楼接了一根电线出来。院子里挤满了弄堂里的老老少少。我们几个小孩坐第一排，尼娜每次都多拿一个小板凳先给我留位子，我从兜里拿出留了几天的大白兔奶糖给她。她剥开吃，开心的笑，边说着，“你对我最好了。”

入夏的时候，电视台实况转播了一场足球赛。弄堂里的男人都到齐了，整个院子乌泱泱的一片。有拿扇子的，有喝啤酒的，有颗瓜子的，有啃黄瓜的。虽然电视机小到看不清楚球在哪里，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的兴致，电视机调到最大音量，解说员说的激情飞扬，大家听的屏住呼吸，等到解说员一声嚎叫、球员在球门前挥舞手臂，大家知道进球了，于是哄的一声跟着欢呼起来。

隔天的弄堂里就有小孩开始踢足球。真的足球是买不到的，不知道哪里弄来的皮球，自己画的球门，一面踢，一面自己还跟着解说。有个年龄大一点的男生，我们叫海晨哥哥，踢的最好。他高挑的个子，总有一群流鼻涕的小男孩跟在他身后。我们从弄堂里走过的时候，他总是叫男孩们停住不要踢，否则要踢到小妹妹们了。我们就一路欢蹦着，一面跑一面叫海晨哥哥好，然后快速地从他们的赛事地段穿过。

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我们叫叔叔的几个还聚在一起，声情并茂地谈论着昨天的进球怎么精彩，单位里没有人看过，可惜了。就连隔壁弄堂都有人找借口进来聊个天，说着说着就问起昨天怎么弄堂里那么响、下次有足球比赛是不是可以叫他们一声。

那段时间我们可神气了，一起出去打个酱油都要指着尼娜，跟认识的不认识的人说：她们家有电视机！

回复 1楼真诚的小majia的帖子

写的真好。少儿时代的友情刻骨铭心。很好奇，那个数学天才男孩后来怎么样了？

Alan1982 发表于 2020-11-18 21:17

这个关系到剧透

谢谢楼上各位，你们太好啦，我会努力写的！

写的很好，让我想起我的童年。

我出生在一个小学里，住在左边是教室右边是教室的格子间。童年的伙伴是学校里老师的孩子们，及学校对面天主教堂隔出来分给各行各业市民家庭的孩子们。大人们白天上课上班，晚上斗私批修。我们孩子整天疯玩，寒暑假承担上街买菜的任务，大家互通情报，若哪家菜场有除了冬瓜以外的任何青菜，我们就会迅速行动冲过去，若抢到一点菜尾巴了就会让妈妈骄傲的。有个开心果傻傻女孩叫向红，她妈妈让她上街买油，找了五分钱，她就一路走一路念叨“五分钱五分钱”，免得回去对不上账会被责备。有一次学校外马路上传来小贩的叫卖声，我是那个比较有钱的孩子，就是说身上会有一两分零花钱的，我就买了一分钱的嚼嚼糖，给身边的三四个朋友每人舔一舔。有一年学校分来了一个来自上海下乡女青年抽调上来的教师，寒假她要回上海探亲，我和我姐姐要去给她看房，免得没人住的房子会被盗。她的床上面房顶糊的报纸，“肮脏”两个字我是在那里学会的。天主教堂里也有一个碰不得的娇气女孩，她一哭叫她的姥姥就会出来骂街，伙伴们就吓得四处逃散。吃晚饭时间孩子们端着纯米饭加咸猪油有时能有点咸菜，大家汇聚一起讲前一天做的梦，饭后天黑了以后再次聚集大部队绕一圈叫齐各家孩子玩躲猫猫，学校够大还有小树林断墙壁菜园得找很久。

跑题了，本来是想帮你找找尼娜的。

楼主继续

selinaabc 发表于 2020-11-18 21:53

你说的又勾起我一部分回忆，小时候买紧俏商品都是小孩去排队

好多细节，真的都好相似，捉迷藏，一起吃饭聊天，既遥远又熟悉

我觉得小孩子的记忆都是片段的，可能跟没法前后联系因果关系有关，所以小孩子也不记仇，而且对友谊总是很宽容的。所以，我只能用点点的片段来回忆，想到哪里写到哪里。

很快我们都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我们这一块有两个小学，一个需要穿马路，一个就在隔壁。

小步和蓉儿去了隔壁的那个，我和尼娜去了远一点的那个。除了蓉儿有人接送，其余每个人脖子上都挂了一串钥匙，放学回家自己开门做作业。

我妈和尼娜的妈特别不放心，觉得我们要穿一条马路回家有点危险。那时候没有横道线，红绿灯也不太作数的，而且小孩子不太会看红绿灯，经常自己自说自话就从马路这头跑到那头了。所以我们两个被千叮咛万嘱咐，一定一定要等到红灯、然后左右看到没车了再走。

不过上学的第一天回家，我们两个在马路这头就吓傻了。红灯是等到了，但是还是有车啊。我们不知道红灯的时候，车辆和自行车还是可以右转的，所以一直没有等到“没车”的时候。两个小孩子就傻傻地站在那里，一个一个红灯过去，两个人拉着手，站在马路一头，眼看着弄堂就在马路对面，可是怎么也过不去。

弄堂口有个修自行车的、人称“自行车阿三”的瘸子，他整年风雨无阻地在那里修自行车，一个水盆放水，看看车内胎是不是漏气，一个打气筒，还有各种打磨上胶水的工具，还有些自行车链条和机油。他的手每天都脏脏的，又黑又油，见到熟人就嘿嘿一笑算是打招呼。他磨完一个车胎的时候，抬头看到我们两个站在马路对面，两个小孩看到没车了就往前走一步、一辆自行车来了又往后退一步，于是放下手上的东西，用围兜擦了擦手，从小凳子上站起来，一瘸一瘸地走过来，也没打招呼，就说了一句，“跟着阿叔”，然后又等到车少的时候，一瘸一瘸地走在我们前面，我们两个亦步亦趋地跟着那身油腻打补丁的衣服，也不敢往旁边看，一直到了弄堂口，我们才撒欢一样的奔跑起来。后来，送我们过马路就成了自行车阿三每天的工作，直到过了很多年。

我和尼娜的作业是一样的，经常她到我家或者我到她家，两个人坐在一个桌子上，一边做一边相互对答案。我更喜欢去她家，因为她奶奶会端芝麻糊给我们吃，有时候也有藕粉，偶尔会有奶糕。那时候没有牛奶，得托关系才能弄到订牛奶的名额，一条弄堂大概一两户有，别的人都不知道牛奶是什么。奶糕也很少，就是奶粉加面糊，算是很有营养的了。

我们两个一做完作业就冲到弄堂里，用粉笔在墙上画画，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疯到出了一身汗，等大人回家被一顿数落。

我们不敢去找小步，她爸妈都很凶，有时候我们走到她家门口就听到她爸拿皮尺的吼声，吓得我们赶紧又跑回去。她作业做的慢了，或者题目做错了，都会被打。即使有时候放她出来了，她也是眼睛红红的刚哭过。后来我们问她为什么老挨打，她说因为她爸没文化，一辈子都是工人，所以认为她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不三班倒吃苦头。也确实，那个时候只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三种，如果不想当工人和农民，只有读书成为知识分子。社会组成比较单一，没有多的选择。

二年级的时候老师让选兴趣小组，蓉儿加入了市少年宫的舞蹈队，她妈说小孩子连舞蹈要从小开始。我和尼娜去了区少年宫，她打乒乓，我去了象棋小组。小步想加入一个兴趣小组，被她爸骂了一顿，说作业做不好，参加什么缺西的（上海话，傻的意思）兴趣小组。

尼娜打球很有天分，很快成为我们班里最受欢迎的孩子。那时候乒乓球是每个学校强推的运动，每个班级后面都放一张乒乓桌。每个孩子包括男生，吃午饭的时候都想跟她打乒乓球。打了不算，还要缠着她教他们怎么开转球。尼娜不是很喜欢数学，上课老“思想开小差”，不过班主任也不敢批评她，因为她已经是兵乓队的尖子了，要代表学校去参加比赛的。

因为吃了饭要打乒乓球，那段时候大家吃饭都飞速，风卷残云一样，吃完一抹嘴，直接到乒乓桌排队。那个时候，我们的午饭分成两种，一种是食堂里订饭，一种是中午家里人送了过来叫带饭，或者就趁着中午放学回家吃。尼娜爸爸单位里我们小学很近，他每天中午就把午饭送到传达室，尼娜自己过去拿。而我，好不容易通过各种关系搞了一个订饭的名额。一个班级大概只有10个学生可以订饭，照顾家里特别远的，或者爸妈不在身边的，反正条件要求还挺高的，要先班主任批准再食堂批准。我好像哪条都不满足，但是要我回家吃午饭呢，又不可能，家里没有人做饭，那时候没有冰箱和微波炉，也不可能把隔夜的饭菜热了吃。所以就成了很大的问题。

管食堂的是个彪悍的老姑娘，一米八的个子两百斤，小屁孩们吃饭一说闲话，她就一声大吼，吼得塑料棚顶都要掀起来了。她很享受那种狮吼的场面，和场面映射出的威严。基本上每天吃饭都能听到她吼一次。为了订饭的事情，我妈去找她。我妈天真的认为因为是一条弄堂的邻居，总是稍微好说话一点，可是老姑娘一句“没有位子了”，就把我妈和她手里的两包粉丝顶了回来。尼娜妈说她刚给隔壁医生的儿子开了个后门，所以肯定不是没有位子，再说一百多个人的食堂加一两个人算什么，她是觉得粉丝不够分量。隔天尼娜的妈下班晚，说是店里到了一批出口转内销的绒线，她等到车来了去排队，买到了才回来的。她把两团绒线塞给我妈，说，现在再去问问她有没有位子。

果然，第二天就有位子了。中午没到午饭的时候，我过去拿订饭的塑料牌子。走到食堂后门，就看到她往医生的儿子的搪瓷杯子里塞了六块大排骨。见到我们马上收起笑脸，一本正经地说，“没位子就是没位子，我这个人很大公无私的”。我的小脑袋一下子寻思不过来，想着晚上我妈回来不是说了已经订到饭了吗，就看到她扔了一块塑料牌子出来，“今天正好一个职工的孩子退了订饭，所以你算是额角头高的（运气好）。”

拿到塑料牌子的我加入了我们班十一个人的午饭大军，下课一起排队去食堂。因为想打乒乓的关系，每个人都催小队长快点跑。结果是别的班级都是一路踏步走到食堂，就我们班11个孩子排成一条，迅速整齐地刷刷跑到食堂。但是我们也不能一路直接跑到门口，因为有一次老姑娘站在门口看到我们，大吼了一声，“饿s拘投胎啊”，然后罚我们站在食堂门口，等到所有人吃完走了，才允许我们进去打饭。所以我们每次跑，快跑到门口了，看到有人就改成走路，暗渡陈仓。

当然，食堂的规矩很严，给你吃什么就吃什么，不能剩不能倒。很多孩子不能吃肥肉，要倒掉，被老姑娘发现，揪出来一排，等人都走了，开始罚他们吃肥肉。有些孩子一边吃一边打恶心，老姑娘拿着教鞭，一面骂大家娇生惯养，一面威胁说不吃掉就加倍。有一次一个新来的孩子不知道老姑娘多厉害，偷偷跑到剩饭缸那边，把半块都是肥肉的大排倒掉了，结果老姑娘正好一个转身看到，揪起那孩子的耳朵，叫他从剩饭缸里把肉拿出来，洗干净吃掉。那孩子当着大家的面，在水龙头边上一面哭一面把肥肉吃了。大家都看得心有余悸，人人自危。

暑假开始的时候，食堂里的米因为放了两个月，都生了米虫。米虫大概有一寸长，滚圆肥硕，食堂的饭盒一打开就一层都是。食堂阿姨用手一撸，把上面一层的米虫撸掉，继续往我们的搪瓷碗里倒。可是上面的弄掉了，米饭里面还是有米虫的。吃着吃着，就看到一条滚圆的虫子在饭盆里，女孩子吓的都要哭。老姑娘特别及时地出现了，大吼一声“谁敢哭？”把整个饭堂都镇住了。“给我全部吃下去。”

我趁着老姑娘不注意，把米饭一点点的倒到地上。但是还是有一个大饭块需要吃，我无论是闭着眼睛还是吞，都没法不注意到里面的米虫。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做噩梦，无数的米虫在我的梦里爬。

“依依，你怎么不开心了？”一天回家的路上尼娜问我，“做完功课陪你跳橡皮筋好吗？”

我摇头，开始哭了，“我不想上学了，不想再吃米虫了。”

她用她的手帕把我的眼泪擦干净，问，“怎么了呀？”我于是抽抽涕涕地把米虫事件说了。她认真地想了好一会儿，说，“明天开始你吃我的饭吧。”然后把她的计划告诉我。

她的计划是这样的，每天她去传达室领饭，我还是排队去食堂。到了食堂里，装模作样地去打饭，排在队伍里一会儿，但是不要真的打饭，然后跟大家坐一起，装作吃饭，过几分钟，等到很多人吃完了，就跟着大家一起拿着空的饭盆到门口给老姑娘检查，以表示没有倒饭，然后装模作样的洗碗，再到教室后面的操场跟她汇合，把她的午饭吃了。

现在想想，都觉得那时候的计划很周密，因为如果不去食堂，老姑娘要发现的，然后跟班主任告状，订饭的位子就没有了。不装模作样打饭，也会被老姑娘一把揪出来当众批斗，有时候下午全校到操场听校长训话的时候，老姑娘还会把一两个典型揪到舞台上批评。不等到人多混出去，大概也是会被发现的。

第二天，我们按照计划行动。医生的儿子（就是老姑娘给六块大排的那个邻居）还挺好的，见到我没打饭，心里大概知道了什么，看到我要溜的时候，过来问我是不是怕老姑娘看到，我点头。他于是拿着饭盆走过去，跟老姑娘说话，“我爸说你的那个药过几天他们医院会到的......”老姑娘眉笑眼开，亲自领着他去阿姨那里打了六个肉圆，我趁机快步走向门口，一口气小碎步出门。等到食堂在我后面很远了以后，我开始飞奔起来，一直跑到教室后面。尼娜正拿着她的午饭等我。

“依依，快点，今天吃香肠和青菜，你喜欢伐？都是你的。”她把饭盒跟勺子递到我面前，我找了个石阶坐下来，呼哧呼哧的开始吃。已经很多天没有吃好吃的午饭了，加上她妈的手艺实在好，我简直一口气都没喘，两三分钟就消灭了整个午饭。等到吃完了，我才想起来，“那你吃什么？”

“我早饭吃的多，不饿，一会儿少年宫训练完了，回家又有很多吃的。”她说。

“你妈妈会骂你伐？”

“不会，她怎么知道是谁吃的？不要担心了。”

“嗯。”我点头，又要哭，不知道是吃了午饭以后激动，还是感动她把事情都挡了。

“吃饱了伐？吃饱了我们去打球吧。”她说。

回到教室的时候，一群男生已经开始嚷了，“到哪里去了？我们等了你那么久。”

“好的好的，我来了，排队，三个球下场。”尼娜一挥手。

欢迎楼主回来更新！你的文很好看 我前几天刚看完王安忆的《桃之夭夭》，还想起你来，想着你什么时候来更新呢。
ajimm 发表于 2021-01-20 14:27

抱住阿吉妹妹

后来尼娜的妈好像也在厨房里嘀咕过几句，说尼娜好像晚上吃很多，大人们说可能她训练需要营养吧，她想想蛮有道理的，所以每顿又加了两个茶叶蛋。事情就在大家的不知不觉中过去了，一直到那批长虫子的米都吃完了，新米没有了米虫为止。

我和尼娜一起放学，一起去少年宫。我下着棋就听到隔壁乒乓室一阵掌声，等不及一到休息的时候就跑去看尼娜打球。每次看到她抽球特别漂亮，我会开心的拍手跳起来。教练也喜欢她，过去参观的人一多，就叫尼娜上来打。尼娜打起球来目不转睛，动作漂亮得像运动员，人小但是没有哪个球是她接不起来的。

那时候有外宾来参观少年宫，一群年纪挺大的美国老头老太坐着特别大的巴士，下来之后由翻译陪同参观每个兴趣小组。少年宫指导员教我们怎么说话，要为祖国争光，要为红领巾增添荣誉。比如“我爱我的祖国”，和“我很自豪我是中国人”。老头老太对我们特别好，时不时就留点礼物。蓉儿在市少年宫，也经常有小礼物，她总是很强调地告诉我们，“市少年宫叫中福会少年宫”。后来我就寻思着是不是老外以为少年宫是福利院，所以就特别有善举。否则解释不了80年代一群七老八十的老头老太跑到万里之外的中国，不去游山玩水，而是去参观少年宫，还特别合影留念。

那些小礼物也挺有趣，有些是吃的，有些是玩具，娃娃，小汽车，各种各样。规定是要上交的，拿去做展览，但是有时候指导员也会让我们自己留着。我和尼娜每次拿到什么，都会等到对方活动结束，一回家迫不及待地一起拆开来看。小步因为没有参加兴趣小组，从来没有那些小礼物，她总是巴巴地看着我们。后来我们想出来一个办法，就是大家每次集齐四个礼物，然后抓阄决定给谁。有几次小步拿到礼物，开心得一蹦一跳，连着几天都揣在口袋里时不时拿出来看。

有一次，我们又拿到礼物，一路跑着，快到家的时候，就看到小步站在弄堂旁边一个拐角里面哭。

“小步，你怎么还不回去？”我问。一问，她哭的更起劲了，眼泪啪嗒啪嗒，雪白的小脸被泪水打得晶莹剔透。

“我妈妈叫我出来买酱油，我刚才摔了一跤，把打酱油的瓶子摔破了……呜呜呜……”

“那你快点回去告诉你妈妈呀。”我说。在我的小脑子里，帮大人做事，还摔跤了，那是很值得大人表扬的一件事情呀，回去还不得让大人各种心疼加给零食？她为什么哭了？我不理解。

“晚上家里没有酱油我妈妈会叫我跪搓板的。”她哭得直擦脸。

“跪搓板疼吗？”我不解，“不疼的话就跪一会儿吧。”

倒是尼娜已经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于是说，“我到家里去拿个空瓶子给你，你再去打一点。是透明的还是不透明的那种瓶子？”

“不透明的……酱油店已经关门了。”小步又呜呜地哭出声。

“那我去倒一瓶给你。好伐？不要哭了，等我们回来。”尼娜说完，拉着我的手飞奔回家。刚跑到家门口，她突然说，“啊呀，我忘记了，我们家只有半瓶酱油了。”

“那我也去拿酱油瓶，然后叫蓉儿也拿过来。”我说。

我们回到楼里，结果发现错误地估计了偷酱油的容易程度。一个楼除了三楼，其他五户人家是公用一个厨房的。已经快晚上了，各家都在厨房里做菜，要明晃晃地偷一瓶酱油出来肯定是不容易的。

尼娜先跑到她妈身边去，“妈妈，晚饭做好了伐？今天吃啥？”

她妈正好手忙脚乱地准备一家人的饭菜，厨房才二十平米的样子，要挤五户人家，转身都转不过来。油锅饭锅又烫，就怕谁端饭菜的时候看不到小孩子，会不当心把热的东西泼到小孩身上。

“快回房间里去，马上做好了。”尼娜的妈说。

“妈妈，酱油瓶空了，我帮你去打瓶酱油好伐？”尼娜问。

“好的好的，赶紧拿了酱油瓶走开，厨房里不要多呆。”她妈道。

于是我也赶紧说，“妈妈，我也一起去。”我妈刚要递过来酱油瓶又说，“噢，里面还有半瓶，不用了。”

“那，依依妈妈，你有空瓶子伐？我去帮我爸爸换瓶啤酒回来。”尼娜继续说。我妈顺手拿了个空瓶子给我们，“快点出去，厨房里人都挤不下了，你们不要凑热闹了。”

我们两个人拿了两个瓶子，又叫蓉儿也拿了她家的酱油出来，把两个瓶子倒出大半到空瓶里，然后赶紧出去给小步。蓉儿刚要回去的时候，尼娜叫住她，她拿着两个酱油瓶到后院天井的水龙头里灌了水，到感觉份量差不多的时候，叫我们都拿回厨房。

小步拿了酱油，破涕为笑，擦干眼泪，一路小跑回家了。

“那你爸爸的啤酒呢？”我问尼娜。

“现在赶紧去买一瓶，压两分钱给他们就好了。”她说。

结果，尼娜的爸爸回来看到她买的啤酒，夸她懂事，又给了一毛钱零用钱。隔天蓉儿的妈跑到酱油店里去把那个店员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说他们酱油掺水，短斤缺两，缺乏基本的良心道德。店员百口莫辩，后来吓得每次看到蓉儿的妈都多给一勺酱油或者醋。

尼娜的妈有时候会笑着骂她，“聪明脑子都不用在读书上”。尼娜是很聪明，胆子也大，我有时候经常会暗暗佩服她各种对付大人的办法。不过她的确也是不喜欢读书，尤其是数学，应用题读着读着能把她读睡着。她妈并不在意她的成绩，因为年纪大了才有她，所以她妈最大的愿望就是她健康开心地长大，别的都不重要。

小步的爸妈不一样，他们觉得读书可以改变长大当工人的定数，所以特别要她好好读书。但是因为碰到她不会做的地方也教不了她，看到她做错啥了，唯一想得到的办法就是揍。后来到了大概三年级的时候突然想起来我爸妈是老师，就一直叫她过来跟我一起做功课，不懂可以问。所以她后来被允许跟我们一起玩。

蓉儿的妈也不觉得成绩重要，她认为女孩子漂亮才是最要紧的，会跳舞或者会唱歌，选一样特长。那个踢球的海晨哥哥的妈就是和她一起长大的，功课好，后来上了大学，再后来被派到山里去做国防项目了，海晨哥哥没人管了，他爸要离婚，但是因为他妈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所以一时半会儿组织上也不允许，一直在做思想工作。蓉儿的妈就觉得，女孩子读书好未必能有好日子，漂亮、手巧就是最好的，手不巧的话只要嫁对人也是好的。

每每说到那，她便会叹一口气说，反正她是没有嫁对蓉儿的爸，那时候有个小开追求她，要是她当初选了他，现在已经跟人家去香港了。

初秋的时候，我和尼娜、小步坐在桌子前做功课，我看着做完的数学，还有语文、日记和书法，感觉晚上大概又要我妈做了。我妈是这样的，数学和造句做好，差不多就行了，如果9点以后还有书法没写玩，她就直接帮我写了。她觉得练字没有睡觉重要。有时候功课一多，数学题目如果也做不完，她就挑2-3道题目，如果我会做，她就觉得行了，其余的她帮我做。我妈在学校里当老师也很受欢迎，因为她一点不凶，而且很体谅学生，她觉得在学校里教会他们是她的责任，而回家做作业不是必须的。她的理念就是，如果在学校不可以睡觉，那么在家里也不可以做功课。在现在看来都很超前的。小步很喜欢来我家做作业，做错了可以问，做完了大家可以一起吃点心。

晚上我妈下班的时候，带来一个人，是海晨哥哥。我妈说她回来的时候，看到海晨哥哥坐在他家门口，他忘记带钥匙了，他爸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家，我妈就叫他来我家一起做作业。

于是一张四方桌拉到屋子中间，四个小孩各占一个边，大家低头刷刷地做。我妈到下面厨房去准备点心。

“嗳，海晨哥哥，你妈妈呢？”尼娜问，“怎么从来没有见过她？”

“我妈妈在青海那边工作，每年回来两次。”他说。

“那你想她吗？”我问。他点了点头，又摇头，“我爸爸说男孩子要坚强。”

“你妈妈再也不回来了吗？”小步问。

“我妈妈说等我上大学她就回来啦，所以我要好好读书，上了大学就能见到她了。”

“是吧，”尼娜点头，“我记得小时候我爸爸离开的时候，我妈妈也说以后长大了会有爸爸的，后来就有了现在的爸爸。”

大家似懂非懂地说着。事实上，在我们这个年纪，父母不住在一起的孩子有挺多的，海晨哥哥是因为母亲在外地工作，蓉儿楼上有个小玲姐姐父母是插队落户的知青，把她送回来跟外婆住，还有的就是父母户口不在一个地方，只能长期分居。虽然现在想起来觉得不可思议，可是当时是很多家庭的常态，有些父母一辈子都是分居的，只有过春节的时候才团聚一下。

功课做到一半，我妈端来热气腾腾的春卷，“每个人三个，先洗手再吃。”海晨哥哥看到春卷，眼睛都发光了，“有春卷啊？”

“喜欢吃多吃两个，我再去做。”我妈说，“不过你一会儿晚饭吃不下了，你爸爸会来骂三门伐？”我妈故意打趣。

“噢，我爸爸不管我的，晚饭就是泡饭和咸菜。”

“泡饭咸菜，你长身体的年龄天天吃？不行的，吃春卷吧，吃饱了再回去。”我妈说着，又去下面厨房继续做。

吃完春卷，趁我妈在做晚饭的时候，海晨哥哥帮我妈把屋子都打扫了一遍。我妈回到屋子的时候，不停地撸他的头说他懂事。

过了几天，海晨哥哥的钥匙还是没有找到，他又过来跟我们一起做功课。我家像开幼儿园一样，几个孩子围着桌子一圈，有时候安静地做功课，有时候吵起来，然后一起吃点心。

我妈在弄堂里遇到海晨哥哥的爸爸，说，“老纪啊，你家海晨的钥匙你记得配一把，他一个孩子老在外面不放心的。“

“林老师，我前几天一掉就给他配了呀，家里楼梯下面另外放了一把备用的，他应该知道在哪里的。”

两个大人一合计，他为什么有钥匙说没有，是一个问题。就找了一个晚上，语重心长地跟他说，小孩子不能骗人的。他们关起门说话，我们几个就悄悄地溜到门外听。海晨哥哥半天不说话，最后被他爸训得厉害了，把他说成了是一个喜欢撒谎、不诚实的孩子，他才突然说了一句，“我喜欢在依依家里，她妈妈对我好”。

海晨哥哥的爸爸一下子懵了，这才想起来他每天下班很晚，从来没有照顾过海晨哥哥。我妈赶紧说，“那也好，他们几个小孩子一起做功课相互有个督促。海晨是哥哥，还可以帮忙管着妹妹。”一句话化解了尴尬，化解了他爸爸的自责。

“林老师，这样吧，你看能不能让海晨在你们家搭伙？我每个月付你饭钱。平时我回家晚，没有人做晚饭，他总是吃开水泡饭加咸菜。“

这下换我妈尴尬了，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好像不喜欢谈论钱，大部分东西都是用钱买不到的。比如孩子要学乐器，没有辅导班，只能托人找音乐学院的老师，老师觉得孩子有培养前途才肯收，收的勉为其难，很多时候都是用送东西代替的学费。比如蓉儿的妈帮人做衣服，也是不收钱的，都算是帮熟人的忙，做完了人家送水果茶叶来谢。因为没有市场经济，所以额外的服务和货物都是用友情衡量的。

“小孩子也吃不了多少的，”我妈说，“他喜欢在这里就让他先呆一段时间再说吧。”

海晨爸爸点头。隔日送来了很多大米和肉。再后来，大家的妈妈们有空都帮忙给海晨结毛衣，加长裤子。男孩子长身体的时候，衣服一会儿就显小了，裤子短了就在下面加一圈布，继续还能穿上个两年。从某种意义上说，海晨哥哥是吃了邻居的百家饭。海晨爸爸是部队里面的，因为邻居们照顾了他的儿子而没有后顾之忧，一直在工作上表现得很出色，后来升到了校官，直到后来我们中有人犯事，他出面去摆平了，以他的官衔摆平了一个经济案，都是后话。

海晨哥哥因为我妈的一句“他会管着妹妹”而对于我们这群比他小的孩子照顾有加。听到我们被欺负了，他都会去跟人打架。结果，我们一群女孩子被他教会了打仗、踢足球、下军棋，我觉得我性格中有点像男孩子也是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

不久，蓉儿少年宫要演出了，她跳孔雀舞，蓉儿的妈嫌表演服不够好看，要另外再加一层金丝边。她觉得孔雀服是绿色的，如果不华丽一点，不就跟莲蓬服一样了。蓉儿的舞蹈是独舞，莲蓬舞是群舞，总得突出一点。她就想给舞蹈服的每个孔雀翎都绣两圈金边，然后蓉儿跳舞的时候就闪耀得一片光芒了。但是每片孔雀毛都要加金丝边的工作量太大了，她一个人估计需要一个多月才能做完。于是远亲不如近邻吗，邻居们都可以动员起来。正逢初秋，既不用晒被子又不用做冬衣，妈妈们便找了个空一起帮忙绣花。

蓉儿的妈先绣了一圈，感觉不太对，好像很厚重，也没看到特别闪耀的效果。

“要用小一点的针吗？”我妈问。

“金线很粗的，小一点的针恐怕穿不进去。”尼娜妈说，“但是这个绣法的确也不太对，你想想，要是12朵孔雀尾巴都绣金线，估计她小孩子重的都站不起来了吧。”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可是以前去看人家跳舞的确是有金边的呀。”蓉儿妈说。

“人家有专门的办法吧。”

“我好像看到过谁的帽子有金边的。”我妈说。

“是不是弄堂口的沈家阿婆，那个资本家的小老婆？”尼娜妈说。

“对对，她还有一块手帕也是金丝边的。要么问问她。”

谢谢大家这么好！

回复楼上有位层主，我记得好像每条弄堂都有井，至少我去过的都有，夏天大家都用来冻西瓜的，在租界一带挺普遍的算是。

沈家阿婆，很多人叫沈家老太，是一个个子小巧的老太太，其实也才60多岁，但是那个时候已经管50多岁的人叫老太太了。现在人的50岁大概就是以前的30岁吧，属于青年快要结束、还能再折腾着再玩一会儿的窗口期。

沈家阿婆住在弄堂前面一点的一幢楼的前厢房里，黄昏的时候独自在屋子里点亮她的珐琅吊灯，不大的屋子变得婆娑曼妙起来，灯光淅淅沥沥地打到桌上，打到天花板，透过窗帘的缝隙，可以看到老式胶片唱片在转动。

阿婆一年到头都很精致，出门必须一套行头配好，衣服裙子，一副白手套，加上中跟鞋。她不穿旗袍的，穿的是法国式的花边裙，还喜欢戴帽子。她会化妆，在那个没有彩妆的年代，用碳条画黛眉，用胭脂抹西了印在嘴唇上。天热打阳伞，她用的也是那种花边的精巧细长杆的阳伞，一个人走在树荫下，像是一张年代很久却保存得很好的油画。

弄堂里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在一个那么劳累的年代，她还要打扮得那么细致。在疲于奔命的人眼里，她是个异类，所以大家会跟她打招呼，但是不亲近，没有邻里间的来往。弄堂里有两个很调皮的小孩叫她老妖怪，还会跟在她后面做怪脸。海晨哥哥看到了，会收起一起踢的足球，跟他们说不可以那么叫，“再皮不带你们踢足球了”。

“我妈妈说涂胭脂的都是妖怪嘛……”一个男孩子不满地嘟囔。

“不管，就是不许骂人。否则不带你玩了。”海晨哥哥认真地说。不知道海晨为什么那么小就特别礼貌和懂事。有次我回国，我妈突然就说起，当时她特别喜欢海晨哥哥，很想收他做干儿子。

“那你干吗没收？要不我现在就多个哥哥了。”

“还不是怕等你们长大，万一喜欢对方，兄妹身份很尴尬？海晨那个孩子长的又好看，又会关照别人，长大肯定讨女孩子欢喜的。”我妈说。

“哎呦，妈，你怎么想那么远。而且关键的问题是，喜欢他的人不是我啊，你要当初明智点，我还多个嫂嫂啊。”

“我哪能知道谁会喜欢他、他会喜欢谁，我要有那个本事就去买股票了。”我妈奋力地翻动着竹笋烤肉，“闹，你喜欢吃的，做好了够你吃一个星期了。这么好的笋，要明年冬天你回来的时候才有了。”

妈妈们还在琢磨着怎么去把平时关系不热络的沈家阿婆请过来。

“今天我正好裹了菜肉馄饨，要么差我们小步送两个过去。”小步妈说。

“平时话的都不说的，突然给人家送馄饨过去，人家不要吓一跳的？不来塞的不来塞的。”蓉儿妈连连摆手。

“要么今天晚上电视里放越剧，叫她过来一起看好伐？今天唱的是《问紫鹃》，好听的咧。”尼娜妈说。

“门…滋…倦…”小步妈用绍兴腔学了一句，“格绍兴话同宁波话斜气像（很像）。”

“她好像不听越剧的，老唱机里放的是歌剧。”我妈说。

“说起来喏，我突然想起来，前几日她在问有没有人懂英文帮她看一封国外来的信。依依妈，你不是学过英文的？个么顺理成章的就可以叫她过来了呀。”蓉儿妈说。

“我也不晓得我的英文能看懂吗，”我妈道，“要么就算帮邻居一个忙，看懂多少是多少。依依，去，跟沈家阿婆说，听说她在问谁懂英文会看信，我可以帮她看看。”

没有电话的年代，小孩子被差遣去各种地方传口信。那个时候的小孩子因为不玩电游也没手机，闲得跟动物园里的小猴子一样，整天在弄堂里乱跑，听到有差事跑得起劲。我跟尼娜一口气跑到沈家阿婆那里，把我妈说的话一五一十地搬给她。

“噢噢，好的，先替我谢谢你妈妈，我换件衣服就去。”沈家阿婆开心得连连点头。

“阿婆，我妈妈说信纸信封都带上噢。”我一面跑一面又说。

过了不多久，沈家阿婆果然来了，换上了法国连衣裙和中跟鞋，一手拿着那封信，另外一手拿了一盒桃酥。

“依依妈妈，谢谢你噢，我找了好几天都找不到人，那麻烦你帮我看看噢。”她说着话，柔声细气，温柔至极。

我妈拿过信，看了一会儿，又拿了一本英汉字典查，查完了问沈家阿婆，“你在国外有亲戚吗？”

“没有呀。”沈家阿婆说，“我就一个人。我先生不在以后，我一个人住到现在。”

“那……”我妈想了想，找合适的措辞。

“你是想问我先生大老婆家里的孩子吗？应该不会的。大儿子去了台湾，一直没联系。二儿子呢，说是去了香港，可是很多人都说半路掉在海里了，香港那边没有人见过他……所以国外没有什么亲戚。”

“这信美国写来的呢，说是律师要办什么文件，有样什么东西要给你。”

“这就奇怪了，我哪里有亲戚在美国呦。依依妈，麻烦你再帮我看看，信上有没有说是什么东西？”她又轻声问。

“东西好像是美国有，这里没有，所以我也不知道。不过律师倒是说10月份来上海见你，应该就是下星期了吧。”

“噢噢，我好久没有客人了，回家要把家具都擦擦干净了。等他们来了看怎么说吧，反正这世上也没啥好让我担心的。” 沈家阿婆把信收好，顿了顿又说，“以前抄家的时候我拉着我先生的手哭，说银质餐具、珍珠项链还有珐琅灯都要被没收了，几天几夜睡不着。结果是房子被没收了，我们提了个小箱子就出来了。也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大家听到她谈起往事，都一下子不说话了，手头的针线活儿也停了，个个都看着她，包括我们这群小孩子，仿佛她讲的是电视里的一个故事。尼娜的妈拿了个杯子和热水瓶，到了一杯水出来，“沈家阿婆，你坐，喝点水。”

沈家阿婆打开了话匣子。那么多年，弄堂里的邻居对她不冷不热，她跟别的邻居之间没有你送我一碗馄饨、我送你几个高邮咸鸭蛋那么热络。她跟这个世界可能很早之前就切断了联系，今天突然像是给过去打开了一扇门，她便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来。

“那么有一天我走在路上，看到旧货店里有个珐琅灯，就是我们的那个呀，我就不肯走了。我先生过来拖我的手，说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还是不肯走，随便怎么都不肯走。我先生没有办法，就进去跟里面的售货员说，如果有人要买不要卖掉，我们过两天来买，多加两块钱。”她喝了一口水，眼角眯眯地笑了起来，嘴边多了两个酒窝，“那么钱从哪里来我也不晓得，我估计他也不晓得。结果过了两天，他真的就拿着那个灯回来了，我开心得不敢相信，晓得伐，我的灯回来了，我怎么都不相信。他后来才告诉我，是拿英纳格手表去换的，那块手表是他去留洋的时候他爸给的。灯拿回来以后，我们就把上面的珐琅一块块拆下来擦干净，报纸包好、拿到阁楼藏好。后来又允许我们回原来的房子，但是只有一个房间了，不如以前。以前整个楼都是我们的，一到礼拜天就请客、跳舞、喝茶，很热闹的。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拉一声铃，饭菜就从厨房间送出来了。回来的时候只有住前厢房，就是以前客人进来的时候脱外套的房间。书房卧室全部住别人了。不过珐琅灯还是装了回去，一亮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所以，别人有什么要给我，我都不在意的，我也没有多的东西想要了。“

她说完，大家都没有说话。妈妈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不想打破这美好回忆后的静谧。

沈家阿婆还是笑着，看到大家正在缝制的孔雀服，“这条裙子很漂亮的，你们在绣什么？”

蓉儿妈回过神来，“我们想绣金边，但是太重了，不知道怎么再做下去……”

“金边呀，我以前一个裁缝跟我说过的，我当时年轻，什么东西都喜欢绣金边，包了，手套了，连马靴都想绣。我裁缝就说，金边要一层金线，夹一层银线，中间要串一点小的塑料珠子，才会亮起来。”说着，她接过裙子和针线，“我绣一针看看噢，当初看到他做，不知道还学得像学不像……”

日光灯跳跃的光线里，沈家阿婆眯起眼睛，轻轻地绣起来，像是跟一个久违了的老朋友交谈，倾心，悠长，寻找在岁月里磨逝了的时光。

人和人，有时候可能就需要一个小事情或者一个契机，就可以打开门，走的很近。演出服绣好以后，蓉儿妈做了一顿排骨年糕，差我们给沈家阿婆送了过去。沈家阿婆开心地往我们手里塞了一把水果糖，叫我们有空就过去玩。

“我这里不太有人来的，你们如果没带钥匙或者没地方去玩，都可以来我这里的。阿婆这里还有钢琴，你们喜欢弹也可以来的。”沈家阿婆说。

蓉儿演出那天，我和尼娜还有小步要去看。三个人商量着到底是坐公交车还是走过去。小步说要走着去，因为她没有零用钱。坐车一站两分钱，到市少年宫大概要4分钱。尼娜说没有关系，她可以帮大家买票。但问题是，如果车子塌班了（延误），那么每站都会很多人，我们人小，会被挤到很里面，到站根本挤不出来。所以大家决定走着去，路上走累了买瓶桔子水轮流喝。

结果好不容易到了市少年宫，里三层外三层。当时是一个什么大联欢，各国都有儿童出来表演，市少年宫几个厅都有大大小小的演出。还有市长出现，加上嘉宾、报纸电视，连草坪上都挤满了人。我们三个穿过密密麻麻的人群跑到演出厅，就听到隔壁楼有音乐响起，于是又寻着音乐过去。当中小步还走丢了，我们出了门才发现她不见了，原来是人多的时候她一转头看别处，再转回来就看不到我们了。她也没原地哇哇哭，怕被纠察带到办公室里去叫大人，于是就朝人多的地方走，正好前面电视台在采访不让人走过去，我们又折回来总算碰到了她，然后三个人一起拉着手。

这时候，大厅音乐也响了，演出开始。前面的观众席坐的满满的，站着的都是大人，我们挤不进去，就一直站在大人围成的丛林里，直到听到报幕员报孔雀舞和蓉儿的名字，我们就一直跳，想跳起来看。前面的大人看着我们满脸着急，问你们干嘛老跳。我们说是我们好朋友在跳舞，我们想看到她。几个大人好心，让开了一条路，我们总算看到蓉儿穿着金边的裙子，在那里翩翩起舞。蓉儿好漂亮，她平时练给我们看的下腰和劈叉，原来都是为了跳孔雀舞呀。我们看得目不转睛，演出结束以后像三条小泥鳅一样往外面钻，跑到后台去找她。

蓉儿妆都没卸，换了衣服就跟我们一起走，路上还把她们演出发的蛋糕分给我们一起吃。

“少年宫那么开心呀？”小步说。

“是咯，我下个月也要跟南市区少年宫比赛了，也会发蛋糕的。”尼娜说，“依依，你们象棋小组有比赛吗？”我点头。“那你啥时候去比赛呀？”尼娜问。我低头轻轻地道，“我不参加比赛了。下个星期不想去少年宫了，你帮我跟我们指导老师请个假，我要偷偷去个别的地方。等你少年宫回来，我在弄堂口等你，再告诉你。”

不过还没到下星期，因为换季，我得了一次感冒，发了两天烧，不得不去医院看病打针。中国的医院，在我后来到了国外才发现，真是好。急诊门诊都当天看，有什么问题医院里几个科室转来转去，就总能找出根源、对症下药。美国的医疗真是一言难尽，有家庭医生、专科医生之分，家庭医生只管量体重量体温，别的事情一概让吃退烧药，直到你忍无可忍了，才给你转专科医生。急诊更是一言难尽，可以让人生生地等8个小时，其实很多人真的就是等不动了就自己回家了……

当时我们旁边的医院里来了个专家级别的医生，据说是侨胞，泰国回来的。当然现在听到泰国回来的，跟听到从泰州回来的是一个概念。以前可不是，那时候出国的人少，回国的人更少，所以侨胞是非常罕见的。一旦有人归侨，政府特别重视，要做宣传，要开表彰大会，政府发房子，单位里当骨干培养。而这位回来的医生呢，本来业务就很强，所以直接当了主任医生。也是很巧，挂完号，去了急诊间，护士说今天主任医生在看诊。

结果跑进去的时候，我就“咦”了一声，这不是我们弄堂里刚搬进来的那个医生吗？就是他儿子帮我在食堂打掩护的医生。医生看到我和我妈也笑了，“哎呦，邻居吗。那好好给你看，不打针。”

医生是我们旁边过去几个花园的楼里的，整个楼都几乎是他们的，不知道是政府奖励侨胞发的，还是原本就是他家、后来归还的。不过想起沈家阿婆从拥有一幢楼到只有一间房，对比之下还是很让人唏嘘的。谁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可以拿回原来的财产，什么样的人可以得到政府照顾，而什么样的人财产并不会被没收。

医生看了看我的病历，说，“你跟我儿子一个年级的咯？”我点头。他儿子是我们隔壁班级的，我知道，但是除了食堂那次，我们并没有说过话。

“他跟我说起过你，所以我知道你。”然后医生抬头跟我妈说，“他刚刚转学到这里，功课有点跟不上。下个月我让他转到你女儿的班级去，你们的数学老师据说是优秀教师。”

就那么聊着天，把病看完了。围观的护士们也知道我是医生儿子的同学了，以后去医院还特别关照我，每次都让我排主任医生的队。医生开了一个进口的药，效果奇好，隔天我的烧就退了。退烧后去上学的路上看到医生的儿子，我以男孩子的性格跑上去问他，“你爸说你跟他说我，你说什么了？”

医生的儿子被我问得脸都红了，甩了一下书包就快步往前走。我就一路在后面追，到了学校他进了自己班级才总算躲开了我。

不过后来他躲不掉了，因为他换了个班级到我们班了。老师知道我们住一条弄堂的就把他安排坐我同桌，他尴尬得把书包往书桌里一扔，一整节课都趴在桌上不说话。后来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跟不上了，因为他上课老在看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从来不听课。别的时候我们作为同桌和邻居还好，只要我一问那个问题他就跑。其实我只是好奇他有没有说米虫的事情，而他把事情搞的天大，随便怎么都不肯说，谜底到若干年以后才揭开。

我知道目前故事都还没开始说，进展缓慢，但是先需要给大家把弄堂里的很多人都介绍一下，才可以慢慢开始叙述我们之间的故事。所以先请大家等我把人物介绍完。

医生的儿子跟我打架一直打了两个学期。他叫啸正，高高瘦瘦的个子，我是想不通他怎么老打不过我。打不过也不跑，就用书包遮着脑袋。但是他也不老实，每次明知道会惹到我恼火，还是要惹，惹完又被我打。他成绩时好时坏，全看他开心。不过他对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倒是能背出很多，背的时候像倒豆子一样快。

一天下午，海晨哥哥不知道从哪里推来个自行车。18寸的，正好适合小孩子骑。他说是他二楼邻居阿昆哥的。

“阿昆哥，噢不对，阿昆叔叔自己不要骑啊？”我们问。他叫哥哥，我们得叫叔叔。我估计，应该是自己认识的可以叫哥哥，大人带着认识的就得叫叔叔了。阿昆叔叔大概二十出头，整天背个军用书包，见人就嘿嘿一笑。他人不高走路还驼着背，头发乱蓬蓬的，胡子拉碴，连我们那群热心做媒的妈妈们都没有隔三差五地提起他、热情给他推荐各路单身待嫁女孩子。

海晨哥哥有时候会去阿昆叔叔那里，因为他有很多连环画。海晨哥哥带我们去过几次，阿昆叔叔家里就是一个小房间，才6平米，除了床和桌子，还有热水瓶和饭盒，连环画到处都是，椅子上，床上，地上，还有柜子里，随手都可以拿起一本。阿昆叔叔对我们小孩子挺好的，他那里只有烟没有糖，但是连环画任看，有我们爱不释手的他就送给我们。尼娜选了《丁丁历险记》，我选了《西游记》，蓉儿选的是《白雪公主》，小步拿了一本《皮皮鲁》。后来小步把她的书送回去了，因为她爸爸说连环画是“野书”，把她关在门外，不还书就不让回去。蓉儿则是让她妈按照白雪公主的衣服帮她做了一套裙子和一条头带，漂亮得我们都羡慕不已。

海晨哥哥经常帮阿昆叔叔买砚台墨汁，看阿昆叔叔画画。阿昆叔叔会把从工厂里带回来的红肠方腿给他，他会拿过来跟我们一起吃。那段时间我们伙食比较好，因为啸正的加入，我们时不时还有大排和肉圆。医生的儿子不是很喜欢吃，每次从老姑娘那里拿到那么多肉，也不知道怎么办，索性趁我们都在的时候走到弄堂里打开饭盒，谁要谁拿。我们一面玩一面吃，手都不洗，脏的一塌糊涂。回去大人们看到我们衣服上的油渍，就知道我们又了吃了啸正带来的肉。

阿昆叔叔跟海晨哥哥很熟，海晨哥哥要什么都可以随便拿，包括他的自行车。海晨哥哥自己骑了两天就学会了，决定教我们一起骑。他总觉得带着我们干点正事是他的责任。

我们四个一排站开，啸正虽然罕见地出门了，但是笑呵呵地坐在台阶上，拿了他的百科全书在看。海晨哥哥先展示撑脚架和刹车，还有打铃怎么打，然后让我们每个人都坐上去感受一下。小步和尼娜都够不到地，左右扭着，上上去就倒下来，踏板都踩不到。

我和蓉儿稍微高一点，正好能脚尖够到地面，可以坐上去。我用力踩了一下，车一点不动，海晨哥哥说，“你放了刹车呀。”

“那刹车在哪里啦？”

“在你手里呀！”

结果关于放刹车的事情，他又教了我十分钟。

蓉儿倒是灵巧，上了车居然能坐稳，还踩了两圈踏板，但是车往一面斜的时候，她一下子倒下去了，水泥地蹭到手。她站起来，也不扶车，拼命地摸着自己的手，看到出血了，眼泪啪嗒啪嗒地就掉下来了。“我不骑了。”

“骑自行车都要摔跤的呀，”尼娜说，“摔几次就好了。”

“我手摔破了，跳舞不好看了。我要回去涂红药水。”蓉儿说着就往家里跑。

“那……我也不骑了，”小步嗫嚅地道，“我也怕摔跤。”

“你人小，我扶的动，只管往前面踩，不要担心。”海晨哥哥在后面说。

小步骑上去以后，海晨哥哥使劲在后面抓住后座，人跟着车子左右晃，晃了两下小步就跳下来了。尼娜于是赶紧上去，“海晨哥哥，我来我来。”

尼娜上去之后用力往前踩，车子居然保持平衡往前骑了五米开外，吓得海晨哥哥在后面喊，“慢点慢点，我抓不住了。”

到了晚上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了点进展。学骑自行车就成了我们那一周的活动。下午太阳好，我们做完功课，海晨哥哥就推自行车出来。我和尼娜、小步轮流骑，啸正拿个饭盒坐在那里看书。那几天他拿到的是油煎带鱼，又肥又鲜又香又脆。我干脆不骑车了，坐在他旁边吃带鱼。

“今天食堂里没吃带鱼呀，你怎么会有？”我问。

“我妈妈自己做的。”

“那你妈妈会做面拖蟹伐？我也喜欢吃的。”

“我去问问看噢，有的话明天带给你。不过螃蟹吃多了字会写的像蟹爬。”

“我毛笔字写的很好的呀。”

“那就是你走路会像蟹爬。”啸正一本正经地说。于是他又被我打了一顿。打完他，我的结论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书壳挺硬的，不能用巴掌拍，只能上面虚晃一招，下面用拳头打他。不过他的皮夹克也挺硬的，真是不太容易打。

我吃完半盒带鱼的功夫，尼娜差不多学会了骑自行车。虽然笼头左右晃，但基本上能骑出去10米了，海晨哥哥跟着在后面拍手叫好。结果他一放手，尼娜的车就撞到电线杆子上了。

“啊呀，我以为你会刹车的。”海晨哥哥赶紧过去帮她把车扶起来，“下次我不松手了。”

“我不怪你呀，你不松手我怎么自己骑？”尼娜说，“不过好像撞的车龙头有点歪掉了。”

“那个没问题，我掰回来就好了，你让开，我力气大。”

尼娜成了我们中间学的最快的一个，她学会了直行和转弯，甚至打铃。一面骑一面开心地叮铃铃叮铃铃的。

我磕磕撞撞地也学会了，但是不会看前面，只会看自行车下面。

“抬头看前面呀，你要撞到电线杆了。”海晨哥哥在那里叫。我听了害怕，也不会打铃，情急之下赶紧叫，“让开让开呀。”结果还是撞了，还好车速不快，笼头没撞歪。海晨哥哥哭笑不得，“你叫什么呀？电线杆又不会让开的咯。”我委屈地道，“我又不会打铃。”海晨哥哥没办法，就说，“那你开始骑，我叫你抬头你就抬头，这个会吗？”我点头。

再次上了车，这次居然我也学会大转弯了，从弄堂口往里面骑，还没得意，就听到海晨哥哥着急地叫，“头抬起来，头抬起来！”

我一抬头，看到前面 有个人，但是特别紧张，不会打铃，连喊“让开”的想法都没有了，一个劲地左右转笼头。但是因为看着前面的人，笼头就盯着前面的人上，没几秒钟，直挺挺地就撞到那个人了，正中间，仿佛有“咣“的一声。

车撞到人，我跳下来，抬头一看那个铁塔一样的身形，吓得我脑子都不会转了。我撞到的是老姑娘，她难得打扮了一次，穿了个花绒线衫，戴了个围巾，被我撞得七歪八裂，绒线衫上有一条自行车油印子，围巾打的结也被扯紧，勒到她的脖子上，像是有人把她半路吊了起来。她站在那里，脸色铁青，深吸了一口气，酝酿着打算爆发出火山崩裂的吼叫。她的嘴唇一点 一点张开，眼看着一股洪水般的气流要冲出来。

“谁教你骑自行车撞人的？”她的怒吼响彻整个弄堂，把树叶都震了下来，“给我面对墙壁站好！”

我刚要去站墙壁，又想起来不对，现在不是在学校里，她不可以体罚我，于是道，“骑自行车又不犯错，我干嘛要站墙壁？我撞了你道歉就是了。”

老姑娘被我一顶撞，竟然想不出更强的理由，于是咬着牙齿恨恨地道，“你还嘴硬！”说着，一把把自行车的车杠抓了过去，“自行车没收，不许骑了。”说完，就把自行车拖了过去。

她的习惯就是没收的东西全部扔到她院子里的一个仓库顶上，谁都拿不到。已经有好几个球和一个儿童车在上面了。

我抓着不放手，但是根本抵不过她的力气，连人带车被她拖着走。想到车也不是我的，明天阿昆叔叔要骑去上班的，我更着急了，使劲拽着不松手。老姑娘200斤的体重，拖自行车和我根本不是问题。眼见着我们都要被她拖回她的院子了。

“你要么站墙壁，要么车子给我没收。“她从牙缝里挤出一句。

“我就是不站墙壁。“我拉着车继续顶撞。我和小步的脾气完全相反，她被大人打了马上就认错，我是随便怎么都不服软的。

我快被她拖到院子里的时候，啸正跑了过来，“我的自行车气打好了？”说完，他冲我递了个眼色。

“啊？噢噢......还......没打。”我说。

“我爸明天要骑去上班的！”啸正道。

老姑娘听了停了下来，“你的车？”

啸正点头，“我叫她帮我到弄堂口打气的，我爸爸太忙了，今天晚上又开会。”

老姑娘一听到医生，原本咬牙切齿的脸突然挤出了笑容，“他最近好伐？”快要被她捏到变形的自行车杠也被松开了。

“好的呀。他叫你这两天过去一次，他的外国同事过来参观，可以会诊，他帮你留个位子。”

“啊呀，那真是太好了呀。对不起，我不知道自行车是你的，赶紧拿回去，你爸工作要紧。快点拿回去。”老姑娘一把扯过自行车就往啸正手里送，又狠狠瞪我一眼，“回头教训你！叫你家长到学校来……”

“她妈妈在帮我爸爸的外国同事当翻译，不要打扰她妈妈。”啸正又说。

“啊……”老姑娘原本凶神恶煞的脸一下子扭曲了，不知道接下去做什么表情。

“是呀，我爸爸请她妈妈过去帮忙的。”啸正大大咧咧的样子。我特别怀疑的看了他一眼，觉得那些事情我怎么都不知道。

“噢噢，那……那……下次骑车小心一点啊，”老姑娘的语气变得温柔起来，“撞到我没什么，撞到电线杆子就疼了。”

说完，她正了正自己的围巾，又拍了拍毛衣，自言自语地道，“没什么没什么，回去肥皂洗洗就好了，我先出去了。”

啸正推着车，朝我摆摆手，叫我赶紧走。

“哎，你爸爸那里真的有会诊吗？还有我妈妈真的去当翻译了吗？”我跟在后面小声问。

“我爸爸是有资料在麻烦你妈妈帮忙翻译呀，会诊吗，我胡说的。我爸那边我去解决，他听我的。”啸正得意地说。

我们回到自己的院子里，大家都围过来问怎么了，我把事情前前后后说了一遍，大家才送了一口气，说是本来都差点回家叫自己家长去找老姑娘说情的，海晨哥哥自己差点找过去顶罪。听到问题解决了，大家都觉得啸正特别了不起。

“没什么的，你们以后如果去急诊要找赵医生，就说我叫你们去的，他会帮你们开好的药的。”啸正又加了一句。

“啸正，你以后也要当医生吗？”小步崇拜地问。

“噢，不是，我以后要当法官。”

“什么是法官？”

“很难解释了，就是我们旁边的法院你们知道吗，在里面工作的，里面的头儿。”

“你当头儿我也要打你。”我说。

“为什么又要打我啊？”啸正委屈起来。

“不为什么呀，法官不穿皮夹克，打起来手不疼。”我说。

回复 6楼真诚的小majia的帖子

楼主mm写得太好了，海晨哥哥来你家吃饭那段把我看哭了，邻里互相帮助的人间真情太感人了。

pmtng 发表于 2021-01-29 15:05

抱住mm

我问过我妈两件事情，一个是为什么叫我依依，另外一个是为什么起了这么好听的名字还不给我打扮的漂亮一点。

我妈说主要是我的脾气从小倔，所以乳名叫依依，是想让我稍微有点女孩子的温柔如水的感觉。至于为什么没打扮漂亮点，那是因为以前根本买不到漂亮的衣服，只有自己做或者等出口转内销。百货店的衣服只有几个款式，一出来就一条马路可以看到三个小孩穿一样的衣服。有一年出了一个蝴蝶结，红色的在马尾辫上绕一圈，然后十个女孩里九个都戴。

我后来回头想想，觉得很多人从事的职业，可能就是从小打定主意要做什么，比如啸正那样的，从中学到大学一直往那条路上走，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小时候缺什么，一直想要，所以不知不觉地往那条路上走。

说到出口转内销和处理品，都是很紧俏热门的。两样东西都是不定期的，所以一旦哪里有卖，大家奔走相告，一个商店门口瞬时可以排起长队。有时候偶然会有一个出口展览会，要托人或者通过关系才可以搞到门票。尼娜的爸爸不知道从哪里拿到了两张票，于是尼娜的妈在晒被子的时候，两个院子里问了一圈。晒被子其实是一个特别有社交性质的活动，太阳好，各家各户都出来，手里忙着什么，嘴里聊着别的。各种最近外面的紧俏商品啦、弄堂里谁家有什么事啦、谁可以帮忙托人办个事啦，都在这几个小时的晒被子、拍被子过程中完成。而且不限年龄，不限院子，家家都有人参与。

“我们家老大（上海女人管老公叫老大）拿了两张展览会的票来，你们谁要？”尼娜妈抱了一条特别厚重的被子到院子，人捂在被子里，看都看不到，只听到她带有吴侬软语的口音。

“阿拉小步不要的，我的衣服改改小她就可以穿了。小孩子要什么漂亮，随便穿穿就可以了。”小步妈一脸没睡醒、三班没倒过来的脸，拿着抹布在擦竹竿。看到蓉儿妈也抱着被子出门，一下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便不再言语。

“蓉儿我已经帮她又买了两块布，我弟媳在菜场里，人家布料商店有个人家里天天要烧猪肚汤喝，叫她帮忙留新鲜的。冷气的不好的呀，味道很腥气的，但是新鲜的早上5点钟就差不多卖完了。她就天天帮人家留，留了一个月。现在人家店里有什么新的布料都给她拿。她也不会做衣服，就都给我们蓉儿了。我么，拿一块给蓉儿做，另外一块么，给我弟媳做条喇叭裤，算是谢谢她。布料的颜色，啧啧，漂亮的咧，花格子。“

“尼娜妈，我们一起去吧，依依很久没有添新衣服了，你们尼娜也长高不少了，我们一起去逛一下吧。“我妈说。

“对，你们去。有什么童鞋帮我看看，蓉儿要一双红色的小皮鞋。“蓉儿妈说着，看到我们几个在院子里瞎转悠，又加了一句，”去，跟沈家阿婆说一声，一会儿我过去帮她晒被子，她一个人搬不动的。“

“说起沈家阿婆，上次那个外国的信，有人来找了伐？要给她什么东西？”尼娜妈有点好奇。

“上次灯光暗，我看错了，应该是这几天有人来，一会儿我跟蓉儿妈一起过去，顺便问问她有什么要帮忙的。”我妈说。

下午的时候，我妈、尼娜妈还有我们两个小孩子，整装待发，坐车去西区市中心的展览中心看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