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阿罗,来自上海,如今在一家心理咨询机构工作。回想起来,我的人生转折始于2001年,那时我在一家芬兰公司,每年都要去德国出差。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街头看到五花八门的杂志,其中关于同性恋的内容让我好奇: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
那天,我鼓起勇气向路边的一对陌生人——一个中年女性和一个年轻小伙子——搭话。我说自己是心理咨询师,对社会心理感兴趣,想看看当地的同性恋酒吧。小伙子爽快地带我去了,走没几分钟就到了。站在酒吧门口,我傻眼了:一群男人三三两两地坐着,亲密无间。那一刻,我的世界仿佛崩塌。我没敢进去,只在外面怔怔地看着,心底却冒出一个念头:我可能属于他们。
小伙子见我沉默,问我怎么了。我问起他的故事,他坦言自己是同性恋,却因家庭不支持而痛苦不堪。他说着说着哭了,高大的身影在莱茵河边颤抖。我安慰他,心里却更乱:如果连这么开放的社会都让他如此煎熬,我该怎么办?那天深夜,我搭上最后一班地铁,眼泪止不住地流。我知道,回到上海,那个属于我的“门”又要关上了。
回程的飞机上,我用英文写了二十页日记,记录这场心路的剧变。那时我已婚,有个四五岁的孩子,可我终于承认:我喜欢的是男人。之后的十七年,我挣扎在自我认同与家庭之间。直到2018年,前妻发现了我的日记和短信,婚姻走到了尽头。离婚那天,我在家族群里发了封“出柜家书”,坦白一切,只希望未来若有亲人是性少数,能少些歧视。
如今,我和前妻成了特别的朋友,彼此理解,偶尔分享生活。我给儿子写了长信,告诉他这是人性的一部分,可他至今没回音。我不强求,只盼他某天能理解。而我,作为心理咨询师,继续倾听那些在性少数路上迷茫的人,陪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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