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生时便有“中兴名臣”之誉。他死前的两年，也就是他60岁生日的时候，
年轻的同 位实鄞退 勋高柱石”的匾额。这可视为官方对他一生事功的评价。他
死后30多年，社会对他的评价突起变化，骂他为满虏的忠实奴才、汉人的不肖子孙
，到后来更将他钉死在“汉奸、卖国贼、刽子手”的耻辱柱上。他究竟是个什么样
的人？
1 做官、打仗、理教案
在京师做官时，曾国藩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兼任过刑、兵、工、吏4个部的侍郎
。中央6个部，他做了其中5个部的副部长，最多时一身兼顾三部。后来回湖南创办
湘军。湘军是国家正规军事体系外的民兵组织，政府既不给粮饷，又不配备干部，
一切都要靠他这个团练大臣自个儿来苦心筹措。朝廷对湘军的期待也只是保境安民
而已，但曾氏偏偏要把它做大做强。在正规部队的嫉妒和打压中，他咬紧牙关训练
出水陆两军万余人马。打下武汉后又主动请缨，作出三路人马沿江东下直冲南京的
部署，为湘军争来了国家主力部队才能得到的项目。他为此拼搏了10年，付出了常
人难以想象的代价。南京打下后他已衰疲不堪，但还是硬着头皮接受打捻军的任务
，与捻军转战两三年，弄得身心交瘁，无功而返。同治9年天津教案爆发时，身为
直隶总督的曾氏已请病假在家休养。处理教案是桩很棘手的事，不管怎样办，都难
以有好的结果。这个情况曾氏是清楚的。既然在养病期间，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将
这个烫手山芋扔给别人，但为大局着想，曾氏还是立即上路。临出门前将预先写好
的遗嘱交给两个儿子。
2 办洋务
如果说做官打仗处理教案，都还是他的本职，不容推脱的话，那么，办洋务就
绝对是分外之事了。道光20年，魏源曾提出过“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设想，但20年
过去了，谁也没有想到要把这个设想付诸现实。咸丰10年，曾国藩郑重其事地向朝
廷建议：中国人应该自己来造机器、轮船、洋枪、洋炮，此举“可期永远之利”。
皇帝旨准。于是，他在安庆办起中国第一家兵工厂，又给容闳6万两银子去美国买
母机———造机器的机器，以后便有了江南制造局。他为中国人造的第一艘蒸汽轮
船命名，又亲自坐着它从南京到采石矶，实地考查其性能。他重金礼聘当时第一流
的科技专家徐寿、李善兰、华蘅芳等人充当技师。又和李鸿章一道提出一个创议：
由政府资助一批少年出国留学，学成后回国效力。直到死前的一个多月，他还抱病
专程到上海视察江南制造局，接见在那里工作的外国专家傅兰雅、史蒂文生等人。
3 创立湘乡文派
除这些实际事务外，曾氏还为后人留下了1500万字的文字。这些文字除奏稿和
书信中有一部分是幕僚代笔外，其他的都是他亲手所写。他的散文创作成就很大。
在桐城文派日渐式微的时候，曾氏和他的弟子们在文坛上异军突起，以阳刚劲健的
文风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湘乡文派。令人感佩的是，他一生写了1400多封给父母子弟
的家书，即便军情危急性命堪虞之时，也没有忘记自己应尽的人伦之责。他还写了
近200万字的日记。无论多么繁忙，他都坚持这一日课，从不懈怠。直到临死前一
天，还写下了100多字。
除此外，他还编有《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两部书。他终生手不释
卷。赴任途中，他在颠簸的马车里读书；行军时，他在逼仄的船舱中读书；双目基
本失明后，不能读了，他便默诵诗文。他曾计划编一本明代文选，也有志于写一部
曾氏家训，皆因宦务繁忙、戎马倥偬而未果。到了晚年，他已出将入相，仍为自己
在学问及文章写作上未能超过何绍基、梅曾亮等人而遗憾，并自信若有时间，一定
会在诗文创作、学术著述上有更大的成就。
4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事功和学问上的这等努力追求，已经够让人劳累不堪了，但曾氏还要在心灵和
性情上强力束缚自己。早年在京师，他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曾经有过一段为时不短
的严格修身养性的经历，要求自己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并用日记来自
我监督。哪怕有一丝一毫不合规范的言行思想，他都要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且对
此痛加责备，甚至不惜咒骂自己。让我们随便摘抄一段日记来看看：“昨夜梦人得
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曾氏
全集日记卷“道光22年二月初十日”)连梦的这点“出轨”都要如此谩骂，自我作
对到了何种地步！不过，也亏得有这样一番近于残酷的修炼，使他在日后大功告成
、大权在握的岁月里能自觉做到律己甚严。据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中记载，曾
氏在两江总督衙门里的卧室陈设异乎寻常的简陋：床上铺的是草席，被子是乡村土
织布，马甲上打着补丁，布料既差衣又窄小，连当时的寒士都不会穿这种马甲。床
上的蚊帐低矮。屋内只有一张桌子两条板凳，放东西的箱子也未上漆。衙门厨房里
没有火腿等高档菜肴，招待客人的酒也是临时去零买。赵烈文感叹：“大清两百年
不可无此总督！”
曾氏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在自己的身上背着这等常人难以承受的沉重负
载？原来，这是因为他要做圣贤。他说过，人“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他这种观
念上的绝对，是他自找苦吃的最主要原因。曾氏眼中的圣贤是“三立”完人，即不
但要立功立言，还要立德。曾氏还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那就是太看重个人的榜样
力量，把这种力量估计得太高太重要。他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
心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
众人与之赴利。”(曾氏全集诗文卷《原才》)地位和成就，使得他将自己列入这“
一二人”之中，把自己视为天下人的榜样，负有引领导向的重大责任，故而要严加
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其实，一个人即使万分伟大崇高，也难有厚薄风
俗的力量。何况，此人还是一个仅活了62岁的长期病号(他30岁即大吐血，几乎不
治，后半生又一直在牛皮癣的折磨中度过)。一个负载如此沉重的生命，其生也自
然忧多于喜，苦多于乐，能不累吗？
年轻的同 位实鄞退 勋高柱石”的匾额。这可视为官方对他一生事功的评价。他
死后30多年，社会对他的评价突起变化，骂他为满虏的忠实奴才、汉人的不肖子孙
，到后来更将他钉死在“汉奸、卖国贼、刽子手”的耻辱柱上。他究竟是个什么样
的人？
1 做官、打仗、理教案
在京师做官时，曾国藩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兼任过刑、兵、工、吏4个部的侍郎
。中央6个部，他做了其中5个部的副部长，最多时一身兼顾三部。后来回湖南创办
湘军。湘军是国家正规军事体系外的民兵组织，政府既不给粮饷，又不配备干部，
一切都要靠他这个团练大臣自个儿来苦心筹措。朝廷对湘军的期待也只是保境安民
而已，但曾氏偏偏要把它做大做强。在正规部队的嫉妒和打压中，他咬紧牙关训练
出水陆两军万余人马。打下武汉后又主动请缨，作出三路人马沿江东下直冲南京的
部署，为湘军争来了国家主力部队才能得到的项目。他为此拼搏了10年，付出了常
人难以想象的代价。南京打下后他已衰疲不堪，但还是硬着头皮接受打捻军的任务
，与捻军转战两三年，弄得身心交瘁，无功而返。同治9年天津教案爆发时，身为
直隶总督的曾氏已请病假在家休养。处理教案是桩很棘手的事，不管怎样办，都难
以有好的结果。这个情况曾氏是清楚的。既然在养病期间，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将
这个烫手山芋扔给别人，但为大局着想，曾氏还是立即上路。临出门前将预先写好
的遗嘱交给两个儿子。
2 办洋务
如果说做官打仗处理教案，都还是他的本职，不容推脱的话，那么，办洋务就
绝对是分外之事了。道光20年，魏源曾提出过“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设想，但20年
过去了，谁也没有想到要把这个设想付诸现实。咸丰10年，曾国藩郑重其事地向朝
廷建议：中国人应该自己来造机器、轮船、洋枪、洋炮，此举“可期永远之利”。
皇帝旨准。于是，他在安庆办起中国第一家兵工厂，又给容闳6万两银子去美国买
母机———造机器的机器，以后便有了江南制造局。他为中国人造的第一艘蒸汽轮
船命名，又亲自坐着它从南京到采石矶，实地考查其性能。他重金礼聘当时第一流
的科技专家徐寿、李善兰、华蘅芳等人充当技师。又和李鸿章一道提出一个创议：
由政府资助一批少年出国留学，学成后回国效力。直到死前的一个多月，他还抱病
专程到上海视察江南制造局，接见在那里工作的外国专家傅兰雅、史蒂文生等人。
3 创立湘乡文派
除这些实际事务外，曾氏还为后人留下了1500万字的文字。这些文字除奏稿和
书信中有一部分是幕僚代笔外，其他的都是他亲手所写。他的散文创作成就很大。
在桐城文派日渐式微的时候，曾氏和他的弟子们在文坛上异军突起，以阳刚劲健的
文风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湘乡文派。令人感佩的是，他一生写了1400多封给父母子弟
的家书，即便军情危急性命堪虞之时，也没有忘记自己应尽的人伦之责。他还写了
近200万字的日记。无论多么繁忙，他都坚持这一日课，从不懈怠。直到临死前一
天，还写下了100多字。
除此外，他还编有《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两部书。他终生手不释
卷。赴任途中，他在颠簸的马车里读书；行军时，他在逼仄的船舱中读书；双目基
本失明后，不能读了，他便默诵诗文。他曾计划编一本明代文选，也有志于写一部
曾氏家训，皆因宦务繁忙、戎马倥偬而未果。到了晚年，他已出将入相，仍为自己
在学问及文章写作上未能超过何绍基、梅曾亮等人而遗憾，并自信若有时间，一定
会在诗文创作、学术著述上有更大的成就。
4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事功和学问上的这等努力追求，已经够让人劳累不堪了，但曾氏还要在心灵和
性情上强力束缚自己。早年在京师，他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曾经有过一段为时不短
的严格修身养性的经历，要求自己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并用日记来自
我监督。哪怕有一丝一毫不合规范的言行思想，他都要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且对
此痛加责备，甚至不惜咒骂自己。让我们随便摘抄一段日记来看看：“昨夜梦人得
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曾氏
全集日记卷“道光22年二月初十日”)连梦的这点“出轨”都要如此谩骂，自我作
对到了何种地步！不过，也亏得有这样一番近于残酷的修炼，使他在日后大功告成
、大权在握的岁月里能自觉做到律己甚严。据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中记载，曾
氏在两江总督衙门里的卧室陈设异乎寻常的简陋：床上铺的是草席，被子是乡村土
织布，马甲上打着补丁，布料既差衣又窄小，连当时的寒士都不会穿这种马甲。床
上的蚊帐低矮。屋内只有一张桌子两条板凳，放东西的箱子也未上漆。衙门厨房里
没有火腿等高档菜肴，招待客人的酒也是临时去零买。赵烈文感叹：“大清两百年
不可无此总督！”
曾氏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在自己的身上背着这等常人难以承受的沉重负
载？原来，这是因为他要做圣贤。他说过，人“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他这种观
念上的绝对，是他自找苦吃的最主要原因。曾氏眼中的圣贤是“三立”完人，即不
但要立功立言，还要立德。曾氏还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那就是太看重个人的榜样
力量，把这种力量估计得太高太重要。他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
心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
众人与之赴利。”(曾氏全集诗文卷《原才》)地位和成就，使得他将自己列入这“
一二人”之中，把自己视为天下人的榜样，负有引领导向的重大责任，故而要严加
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其实，一个人即使万分伟大崇高，也难有厚薄风
俗的力量。何况，此人还是一个仅活了62岁的长期病号(他30岁即大吐血，几乎不
治，后半生又一直在牛皮癣的折磨中度过)。一个负载如此沉重的生命，其生也自
然忧多于喜，苦多于乐，能不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