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陆陆续续地出厂,随着一车车的产品被客户拉走,一捆捆钞票留下来。我们兴奋地数着钞票,不过工人却红着眼睛看着我们,他们的工资很低的,其实我的工资也高不到哪里去,那年代虽然经过了几轮通胀,但钱还是很实的。如果不是经常见这么多钱,大家也不会想什么,眼见着钱滚滚而来就是不能进自己的腰包,你也不能怪别人有别的想法。
我对出力挣辛苦钱的人还是很同情的,一次我就对徐总和鑫哥建议,能不能在年底根据工人的表现,适当地给他们发点奖金意思意思。愿望很美好,现实很冷酷,我的提议被徐总不假思索地回绝了,理由是工资早已谈好了。鑫哥对我的提议也不满,为了打消工人们的念头,他当着我的面对工人们说,我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重大决策上还没有发言权。
我为工人们争取了,没成功,我也没当回事。不过后来徐总开口,我们请工人们去饭店吃了一顿很丰盛的午餐,随后又请他们看了几场歌舞和电影,工人们都很高兴,他们的胃口本来也不大。
年关越来越近了,大家都盘算着要分多少红,也有人戏谑我以后结婚的钱都有了。关于如何分红,徐总拿出一个方案,他应该没有事先和任何人商量,因为大家都很吃惊,尽管反对的程度不同,但没有一个人满意。
首先徐总自己要拿三成,大家理解贷款和专利还有影响力都是他的,但大家的思维还是刚刚从大锅饭转变过来没多久,对他一人拿三成不能接受,如果他拿三个人的应该没有问题。可徐总觉得人家个体老板还拿五成或八成呢?大家又说,我们是同事关系,不是个体老板和打工仔。大家争来争去,一个关键就是没有事先签合同,连一个口头协议也没有。话又说回来,那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谁也没有前后眼,也没人料到会赚这么多钱。别说大家之间没有协议,就是和机关单位也没有文字协议,这也为将来和单位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徐总的分红方案遭到大家反对,一是他拿得太多,二是他又把手下人分了个三六九等,他认为贡献大的应该是总部和基地负责人也就是肖工,鑫哥和海哥。我是刚毕业的学生,也不指望一下子就和人家工作十年的相提并论,鑫哥也提过我在重大决策上还没有发言权,所以就尽量保持缄默,不过占了在基地的光好像也不在最后。
反对声最大的是在总部的除肖工以外的所有人,尽管肖工给他们解释在基地很辛苦,还要处理各种各样的牵扯到当地人的复杂关系,但这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谁也不买肖工的帐。对鑫哥和海哥他们不好说什么,我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就成了他们攻击的对象,说什么刚出校门,能做什么?不就是做做饭吗,我们把孩子安顿好,也可以去基地做饭去。这么说有些过分了,一个来过基地的说了一句公道话,别看人家年轻,还没结婚,就是做菜的水平也比你们这些做饭做了十年的女人们强多了,一句话七嘴八舌的人消静下来。
说起做菜,我喜欢忙碌让自己充实,所以有闲就去做饭,很快就摸到门道,后来看到有一个美食家尝遍世界各地的名菜佳肴,悟出最好的菜是最新鲜的食材加最简单的烹调,不谦虚地说,我早就有这样的认识。除了充实自己,我还利用做饭来练功,比如刀功,稳准快,还有像少林寺和尚那样提水,就是寂寞中找乐趣吗。
尽管大家反对,徐总还是坚持己见,扬言谁有意见可以退出去,这样就把事情激化了。总部除肖工以外的人权衡利弊决定退出,他们也想说服我,我和他们交情也不深,但是不喜欢坐办公室,就选择留下了。我觉得徐总应该是低估了对方的能量,或者高估了自己。既然选择分道扬镳了,就不是简单的分家这么简单了。
首先他们获得了单位领导的支持,徐总本来和领导不睦,更不用提他拿三成,领导自然而然地站到徐总的对立面。当然领导一开始有意做和事佬,结果无非是否定徐总的分红方案,如果是徐总自己让步,没问题,但是被外界压迫着,徐总是宁折不弯的。领导软的不成,就来硬的,从人事上首先免了徐总的行政职务,又对肖工施加压力,逼肖工和徐总对立,也给我写了信要我回来上班。
领导一参与,徐总就被动起来,但徐总是硬骨头,不会轻易屈服。总部看来要丢了,肖工是个老实人,年龄大了也不可能蹲基地,夹在领导和徐总之间抑郁症发作,休病假去了。这一折腾,徐总也疲惫了许多,但是仍强打精神对鑫哥海哥和我说,只要你们有一人跟着他,他就干下去。我们三人都表示和徐总风雨同舟,徐总很感动,现在的选择已经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了,他就坐下来和我们敲定了四人的份额。两个基地都要维持,这是贷款的先决条件,初步定下我和海哥大基地,鑫哥小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