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草也当歌
梁宾宾 2001/7
家住校园里，与喧闹的都市似乎隔上一层屏障，显得宁静而悠闲。吃罢晚饭，我与女儿散步在操场旁的林阴小路上。她边走边采下路旁的野菜，作为她那只大脚“卡通兔”的饲料。她自然是挑选那些枝叶肥嫩的灰灰菜和蒲公英，而我却情不自禁地采撷了一大把星星草。当我精心组织着这把草的时候，无意中瞥见了女儿的窃笑，她笑我，是因为兔子不吃这种窄叶硬梗的草。可她哪里知道，当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竟与星星草有过一段慢板如歌的不解之缘呢！
20世纪60年代末，我和我的三妹随父母去河北省隆尧“五七”干校。这个因舜帝感念尧帝盛德而被命名为“尧山”的传奇地方，当时却充满了政治的狂热和斗争的紧张。面对这样的环境我心里隐隐有些惶恐。12岁的我同干校所有的子弟一样，进入了干校的附属学校读书。当时，我读初中一年级，而四岁的妹妹和她的伙伴们便整日在那辽阔无际的原野上玩耍。
冀南的夏季是美妙的。挺拔傲慢、目中无人的钻天杨一如这块贫瘠土地上的英雄；姿态柔曼、色彩艳丽的牵牛花好似这乡间的美人儿，执拗地缠绕住簇簇野草才肯开放；等待收割的麦子翻动着滚滚的金浪……
而满壑遍野的星星草，窄叶多节，节处生根，那份顽强生长的辛苦，就如同随处可见、赤背褐面的冀南百姓……
每到清晨，不同年级的同学们仨一群俩一伙、散散漫漫地走在上学的路上，学校离我们的住所大约有三里地的路程，为了求近，我们不走大道，就在一片狂长着许多杂草的空地上趟出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顽皮的我们有时竟故意趟着草走，那杂乱无章的、互相拥缠、互相依偎的野草把它们浑身的晨露甩在我们的塑料凉鞋上和赤裸的小腿上，浸湿了我们的袜子。坚韧的草叶常把我们的小腿划出一道道的血痕。男孩子们边走边扯下一把把星星草紧紧地续在一起，编成一条长长的鞭子甩来甩去或系在腰间，再别上一把木枪，显示着他们的威风。女孩子们则把一束束星星草挑来拣去，用她们纤巧的手指编成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小兔子或毛毛虫，显示着她们的乖巧。在那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里，我们仍不负我们的童真，自得其乐地寻觅着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亲手设计亲手制作的玩具使我们在哪里都能找到自己的一份甜蜜、一份欢悦。
放学时分，太阳西斜。这是我们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候。上了劳动课的同学会把随手携带的脸盆放在渠中那奔流的水上，让盆儿如船儿一样向前漂去。一会儿工夫，它就漂得远远的，让我们追赶不上了。带了铁锨的同学常把它拖在地上，懒散地走着，于是那铁锨在高低不平的地上碰撞出刺耳的噪音。
快到住所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愿意跨进那片阴森的住宅。大家把书包、铁锨、脸盆和其他用具全部扔在路边，便在田野上、草丛里、水渠边玩我们自己的游戏。而我们的游戏始终离不开那些缘地而生、随处可得的星星草。它们伸着坚挺的脖颈无忧无虑地在风中摇动着，细长的扁叶如同臂膀一样在向我们频频招手。在这里，它们才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我们这些孩子，即使爸爸妈妈都在干校里接受再教育，也都要随着父亲或母亲住在集体宿舍里。有些孩子的父母还被特殊管制着。在这里我们决不会奢望大人们唤你回家吃饭，也决不会梦想着一家人团坐在桌旁那温馨的情形。每当太阳隐没在远处农家的房后边，村落里飘起袅袅炊烟的时候，我们便收拾起随身携带的书包和家什儿，结伴儿向食堂走去。这时我才会想起妹妹，她整日和一个藏族小姑娘在一起玩儿，这个小姑娘的父母是省歌舞剧院的舞蹈演员，小姑娘也会唱会跳，妹妹跟着她学会了许多藏族舞蹈。她俩不听到我的呼唤是不知道回来的。每天这个时候我都会朝着广阔的田野喊着妹妹和小姑娘的名字：“林林——，卡布拉——，吃饭啦！”不一会儿，便会看见她俩张着双臂，手里挥舞着一大束星星草， 像两只小燕子似的朝我飞奔而来。
回到住所，妹妹会拿起一个破旧的缸子，盛上半缸儿井水，将那束草插进水里，小小年纪不知从哪里懂得了水是生命之源的道理。
吃过晚饭之后，工宣队师傅会把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搬到大院儿里，给大家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这台电视机是著名诗人田间先生的私有财产，工宣队让它充公了。在那个年代，人的名誉、尊严甚至生命都可以无缘无故地遭到凌辱和毁灭，一台小小的电视机又算得了什么？
当夜幕快要降临的时候，伙伴们会一窝蜂似的朝着放电视机的地方奔去。妹妹抱着一个小板凳，手里攥着几棵星星草，在我们这些大孩子身后追赶着。跑不动的时候，她就会大喊着让我等她。这时候我会蹲下身来背起她，再继续追赶我的“大部队”。在荧屏前坐定之后，电视开播之前，她会把那几棵星星草硬塞到我手里，“无理”地强迫我给她编制小兔子和毛毛虫。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她也不愿放弃这令她心动的“玩具”。
冀南的乡间毕竟不只是孩子们游戏的世界。一次，我和几个同学从一排房前走过，从一间屋子里传出阵阵口号声。当我匆忙走到窗前时，看到被批斗的是著名作家梁斌先生。他面对着批判的吼声，神色镇定，目光坦然，汗水顺着他那宽厚的脸庞往下淌着。忽然，有人把一个用星星草揉成的草团向梁斌先生用力砸去，值得庆幸的是，那团草并没有击中梁先生，而是沸沸扬扬散落了一地。难道草木也有正义感吗？我怀着迷乱的心情离开了那窗口。对这样的场合我一向都是躲避的，因为我怕从中看到父亲的身影。父亲和梁斌伯伯被编在一个队里接受改造和再教育，父亲被列为“当权派”，梁斌伯伯则属于“反动文人”，他们同住在一个“牛棚”里。
父亲也没有逃脱如此厄运，我心里的恐慌和压力一天天加重。每天放学后不愿多在外面逗留，早早地回到宿舍等待妈妈回来。而妹妹依然无忧无虑地同卡布拉一起玩耍。夏季眼看就要过去了，妹妹从田野里带回的星星草已渐成黄色，她仍旧天天晚上缠着我，让我用星星草给她编制那些小玩意儿。
一天，妹妹神秘地凑到我身边，轻声说：“姐姐，你挑一枝最长的星星草含在嘴里。”我知道她要捉弄我。因为一些大孩子常常哄骗她们这些不懂事的小孩儿，把星星草含在嘴里，说这样能在白天看到星星，一旦小孩儿咬住了那草，他们就将草茎使劲儿一抽，草籽儿便散落在小孩儿的嘴里，害得她们哇哇乱叫。妹妹此举定是受了捉弄后才如法炮制的。我不忍心让她失望，就挑了一枝最长的、草籽儿最多的含在嘴里……
直到今天，妹妹得逞后的手舞足蹈和那顽皮的笑靥仍历历在目。也使我渐渐领悟到那些咬着草茎、心怀希冀的日子的意义。学会等待，学会忍耐，在等待和忍耐中期盼着白天能看到的星星。
编辑 雁字
梁宾宾 2001/7
家住校园里，与喧闹的都市似乎隔上一层屏障，显得宁静而悠闲。吃罢晚饭，我与女儿散步在操场旁的林阴小路上。她边走边采下路旁的野菜，作为她那只大脚“卡通兔”的饲料。她自然是挑选那些枝叶肥嫩的灰灰菜和蒲公英，而我却情不自禁地采撷了一大把星星草。当我精心组织着这把草的时候，无意中瞥见了女儿的窃笑，她笑我，是因为兔子不吃这种窄叶硬梗的草。可她哪里知道，当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竟与星星草有过一段慢板如歌的不解之缘呢！
20世纪60年代末，我和我的三妹随父母去河北省隆尧“五七”干校。这个因舜帝感念尧帝盛德而被命名为“尧山”的传奇地方，当时却充满了政治的狂热和斗争的紧张。面对这样的环境我心里隐隐有些惶恐。12岁的我同干校所有的子弟一样，进入了干校的附属学校读书。当时，我读初中一年级，而四岁的妹妹和她的伙伴们便整日在那辽阔无际的原野上玩耍。
冀南的夏季是美妙的。挺拔傲慢、目中无人的钻天杨一如这块贫瘠土地上的英雄；姿态柔曼、色彩艳丽的牵牛花好似这乡间的美人儿，执拗地缠绕住簇簇野草才肯开放；等待收割的麦子翻动着滚滚的金浪……
而满壑遍野的星星草，窄叶多节，节处生根，那份顽强生长的辛苦，就如同随处可见、赤背褐面的冀南百姓……
每到清晨，不同年级的同学们仨一群俩一伙、散散漫漫地走在上学的路上，学校离我们的住所大约有三里地的路程，为了求近，我们不走大道，就在一片狂长着许多杂草的空地上趟出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顽皮的我们有时竟故意趟着草走，那杂乱无章的、互相拥缠、互相依偎的野草把它们浑身的晨露甩在我们的塑料凉鞋上和赤裸的小腿上，浸湿了我们的袜子。坚韧的草叶常把我们的小腿划出一道道的血痕。男孩子们边走边扯下一把把星星草紧紧地续在一起，编成一条长长的鞭子甩来甩去或系在腰间，再别上一把木枪，显示着他们的威风。女孩子们则把一束束星星草挑来拣去，用她们纤巧的手指编成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小兔子或毛毛虫，显示着她们的乖巧。在那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里，我们仍不负我们的童真，自得其乐地寻觅着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亲手设计亲手制作的玩具使我们在哪里都能找到自己的一份甜蜜、一份欢悦。
放学时分，太阳西斜。这是我们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候。上了劳动课的同学会把随手携带的脸盆放在渠中那奔流的水上，让盆儿如船儿一样向前漂去。一会儿工夫，它就漂得远远的，让我们追赶不上了。带了铁锨的同学常把它拖在地上，懒散地走着，于是那铁锨在高低不平的地上碰撞出刺耳的噪音。
快到住所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愿意跨进那片阴森的住宅。大家把书包、铁锨、脸盆和其他用具全部扔在路边，便在田野上、草丛里、水渠边玩我们自己的游戏。而我们的游戏始终离不开那些缘地而生、随处可得的星星草。它们伸着坚挺的脖颈无忧无虑地在风中摇动着，细长的扁叶如同臂膀一样在向我们频频招手。在这里，它们才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我们这些孩子，即使爸爸妈妈都在干校里接受再教育，也都要随着父亲或母亲住在集体宿舍里。有些孩子的父母还被特殊管制着。在这里我们决不会奢望大人们唤你回家吃饭，也决不会梦想着一家人团坐在桌旁那温馨的情形。每当太阳隐没在远处农家的房后边，村落里飘起袅袅炊烟的时候，我们便收拾起随身携带的书包和家什儿，结伴儿向食堂走去。这时我才会想起妹妹，她整日和一个藏族小姑娘在一起玩儿，这个小姑娘的父母是省歌舞剧院的舞蹈演员，小姑娘也会唱会跳，妹妹跟着她学会了许多藏族舞蹈。她俩不听到我的呼唤是不知道回来的。每天这个时候我都会朝着广阔的田野喊着妹妹和小姑娘的名字：“林林——，卡布拉——，吃饭啦！”不一会儿，便会看见她俩张着双臂，手里挥舞着一大束星星草， 像两只小燕子似的朝我飞奔而来。
回到住所，妹妹会拿起一个破旧的缸子，盛上半缸儿井水，将那束草插进水里，小小年纪不知从哪里懂得了水是生命之源的道理。
吃过晚饭之后，工宣队师傅会把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搬到大院儿里，给大家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这台电视机是著名诗人田间先生的私有财产，工宣队让它充公了。在那个年代，人的名誉、尊严甚至生命都可以无缘无故地遭到凌辱和毁灭，一台小小的电视机又算得了什么？
当夜幕快要降临的时候，伙伴们会一窝蜂似的朝着放电视机的地方奔去。妹妹抱着一个小板凳，手里攥着几棵星星草，在我们这些大孩子身后追赶着。跑不动的时候，她就会大喊着让我等她。这时候我会蹲下身来背起她，再继续追赶我的“大部队”。在荧屏前坐定之后，电视开播之前，她会把那几棵星星草硬塞到我手里，“无理”地强迫我给她编制小兔子和毛毛虫。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她也不愿放弃这令她心动的“玩具”。
冀南的乡间毕竟不只是孩子们游戏的世界。一次，我和几个同学从一排房前走过，从一间屋子里传出阵阵口号声。当我匆忙走到窗前时，看到被批斗的是著名作家梁斌先生。他面对着批判的吼声，神色镇定，目光坦然，汗水顺着他那宽厚的脸庞往下淌着。忽然，有人把一个用星星草揉成的草团向梁斌先生用力砸去，值得庆幸的是，那团草并没有击中梁先生，而是沸沸扬扬散落了一地。难道草木也有正义感吗？我怀着迷乱的心情离开了那窗口。对这样的场合我一向都是躲避的，因为我怕从中看到父亲的身影。父亲和梁斌伯伯被编在一个队里接受改造和再教育，父亲被列为“当权派”，梁斌伯伯则属于“反动文人”，他们同住在一个“牛棚”里。
父亲也没有逃脱如此厄运，我心里的恐慌和压力一天天加重。每天放学后不愿多在外面逗留，早早地回到宿舍等待妈妈回来。而妹妹依然无忧无虑地同卡布拉一起玩耍。夏季眼看就要过去了，妹妹从田野里带回的星星草已渐成黄色，她仍旧天天晚上缠着我，让我用星星草给她编制那些小玩意儿。
一天，妹妹神秘地凑到我身边，轻声说：“姐姐，你挑一枝最长的星星草含在嘴里。”我知道她要捉弄我。因为一些大孩子常常哄骗她们这些不懂事的小孩儿，把星星草含在嘴里，说这样能在白天看到星星，一旦小孩儿咬住了那草，他们就将草茎使劲儿一抽，草籽儿便散落在小孩儿的嘴里，害得她们哇哇乱叫。妹妹此举定是受了捉弄后才如法炮制的。我不忍心让她失望，就挑了一枝最长的、草籽儿最多的含在嘴里……
直到今天，妹妹得逞后的手舞足蹈和那顽皮的笑靥仍历历在目。也使我渐渐领悟到那些咬着草茎、心怀希冀的日子的意义。学会等待，学会忍耐，在等待和忍耐中期盼着白天能看到的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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