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李松回过神来，走到我身边，亲切地伸出手，一面打量着我说，“哟，没想到是个这么年轻的小伙子啊。” 　　一旁的工作人员意味深长地笑了笑，随即关上房门。 　　我赶紧伸出双手，一面赔笑说：“李书记，能得到采访您的机会，说三生有幸真是一点都不为过。我觉得，您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平易近人。” 　　他无奈地摇摇头：“哎，年轻人啊，还是少学点嘴皮子功夫、多长真本事的好！” 　　我继续赔笑，一面观察办公室里的布置，想象着他自杀时的情景。当时，想到他的死，我心头突然一震，注意到一个被我一再忽略的词： 　　死亡。 　　在当天上午的发言中，李松曾不止一次地提到死亡，而且每次都会表现出明显的心理不适，说到自己的死时，他还总会下意识地摸一下心脏——这似乎是某种仪式化行为。我当时就觉得，“死亡”对李松来说有些十分特殊的心理意义。 　　那么，他的抑郁爆发会不会跟“死亡”这一概念有关呢？ 　　很有可能——按照此前的推测，他抑郁的前两次爆发，分别发生于1973年和1985年。1973年祖父受迫害而死，1985父亲得急病而死，两次抑郁爆发时，他都经历了亲人的死亡。祖父死于压力下的心脏病发作，李松提到自己的死亡时也总会下意识地摸一下心脏，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李松的父亲是得急病而死，是什么急病呢？会不会也是心脏方面的问题？李松摸自己的心脏，究竟有着什么心理意义？和“死亡”这一概念又有什么关系？ 　　我决定就从“死亡”入手。

第九十四章 关于“死亡”的试探

工作人员把两杯水放到茶几上，匆忙地看了我一眼，目光警惕而满怀期待。我当即就意识到，他应该也是A集团的人。在专访过程中，他既是我的内应，也是我的监视者——A集团对我并不信任。 　　我稍微收敛了笑容，用谨慎的语气说：“李书记，您时间宝贵，咱们现在就开始，您看行么？” 　　“嗯。”李松点点头，指了指沙发说，“坐吧，小张同志，我今天可以陪你聊十分钟。” 　　“您坐。”我毕恭毕敬地伸出手，等他坐下，才小心翼翼地坐到另一侧的沙发上，随后掏出文件纸笔，“李书记，很荣幸采访您，我准备了几个问题，想听听您的意见。” 　　“好。”他坐得很直，“说说你的问题。” 　　我斜了一眼几米之外的监视者，思虑片刻，问道：“在上午的会议中，您提到了一个渗入党内的利益集团，我想请问，这里的利益集团是泛指省内的贪腐势力，还是有某种特定指向呢？” 　　李松端起水杯，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这个问题看似尖锐，其实欠缺考虑。我做过很多县、市级地方的纪检工作，你知道么，一个小县城查处一起贪腐案件，往往都要牵扯出多个个人、多个部门、甚至多个系统。一个省又是什么概念？贪腐只要长期存在，就不可能单纯集中在一小块地方，而是会形成体系的。所以你问我利益集团是不是泛指省内的贪腐势力，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反腐，就要大鱼小鱼一起抓。但同时，要形成体系，必先有核心，猢狲喜欢藏到大树里，要收拾他们，就要砍掉这棵树，所以你问我是不是有特指，我的回答同样是肯定的。” 　　我笑着点点头，又问：“那关于这棵大树，您能不能透露一点具体细节呢？” 　　他喝了口水，一边放下杯子一边说：“月初我就在会议上说过，XX（本省）的情况有些特殊，不仅是商对政的主动侵蚀，而且在贪腐体系中，商的力量是占主导地位的。大树的根不在党内。你想了解细节，这就是我的回答。” 　　我点点头：“也就是说，这棵大树是省里的某个大型企业。” 　　李松笑而不语。 　　我认为时机成熟，沉思片刻，决定开始试探：“听了上午您在会议上的发言，我真的很受感动，而且觉得非常震撼，相信在场的人都是如此。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您对贪腐势力的无畏宣言，我想请问，他们真的如此胆大包天，敢对您发出死亡威胁么？” 　　“是的。”李松摸了一下胸口，“几乎每天都会收到匿名信件，或者接到匿名电话，我在会议上列举的都还是客气的。”他无奈地笑了笑，“有些恐吓和辱骂啊，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 　　我叹了口气，继续问道：“能说说您面对威胁和辱骂时的感受么？” 　　他突然眯起眼睛，眉毛向内收缩，同时用右手按压上颈，一秒后又恢复了自然。手下落的过程中，还在心脏位置停留了大概半秒。 　　“感受？”他说，“我自己没有丝毫愤怒和恐惧，但能明显感受到他们的恐惧和无助。如果不是无助，他们为什么要费尽心思对我进行威胁？如果不是害怕，他们为什么会说那么恶毒的话？” 　　“您真的一点都不怕么？”我追问道，“您不担心他们真的会做什么出格的事？”说到这里，我挠挠头，尴尬地望着他。

“不怕。”他把手放到心脏位置，嘴上微笑，眉头却有些发皱，“我不会被任何卑劣伎俩吓倒，党和国家是我的坚强后盾，就算我死了，国家治理贪腐的决心也不会有丝毫动摇。”说完这些，他清了清嗓子，喉咙似乎有些混浊——这是紧张和潜在焦虑的信号。 　　“嗯。”我想了想说，“我的意思是，抛开职务身份，作为一个人来说，您难道没有害怕过么？我是说，人都会害怕死亡的吧？” 　　他深吸了一口气，发出一声不易察觉的叹息，随后用坚定的语气说：“你说得很实在，人都会害怕死亡。但我想补充一句，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肩负着社会身份和使命。我无所畏惧。” 　　说这些时，他的手不时地放到心脏处，眼睛眨动的频率明显加快，而且出现了两次短暂的走神。这些细节说明，他在潜意识里对自己的回答并不完全认同。直觉告诉我，他对死亡其实是心存恐惧的。 　　我沉住气，几经犹豫，下定决心问道：“李书记，您思考过死亡的意义么？” 　　我知道这很冒险——这个问题带有明显的冒犯意味，如果没能触动李松的内心，就必然会引起他的猜疑、警觉甚至反感。但冒险是值得的，我相信，死亡对李松来说有着极其特殊的心理意义，这个问题也一定会在他潜意识里引发共鸣。一旦潜意识有了共鸣，他就会对我产生由衷的亲切感，下意识地把我当成知音。在此基础上，我才有可能对其心理进行进一步的了解甚至干预。 　　问完问题，我斜了一眼伫立一旁的工作人员。他和我匆忙对视一眼，随后目不转睛地盯着李松，面部的每一条肌肉都紧绷起来。 　　当时，李松迅速低下头，眉毛一沉，连眨了好几下眼，呼吸也骤然轻缓，显然是陷入了某种压抑的思索。稍后，他喝了口水，身体突然冻结了不足一秒，杯子险些从手中滑落。 　　“张记者。”工作人员立即低声呵斥道，“你注意下自己的言行！这是工作采访，你这算什么问题？” 　　我明白他在帮我解围，赶紧挠挠头，赔笑说：“哎呀，李书记，真对不起，我失言了，您千万别见怪！我平时很喜欢思考一些哲学问题，今天跟您这样的大人物见面，一紧张就……” 　　“不要紧。”李松回过神来，把杯子放到茶几上，对我摆摆手，面色瞬间舒展开来，“想不到你年纪轻轻，也会思考这些沉重的哲学问题。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我这一辈子历经了太多死亡，所以经常思考死亡对于人的意义。正是因此，我早早就明白了一点：只有活出意义，死亡才是有意义的。所以还是那句话，面对贪腐，我无所畏惧。” 　　说这话时，他又不止一次地摸了自己的心脏。 　　我连连点头，继续引导：“我没什么经历，也就是瞎想，您的话真是让我受益匪浅，我一定会谨记这番教诲，活出意义，让死亡——”我故意停顿了一下，强调说，“弄明白死亡的意义。” 　　接下来的三四秒时间里，李松一直低着头，身体僵硬，呼吸轻缓，双目出神——这表示他在进行深入的思考。之后，他猛然回过神来，右手在大腿上缓缓搓揉，呼吸时而轻缓，时而急促——这是心理压抑的明显信号。

李松喜欢思考死亡的意义，相关思索又会让他感到压抑，这是“死亡”对他而言的心理意义之一。 　　虽然这次试探完全建立在猜测之上，但我幸运地押对了宝。接下来，只要准备工作一切顺利，下次再见面，我就能够对李松进行最终试探和心理干预了。 　　采访结束后，我立即联系了袁主任，让他停止一切调查，尽快找到并收买李松的精神医生。袁主任办事效率很高，晚上八点就给我打了电话，表示医生已经买通，李松也听从了建议，当晚开始断药。 　　我知道A集团在李松身边安排了人，便问起中午专访时那个监视者的事。袁主任笑笑说：“什么都瞒不住你。不是监视，是为了在必要时刻帮你一把。此人名叫唐博轩，在纪委干了十几年也没能出头，这次是集团暗中使劲，把他安排到了李松身边当眼线，你可以完全信任他。对了，唐博轩还告诉我，李松下午不止一次地提起过你，好像对你很是欣赏，看来这次见面收获不小。” 　　“确实不小。”我说，“接下来，再安排一次见面就够了，不过我有个要求，必须让我和李松以个人身份单独见面，这就需要唐博轩多想想办法了。” 　　“这个不必担心。”袁主任说，“你知道李松老婆的事吧？她身体快不行了，最近在市一院住院。这段时间，李松无论多忙，每天晚上都会去医院陪她一会儿。上头已经做了安排，从今天起到8月初，每天晚上六点以后，都不会有任何人去医院进行探视。只要你觉得时机成熟，随便选个晚上，以探视的名义过去，肯定能在医院见到李松。当然，唐博轩也会尽全力配合你的，有什么要求你可以跟我说，我会认真交待他的。” 　　“确实有重要任务交待他。”我说，“从明天早上开始，让他每隔三小时就汇报一次李松的精神状态，包括情绪、精力、记忆力、分析能力，每一项都要进行详细描述。我必须对李松的精神状态进行记录和分析，才能找到实施心理干预的最佳时机。” 　　“明白了。”袁主任最后强调说，“事关重大，一定要成功。事成之后，钱会第一时间打到你的账户里。以前欺负过、得罪过你的人，集团也会帮你一一收拾，用不着你自己动手了。” 　　欺负过、的罪过我的人——想起这句话，一连串杂乱而陌生的信息从潜意识边缘涌入意识。顷刻间，我对自己的过去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第九十五章 死亡的意义

父母离世后，我独自面对来自社会和他人的巨大压力，受过各种各样的侮辱与伤害，最严重的，就是2002年7月遭到的拘禁。拘禁过程中，我每天都会受到恐吓、辱骂与殴打，还两次经历断水断食48小时的折磨。我记得，正是在第二次断水断食的过程中，我的心理第一次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回想起来：那是02年的7月17号上午，我已经30多个小时没有饮水进食，阳光从半开的窗子斜射而入，照得我几乎昏厥。半梦半醒之间，我突然听见一个模糊的声音说： 　　“坚持住，你能坚持住，给顾成杰打电话，让他想办法救你。” 　　我迷迷糊糊地问了一句：“你是谁？” 　　他没有再说话，但我能感觉到他的存在，有好几个瞬间，我觉得他就是我。不知过了多久，我再次迷迷糊糊地问了一句：“你是谁？”这次，我依然没能得到他的回答，却听到一个呼呼啦啦、像是喉咙里有痰吐不出来的男声说： 　　“我是谁，我是你爷爷！” 　　周围一片稀稀拉拉的笑——回忆这些时，我突然隐约感觉，笑声中隐藏着某个女人微弱的哭泣。 　　“老马。”那个呼呼啦啦的男声又说，“又出幻觉了，47个小时了，差不多了吧？” 　　“嗯。”一个压抑的男声说，“不能弄死，用点水把他弄醒吧。” 　　我心中顿时有了希望，之后，仿佛历经了一个多世纪的等待，我觉得面部一阵清凉。是水，我本能地抬起双手，同时张开嘴，把脸上的水滴拼命往嘴里抹。头部一阵持续的疼痛后，我恍惚地睁开眼，看见天花板上昏暗的灯，我轻轻扭头，外界一片漆黑，似乎已经入夜。 　　“要不给他喝点尿吧？”那个呼呼啦啦的男声又说，“我现在尿不出来，小勇小浩，你们俩过来尿！” 　　一阵脚步声过后，两股带着温度的水柱喷到我脸上。我隐约明白那是尿液，但求生欲望主导了一切。我张开嘴，任由尿液进入我的喉咙，几秒之后，我又感到一阵难以压抑的恶心，拼命呕吐起来。紧接着，一只脚踹到我额头上，我无力地倒下，继续不受控制地呕吐。那一刻，我多少清醒过来，胸中藏着呼之欲出的愤恨。 　　“行了。”那个叫老马的人说，“这么弄不一定有效果，等他醒了看看情况再说，不行的话，过两天……” 　　我记不起他接下来的话，只记得那话让我无比愤怒和绝望。“老马”话音刚落，其他人就一阵大笑，笑声中，我再次隐约听到了女人的低泣—— 　　头部一阵刺痛，耳边传来嘶鸣。我捂着脑袋，轻轻哼了一声，回到2012年7月的现实世界。我把死亡资料往前翻，迅速回想起来，于康、陈同敬、马石元、杨勇、杨浩，死亡资料里的这五个死者，正是2002年夏天拘禁我的人。从2003年8月到2005年7月，我通过暗示将他们一一杀掉，正是对拘禁事件的报复。 　　他们在拘禁过程中对我进行了各种虐待：辱骂殴打、断水断食、灌尿……但我总觉得这些并非全部，也不是导致我报复他们的决定性原因——他们当时还做过什么更恶心狠毒的事，但我一时想不起来。

“一新？”老婆走到我身边，轻抚我的头顶，“你没事吧？还没看完么？这么晚了，要不先睡吧。” 　　“妞。”我抓住她的胳膊，一边继续挖掘自己的记忆，一边有些慌乱地问，“你还记不记得02年夏天我被人抓起来的事？” 　　老婆顿时愣在原地，冻结了足足三四秒，随后故作镇定地说：“那些年你没少被人抓住，说的是哪一次啊？” 　　“2002年7月。”我说，“你忘了，你那时候还说要去陪我。” 　　“我每次都想去陪你。”她说，“真是记不清了。” 　　我叹了口气，原本紧绷的神经顿时松懈下来，拘禁事件的记忆也迅速模糊。须臾，我拍拍老婆的手背，笑笑说：“知道了，你再等我一会儿，马上就看完了。” 　　她纠结地看了我一眼，默默点头。我重新把资料翻到第十六页，回忆起和李松的最后一次相见。 　　那是2007年的7月26号。虽然从唐博轩提供的实时信息来看，李松的精神状况几天以来一直很稳定，但是26号中午，袁主任突然给我打了电话，开门见山地说： 　　“有新情况，李松今天上午联系了医生，说自己心里突然有点难受，询问是否应该继续服药。” 　　我问：“医生怎么答复的？” 　　“当然还是不建议服药。”袁主任说，“他刚才联系我，问我怎么办。我又给了他一些好处，让他等候指示。” 　　能主动向医生寻求帮助，说明心理不适已经相当严重，时机已然成熟。当晚六点，我去市一院探望了李松的妻子，并留在病房里耐心等待。接近八点，袁主任给我发了短信，说李松已经抵达医院。两分钟后，李松在唐博轩的陪伴下进入病房，我迅速观察了他的面部。耷拉着眉毛，嘴角下垂，呼吸非常浅，看去毫无精神。他愣了几秒，很快就认出了我，说：“小张，你怎么来了？” 　　“哦。”我连忙起身，“我来看看阿姨——您不介意我这么叫吧？” 　　他看了一眼妻子，沉重地叹了口气。我趁机给唐博轩使了个眼色，示意他找个借口出去。他心领神会，立即说道：“李书记，您不是一直想跟张记者再聊聊么？我先出去整理明天的会议材料吧。” 　　李松有气无力地嗯了一声，唐博轩带门而去。我扶李松坐下，为了加重病房内的悲观气氛，也沉沉地叹了口气。受我感染，李松再次发出叹息，缓缓说道：“哎，医生今天说，可能只剩一个月活头了。” 　　我象征性地劝慰道：“医生是怕担责任吧？一定会好起来的。”

“很难啊。”他握着妻子枯黄的手，“哎，毕竟这么大年纪了。其实解脱了也好，我也不想让她这么痛苦地活着。”他顿了顿，突然问道，“小张，你说，死真的能让人解脱么？” 　　“这个——”我从这句话里听出了倾诉的欲望，便试着引导说，“我还年轻，想不透彻，还是听听您的教诲吧。”等待片刻，见他有些犹豫，我继续引导说，“李书记，您好像有心事，不介意的话，我愿意当您的听众。” 　　“哎——”他叹了口气，半闭着眼，“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这两天总是梦见死去的亲人，一梦到就醒，一醒就彻底失眠了。” 　　为了进一步取得他的信任，我点点头说：“不瞒您说，我也有过这种情况。大学毕业那年，我父母双双自杀。我连着一年都没睡安稳过。” 　　他有些惊讶：“难怪了，我就知道你有故事。你也真是不容易，有兄弟姐妹么？” 　　“有——”我脱口而出，又迅速改口说，“哦，没有。” 　　“嗯。”他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并不在意我的语无伦次，“小张，你也见识过死亡，你觉得人死之后还会有思想和感觉么？死后会有灵魂么？” 　　我必须引导他说出自己的看法，便想了想说：“我也不知道，我想不明白。” 　　“58年，我奶奶去世了。”他沉默许久，缓缓说道，“我第一次接触了死亡，我问父母死是怎么回事，他们告诉我，死就是灵魂离开了肉体，去了另一个世界。从那时起，我就对死亡充满了好奇，也坚信另一个世界的存在。66年上山下乡，我去了东南的一个山村，当时条件很苦，村里经常死人，有一次，一家六口吃了山上挖来的不知名野菜，一顿饭的功夫就全死了。尸体摆成一排，一个个纹丝不动，我一个一个都摸过，发现他们只是一堆肉，跟猪马牛羊没什么分别。那时候我突然觉得，什么灵魂、另一个世界，都是人自己骗自己的吧。我想不通，去问了公社书记，他说灵魂啊、阴间啊，都是封建主义用来束缚人民思想的阴谋，是不存在的东西，新时期的年轻人就该有这样的觉悟。我为自己的觉悟高兴了几天，很快又陷入绝望，如果人没有灵魂，死后也没有另一个世界，死了就是死了，什么意义都没有了，甚至根本就没有‘我’这个概念了——我没法接受这个事实，如果真是这样，死了究竟是什么感觉？如果说完全没有感觉，那没有感觉又是怎样一种感觉？” 　　说到这里，他一时沉默，眉毛和嘴角又自然地耷拉下来。 　　我没想到，一个以性格坚毅、手腕强硬而闻名的纪检官员，内心深处居然如此敏感。他年轻时对“我”与“死亡”的思索，和很多持悲观主义的哲学家不谋而合。什么是“我”？死亡之后，“我”是否还有意义？这些直击人类思想本质的问题，注定只能由哲学和宗教来解答。 　　从心理学和人类社会的角度而言，死亡象征着生命的结束，是与本能相矛盾的极致状态，所以生物对死亡的恐惧与生俱来，是本能中不可分割、无法改变的一部分。死亡是自然规律，而生命过程，就是生命个体与自然对抗的过程，所以生命存在的基本意义之一，就是对抗死亡。人类文明是生命对抗死亡的典型表现，人类不仅从生理上延长了生命，还试图通过意识消除对死亡的恐惧。从这个角度而言，一切与灵魂、轮回、另一个世界有关的说法，都是社会、自我对死亡恐惧的逃避与抗争——正如之前所说，社会就是人类本能的集体伪装，灵魂与轮回的概念，正是伪装的重要部分。 　　言归正传，敏感的人多数悲观，是因为他们经常能够看透社会与自我的伪装，思索并认识到残酷的真相。李松即是如此，过早接触死亡，过早思索死亡的意义，以及当时大环境对宗教信仰的抵触，使得他对“死亡”这一概念极其敏感。他早早就看透了社会对死亡恐惧的掩饰，相信人死之后，“我”就毫无意义，对死亡与生俱来的恐惧失去遮盖，从潜意识中苏醒并不断放大，参与了他的心理塑造，成为他自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正是他抑郁的根源所在。我猜，1973年，祖父的死一定再次影响了他对死亡的认识，导致了恐惧的爆发。 　　我盯着李松，默默点头，暗示他继续讲述。

“哎——”他发出一声悠长的叹息，接着说道，“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很痛苦。1973年，我爷爷在批斗大会上被人骂死，害他的人还像英雄一样受到了表彰。我爷爷是老党员，为了国家出生入死，为什么会落得这个下场？通过那件事，我开始坚信人死之后没有灵魂，不然的话，为什么没有天理昭然呢？那段时间，我天天思索死亡，对死亡产生了深刻的恐惧。我爷爷是心脏病发作死的，我开始担心，自己的心脏会不会也突然出问题，自己会不会也突然死掉……”说到这里，他压抑地叹了口气，突然看着我说，“小张，这是你我之间的个人谈话，不能让外人知道，你明白么？” 　　我点点头：“放心吧李书记，我懂。” 　　“呵——”他挤出笑容，缓和了语气说，“不过这些年啊，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即便没有灵魂，人也一定会存在精神力量，死后，这种力量就代表这个人继续存在，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而已。正因为如此，我才要活出自己的精神，让精神力量强大起来。”说完这些，他心情好转了许多，用自然的笑容看着我，“谢谢你小张，感谢你听我说了这么多。说说你吧，你肯定也有自己的感受。” 　　我看着他，如同看着一只待宰的羔羊。我像个屠夫，手握刀子，已经扒开羔羊的皮毛，找到了正在不安跳动的心脏。 　　是时候给他致命一击了。

第九十六章 摧毁

对付抑郁症，必须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双管齐下。这些年来，李松的病情能够得到有效控制，除了坚持服用药物之外，自然也少不了医生长期的心理疏导。 　　在临床心理学中，许多精神疾病和心理障碍，都是因患者对特定事物的不合理认知所导致的，如犬类恐惧症患者认为是狗就会乱咬人，一些焦虑症患者习惯夸大现实中的不利因素，等等。要解决此类疾病和障碍，就要从心理根源入手，通过沟通、分析、引导等方式，改变患者对特定事物的想法与态度，纠正相关认知，从而消除相关心理障碍。这种疗法，在临床上称为“认知行为治疗”。 　　李松的抑郁根源是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源于他年轻时期对“死亡”这一概念过度悲观的思考，从这个角度来说，其抑郁根源，就是对“死亡”的一种不合理认知。如果我是他的医生，一定会采用认知行为疗法，改变他对死亡的认知，从而改善其抑郁症状。 　　具体方法可以有很多，比如引用宗教经典、讲述灵异事件、甚至布置一次与鬼神有关的环境暗示，让李松重新相信灵魂、轮回的存在；或者通过催眠，引导李松进行一次濒死体验，降低死亡的神秘感，从而减轻“死后无我”的恐惧；又或者，可以讲述自己和其他患者的励志故事，增加李松对生活的兴趣与信心，等等。 　　从李松的话和情绪转变来看，他之所以能够减轻心理抑郁，是因为这些年来一直相信人类存在“精神力量”，相信人死之后，会以精神力量的方式继续存在。这种思想，很可能是医生灌输给他的，是认知行为治疗的成果。 　　李松的精神医生很高明——他知道，要想治疗李松的抑郁，必须改变其“死后无我”的执念。但他也明白，李松经历过天理沦丧，而且长期接受唯物主义熏陶，很难相信人类有灵魂。所以最后，他决定从科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引用甚至杜撰相关理论与概念，让李松相信“精神力量”的存在。这种治疗起了作用，无论理论真伪与否，李松都接受了“精神力量”的说法，相信人死之后会以其他形式继续存在，对死亡的恐惧因而得以缓解。可以说，“精神力量”的说法，就是李松这些年来面对恐惧和抑郁时最主要的精神支柱。一旦支柱倒塌，抑郁一定会再度爆发，而且比以往更加猛烈。 　　我迅速思索完毕，定了定神说：“李书记，其实我的想法和感受跟您很相似。我小时候觉得人是有灵魂的，但我爸妈去世后，一次也没给我托过梦，我就再也不信了。”我轻笑一声，停顿片刻继续说道，“我一度也很抑郁，对死亡充满了恐惧，害怕死后什么也没有了。不过后来跟几个搞物理研究的朋友聊天，说起灵魂的事，他们都说灵魂是存在的，是一种磁场的表现形式，或者是更高维度的一种物质形式、物理行为，我虽然不太懂，但也隐隐觉得，人不仅仅是一堆肉，而是存在一些看不见的力量的。”我看着李松的眼睛，“也就是您说的‘精神力量’吧。” 　　“对。”他面色更加舒展，连连点头，“我一个朋友也是这么说的，所以死亡绝对不是生命的终点。” 　　我接着说：“前段时间，我跟一位大学物理教授聊了聊，还问起精神力量的事。他告诉我，从理论上讲，人类死后确实会以某种无法觉察的形式继续存在，但无论形式如何，那都只是一种能量，而不再是‘人’了。人死之后，虽然不会彻底消亡，但‘我’的感受和感觉是会彻底消失的。或者这么说，人死之后，‘我’这个概念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咳——”他压抑地清了清嗓子，把手放到心脏位置，面色瞬间暗沉下来，“不会吧——我朋友不是这么说的。”他抬眼看了看我，语气极不自信，“这些话，真的是物理教授跟你说的？” 　　“嗯。”我点点头，“我后来也问过那几个搞物理研究的朋友，他们的说法也都一致。反正，人死后可能还会存在，但‘我’的概念就不存在了。所以有些人把人死之后的存在形式和灵魂等同，完全是伪科学的噱头……” 　　话音未落，李松再次压抑地咳嗽一声，眼睛几乎眯成一条缝，额头上还出现了明显的汗珠。 　　我继续进攻：“仔细想想，他们说得其实很有道理。我是学心理学的，大学时代上过社会心理学的课，我记得有一节课，老师专门讲了社会对本能的掩饰，其中就提到了死亡的恐惧。我记得老师是这么说的：在古代，人类通过宗教信仰逃避死亡带来的恐惧，到了现代，大众希望能从科学角度证实灵魂的存在，同样是为了逃避死亡带来的恐惧。很多人喜欢从科学角度研究灵魂，不是因为他们崇尚科学，而是因为他们害怕死亡，希望灵魂真的存在。从这个角度来说，研究灵魂的科学与伪科学，和宗教没有本质的不同。”我缓了缓，用强调的语气说了一句，“您仔细想想，所谓的精神力量，和宗教中‘灵魂’的概念有区别么？我觉得没有，只是换了个角度和说法罢了。”我咳嗽一声，用悲伤的语气说，“都是不存在的东西吧。” 　　李松深吸了一口气，继而低下头，肩膀缓慢起伏，沉重地嗯了一声。 　　我最后说道：“反正我是觉得，死亡是生命的终点，是思想和自我感受的彻底结束，死后，‘我’就彻底不存在了，死了，就是没了，什么都没了，任何意义都没有了……”我看着李松，试探着问道，“您觉得呢？” 　　他靠在病床上，左手不时地抚摸心脏，右手则不停地搓揉双眼。几秒之后，他才迟钝地做出反应，恍惚地看了我一眼，若有所思地说：“嗯，你说得其实……很有道理……我——”他再次深吸了一口气，闭着眼睛微微摇头，陷入沉思。 　　我松了口气，不再言语，只是不住叹息，为负面情绪的扩散渲染氛围。从李松的反应来看，我已经成功动摇了他，但想要彻底摧毁他的精神支柱，还需要另一个人的帮助。这个人，就是李松的精神医生。 　　解铃还须系铃人，这话用在此处或许不甚恰当，但道理是相通的。李松的精神支柱是医生帮他建立的，一旦有所动摇，他一定会第一时间找医生寻求帮助。如果医生推翻自己的说法，亲口否认‘精神力量’的存在，就能从根本上摧毁李松的意志。 　　当然，李松还有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是这些年来赖以为生的抗抑郁药物。一旦通过药物增加了血清素含量，他就会从身心上重获希望，刺杀计划也就前功尽弃了，所以，绝对不能让他继续服药。但同时，他毕竟是个成年人，有独立的思维能力和判断力，一味阻止也绝非上策——试想，自己出现明显的抑郁症状，合作多年的精神医生却拒绝让他服药，再加上省内贪腐势力的虎视眈眈，势必会引起李松的警惕与怀疑。而且，一旦李松对精神医生产生怀疑，我此前的心理攻势恐怕也就白费了。最后，所谓久病成医，李松服药多年，一定深知药物对抑郁症的显著疗效。在药物成为唯一希望的情况下，想完全阻止他服药，本身也是一件不太现实的事。 　　总之，想要杀掉他，还要围绕药物做些文章。 　　我沉思片刻，拿定主意，便打开手机，悄悄设置了一分钟后的闹铃，不久，手机陷入持续震动，把沉思中的李松吓了一跳。 　　“对不起，对不起。”我连忙站起身，歉意地说，“李书记，我能出去接个电话么？” 　　李松抬眼看我，微微点头，再次发出一声叹息，显然还沉浸在消极情绪之中。我离开病房，对等候在外的唐博轩耳语几句，随后离开病房楼，在附近找了个僻静角落，给袁主任打了电话。 　　“怎么样？”袁主任的声音低沉而急切，“有结果了？”

“一切顺利。”我说，“还差最后一步，你马上联系李松的精神医生，李松可能很快就会给他打电话，也可能会约他见面。李松会问到和‘精神力量’有关的事。你让医生推翻自己之前的说法，让他告诉李松人是没有灵魂的，也没有什么‘精神力量’。具体该怎么说，他自己应该明白。另外，他可能会据此猜到我们的意图，你得确保他完全站在我们这边。” 　　“明白了。”袁主任说，“他是个贪财的人，无非是多出点钱罢了。对了，药物的事怎么办？李松会不会再次提出服药的要求？让不让医生给他开药？” 　　我想了想问：“药是通过唐博轩进入李松手里的么？” 　　“是。” 　　“那就好办了。”我松了口气，“该开药开药，让唐博轩想办法把药品掉包。有一种叫L的感冒药，跟兰释的性状很相似，可以用来替换，一般药店里都能买到。具体怎么掉包——” 　　“这个不用你操心。”袁主任说，“我知道，我和唐博轩会办好的。其他还有什么要求么？” 　　我松了口气说：“准备好给我打钱吧。” 　　后面的事我没有继续参与，但我相信袁主任的办事能力。只要一切按计划顺利进行，李松就会失去精神支柱，将希望寄托于药物，而当他发现药物不仅无法缓解抑郁症状、反倒给他带来了莫名的困顿时，就会陷入彻底的绝望。对一个抑郁症患者来说，绝望就意味着死亡。同时，对‘死后无我’的深刻恐惧，也会通过逆向强迫的方式，成为另一股驱使他自杀的力量。 　　我本以为李松会多熬几天，但仅仅两天过后，7月28号傍晚，女朋友就兴奋地打来电话，说她的卡上多了1020万元现金。 　　回忆至此，我紧绷的情绪松缓下来，思绪再度回到2012年7月的现实之中。我回头看了一眼侧卧在沙发上的老婆，心中一阵温暖。随后，我又看了一眼显示器上李松的照片，心中突然一阵忐忑。 　　我突然觉得，X或许是真实存在的。

第九十七章 死亡名单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当年的感受：2007年7月28日晚，接到女朋友的电话后，我先是一阵兴奋，随即便陷入了极度不安。我匆忙地挂掉电话，坐在快要散架的床上，看着光秃秃的四壁，觉得一切都不是真实的。我不敢相信李松已死，或者说，不敢相信是我杀了他——但他毫无疑问是我杀的，女朋友卡上多出的一千万就是铁证。 　　 　　卡上真的多了一千万么？我突然又不敢肯定了。为了确认事情的真实性，我小心翼翼地拨出女朋友的电话，并连连问道：“妞，卡上真的多了一千多万现金？你看清楚了？是真的？你再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千真万确！”她的声音悦耳动听，无比真实，“我看了快一百遍了，1020万，一分也不少！” 　　 　　我再次挂掉电话，陷入短暂的茫然。几秒之后，手机震动声把我惊醒，这次是袁主任打来的。我把手机捧在手里，连做了好几个深呼吸，才鼓起勇气按下接听键。 　　 　　“干得太漂亮了。”他直接说道，“今天下午，李松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上吊了，医院已经开出了死亡证明。” 　　 　　当时，听到他的声音，我的不安感居然瞬间消失，周围的一切也迅速变得真实。我思索片刻，平静地说：“钱已经收到。对了，那个精神医生到底是个隐患，你要多留点心。” 　　 　　“嗯。”他的声音很沉稳，“我有分寸。” 　　 　　我嗯了一声，平静地挂掉电话，想起1020万的酬劳，嘴角不禁微微上扬。不可思议的是，挂了电话不到十秒，强烈的不安感就再度袭来，让我浑身颤抖。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想象着李松的死，心中无比愧疚，无比压抑，甚至有些绝望。 　　 　　我这才意识到一件事：我杀人了，而且，杀的是一个把毕生都奉献给反腐事业的纪检官员。我不敢相信是自己杀了他，但我收到了一千多万的酬劳，而且清楚记得刺杀他的全部过程与细节——他确实是死在我的精心暗示之下，他确实是我杀的。 　　 　　可是，我怎么可能会杀人呢！？ 　　 　　我躺在床上，狠狠地搓揉面部，大脑一片混乱。李松是我杀的，可我根本不想杀他——现实和心理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陷入激战，令我无比痛苦。我拼命喘气，用力捶打自己的胸口，随后一跃而起，大吼一声，用尽全力踹了一脚本就摇摇欲坠的床。床板剧烈摇晃两下，啪的一声坠落地面。我这才冷静了一些，下意识地拉起被褥。拉起过程中，一面小圆镜从被褥里滑落出来。我回想起来，那应该是当天上午、女朋友去看望我时留下的。 　　 　　印象里，我已经很久没有照过镜子了。我捡起小圆镜，茫然地放到眼前，镜子里的人是我，却又像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他的目光冰冷而坚毅，我看着那双眼睛，突然感到一股莫名的恐惧。两秒后，我慌乱地扔掉镜子，缓缓靠在墙上。此前因为杀人而产生的不安与愧疚，顷刻间烟消云散。

回忆至此，我再度回到现实，看着显示器里李松的照片，先前的忐忑也不复存在。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利用暗示杀过很多人，但同时，我也曾不止一次地为那些人的死感到愧疚与难过，尤其是受袁主任委托杀掉的那些。每当此时，我内心深处都会出现一股力量，帮我消除愧疚与难过，让我重新变得理性而冷血。这股力量，或许就是所谓的X。 　　 　　X究竟是我的一部分，还是另一个完全独立的人？我一时想不明白，我越来越看不透自己了。虽然许多记忆失而复得，但我隐隐觉得，我还没有完全找回自己。 　　 　　思绪至此，我叹了口气，关掉李松自杀的搜索页面，继续翻动死亡资料。 　　 　　第十七个死者名叫张晨，女，生于1969年，生前是另外一家药厂的技术人员。2008年年初，她因为工作原因对E厂构成了威胁，袁主任委托我除掉她。她和晨曦一样患有家族性肾上腺嗜铬细胞瘤，而且对蛇类存在深刻恐惧。在我的设计下，她死于突发性心肌梗塞。 　　 　　第十八个死者名叫王天宇，男，生于1964年，生前在省工商局任职。2008年春天，我受袁主任委托杀了他。此人性格耿直、脾气火爆，得罪过不少人。在调查过程中，我发现一个名叫周全磊的人对他仇怨极大，便通过暗示继续放大仇怨，最终引导周全磊投毒杀掉了他。 　　 　　第十九个死者名叫杨靖国，男，生于1955年，生前为C大化工学院教授。2009年2月，袁主任找到我，说此人对M的药理性质有着深入研究，而且很可能是《M成瘾性研究报告》交易的知情者，不得不除。我对杨靖国进行了一周的调查，发现他曾多次出现短期抑郁。随后，我找到其抑郁根源，并通过暗示引导他于家中自杀。 　　 　　第二十个死者名叫戴军强，男，生于1975年，生前经营着一家药品零售连锁企业。2009年7月，我受袁主任委托杀了他。此人素有酒后驾车的习惯，最后死于A集团安排的一场严重车祸。 　　 　　最后三名死者，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蒋越洋、曲娜和周芸。 　　 　　翻完最后一页，我取出一张白纸，把23个死者的名字按顺序记录下来，分别是：谢博文、丁俊文、陈曦、王伟、何玉斌、赵海时、刘向东、于康、陈同敬、马石元、杨勇、杨浩、张义军、严俊卿、冯楠、李松、张晨、王天宇、杨靖国、戴军强、蒋越洋、曲娜、周芸。 　　 　　在这份名单里，前六个人确实都死于叶秋薇的暗示，第七个人至今还活着，而第八到第二十三个人，则全部都是我杀的。 　　 　　之所以从第八页开始就没有再标注死亡日期，是因为这些人的死亡时间大都早于叶秋薇对刘向东的接触时间。如果真实标注，势必会打乱叶秋薇的讲述顺序。而如果虚假标注，又很可能影响我的记忆复苏。总而言之，只有不标注死亡日期，才有可能让我和叶秋薇的会面按照她的预想顺利进行，同时对我的记忆复苏产生帮助。 　　 　　由此看来，这份死亡资料，就是叶秋薇对我进行暗示的重要道具。按照这个思路，资料是老吴托汤杰超交给我的，也就是说，老吴在帮叶秋薇对我进行暗示？可在我印象里，老吴的作用应该是帮助A集团安排我和叶秋薇见面，从而使我接触并除掉叶秋薇。他怎么可能反过来和叶秋薇串通一气呢？难不成说，叶秋薇已经投靠了A集团？可若真如此，袁主任为什么又要派我去精神病院除掉叶秋薇呢？ 　　 　　思路陷入了明显的矛盾。 　　 　　我盯着23个人的名字，思维迅速发散，很快注意到另一个细节：从2003年到2011年，我一共利用暗示杀掉过二十个人，除了资料里提到的十六个以外，还包括徐毅江、张瑞宝、陈玉龙，以及叶秋薇的丈夫秦关。 　　 　　为什么偏偏少了这四个人呢？ 　　 　　我很快就明白过来，对我和叶秋薇而言，这四个人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 　　 　　首先是秦关。第二次会面时，叶秋薇就明确表示，丈夫的出事让她伤心欲绝。再者，她的骤变是源于丈夫的身体变化，也就是说，秦关出事时，叶秋薇还不具备洞察人心、用暗示杀人的能力。所以，秦关不可能是叶秋薇杀的，如果他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死亡资料里，自然会引起我对叶秋薇的怀疑。 　　 　　其次是徐毅江。第六次会面时，叶秋薇就提到了徐毅江的死，而且明确表示，徐不是她杀的。所以，如果徐毅江的名字出现在死亡资料里，就和叶秋薇的说法自相矛盾，同样会引起我对她的怀疑。

同理，张瑞宝的死和徐毅江的死其实是一件事，所以他的名字也不可能出现在死亡资料里。 　　 　　最后是陈玉龙。这个容易解释，我和陈玉龙曾有过不浅的交情，如果他的名字出现在死亡资料中，一来，有可能影响我的情绪，二来，也容易让我怀疑自己是否与叶秋薇的事有所牵连。 　　 　　再者，虽然我以前就见过张瑞宝、认识陈玉龙，但两人再次进入我的视野，完全是因为我对M事件的调查。如果资料里提到他们的名字，很可能会对我的调查产生影响，从而间接影响我和叶秋薇的会面。 　　 　　刻意缺少这四个人的名字，同样是为了确保我和叶秋薇的会面顺利进行。 　　 　　总而言之，老吴托汤杰超交给我的死亡资料，就是叶秋薇对我进行暗示的重要道具，是叶秋薇暗示计划的一部分——从资料的种种细节来看，这一点毋庸置疑。可是按照这个思路，老吴和叶秋薇就属于同一势力，而老吴又是A集团安排的人——这又明显与现实相矛盾。 　　 　　难道说，是我误会了老吴，他自始至终就是在帮叶秋薇？又或者，他的所作所为，有着某种更深层次、不为人知的目的？他对我进行过多次心理评估，一定早就发现了我的心理问题，为什么从来不提？他对我有什么企图？他究竟代表哪一方的利益呢？叶秋薇对我进行暗示，唤醒作为X的我，又是为了什么？以她的能力，完全可以直接点醒我，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讲述她杀人的过程？她想要通过此举对我造成什么影响？ 　　 　　问题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还是那句话，一切疑问，只有叶秋薇才能告诉我答案。 　　 　　至此，我终于收住思绪，喝了口茶水，轻轻咳嗽一声。老婆闻声而醒，迷迷糊糊地问了一句：“看完了么？” 　　 　　我松了口气，合上死亡资料：“看完了，我也得赶紧睡了，明天还要去精神病院做采访呢。” 　　 　　她坐起身，眯着眼：“嗯？不是要去找陈主任么？” 　　 　　我一愣，这才想起梦游和精分前兆的事，回头对她说：“不，先不去见他了，我的问题自己应该能解决。” 　　 　　她担忧地看着我，几度欲言又止。 　　 　　“把机票退了吧。”我回头关掉电脑，“将来有时间再去。” 　　 　　“明天非得去采访么？”她走到我身后，把手搭到我肩上，“你看你现在的状态，我真的不想让你去，在家休息一天不好么？” 　　 　　“没事。”我站起身，和她对视一眼，又看向窗外无尽的夜色，缓缓说道，“明天是最后一天了。”

第九十八章 徐毅江的欲望

2012年7月23日，和叶秋薇的第九次会面。 　　 　　早上的天很晴，隐约透着燥热。经过几个小时的睡眠，我的精神好了许多。同时，作为X的记忆不仅没有消失，反倒比前一晚更加丰富、清晰。一夜过后，我记起了更多细节，也因此产生了更多困惑。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再次见到叶秋薇，让她为我解开这些困惑，让她帮我找回真正的自己。 　　 　　周一的早高峰格外拥堵，路上，思绪随车流不断起伏。在一个十字路口等待红灯时，我不禁回想起我和叶秋薇之间的往事。 　　 　　2008年8月28日傍晚，我和袁主任在市郊的一处民房里见了面。他把一组照片递给我，照片里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男人个子不高，身材也不健硕，但目光厚重，神色坚毅，看上去充满力量。 　　 　　“徐毅江。”袁主任介绍说，“在多个部委工作过，人脉很广，背景也很深，但这不是重点。”他点上一支烟，不紧不慢地说，“重点是，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徐毅江就是那个组织的新领导人。” 　　 　　我点点头，理所当然地明白“那个组织”是什么意思。从本世纪初开始，省里就一直存在一个秘密的纪检监察组织。这个组织没有明确的名称、机构、人事，但有着复杂而隐秘的系统与行事方法。其成员隐藏于各行各业，从不同渠道收集、整理情报，并由领导人将情报分析、汇总，直接提交给省纪委书记，作为纪检监察部门查处贪腐的内部指导资料。 　　 　　这些年来，A集团不断侵蚀本地政界，自然成了秘密组织的重点调查对象。当然，A集团也不会坐以待毙，自从发觉了神秘组织的存在，集团高层就开始不遗余力地与之展开角力。有好几次，秘密组织都掌握了A集团的重要罪证，但关键时刻，A集团总有办法保全自己——当然，其中也少不了我的相助。 　　 　　据说，秘密组织由时任省纪委书记于本世纪初悄悄建立，目的是为了全方位对抗贪腐势力。后来该书记调任他地，秘密组织却并未就此解散，而是继续搜集情报，为历任纪委书记提供反腐支持。但因为理念不同，该组织未能得到每一任纪委书记的支持与认可。2007年，李松到来后，最大程度地发挥了秘密组织的作用，不到半年就掌握了足以摧垮A集团的情报与证据。如果不是我引导他自杀，A集团经营多年的势力怕是早已崩塌。 　　 　　但李松已死，这个秘密组织还有什么威胁呢？ 　　 　　想到这些，我随口问道：“这一任纪委书记不是已经妥协了么？那个组织还能蹦跶？” 　　 　　“虽然李松是自杀，但时机确实很值得怀疑。”袁主任缓缓抽着烟，“所以，他的死还是引起了更高层面的重视。那个组织虽然不是正规机构，但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这次派徐毅江过来领导就是明证。所以现在，要担心的不光是纪检部门了，那个组织本身，也成了集团的重要威胁。” 　　 　　我问：“有徐毅江的详细资料么？时间限制呢？” 　　 　　“别急。”袁主任摆摆手，“这次不是让你杀他。你知道么，据打入那个组织内部的人说，他们已经开始怀疑李松的死不是意外，已经隐约意识到了你的存在，甚至还给你取了个代号，叫X。如果这个时候你再出手杀人，很有可能暴露自己——你绝对不能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