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闲逛，看到这个故事，还想接着看更多，就搜到了在线的完整版。
它是崔永元作序，王 朔、 姜 文、徐静蕾 等30多位著名人士 联袂推荐的沈群的《美国也荒唐》
不能不说，故事很生动，有的情节击中泪点-想忍也没忍住。
还没看完，忍不住先来推荐。粘几个片段

回复 [url=http://forums.huaren.us/showtopic.aspx?topicid=1614071&postid=62797440#62797440]1楼WarmClock的帖子[/url] 先粘其中一个故事： 一、当上吸毒嫖娼旅店的经理 　　当一个旅店的所有客人都是按小时来租用时，你就会发现这些人只干两种事——吸毒和嫖娼。 　　1989年6月14日，我考取了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并获得全额奖学金。 　　到了美国，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所有的感觉凝聚成一个词——兴奋，遏制不住的兴奋。走在洛杉矶的大街上，鲜亮的阳光，透彻的蓝天白云，翠色欲滴的绿地，除了兴奋，我想不出任何一个词可以形容我的心情。 　　从这天起我将开始全新的生活，不再有单位的束缚，不再有父母的管教，不必恪守传统的观念，不必每天都生活在恐慌之中。 我的大学同学也是我多年好友的X在洛杉矶定居，他希望我能和他在洛杉矶会面，所以我并没有像许多留学生那样，从中国起飞就直接奔赴美国学校，而是把洛杉矶作为我赴美的第一站。也许正是这个缘分，使得我后来在洛杉矶开始了美国第一份正式的工作，在洛杉矶创办了第一个属于我的公司，在洛杉矶建立了我的家，并最终把洛杉矶定为我在美国的永久居住地。 　　由于X每天都要去餐馆打工，而我又遏制不住渴望接触这个全新世界的心情，便一个人冲到了洛杉矶街头，仔细品味这座“天使之城”。刚走过一个街角，就看到　　一个乞丐模样的白人慢慢地向我走来。我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这第一个将要与我对话的美国人，心中窃喜：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对话多难得，这要在北京，外教一对一教授口语课得付多少钱啊？ 　　他离我越来越近时，我却不知要说什么，心里也不禁开始发慌，发现自己语言竟如此贪乏。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终于开口了：“年轻人，我需要你的帮助。”语气与我以前见过的乞丐截然不同，我开始怀疑他的身份。 　　我迅速地搜刮着脑子里的英文词汇，对他说：“我也是穷人，帮不上你什么忙！”说话间，左手下意识地捏了捏兜里的零钱。 　　他的目光并没有从我脸上挪开：“帮一点儿也是帮。” 　　说心里话，我是看不起乞丐的。在美国这样一个富裕的国家，随便做点什么事都能赚到不少钱，维持一份有尊严的生活绝不是难事。于是我不客气地说：“你给我个理由，我为什么要帮你？” 　　“年轻人，也许有一天我会帮上你。” 　　我心中一愣！有哲理呀！这和我原来看到的乞丐是不一样的。印象中的乞丐一般都是脏乱的头发，破烂的衣服，让人不想再看第二眼，而且见到人就下跪，不给他钱就不让你走。可眼前这位美国乞丐多了一些尊严，多了一些从容。而且说话有内涵。给点钱值！花钱买道理。于是我拿出了两个25美分的硬币，放到他那有些干枯的手中。 　　“Godblessyou！”（上帝保佑你）他右手抚在前胸，很虔诚地说。 　　每天X下班回来，都会清点当天赚来的大把大把的小费。而我当时在国内的工资一个月也才只有几美金，那些小费对我的诱惑绝不亚于金牌对运动员的诱惑。想着我离秋季入学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打工挣点盘缠应该是一件不坏的事。 　　听说美国的本土公司不会聘用没有工作许可证的人，而我当时还只是学生身份，所以只能到当地不守规矩的华人公司里找机会。于是，我买来了当地最大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看看能不能找一份直接挣现金的工作。检索了报上百余个招工启事，我的目光最终被一个小小的广告吸引了过去：招聘Motel经理，要求：会英文，身强力壮，底薪800美元，另有小费。我心一动，这倒是份不错的工作。“Motel”这词托福里有，就是汽车旅店。“身强力壮”是什么意思啊？这词跟经理这种白领工作好像不沾边啊，难道还要干很多体力活吗？不过800美金的月薪，相当于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十年的薪水了，即使干点粗活我也愿意。我摸摸自己的胸肌，想起了自己在田径队、足球场乃至曲棍球国家选拔队时的辉煌。这份工作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我暗想。别想那么多了，不然工作被别人抢走了。于是，我拨通了电话，约好了面试时间。 　　老板是一个又矮又胖，一脸横肉的台湾人，操着一口浓重闽南音的普通话，他坐在椅子上，斜着眼打量着我，“来美国多长时间了？” 　　“两天。”说完我就后悔了，我想缺少美国经验一定是我的软肋。 　　没想到他“嗯”了一声，似乎满意地点点头，“会讲英文吗？” 　　“会”，我很自信地说。 　　“我们招的是夜班经理，下午5点到第二天早晨8点上班。” 　　“没问题”，我没有任何疑问，只是担心他会问我有没有工卡。 　　“行。那你明天来上班。” 　　啊？这么简单就定了一个经理？真是慧眼识珠啊！我立刻对这位身高只有一米六几的伯乐充满了好感，这样想着他脸上的那堆横肉似乎也不那么难看了。 　　“我跟你说一下工作内容。旅店一共16个房间，每天晚上开始来客人，每个人来，你都要登记好房间号和开房时间，同时问清退房时间，记在这个本子上”，说着他递过来一个黑乎乎的本子，“然后随时查阅每个房间的退房时间。提前十分钟左右去敲门提醒客人退房时间已到，还有，所有付账一律用现金。” 　　怎么，酒店还要登记退房时间？难道每个客人的退房时间还不一样吗？没想到美国人做事这么严谨，这么人性化！ 　　老板似乎看出了我的困惑，解释说：“大多数客人都只开一两个小时的房间。” 　　我更加疑惑了，住店还有只住一两个小时的？美国人真讲究效率！ 　　“这些录像带你要一盘一盘接着放，不能让它停下来。”我还没来得及多想，老板又指着桌子上的一堆录像带说。 　　“这都是什么电影啊？”我一边说着，一边走到那堆得高高的几十盘录像带前。 　　“没什么可看的，都是成人片。” 　　“成人片？这不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毛片吗？”这时我已经能清晰地看到录像带的外包装了。这工作可太刺激了！国内可没那么开放，看这片都是犯罪啊。 　　“上面有个监视器，一出现雪花就说明带子放完了，你就马上再换一盘新的”，他指着头顶上的监视器对我说。 　　“知道了”，我连忙答应着，“对了，那我做经理，部下都是哪些人？” 　　“部下？”老板有点不理解地看着我，“噢，有一个Amigo（墨西哥助理），他专门帮你洗床单和被罩。每次客人离开，你负责把床单被罩取下，顺带检查是否有破损，然后扔到地上，剩下的就是他的事了。洗完后，他负责把床单被罩给你，客人开房前你给套上。” 　　啊？这哪叫什么经理啊？这不就是客房部服务员吗？我在心里抱怨着，不过一想到那800美金的月薪，心里就平缓了许多。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况且自己也没有工作许可，看在钱的面子上就别计较那么多了。 　　“对了，你看见那个房门了吧”，他向外指着，“提醒客人退房时，先敲门，告诉他们timeis up（时间到了），然后身子从门前闪开，不要站在正门口。” 　　天啊！美国的培训工作这么细致，连动作都要求得那么具体。我对即将开始的这份工作，也是我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充满了好奇。 　　第一天上班，店里的情景就把我吓着了，这来住店的都什么人啊？应对起来真有些不知所措，可能说错一句话或办错一件事就会遭到一顿谩骂。 　　进店的全是黑人，没有一个白人，有时几个黑人一块儿进来，像一阵黑旋风一样压过来。 　　绝大部分客人是成双成对进店的，而且几乎没有人订房超过1个小时。看着这些男男女女的表情，你就知道他们开房间的目的。更有甚者，一个女人可以带着不同的男人来，甚至一晚上开三、四次房间。 　　工作的强度也是我无法想象的。从下午5点钟开始，客人就陆续进来，由于大部分客人都只开一个小时的房间，这就意味着一个小时内就有十几次的开房、退房，拆、装床单床罩等工作，而且这期间还要保证录像带不间断地播放。记得有一次，我正在低头算账，突然从一个房间里冲出一个身上只裹着一条毛巾的黑人男子，冲到我窗前，用手大力敲击着玻璃，疯狂地喊着：“为什么把我的录像停掉！我一分钱也没少付你。该死的！” 　我一时有点蒙了，不知道这么大火来自何处，愣了一下，才想起应该关注监视器，抬头一看，上面已经满是雪花。我这才慌忙换上一盘新的带子。当画面上的男裸奴重复起那个动作时，黑人男子才惺惺离去。这次事件之后，我才清晰地认识了我这边的“影视工作”与房间里的“工作”的必然联系。 　　下午5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要整整15个小时不停地工作。由于我一个人要处理所有的工作，所以一整个晚上都在不停的奔跑中做事，往往是一个房间的床单被罩还没换好，另一个房间的客人已需要去提醒，还有一个房间的客人要退房，连吃口饭的时间都没有。 　　夜里11点时，我饿得实在不行了，就把带来的一包方便面放进锅里去煮。刚转过身，就看见又有客人在“梆梆梆”地敲窗，要定房间。这时，正在监督我工作的老板比敲窗户的黑人还凶，高声地冲我叫道：“煮什么煮，你不知道这种面的名字叫泡面吗？拿开水泡不就行了！” 　　这是我在美国第一次受到老板的训斥，心里特憋气——这都什么老板，怎么不把人当人啊？ 　　当然，大部分时间里老板对我的工作效率和敬业精神还是满意的。他看出我虽然欠缺经验，但工作起来诚诚恳恳。而且，单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的速度来讲，恐怕也是他以前聘用的经理所不及的。而我，也因为这份工作练就了一身迅速撤换床单被罩的本领。时至今日，如果家里有换床罩的工作，我还乐意秀一把当年的技术。 　　这天，老板看到我基本可以应付局面后，便开车回家了。就这样，我咬牙挺过了第一天也是生平第一次15个小时的紧张工作。 　　早晨7：50接班的经理来了。我心中有些愤愤不平，这班排得也太不合理了。客人一般都是在下午5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来，像他这一班，能有多少工作量？这个世界永远都是那么不公平，好事怎么都让他们这帮人占了？ 　　寒暄过后，我才惊讶地发现，这位白班经理竟然也是北大毕业，1977年（1977年底恢复高考）入学。世界就是这么有趣，在洛杉矶黑人区的小小旅店里，居然还能出现两个北大毕业生。 　　“那我可得帮帮你，你要不着急走的话，我给你说说这工作里的门道”，他无比诚恳地对我说。 　　“太好了！我初来乍到，还请多多关照。” 　　“嗯，跟我来”，说着，他把我领出了经理室，“你现在也应该知道了，这些只开一两个小时房的人，是为了做什么事”。他看了我一眼，饶有兴趣地继续说：“一种是吸毒，一种就是做那种事。你知道这马桶边的瓷砖为什么掉了？”我摇摇头，他接着说：“这就是吸毒以后发疯时用手抠的。所以，咱们这份工作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催人家退房。你说说做这两件事，哪一件愿意让你催？对了，老板应该跟你说过催房时，敲完客房门身体要从门前闪开吧。” 　　“是啊，说过的。” 　　“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疑惑地摇摇头，确实且从没想过这个问题。 　“你看看正对门那边的院墙，知道上面为什么会有一块一块的涂料的痕迹吗？”我抬眼望去，这才注意到那边墙上确实有大块大块的斑驳，但我仍然想不出这和敲门有什么关系。 　　“那是遮盖墙上的弹洞的，有的客人是带着枪的。在他疯狂时，你去催他，有些人就会丧失理性，并因不能自控而开枪。所以你敲完门后，身体一定要从门前闪开，不然就有可能受伤，甚至命丧黄泉。” 　　我的妈呀！原来如此！听着他的话，想着昨天晚上，敲完门后，我并没有注意及时地从门前闪开，心里不禁一阵后怕。当时我还拿老板的话当笑话听，看来由于文化差异，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客死他乡。 　　“Steven（他称呼着我的英文名字），你知道为什么要招你来吗？” 　　我不知道他说这话的意思。 　　“因为你的前任刚刚辞职，但店里急需用人。你知道，我们店只收现金，所以经常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盯上。就在大前天，店里刚发生了一起抢劫。你的前任经理，被一个劫匪五花大绑地关在客房卫生间，头被按在马桶里，柜子里刚收来的几百美元现金全部被抢走。虽然这事已经报过警，但案子至今还没有破。” 　　听完他的话，我才明白，当时招工广告上要求身强力壮的原因，也明白了为什么我那么容易就被录取——因为根本没人来竞争这个岗位。当地人一看到广告上登出的地点，就知道是洛杉矶南部的黑人区，再一了解这是钟点旅店，就知道他做的是什么买卖。只有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外国人，能够无知者无畏地来到这里工作。 　　人说起来也怪，什么东西你越是得不到就越想要，一旦这东西可以无休止地给你时，你还真不见得稀罕。就拿看成人片这事来说，在我接受这份工作时还有些窃喜，看着那高高摞起的几十盘带子，心想这回可要让我这个外乡人大开眼界了。可一个晚上过去，看着一男一女重复地做着那个动作，这成人片就让我看得头晕眼花，而且时常是恶心得想吐。 　　这天下午去上班的路上我终于忍不住了，胃里翻江倒海地剧烈翻滚，我从公共汽车上下来，就止不住在路边“哇哇”一顿呕吐，加上又想起早上那位师哥所讲的话，我坚决地作出一个决定——在街头找到一部公用电话，毅然决然地向老板提出了辞职。 　　“早就看出你不能胜任这份工作”，电话那头传来老板不屑地语气。 　　听他那话，好像这是一个无比高尚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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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纽约之黑?黑吃“黑”
　　北大长跑队的在底子使我不敢于和劫匪赛跑没有人能比在刀枪追杀下跑得更快了。有时候，凶险与平安只有一线之即。
　　远在异国他乡，对亲人也就格外地思念，虽然通信在那时也仍然是主要的联系方式。但每个在美国的中国人都对给家人打电话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书信的往来往往要间隔两周以上，每一句问候和表白，也都不能得到及时的反馈。只有通话不仅交流迅速，每一个问题都能得到即时的答复，而且能够真切地听到自己亲人熟悉的声音。因而打电话还是人们最钟情的方式。每个月，每个留学生在预算自己生活费时，长话费也都是不可缺少的一项。但在1990年，中美国际通话每分钟要到３美元左右，累积起来是一个让我们不太敢想象的数字。在中国一个月的工资奖金全加起来，也不够打上十几分钟电话的。
　　初到美国时，在洛杉矶我就遇见过街头的黑人卖电话卡，而且是专门卖给我们这种模样的外国人。因为他们知道，我们都是国际长途电话的需求者。通常七八美元就可以买到一个号码，这个号码拨通后，你可以一气讲个够，三四十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用过一次之后那个号码也就作废，对于此事我也从未探究过它的内幕。这次到了纽约，我那颗带着记者敏感的心又萌动起来，想着一定要把这里的道道弄个明白。
　　这天，利用一周唯一的休息日，我只身来到了纽约的公交汽车总站，听说这里是卖电话卡最活跃的地方。果然，我刚刚走进站口，就有黑人向我迎面走来，翘起两个手指放在耳边，做出打电话的姿势，同时问道：“Phone card？Phone card？”（电话卡？电话卡？）生怕我这个外国人听不懂他讲的英文。
　　“多少钱？”我问。
　　“十块。”
　　“太贵了，再便宜点。”我早就听说过能够讨价还价的底价，心说你甭蒙我。
　　“Ok，my friend，for you，eight bucks.”（好吧，我的朋友，八块钱卖给你。）
　　“不行，七块，你不卖就算了。”说着话，我拿出一副转身要走的姿势。
　　“Ok，you got the deal.”（好吧，成交。）说着话，他把一张写着号码的小纸条往我手里塞。
　　“等等，”我想起一个朋友的提醒：“谁知道你这号码是真是假？打不通怎么办？”
　　“I will dail it for you. Pay me when I get it through.”（我给你拨通，拨通后你给我钱。）说罢，他带着我走向身边的一个公用电话亭，脸上一副不屑的表情，好像我侮辱了他做事的信誉。
　　果然，他把我给他的号码拨过去之后，电话接通了。那头传来了远在北京的妈妈的声音。我把准备好的钱，放在这个黑人手里，他笑着扬长而去。
　　“妈妈，我在纽约了。我已经找到了一份工作，猜猜，我一个月可以挣多少钱……”
　　就在我开始说话时间不久，突然，一个陌生的黑人出现在我面前，脸上闪现着一丝狡黠的微笑——“可以啊你！”
　　等我意识到他时，他已经站在离我不足一米的距离。我的心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下意识地后退了一小步，不知道他要搞什么名堂。
　　“My friend，time is up.”（朋友，时间到了。）他两眼滴溜溜地向左右扫视一下，低声对我说。
　　好熟悉的用语，这不是当年我在洛杉矶的Ｍotel做经理时，催客人时间已到的话吗？“你什么意思？”我问他。
　　“你付了多少钱我是知道的！但现在你讲话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个价格。要么你继续付钱，要么这通电话只有被挂断了。”时间走了出价格，关其他人什么事？这个黑人有什么资格给作者要钱？他能给作者提供什么，可以使用，这些在弟32页中并没有清楚。说话间，这位老黑伸出手，把食指放在了电话机的那个弹簧片上，只要他手指向下再挪一寸，电话就会被挂掉。
　　这是黑吃黑！我心里猛然明白过来。前面有人非法卖卡，后面有人接着吃第二轮。我当时也没多动脑筋，怎么就选了这么个众目睽睽之下的公用电话呢？
　　直到后来我才明白这电话卡的奥秘。往往是在这些众人聚集的公共场所，当一个人在用自己的电话卡拨打电话，输入密码时，在他背后高楼中的某个玻璃窗后，有不止一个人拿着高倍望远镜，紧盯着他手指的按键。当他打完电话走开时，他无法知道，那组密码已经被神不知鬼不觉地记录下来。再接下来就是，有人在街头出售这组密码。这句话与前面值。按作者所用之卡大概是一次被使用此外关于电话卡为何如此：原因，交待不清整，谈后不易明白之后重新描述。当然，在美国，只要电话卡的持有者签字画押，表明这通电话并非自己所打，他就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最后这笔呆账只能由电话公司埋单。
　　听着妈妈还在那头说话，我便只好面对现实地与眼前的这个黑人讨价还价：“说吧，你要多少钱？”
　　“不多，就五块钱”，黑人向我伸出一个巴掌。
　　“四块吧”，我心中很不情愿。
　　“No money no talk.”（不给钱，就别想通话。）黑人又把食指放在了原来的位置，拿出马上就要挂断电话的架势。
　　这时电话那头传来妈妈焦急的声音：“沈群，这是怎么回事啊？刚才说得好好的，怎么一下就变成英文了？这是串线了吧？”
　　“没有，没有，妈妈，我这有个人跟我问路，咱接着说。”一边说着，我一边只好从衣袋中掏出五块钱，交给了那个黑人。
　　“是不是通话时间太长了，这得多少钱啊？”妈妈也觉得今天的电话有点奇怪。
　　“妈，您就甭管了，我现在不是挣钱了吗？”我和妈妈聊了起来。
　　……
　　“Hey，you got to pay.”（嘿，你应该付款了。）不知何时，又一个黑人站在我的面前。拿出了几乎和刚才那位老黑同样的架势。
　　还没完没了了，我今天怎么这么倒霉？“I already paid.”（我已经付过了。）
　　“Not me.”（没付给我。）黑人不依不饶地摇着头。
　　“妈，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今儿咱说的也不少了。”我知道马上就要被挂断电话了，于是语速突然变快。我明白不能再这样一个劲儿地付钱，但我嘴里还在跟这个黑人周旋：“你要多少钱？”
　　“考虑到你已经讲了那么长时间，向你要八块是个很合理的价钱。”
　　我心里“噌”地一下，火就起来了。这价还翻着番往上走？“妈，就这样吧！我找时间再跟你通话，你跟爸说一声，我今儿就不跟他讲话了。”我一边急速地说话，一边抬头看着这黑人，说完，我干脆“砰”的一声，把电话机摔在了机托上转身向车站走去。
　　那个黑人显然被吓了一大跳，我走出很远了，还能听到他嘴里喃喃地嘟囔着：“生什么气啊？不就是几块钱做个生意吗？”
　　回到店里，当我把这份经历讲给工友们听时，被他们着实地嘲笑了一番：“天底下还有你这么傻的人啊？到那种地方去买电话卡，还一个人去？”当初那位教我削葱头的工友，名叫大刘，他很仗义地拍拍我肩膀，“行了，下次跟我们一块去，看谁还敢欺负你？”
　　来店工作这几天，我已经熟悉了这里的全部店员。老板姓林，今年40岁出头，“文革”末期，他随家人偷渡到香港，几年后又辗转来到美国。从餐馆的打杂做起，一直做到炒锅，攒下几万美元，再加上向朋友的筹措，一年前盘下了这家快餐店。店里除了我和那个收银小姐Sherry外，清一色都是福建偷渡客。没有一个人有正式身份，因而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考驾照开车或站在前台收银。他们所有能做的就是在后面的厨房里默默地劳作。他们交流都用闽南话，只有跟我说话时，才讲普通话，但那浓重的口音仍然让我一知半解。他们每个人都是全家举债，给蛇头交钱后偷渡至美国。他们没有一个人喜欢美国，但是每一个都喜欢在这里挣到的钱。因为，只要混到“炒锅”一职，一年挣到手的钱就可能比他们在国内的老乡一辈子挣的钱还多。每人要付的偷渡费用有三万多美金，他们没有人能付得起这笔钱，所以他们通常都是向国内的亲戚朋友多方筹措，先支付全部偷渡费的一半，另外一半再由在美国的亲友联名担保，等在美国打工挣了钱再陆续还清。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笔经济账：苦干五年，快活一辈子。也就是说，在美国，从餐馆打杂每月1000美元做起，一年之后成为抓码，两年之后成为炒锅。到了炒锅这个级别，好一点的餐馆一个月可以挣到2400美元，一年下来就可以有将近三万美元的收入。由于工作都在餐馆，吃饭从来不用花钱。由于身份都是黑的，也不可能在外租房、住店，他们都是随着餐馆老板回家，六七人挤在一间十余平米的小屋内。所以，挣到的钱几乎没有花出去的地方，可以全部留下来。
　　他们都是一群贫困山区的农民，大多数思想单纯、感情质朴、心地善良。在我有困难时，他们虽不善言语，但都愿默默地帮忙。他们的村里都已形成了风气，好像男人不出国就是没有骨气，而男人一旦出国，女人们就处于永久的等待中。所以往往整个一个村子，剩不下几个男人。当这些男人进入美国后，又大多集中在纽约地区。因为这里周边有一万多个中国餐馆，足以容纳十几万甚至更多的餐馆工。在这些餐馆中有不少就是由早来几年的福建人开的，因而他们在语言、文化上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虽然很多人在纽约地区度过了最初的苦难阶段，也还清了债务，从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人生自由，可以走到纽约之外的地区发展，像亚特兰大、芝加哥、费城等等，但新的偷渡客却一轮一轮，前赴后继，永不休止地填进纽约这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中。
　　那些到达美国的餐馆工人从第一天起就真正开始了暗无天日的生活。他们语言不通，身份没有，外面繁华的世界与他们不发生任何关系。他们思念遥远的故乡显得越发亲切，每天长时间的辛苦劳作后，没有老婆、孩子的陪伴，留下的只有内心的孤独和无限的乡愁。无论打电话还是写信，他们都是在痛骂美国。但其故乡的人所能看到的是他们源源不断地寄回美元，和盖起了的一幢又一幢小楼。
　　美国压抑的生活使他们火气尤其大，行为尤其暴。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纽约，福建人已形成了一股特殊的势力，他们走到哪儿都三五成群，没人敢欺、没人敢惹。连某些地区那些专门靠碰瓷为生的小混混，都知道躲着这些福建人。正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生活中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得病，因为他们没有医疗保险，也不敢去正规医院花钱就医。看病的第一项内容就是登记身份。没有正式身份的他们一旦生病，心里的恐慌便可想而知。店里的大刘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有一天他胳膊上不知何故突然泛起一片红疹，他那种惊恐的表情，让我久久不能忘怀。他拉住我的胳膊说：“小沈，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办啊？我是不是马上就要死了？”后来我陪他去了趟药店，当他听着我的解释吃下药之后，嘴里就在不停地念叨：“这下好了，我明天就应该没事了。”
　　一周后的一天，终于等来了他们带我去打电话的日子。我们店里的两人再加上其他店约好的三个福建老乡，一同坐上地铁，开赴我上次受欺负的纽约公共汽车总站。路上他们有说有笑，相互不断调侃着。虽然我不能完全听懂他们的对话，但大致可以猜出他们是在聊着家长里短的事情。某某的孩子上中学了，长得跟他爸爸一个样；某某的老婆发福了，不再是原来那个年轻漂亮的小媳妇……话语间，他们不断重复的一句就是：“约好了吧，你们家媳妇会在吧。”我听着有点迷迷糊糊：这打个电话还有什么约好不约好的？快到车站时，大刘冷不丁问了一句，“小沈，我忘了和你说，你早上吃东西没有？”
　　“吃了点东西。”我支吾着，不明白他为何问这个。
　　买好电话号码后，他们走到了一个似乎是他们经常使用的公共电话前，等一个黑人接通电话后，拿着钱走了。接下来，让我看到了一副永生难忘的打电话场景——
　　一位工友打起了电话，五尺高的男人两句话没说完，眼泪已经扑簌簌地滚落下来。此后，他便很少再张口，但是那种倾听的专注，是在任何公众场所中难得一见的。而他的身边，其他四位老乡分散开来，几乎是等距离的站成一个半径约两米的圆形，这位打电话的就是这个圆的圆心。四人像保镖一样，背朝圆心，面向外围，注视着过往的行人及周边一切可疑的动向。我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去，不时地可以发现类似上次我经历过的黑吃黑的那些黑人从二、三十米外把目光投向这边。但他们似乎也已经熟悉了这幅场景，观看片刻便知趣地走开，没人敢前来打搅。
　　在美国经常会有一些黑人在公共场所捣乱，尤其像公共汽车站、地铁站这些人员杂乱的场所，偷个钱包、打劫个外卖、抢个乞丐或街头卖艺人的零用钱等等。他们这些人胸无大志，满足于一时一地所获，而且往往是单兵作战，无组织、无纪律，也形不成帮派团伙，因此一旦遇到像福建人这种几人一伙的团队，他们往往都不敢正面交锋。
　　在美国的住房市场还盛传这样一种攻城略地的战术——要想让一个高尚社区的地价掉下来只需要引入几个黑人暴发户即可，因为黑人绝对是属于有钱就花、及时行乐的那一族，绝不会像中国土财主那样把钱装在罐子里，再埋在后院的地下。而一旦有黑人迁入时，这个社区往往就会由“静”变“动”，就像一支交响乐突然变成了酒吧摇滚，一曲芭蕾变成了嘻哈街舞。接着，一个一个的黑人暴发户，还会像被时尚引领一样接二连三地进驻这个社区。于是，这个社区就开始“变色”——“黑进白退”。一旦越过一个整体比例，变色的节奏就会加速进行，白人不再是步步为营，而是节节败退。一直发展到整个社区“漆黑”一片。这时，其他族裔的人一般也就不愿再进来。当然如果你想让此社区冲破黑暗，再度“变色”，唯一的选择就是引入越南人，他们是这世界上唯一敢于和黑人较量的民族。他们似乎就是为苦难而生，不仅祖祖辈辈拒绝荣华富贵，而且父辈就曾经和美国黑人在自己国土的灌木丛中以死相拼。虽然在战争统计的整体死伤人数上并不占有优势，但他们视死如归，好像活着是一种意外，死亡才是必然。而越南人能够“战胜”黑人的一个关键就是他们往往能够结帮成派，所以，一旦越南人进驻，黑人就呈现出节节撤退的态势，最终使这个社区再度“变色”，由黑转黄。问题在于由越南人统领的社区难以引起地价的上升，在美国很少有越南人的聚居社区称得上高尚社区。但是你不用慌，这时候你就该让中国人登场了，中国人是不惧怕与越南人为邻的。一旦中国人进入社区，就开始整修院落，加建房屋，恨不得把自己的每个房间都装扮得像皇宫一样，进出社区也都彬彬有礼，因此地价也自然重新升值。
　　这时，只见刚才一直讲电话的工友两眼红红地叫了一声：“大刘，该你了，你老婆在那等着呢。”于是大刘走过去拿起电话，没说两句他就转过身去，把头深深地埋在了胸前。刚刚打过电话的人用粗大的手掌，抹了一把眼睛，走到刚刚大刘站过的位置，做起了保镖。
　　他们就是这样依次轮换的，每人说上半个小时左右。每人都讲过一次后再开始第二圈的轮换。难怪来的路上他们问我早上是不是吃过东西，谁能想到这电话打起来就是五、六个小时，不吃东西谁能受得了？
　　可以想见电话那头，在福建某个山乡的角落，想念着他们这几位的老少亲人一定也是哭成一片。
　　这又让我想起在路上他们相互之间一再叮咛的话语——“约好了吧”，那一定是家家都约好了这个时间地点同时来到这个电话边守候，一旦电话接通便成了他们多少天来唯一向自己亲人倾诉的时刻。在美国这边，这些连身份都没有的“黑户”，不仅异国他乡举目无亲，而且言语不通，每天十三、四个小时的辛苦劳作，还要时时刻刻担受被移民局抓进监狱的惊恐。一旦可以和亲人通话，又怎能说得尽那无限的相思。
　　大洋另一边，对于留守在家中的母亲、妻子和未成年孩子，在美国的亲人就成了他们生活的唯一希望。她们知道，那种非人的生活是难以忍受的，但她们也同样明白，对于她们这样既没有知识技能，又没有家产和财路的人来说，只有她们家的男人去忍受了这一切，她们才不会一辈子忍受贫穷，她们的子孙后代也才能过上富裕而有尊严的生活。
　　那天他们也把我维护在那个圆圈里，让我和妈妈通话。那个电话，我永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