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见一面，你就知道，就是这个人了。
相见前，他是清华著名的才子，名气大，架子也大，像一个传说，在北平的文化圈里传过来，传过去。
而杨绛，也是一个传说：“杨绛进入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欲求之当偶者70余人，谑者戏称为七十二煞。”
他才冠三梁，她艳压群芳。
这样的两个人，一见面，注定会发生一些什么。
1932年早春，清华大学古月堂门口，他们终于偶遇。
当时钱钟书大褂著身，穿布鞋，戴老式眼镜，面容清癯，文学青年打扮，但目光熠熠，一开口，就能感觉到言语在发光。
杨绛后来说，他机智幽默，智识过人，眉宇间“蔚然而深秀”。
而钱钟书，面对清华“七十二煞”，则觉得她温婉至极，又聪慧无双，他后来写诗，赞杨绛“缬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靧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一切就这样开始了。
他猴急地澄清：“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
她也含羞说明：“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
所谓一见如故，已不足以说明。唯有一见倾心，才恰如其分。
然后便是书来信往。
钱钟书文采斐然，情书撩人心弦，杨绛被迅速融化，两人终于谈到了终生。
有一次，杨绛的回信落在了钱钟书父亲钱基博先生的手里。钱父好奇心突发，悄悄拆开信件，看完喜不自禁。原来，杨绛在信中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钱父大赞：“此诚聪明人语！”
在钱父看来，杨绛思维缜密，办事周到，这对于不谙世事的儿子，是可遇不可求的贤内助。
1935年，两人完婚，牵手走入围城。
婚后，杨绛读到英国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把它念给钱钟书听，他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
杨绛答：“我也一样。”
杨绛父亲杨荫杭，是无锡著名的大律师。
钱钟书父亲钱基博，无锡人，中国古文学家、教育家、国学大师。
出身名门，知书达礼，这种结合，正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两家人是真正的“皆大欢喜”。
而除了身份的相配，二人才学、品行，亦在伯仲之间。
夏志清曾说：“2 0世纪中国文学界，再没一对像钱锺书和杨绛才华高而作品精、同享盛名的夫妻了。”
胡河清亦赞叹：“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
杨降的书，我手头有几本，除了她翻译的《堂吉诃德》而外，其余《干校六记》、《春泥集》、《倒影集》，都是墨酣语畅的精品。
尤其《干校六记》，朴实简白，笔调冷峻，无一句呼天抢地的控诉，无一句阴郁深重的怨恨，就这么娓娓道来一个年代的荒谬与残酷。
胡乔木很喜欢，曾对它下了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
杨绛的散文，是璞玉浑金般的存在。
女儿钱瑗一语道破：“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
就连钱钟书自己也承认，“杨绛的散文比我好。”他还说，“杨绛的散文是天生的好，没人能学。”
而钱钟书，更是中国最优秀的学者与作家。
他记忆力超群，国外学者说他有“照相机式”的记忆力，一点也不夸张。稍有名气的古代小说，随便挑选一段来考他，他都能倒背如流，甚至连好汉们使的兵器，有几斤几两，都能背得出来。
钱钟书在蓝田的国立书院任教时，图书馆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丛书，他都浏览过，除此之外，明清别集，他至少看过千余种，但不管是大家、名家，还是二三流的小说，别人随便拿一部来问，十之八九，他都能复述其中的内容。
1979年，将近七旬的钱钟书在美国访问，再次证实了自己的记忆奇才。
费景汉说，“耶鲁大学在场的老外都吓坏了！”
他的博学，亦是近代史上无人能及的。
夏志清称他为“当代第一博学鸿儒”；
舒展称其为“文化昆仑”。
钱钟书曾对李慎之说：“西方的大经大典，我算是都读过了。”环顾域中，除了陈寅恪，还有谁能作此言，敢作此言？
而写作，大多数读者，单知道他的《围城》，因为已成幽默文学的范本。
但他的著作，其实早已等身。《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宋诗选注》、《管锥篇》……不必一一枚举。
他的小说清如水，明如镜，绝少沾染古洋味、古董范和学究气。
而他的古文造诣，亦无人能望其项背。从先秦到近代，经史子集靡不贯通，汪洋恣肆，仪态万方，不论散文骈文，诗词曲赋，还是小说戏曲，俚语谣谚，他全能招之即来，奔凑笔端，遣词造句，隶事用典，简直如行水上，自然成文。
最才的女子，最博的先生。
最慧的杨绛，最敏的钟书。
琴瑟和弦，鸾凤和鸣。
婚姻如此，夫复何求？！
1942年底，杨绛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爆得大名。
此时正值杨绛创作上升阶段，钱钟书说自己要想一部长篇小说，她毫不犹豫揽下所有家务活，甘当“灶下婢”，鼓励他创作。
因为急切地想看到钱钟书的稿子，每天晚上，他就把写成的稿子给她看。
杨绛大笑，钱钟书也大笑。
两人常常放下稿子，相对大笑。
“我了解钱钟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杨绛曾这样解释自己的做法。
两年后，《围城》成功问世。
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其实，《围城》写作时，上海正值沦陷，艰难岁月里，夫妻两人相濡以沫，互相扶持，想想就令人动容。
在将生活琐事料理的井井有条之余，杨绛还以惊人的胆识，保护丈夫的手稿。1945年在上海，杨绛在日军传唤她时，镇定地藏好钱钟书《谈艺录》手稿，保证日后该书的顺利出版。
钱钟书曾用一句话，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真正的爱情，不仅有“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浪漫，更有“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默契与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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