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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研究》摘录 原著 杨兴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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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研究》摘录 原著 杨兴让

                                       第一章  易论


 


一, 应该怎样研究《周易》




《周易》是我国目前保存得最完整的一部古书。它著述于殷周交际之际。此书的问世,不仅一直影响着我国的文化事业的发展,而且也一直影响着我国各个思想体系的发展与兴衰。
可以说,三千年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占卜之术便是依照这部经典。这里面不仅包括着平民百姓,也包括着一些帝王将相和一些思想造诣颇深的政 治思想家。至于一直以占卜为业的术士们就更不用说了。还有,三千年来,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以及一些科学家都从《周易》的另一面源源不断地汲取营养,造就了他们生平的辉煌业绩。
历来一些思想家皆对《周易》进行了研究,尽管众说纷纭,但是,还是 在既承认《周易》是一部熠熠生辉的哲学著作的同时,又肯定了《周易》原为一本占卜用的“卜书”。比如说历史学家范文谰在他的《中国通史》中便写道:“《周易》是许多占卜书中的一种”(见其书一百七十页),哲学家任继愈在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中也断言“《周易》是卜筮之书,用来占卦的”(见其书第一篇第二章第一节的十六页注①),这就更不要说其它一些学者的看法了。
这自然也不能全怪他们,因为《周易》本身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占卜用的字眼。
比如说《周易》第四卦《蒙》卦的卦辞中便有“初筮告”一语,第八卦《比》卦的卦辞中也有“原筮”一语。这里的“筮”便是指卜筮一辞。虽然 《周易》中的这一类辞语并不多,也可以说仅就这两处,但就这两处也足够 证明《周易》并没有完全脱离与卜筮的纠葛。
还有一个,就是人们对《周易》本身的理解还受着《易传》的影响并受 其束缚。比如说《易传.系辞》的作者孔子及其门生们虽然从哲理方面对《周易》进行了阐述,但是还是承认“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这一事实,并且第一次对《周易》的卜筮方法进行了陈述,这就基本上仍肯定《周易》乃为“卜书”。
孔子及其门生对《周易》为“卜书”的这一肯定,这个我绝不敢承认乃是孔子们的发明,而只是一种事实记录。但是,它却影响到《周易》性质的未来。
在《易传》中,更不用说《说卦传》这一传了,可以说,《说卦传》使 《周易》更加彻底卜筮化。
也可能由于《易传》的影响,《周易》才既作为哲学著述而又作为占卜用的“卜书”而同时并行于世。
但不论《周易》一书中所蕴藏的哲学性如何,但其既然是为占卜专用的书,所以《周易》为卜筮之书这顶王冠便扣在了《周易》的头上。
尽管如此,也有人反对这一观点。比如说清朝的刘一明在他的《易理阐 真》序言便说:“《易》非卜筮之书,乃穷理、尽性、至命之学也。”
我虽然不完全苟同刘一明在其书中所持的全部观点,但刘一明认为《周易》并不是卜书的观点还是颇有见地的。因为《周易》中所陈述的诸内容无法使人们接受《周易》是卜书的这一观点。
那么,《周易》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也即是说是“卜书”还是“不是卜书”呢?这便变成了一些不愿承认《周易》为“卜书”的人们所讨论的问题。当然这并不包括在既承认《周易》为一篇哲学著述而又认为《周易》 为“卜书”的人们在内。
《周易》的卦辞里确实存在着与卜筮有关的“初筮”“原筮”一辞,《 周易》作为占卜之经典可能绝不起于孔子的时代,而起自《周易》问世后不 久,虽然《易传》的记实里也可能还有一些经过社会时间流迁的变异和《易传》作者的一些发挥与延伸(特别是《说卦传》);这些都说明了《周易》 本身可能亦借助了原有的某些早于它的《易经》的某些形式。正因为如此,《周易》才自然而然的作了卜筮用的经典。如其不然,何从一部内容与卜筮 毫无关系的《周易》为何历来相沿当作“卜书”。
但是,我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次要的,我认为对于一个学术的研究毕竟不同于历史记载:某些历史记载仅按现存的事实记载而己;而学述研究则必须 去伪存真的恢复事实的本来面目。一个是记录;一个则是研究。
所以,我认为,一部《周易》后世的研究者们固然受《易传》的影响颇深,但都不能与《易传》相提并论。也即不能把《易传》,特别是《系辞》中的一些现象记载当作事物的本来面目加以发挥。
在这一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就是一代大儒宋朝的朱熹。朱熹虽然集历来《周易》研究各家之大长,将象数之学和义理之学集于一身对《周易》 进行了研究,但其中却悖谬多出,前言不答后语。
比如说朱熹在他的《周易本义》里一开始首推邵雍先天四图,特别是邵 雍的《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好象此图大有什么先天奥秘一样。实际上此图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此《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也即《方圆图》,实不外乎用原始八卦的每一卦分别去“荡”其它八卦,这样自然就形成了八八六十四卦的邵氏《方圆图》的各个部位的排列设置。
还有如朱氏在按象数之术解释《周易》卦象时,在第三十四卦《大壮》 卦的“六五”爻辞的“丧羊于易,无悔”下注曰:“卦体似《兑》,有羊象 焉......故其象如此。”在第五十六卦《旅》卦的“上九”爻辞“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啕;丧牛于易,凶”下注曰:“上九过刚,处旅之上,《离》 之极骄而不顺,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在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朱氏在解释《大壮》一卦时,《大壮》卦本为《乾》下《震》上,这里无《兑》卦,亦无“羊”象。朱氏所说的《兑》卦“羊”象,乃是取变卦一说。即变卦是取这一卦的二、三、四爻为下 卦,取这一卦的三、四、五爻为上卦,经过变卦之后,原《大壮》一卦便变成了《夬》卦,其卦象为《乾》下《兑》上。故朱氏有“卦体似《兑》,有羊象”一说。然而朱氏在解释《旅》卦时,却回避了“牛”象 这一卦体的问题。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2/21 1:39:09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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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氏的这两处解释,是采用了《易传.说卦》中的卦象说,即《兑》为 “羊”、《坤》为“牛”、《离》为“雉”等一说。但是朱氏在解释《大壮》卦的“六五”爻的“丧羊于易”时,却采用了《兑》为“羊”这一说;而在 解释《旅》卦的“上九”爻的“丧牛于易”时,则又回避了这一说而采用了另外一种办法,即纯用《旅》卦的第六爻为“─”的这一阳符号进行解说。 “羊”和“牛”本同为《周易》中的物象,本应用同一标准进行解释;然而 朱氏却没有,他完全采用了随意取舍的办法。
还有一处,就是《中孚》一卦,其阴阳符号为(打不出来),卦象本为《兑》下《巽》上。如果按照《说卦传》所言,则《兑》为“羊”象,《巽》为“ 鸡”象。但在注释这一卦时,朱熹对《兑》为“羊”象这一事却避而不谈,却在此卦“上九”爻辞“翰登于天,贞凶”之下注道:“居信之极而不知变,虽得其贞,亦凶道也。故其象占如此。鸡曰翰音,乃《巽》之象,居《巽》 之极,为登于天。鸡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信非所信,而不知变,亦犹是也。 ”朱氏的这一处显然又是在任意取舍,在此一卦里取“鸡”象而弃“羊”象。 朱氏在这里未免确有些占卜先生的玩卜术了。
在此一卦里,此“上九”爻辞的“翰音登于天,贞凶”,除了说君王的调子不能唱得过高之外,也有如同《乾》卦的“上九”爻辞的“亢龙有悔” 成份,乃为物极必返之意,此处与“鸡非登天之物”毫无关系,此纯属生攀硬扯。
此种解释甚多,不一一枚举。

历来的这些研究,不能不出现这么一个问题,作为研究,不采用同一尺度、同一标准来解释问题,而是任意附会,这样能解释《周易》吗?无怪乎《周易》永远陷入一个怪圈之内,永远无法超脱。
还有一个,就是《周易》本为借物取象和借物象的交感而演绎一种事物 及其事态变易的,这本是《周易》中一个最基本的哲理概念,也是一般人们 所熟知的常识。但是,在具体解释《周易》时,则不知所措,进行任意取舍 割裂。比如说在刚才列举的朱氏所用的办法之外,还有一些人们对《周易》 中一些卦象的理解也颇为荒谬。如《周易》第五十九卦《涣》卦,其 卦象为《坎》下《巽》上,即取八卦原始物质的“水”下“风”上,亦即《 易传、大象传》所说的“风行水上”之义。此“风行水上”本为“涣涣然”, 亦即声势浩大汹涌澎湃之义;然而三千年来,人人却皆将他理解为“涣散” 之义。这一种理解能解释八卦卦象和卦象交感吗?这一种理解能解释《周易》 吗?
这只是一个例子,可以说三千来对《周易》六十四卦整卦的误解就有几 十卦之多,还不要说对每卦各爻的局部误解便随处可见了。
又如对《周易》的结构组成来说,人们只看到《乾》《坤》两卦在《周易》中的排列地位的重要,但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坎》《离》两卦在《周易》结构中的重要性。比如说《周易》结构末尾的第六十三卦《既济》一卦, 此卦本由《离》下《坎》上组成,即“火”下“水”上,此卦本为水火不相容之象,乃取大水灭火、万物归寂之势。将此由原始八卦《坎》《离》 组成新的《既济》卦安排在六十四卦的末尾,它表明《周易》中结构的首尾 始末的重要,这是一部很严谨的结构,然而人们都忽视了。
人们不仅对此一卦在首尾结构排列的重要性未于重视,而且对这一重要 结构组成中的《既济》一卦的卦义还赋予了错误的解释。比如说朱氏在《既济》一卦卦辞“亨,小利,贞;初吉终乱”下注为:“《既济》,事之既成 也。为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为《既济》。亨小, 当为小亨。大抵此卦六爻占辞,皆有警戒之意。时当然也”。任继愈也将此 一卦解释为:“既济卦是水在上火在下,水性润下,火性炎上,水 上与火下的情势必然引起动荡,所以既济这一卦表示事情的顺利,有前途” (见《中国哲学史》第一册第一篇第二章第十八页)。秦磊在他的《大众白话 易经》里,在《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下亦白话解释道:“《 既济卦》象征成功:此时功德完满,连柔小者都亨通顺利,有利于坚守正道; 开始时是吉祥的,但如有不慎,终久必导致混乱。”
历来这些解释可谓小异大同,千篇一律。
《周易》之末的《既济》一卦,本取水火不相容之势,它意味着事物的 终结。这不仅《周易》的整体结构如此,卦象水上火下如此,就其卦辞“初 吉终乱”也更如此。此卦辞的卦义关键就在于“终乱”一辞,而且此卦的第 六爻“上六,濡其首,厉”更是如此:卦象已成大水灭火之局,爻辞亦有狐 狸过河水濡其首之势,不灭之亡,更待何时!然而历来人们却一直将《既济》一卦理解为“象征成功”,不亦悲失!
人们对于《周易》的理解就是如此,怎样解释《周易》?无怪乎一部著述国家刑律、外务和军国大计的书被列为“卜书”。
话说到这里,也就不能不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就是《周易》本身确实曾 披着一层卜筮的外衣,自《周易》问世之后,也一度将《周易》作为卜筮的 经典;但是,作为我们一些研究人员,自然也包括古代一些研究《周易》的大儒们,这些研究人员在研究《周易》时,是否曾确切地分析解剖过《周易》 的整体结构?而且是否确实对《周易》的借物取象并其交感以及对一些卦辞 爻辞是否真正的理解?如果对这些不理解,还谈什么解释《周易》。

那么,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来研究《周易》呢?我觉得应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研究《周易》时,我们绝不能把《易传》对《周易》的解释作为解释《周易》的标准,不能以《易传》的是非为是非,而只能以《周易》的 是非为是非,《易传》中的某些解释只能作为参考。而且也可以反过来说,不仅不能以《易传》的是非作为解释《周易》的标准;而且是要用《周易》的本义来衡量《易传》对《周易》的理解程度究竟如何。
第二,我们必须详细地解剖《周易》的整体结构,特别是其阴阳符号之间的各种变易组合,那怕就是一点小小的细节也不能放过,以便从中查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比如说,为什么《乾》卦《坤》卦居《周易》之首,《坎》卦《离》卦居上经之末?而又以原始《坎》《离》两卦相互上下换位变 易而组成的《既济》《未济》两卦又编排在一部《周易》之末尾?为什么有些卦的上卦转换为下卦的下卦,而其上卦又自行消失?为什么六十四卦中就 有五十六个对应的卦的阴阳符号正好相互颠倒位置?又比如说有些卦义有对应关系,有些卦义则是递进关系,有些卦义则是独立的,等等。如果不对这些整体结构,部分结构,那怕是一个细小的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也就可以 说我们就根本不理解《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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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们不能因为《周易》中有一些“筮”一类的辞语,也每言吉凶事,而简单地将《周易》理解为“卜书”,而要深究《周易》中的思想内容,抓住一些本质性的东西,切忌为一些现象所惑。比如说《周易》中每每出现 的“或从王事”、“利建侯”、“利用行师,征邑国”、“田有禽”、“田无禽”、“利见大人”等等这一类立国征战杀伐的辞汇,它们难道是为一般占卜用的吗?对于这些问题必须予以深究。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理解这些,也就说根本无法理解《周易》。
第四,研究《周易》时,注释必须用同一标准,不能一会儿用公尺,一会用市尺。比如说前边说过的朱熹在用象数之术解释《周易》时,则完全采用了《说卦传》的标准,但当发现那一象数对他的解释有利时,便采取或硬 性附会某一象数,那一象数对他的解释不利时,则舍弃或歪曲,这样来解释《周易》显然是不允许的。
第五,研究《周易》时,不能过份地强调每一爻的阴阳符号。因为直接变易形成六十四卦的是《乾》、《坤》、《巽》、《震》、《坎》、《离》、《艮》、《兑》这八个原始八卦代表的天、地、风、雷、水、火、山、泽这 八种物质,而再已不是什么阴阳符号 。也即是说 ,《周易》的作者在编排《周易》六十四卦时,只能注意到形成六十四卦的上下两卦的含义,(比如 《涣》卦由《坎》下《巽》上组成,其作者编排时,他只能注意《坎》 下《巽》上所代表的“风行水上”的含义,再也无法顾及到每卦中的每一阴号 或每一阳号再代表什么意思了,在此其阴阳符号已失去了作用),如果我们在研究《周易》每一卦或每一卦的每一爻时,仍然强调每卦的六个爻位的阳符号的作用,那实在就是一种愚昧。
第六,在研究《周易》时,不能把原来的《周易》的《乾》、《坤》、《巽》、《震》、《坎》、《离》、《艮》、《兑》所附有的物象天、地、 风、雷、水、火、山、泽和《周易》中陈述的牛、羊、鱼、龙、马、鸟等一 般物象等同起来。《周易》中原有的八卦物象是用来演绎《周易》变易的;而《周易》中一般借用陈述的物象则是用来比喻某一事物的。这是两个范畴不同的东西。如果把这两种不同范畴的物象混同起来,那即使不是故意混淆或 如同卜筮之学的故意附会,那也同样是一种无知。
第七,历来的易学界分为“象数之学”和“义理之学”两大类。就象数之学而言,我认为在研究《周易》时,我们固然要注意到由原始八卦物质组成六十四卦每一新的卦象的含义,但我们更要注意到每一卦各卦辞爻辞的本 来的内在含义。这是因为象数固然重要,它有时确实起着象征某一卦的含义,如《涣》卦的“风行水上”代表着“涣涣然”;但是有些卦的物象含义却并不怎么明显,比如说“《遯》卦为《艮》下《乾》上,为天在山上,其含义到底如何,确实不好理解。如果遇到此种情况,我们必须着重于对于每一卦卦辞和六个爻辞理义的理解,如若我们仍然死抠物象的含义,那恐怕就有些刻舟求剑了。

第八,研究《周易》时,一定要把每一卦的六个爻辞当作统一整体来研究,切忌将每一卦的每一爻辞孤立起来作以解释。更是在研究每一卦的每一爻辞时,对每一爻的解释要思想前后一贯,切忌就一爻义的解释也前言不答 后语,互相矛盾,或断裂分解。比如说《旅》卦“上九”爻的“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历来就解释为“鸟巢失火被烧掉,行旅之人得高位先喜悦欢笑,后因遭祸事而号啕痛哭;牧人在牧场上丢失了牛, 有凶险”(借秦磊语)。这一解释不要说对此卦的卦义解释对不对,就其将 此卦按“行旅”来讲,“行旅”之人又与“牧人”放牧又有何关系呢?这不是前言不答后语吗?又比如说《益》卦的“上九”爻“莫益之,或击之;立 心勿恒,凶”,历来都解释为“没有谁来让他受益,倒是有人来攻击他;内 心拿定了主意却不能持之以恒,必然会有凶险临头”(借秦磊语)。这一解 释自然也不说对此卦义的理解如何,就对此一爻前半句理解的“莫益之,或击之”是“没有谁来让他受益,倒是有人来攻击他”和对后半句理解的“立心勿恒,凶”是“内心拿定了主意却不能持之以恒,必然会有凶险临头”, 这种前半句的解释和后半句的解释又有什么内在联系呢?“持之以恒”又指什么呢?
当然,这只是两个典型的例子。但在解释《周易》中,此类事却颇为不少。如果我们不顾《周易》的整体思想,不顾每一卦的整体思想,甚至不顾每一爻的整体思想及其每一爻内在含义的一致性,随意割裂,任意解释,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了。
第九,在研究《周易》时,我们固然要注意到每一卦卦名的重要性;但 也要注意到有些卦名其实与其卦的内在含义并不相符,也即名不符实。比如说《师》卦的卦名就明显的寓意着立师行师之意;但《归妹》一卦,按其卦名,自然是言谈婚嫁之卦,但其实与其实质所寓意的“急速”之义相距甚远。又比 如《噬嗑》一卦的卦名,却与它本身刑律含义并不切近,我们只有通过对《 噬嗑》一卦的卦辞爻辞理解之后才能谈到理解此卦,切忌为其卦名所惑或所困。
第十,研究《周易》的某一卦的卦义时,要适当地参 阅一下前后数卦的内在联系,不要把某一卦孤立起来研究。《周易》有些卦则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或者说,《周易》除了某些个别的独立的卦(如《噬嗑》为刑律之卦)和一些递进关系的卦(如《屯》《蒙》)之外,一般大多数卦还有对应关系的。 就这一点,更在研究某一卦的卦义时,更应参阅其卦与前卦或与后卦的对应关系。比如说《涣》卦,其卦象为《坎》下《巽》上的风行水上,本当“涣 涣然”,这不仅与其象数吻合,而且与下一《节》卦又正好对应:正因为有上一个风行水上的“涣涣然”的《涣》卦,下一卦才应当出现有节止的《节》卦。如果按照历来的解释《涣》卦为“涣散”之义,不仅与其卦象并其卦爻 辞不附,而且与下卦的《节》卦也不对应。
又比如《归妹》一卦,它本来是与《渐》卦相对而言的,它们是相对应 的。人们由于《归妹》一卦的一些爻是谈婚姻的,并因其卦名为婚嫁之《归妹》,所以将《归妹》一卦理解为此卦“象征婚嫁”;而因为《渐》卦的一些爻辞句句不离“渐”一辞,加上其卦名为《渐》,所以将《渐》卦理解为 “象征循序渐进”。这实际上都是误解。将《渐》卦理解为“渐进”之义何 不见《渐》卦的卦辞为“女归,吉,利贞”一语?将《归妹》一卦理解为言谈婚姻何不见其卦辞为“征凶,无攸利”一语?这两卦实际上都是借以婚姻 的过程来言谈事物的“渐缓”与“急速”之义的,也即《渐》卦是以“ 女归”来言循序渐进之理,而《归妹》卦则是以归妹僭越常位来言急速之弊。这都说明我们在研究《周易》时,应适当参阅对比一下前后几卦的内在联系,我认为这对理解《周易》还是大有好处的。

第十一,研究《周易》时,还要注意到相距甚远的某些卦与某些卦的内在联系,这也就是说要注意某些卦从某些卦化来的问题。比如说第十卦《履》 卦与第四十三卦《夬》卦。《履》卦是言“武人为于大君”的,《履》卦“ 九五”爻辞为“夬履,贞厉”,实际上,《履》卦,特别是“夬履,贞厉” 一爻,它就为《夬》卦的武人兵变和平叛的《夬》卦埋下了伏笔,也即《夬》 卦是从《履》卦中化来的。在研究《周易》时,对于这一类问题,还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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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我们研究《周易》时,要正确理解《周易》中的一些辞汇,切勿机械教条地死搬硬套。比如说“大人”、“丈人”、“天子”、“君”、 “王”、“侯”一类辞汇。这里的这些辞语实属同一个意思,都是指君王。 在解释这些辞语时,不能将这些辞汇按封建等级制度来理解,不能把“大人” 当作一般高于平民的封建官僚来理解,也不能把“丈人”当一般“长老”的意思来理解,也不能把“侯”与“王”与“天子”分得一清二楚。在周朝以 前,虽有国家建制,但其政权和其称谓还有某些部落的痕迹,这些辞汇往往 是混用的。在理解这一问题上,《易传.彖辞》的作者理解就比较正确,一代大儒朱熹的理解就谬误。比如说《师》卦,其卦辞为“师:贞,丈人吉,无咎。”对此一处的“丈人”一辞,《彖辞》则曰:“师,众也;贞,正也。 能以众正,可以王矣。”这《彖辞》中虽没有提明“丈人”一语,但在这省 略的言语中已含着“丈人”即“王”的意思。也即这个“丈人”,如能师众以从正,则可成 王业矣。但此一处的“丈人” 一辞,朱熹则解释为“‘丈人’,长老之称。用师之道,利于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朱熹的这一解释,《师》卦中的“丈人”便成了一个“老成之人”的“长老”,也就是说,仅是一个军帅而己。这一军帅之 称的臣僚与为王或称侯的君主那就天壤之别了。我们虽不能说《彖辞》的作 者所有言论都十分正确,但此处则言中了。但如果我们按朱熹此处的解释, 那恐怕永远也无法接近《周易》。又比如说《师》卦的“六五”爻“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中的“田有禽”,朱熹则注为“ 兵端者也,敌加于己,不得已而应之,故为‘田有禽’之象。”这种解释是 正确的,朱熹没有机械地将“禽”解释为一般的飞禽走兽,也没有机械地将 “田有禽”解释为一般的田猎,而是将它解释为“兵端”或战争之猎物,这就基本上切近了《师》卦的本来原义。但一些人对“田有禽”还有另一种解 释,比如说秦磊在他的《白话易经》中将“田有禽,利执言”解释为:“田 野中有野兽出没,率军围猎捕获,不会有损失。”秦磊在此处就机械地将“ 禽”解释成一般的飞禽走兽,而将“田有禽”也解释为一般的田猎了。在此 “田有禽”一辞中,我们从秦磊的解释中就可以看到,其解释看起来好象十分正确,但却悖谬千里。如果都是如此理解辞义,又何能解释《周易》。从 此我们可以看出,能不能恰当地理解《周易》的辞义,其关系何等重大。
第十三 ,《周易》一书基本上是由以下一些特殊辞汇来组装的 ,这就是“亨”、“贞”、“利”、“孚”、“吉”、“ 凶”、“咎”、“吝”、 “悔”,对于这些辞汇的理解程度如何 ,实关系到《周易》一书的性质。 这些辞汇,它牵涉到一个主体客体的问题,也即就是说,《周易》中每每言 及的“吉”与“凶”等辞是指何人而言的问题 。对于《周易》书中的一般 “吉”、“凶”、“咎”、“悔”,人们自然理解为对主体而言 。比如说 《乾》卦“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者,厉无咎”中的“无咎”, 同卦“九四”爻辞“或跃在渊,无咎”中的“无咎”,同卦“上九”爻辞 “亢龙有悔”中的“有悔”,《坤》卦“六四”爻辞“黄裳,元吉”中的 “元吉”,这些谁都知道是指《周易》书中所指的“君子”或“从王事”的 帝王诸侯们。但是对《周易》中某些地方出现的“吉”、“凶”、“咎”、“悔”一辞,不仅是有些人们,可以说是历来所有的人们皆认为是指客体而言。比如说《蒙》卦“六四”爻辞和“六五”爻辞。“六五”爻辞为“困蒙,吝”,秦磊在他的《白话易经》中将此爻辞解释为“人处于困难的境地,不 利于接受启蒙教育,因而孤陋寡闻,结果是不大好的。”秦磊的这一解释,就颠倒了这些爻辞中“吝”的主客体的位置。本来这一爻辞是说《周易》中的 主体,即“君子”或帝王们不应采用“困蒙”的政策,也即今天说的愚民政 策,若实行这种“困蒙”政策,其结果对帝王们则是不祥的 ,并不是对蒙 困者不吉祥的。“六五”爻辞为“童蒙,吉”,秦磊在他的此书中亦解释为 “童蒙虚心地向老师求教,这是很吉祥的。”秦磊此处的解释也颠倒“吉” 的主客体位置。本来这一爻辞是说,对于《周易》中的“君子”帝王们来说,“童蒙”并不是什么坏事,而是好事,这有如我们喜欢天真幼稚无邪的孩子 幼童一样。“童蒙”是指《蒙》卦本身而言,所谓“吉”,也是指《周易》中主体的“君子”帝王们而言,并不是如秦磊所说的“吉”是对“蒙童”的 虚心求教而言。

又比如就《噬嗑》一卦中的几爻,人们在理解“初九,屦校灭趾,无咎” 、“噬肤,灭鼻,无咎”、“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时,皆认 为这几爻中的“无咎”一辞乃指主体而言,即《周易》中所说的施行刑罚的 君子帝王们。这一见解自然是正确的。但是在理解此卦的“上九,何校灭耳、 凶”一爻辞中的“凶”的主客体位置时,却将“凶”当作客体一方来讲,即不 是把“凶”一辞的对象当作《周易》所说的君子帝王们,而是当作受刑罚的 囚犯们。这一理解本身就颠倒了此一爻辞主客体的性质。本来此爻辞所说的 “凶”,乃是指《周易》中所说的君子帝王们本来其用刑在于惩治,而不是 堵塞,若用刑到了“灭耳”,则失去了用刑的意义,对君子帝王们这些统治者来说,自然是不吉祥的。
在理解《周易》中的“吉”、“凶”、“吝”、“咎”、“悔”一类辞 时,只有碰到如同《比》卦卦辞中的“不宁方来,后夫凶”中的“凶”辞时, 我们才能将此一“凶”辞的含义理解为客体,即指《周易》中所说的君子帝王们的另一对立面来解释;其它《周易》中的“吉”、“凶”、“吝”、“ 咎”、“悔”一类辞皆是对《周易》中主体的君子帝王们而言的。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果在此问题上予以疏忽,将会得出一些与 《周易》原本意图完全相反的结论。
第十四,我们研究《周易》绝不能用现在一些辞义来解释《周易》。比如说“资斧”一辞。现在人都将“资斧”理解为路费或一些人所说的盘缠。 在一些小说中也如此使用。比如说《聊斋》中的《竹青》一文中就如此。但这“资斧”一辞在古代本为“利斧”,除此没有别的任何含义。由于《周易》 中的“资斧”一辞经程颐解释为“资财”之后,人们才将“资斧”一辞用作路费或盘缠的代名词。既然如此,我们又怎能用路费盘缠来注释《周易》中 的“资斧”一辞呢?如此解释又怎能解释《周易》呢?
第十五,我们在研究《周易》时,对《周易》中的某些现代人常见的辞语的含义绝不能用现代一些人们所熟知的辞义去作解释。因为《周易》毕竟 是古代的东西,一个辞在古代的含义和现代是大不相同的。还有中国的辞语 为一辞多义相当普遍,我们在研究《周易》时,应当挑选那一种辞义更贴近 《周易》的整体思想和整体内容。只有如此,我们对《周易》辞语所下的注 释才能贴近其本来含义,也才能正确地理解《周易》。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来举几个典型的例子。第十九卦为《临》卦,第六十卦为《节》卦。《 临》卦“六三”爻辞中有“甘临,无攸利”一辞;《节》卦“九五”爻辞中 有“甘节,吉”一辞。历来易学家皆对“甘”一辞用“甘甜”下注,这样“ 甘临”便变成了用甜言蜜语去临察天下;而于“甘节”,则在不知所以然的 情况下随意注释了。就《临》卦之“甘临”,若把“甘”当“甘甜”下注,不仅于其本身语辞甚为牵强,而且与其后所下的断语“无攸利”也甚不相 通,对于此,历来易学家只好随意附会了。实际上,“甘”一辞,在古代, 还有“缓”的意思(见《广雅释诂》),“甘临”,实指君王迟迟不去临天下政事的意思,故才有其后的“无攸利”的断语。《节》卦中的“甘节”的 “甘”,同样为“缓”之义,也即“甘节”乃是缓缓的节制自己的行为,这 才吉祥,言下之意有如今天的不要急刹车的意思。如果我们用“甘甜”来为 “甘节”下注,恐怕连牵强附会也附会不上了。又比如第五十五卦《丰》卦, 其卦的“初九”爻辞中有“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对于这一爻辞中的“配主”中的“配”一辞,历来易学家皆按“匹配”之义予以注释,“配主”便 变成了地位相当的对手或伙伴。但实际上,“配”一辞的原义本为“酒色” 之义(见《说文》),由于后人借为“妃”字,“配”一字才失去其本义,变为“匹配”之义。在《周易》《丰》卦中,“配”一辞仍为“酒色”原义。 “主”乃指君主,“配主”乃指贪恋洒色的无道昏君。“遇其配主,虽旬无咎”,乃指王师在帅师征伐中,遇到了一个荒淫的无道昏君,与这种君主作 战,就是荒废一些时日,也不会有什么灾祸。我们如果用“匹配”来为“配” 一辞下注,这样的解释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周易》。
对《周易》辞语下注释 ,我们仅列举了这几个典型的例子,但足见给《周易》辞语下注释的重要性了。如果注释辞语选择不当,不仅对《周易》 研究无益,而且愈注愈荒诞离奇了。
最后一个是,我们在研究《周易》时,首先是解剖,是还原,是还原一个《周易》的本来面目;是我们如何尽量靠近《周易》,而不是《周易》如 何靠近我们。这是研究一切事物最起码的常识,自然也是研究《周易》最起码的常识,我们切不可违背这一常识。
我想,我们只有这样研究《周易》,才能揭示还原《周易》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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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易》的创作时代及其作者

《周易》一书的问世,到底是在当时就已广为流传,还是一直保存在一 些少数人手里,这个,现在还无从知道。但在最早研究《周易》的文字记载中,也即《彖辞》与《象辞》中,尚没有发现有关《周易》作者为何人的记述。这也可能是因为《彖》《象》辞仅仅是注释经文,不然,《彖辞》与《 象辞》并没有简单地把《周易》当作“卜书”,何以不如同《系辞》那样考究《周易》的作者,这于情理是讲不通的。
有关《周易》创作年代及其作者的文字,最早见于《系辞》。由孔子言论组成的《系辞》,它不仅研究了《周易》的思想,而且也探讨了《周易》 一书及其作者。按理说,一个崇拜于某一著述的人,是不会不关心其作者及其生平的,这是理之常情。
《系辞》在穷究《周易》的内容之后,面对着《周易》中每每出现的“ 危”“倾”之辞,不能不感慨万千,于是提出了“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下第七章)并也甚为敏感地意识到“《易》 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下第十一章)。
这是《系辞》有关《周易》时代及其作者的看法。
不过,《系辞.下》第二章中还有这么一段话,就是“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天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
《系辞》中的这几处文字,它是几种性质不同的陈述。下七章和下十一章的文字是在探讨现存《周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而十二章的文字则是在按传说记述“八卦”的起源。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东西,这个必须弄清 楚。
《系辞》关于“八卦”起源传说的记述,我们姑且不论;但就《系辞》 对于现存《周易》的创作年代及其作者问题的看法,我认为还是比较合理的:这里基本上没有附会成份,乃是一种据理推断。
但是,《系辞》毕竟还没有明言《周易》为周文王所作。

其后便是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报任安书》中提出了“文王拘而演 《周易》”。于是,《周易》为周文王在被拘于牖里时所创,这便一度成为定论。
《系辞》中仅仅凭《周易》中的一些爻辞内容提出了《周易》乃记殷周之际事,乃记“文王与纣”之事,并提出了其作者怀有“忧患”,这里固然有着《周易》的作者包括周文王在内的成份,或者说其笔下已暗隐着《周易》乃为周文王所作,但毕竟还未明言。而史学家司马迁所说的《周易》为周文 王在牖里被拘时所演一事,这可便不是一般的推理问题,而近似于历史记载。
但这司马迁断言的近似于历史记载的“文王拘而演《周易”,到底是一 种根据传说进行的记载呢?还是参考《系辞》中的一些文字,或根据自己对《周易》一些卦爻辞内容的看法后下的结论呢?这个,我没有证据,不敢妄断。
不过,在司马迁断言《周易》为周文王所演的同时,司马迁又在《史记. 孔子世家》里记载了“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 说卦》、《文言》”。
我们前边已经说过,《易传》中的《彖》、《象》当为一人所作,它远在孔子以前;《系辞》与《文言》中每每有“子曰”一语,当为孔子的门生们记述孔子的论述《周易》的言论而成;《说卦》又当为另一人所作。我们将由此证明司马迁所记述的《易传》均为孔子所作已不可信。既然司马迁笔下的《易传》均为孔子所作已不可信;那么,司马迁笔下的《周易》为周文 王拘于牖里时所演看来亦成了问题。
但是,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司马迁毕竟是一个著名历史学家,不是一个专门伪造赝品的**,由于其所记的某些历史来源于传闻,所以难免有 些失实的地方。但是,我们绝不能由于某些地方的失实而来证明其笔下所记 载的全部失实。至于我们仍怀疑的地方只能用事实来证明,却不能由此及彼。也即就是说,我们尽管用事实推翻了司马迁笔下的《易传》皆为孔子所撰的这一事实,但我们却不能用它来证明《周易》绝非周文王所演这一事实。至于《周易》是否为周文王所作,那还得另外证明。
在《周易》的成书年代及其作者的问题上,还有秦磊的几处文字,我们 不妨摘抄如下,由它可以看出最近一些人对《周易》的成书年代和其作者的 看法。秦磊写道:
“《周易》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周易》源于远古占卜... ...。”
“夏代的易经称《连山》,殷代的易经称《归藏》,周代的易经称《周易》。《周易》既非成于一时,也不是成于一人之手。”
“六十四卦非周文王拘于牖里时所演。”
(见《大众白话易经.绪论》二十一页)

“当代多数学者认为,今本《周易》中的易经(包括卦的符号,卦、爻辞等)部分,早在西周以前就流传开了,最早当源于甲骨占卜,而到 殷末周初之际,则形成了一部井然有序的《易经》)。”
(见《绪论》六页)
对于秦磊的这几处文字,我想有必要说明几个问题。
对于这些卦、爻辞,据《升》 卦“六四”爻辞中所说的“王用亨于歧山”一事显然乃指周王朝之事了,亦实乃《鲁.颂宫篇》中说的“后稷之孙,实维大(太)王,居歧之阳,实始 翦商”。还有《既济》卦“九三”爻辞“高宗伐鬼方”中说的“高宗”,乃指商朝的“武丁”王。武丁因启用奴隶傅说为宰相,天下大治,商朝又复兴 起来,武丁死后,被尊为“高宗”。《泰》卦和《归妹》卦中爻辞说的“帝乙归妹”中的“帝乙”其人,乃商末倒数第二个君王,是驰名古今的一个典型昏君的殷纣王的父亲。还有《明夷》卦“九三”爻中的“箕子之明夷”一 事中的“箕子”其人,为商周交替时代人。他为殷纣王的重臣,纣王的诸父,官太师。因封于箕,故称箕子。由于谏殷纣王,纣不听,被囚。后因周武王灭商后被释放。
从这些《周易》中的卦辞来看,可以说其辞中还是猎取了一些殷商末年的时事,特别是“箕子之明夷”中的箕子一事,乃是猎取殷周交替时的事。 从这一事来说,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出此《周易》的作者乃商夏以前人或严格地说为“箕子”以前人吧。
这里只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现存《周易》中六十四卦卦辞与爻辞的作者应当是殷末周初“箕子”时期人,他是以殷周交替的时代背景作为写作基础的。如果说在《周易》以前还存在着什么《连山易》与《归藏易》的话,其《连山易》与《归藏易》的卦、爻辞绝不会如此。也即就是说,现存的《 周易》的六十四卦的卦、爻辞绝不会是在商代的《连山易》和夏代的《归藏 易》或更远古的易经的卦、爻辞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
《周易》既创于殷周交际之际,这个勿庸置疑;其作者亦自当为殷周交际时人,这个也勿庸置疑;那其作者究竟又为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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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周易》的作者是谁的问题上,我想重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此书作于殷周交际之际,特别是其书中记载的“箕子”一事,箕子为殷纣王的叔,因谏纣王被囚,后因武王灭商释放;那么,此书的作者当为“箕子”同 时期人。也就是说,此书的作者只能在此“箕子”同时期寻找,绝不可能漫延到其它时期。

第二个是,《周易》中的卦辞爻辞中每每有“利建侯”、“利建侯行师” 、“或从王事”一类辞语,按这些《周易》作者的行笔口气来看,乃是王侯者的口气。也即是说,《周易》的作者,绝非一般的泛泛之流,也非占卜之流,他乃是王侯一流人物。还有《师》卦中的“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一语,历来都将此语解释为统帅们“凯旋而归,天子颁发了诏命,分封功臣,或封为诸侯,或封为上卿,或封为大夫,但小人决不可以重用”( 借秦磊语),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这一爻实乃总论《师》卦的“开国”之 道。所谓“大君有命”,并不是指一般的将帅们承受了君主的命令,这里的 “命”,乃是“天命”的“命”,即“大君有命”,乃是君主承受了天命的 含义。“开国承家”,乃是言继承祖业,开辟国家之宏业,并不是什么将帅 凯旋而归被分封一事。所谓“小人勿用”,乃是指一个开辟王业的英明君主,应该启用贤人,亦即《师》卦中的所谓“长子”,而切勿启用“小人”,亦即 《师》卦中说的“弟子”;因为有如《师》卦所说的会“长子帅师,弟子舆尸” 的。我们从《师》卦的“大君有命,开国承家”一语的非凡气势的用笔口气 和风范来看,也足见《周易》的作者乃是王侯一流人物,绝非一般人物。
第三个是,我们在前边谈过的此书作者在《师》卦中体现的深通行师之道,在《噬嗑》一卦中体现的深通刑律之道,在《履》卦中体现的深通御将 之道,在《央》卦中体现的深通平叛之道,从这些卦例中,我们也是足见此书 的作者并非一般泛泛人物和占卜之流,他乃也是王侯一流人物。
第四个,是我们从《损》的“初九”爻的“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九二”爻的“利贞,征凶,弗损益之”,“六四”爻的“损其疾,使遄有 喜,无咎”;《益》卦的“初九”爻的“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六 三”爻的“益用之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上九”爻的“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井》卦“初六”爻的“井泥不食,旧井 无禽”,以及此书中每每出现的“大师克相遇”(《同人》卦),“利用行 师,征邑国”(《谦》卦),“用行师......至十年不克”(《复》卦), “王用出征,有嘉斩首,获匪其丑,无咎”(《离》卦)等等一类相类似的 辞汇来看,此书的作者亦并非一般人物和占卜之流,他乃是正处于诸侯征伐 兼并时期之人,也可以说是一个从事王业的诸侯兼并者。

第五个,是此书中的《随》卦中有“王用亨于西山”,在《升》卦中有 “王用亨于歧山”。前一《随》卦中的“西山”实也即“歧山”,不过没有《升》卦中的“歧山”更为具体罢了。我们由此看来,此书的作者实乃为殷 周之际西部歧山一带人。这是一个此书作者的地域问题。
此书的作者既为殷周交际的箕子时期人;此书的作者又非王侯一流人物莫属;此书的作者又深通师律之道;此书的作者又为殷周交际之际的诸侯兼并者;再加上此书的作者又是殷周之际的西部歧山一带的一个正由“建侯” 而又每每“或从王事”的崛起的“王”者,我想,此人恐怕就非周文王莫属 了。
周文王为何许人也,他本是殷商王朝西部边陲一个小国的诸侯。开始其祖居于陕西彬县,后在古公(颤-页)父时期因受狄戎侵扰迁居于歧山之下的周原定居。到了季历(周文王之父)时期,其国势逐渐强大,号称“西伯”。再到了季历之子昌时,国势日盛,晚年自号为“文王”。
对于周文王的生平,我们不妨抄录一下范文谰《中国通史》中的一段话。 范文谰写道:
文王战败西戎混夷,又灭附近几个敌国。拓境西到密(甘肃灵台县), 东北到藜(山西藜城县),东到(于+阝)(音于yu河南沁阳县附近),对纣都朝歌(河南淇县),取近逼的形势。他又扩充势力到长江汉水汝水三个流 域,教化那里的蛮夷,称为江汉汝坟之国,也称为南国,也称为周南召南。南国是周基本力量的一部分。文王晚年,已取得了当时所谓天下之三分之二。

我想,就此一段文字就足够了,我们不仅足见周文王为何许人物,也足见《周易》中所涉及到的诸事又与周文王生平业绩又何等切近。
到此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说一部《周易》远非“卜书”,它不仅是一本哲学著述,它更是一本在其哲学思想指导下的有关其政权的政治、军事、刑律、外务等等综合事务的一本著述;而且也可以说,《周易》的作者远非一般人物和占卜之流,他乃是一个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军事家,这人不是别人,他乃是周王朝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周文王姬昌。我想此结论应 该是正确的。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第二十九卦《坎》卦的“六四”爻辞中的“纳约自牖”一语。对于此一语中的“牖”一辞,历来易学家皆按窗户来下注。“牖”固然指窗户,但古牖又通(姜-女+久),(姜-女+久)里亦常写作牖里,其地在今河南汤阴县一带,为殷纣王拘禁周文王处。
从《坎》卦的具体谈及周文王拘于牖里因“纳约”(指签定一份契约)而获释一事来看,也是以说明《周易》乃为周文王记述其生平事。
这也可能是司马迁断言《周易》为周文王所演的依据(但这里并不否认司马迁的记载还有传记成份)。
至于《周易》一书是否为周文王拘于牖里时所演,这个可以这么说:就一般而言,一个大的政治思想家都将会在一个极端困难寂静的环境中形成一个大的思想体系轮廓,周文王在牖里亦可能借卜筮作掩盖或不借卜筮作掩盖在演绎着现存《周易》的某些卦象和内容,司马迁所说的周文王在拘于牖里 时演《周易》一事还不至于全为虚构。但根据《周易》将“纳约自牖”编排 在上经第二十九卦之中,其后下经文字,皆当记述周文王在牖里释放后被殷纣王“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以及其后兼并其它邻近邦国诸事,从这些卦爻辞文字来看,《周易》的成书年代当为周文王晚期所为,而并非为拘于牖里所演,这是一个不容推翻的事实。

《周易》一书的问世,到底是在当时就已广为流传,还是一直保存在一 些少数人手里,这个,现在还无从知道。但在最早研究《周易》的文字记载中,也即《彖辞》与《象辞》中,尚没有发现有关《周易》作者为何人的记述。这也可能是因为《彖》《象》辞仅仅是注释经文,不然,《彖辞》与《 象辞》并没有简单地把《周易》当作“卜书”,何以不如同《系辞》那样考 究《周易》的作者,这于情理是讲不通的。
有关《周易》创作年代及其作者的文字,最早见于《系辞》。由孔子言论组成的《系辞》,它不仅研究了《周易》的思想,而且也探讨了《周易》一书及其作者。按理说,一个崇拜于某一著述的人,是不会不关心其作者及其生平的,这是理之常情。
《系辞》在穷究《周易》的内容之后,面对着《周易》中每每出现的“ 危”“倾”之辞,不能不感慨万千,于是提出了“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下第七章)并也甚为敏感地意识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下第十一章)。
这是《系辞》有关《周易》时代及其作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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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系辞.下》第二章中还有这么一段话,就是“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天地之宜,近取诸 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
《系辞》中的这几处文字,它是几种性质不同的陈述。下七章和下十一章的文字是在探讨现存《周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而十二章的文字则是在按传说记述“八卦”的起源。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东西,这个必须弄清楚。
《系辞》关于“八卦”起源传说的记述,我们姑且不论;但就《系辞》对于现存《周易》的创作年代及其作者问题的看法,我认为还是比较合理的:这里基本上没有附会成份,乃是一种据理推断。
但是,《系辞》毕竟还没有明言《周易》为周文王所作。

其后便是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报任安书》中提出了“文王拘而演《周易》”。于是,《周易》为周文王在被拘于(姜-女+久)里时所创,这便一度成为定论。
《系辞》中仅仅凭《周易》中的一些爻辞内容提出了《周易》乃记殷周之际事,乃记“文王与纣”之事,并提出了其作者怀有“忧患”,这里固然 有着《周易》的作者包括周文王在内的成份,或者说其笔下已暗隐着《周易》乃为周文王所作,但毕竟还未明言。而史学家司马迁所说的《周易》为周文 王在牖里被拘时所演一事,这可便不是一般的推理问题,而近似于历史记载。
但这司马迁断言的近似于历史记载的“文王拘而演《周易”,到底是一种根据传说进行的记载呢?还是参考《系辞》中的一些文字,或根据自己对《周易》一些卦爻辞内容的看法后下的结论呢?这个,我没有证据,不敢妄 断。
不过,在司马迁断言《周易》为周文王所演的同时,司马迁又在《史记. 孔子世家》里记载了“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 说卦》、《文言》”。
我们前边已经说过,《易传》中的《彖》、《象》当为一人所作,它远在孔子以前;《系辞》与《文言》中每每有“子曰”一语,当为孔子的门生 们记述孔子的论述《周易》的言论而成;《说卦》又当为另一人所作。我们将由此证明司马迁所记述的《易传》均为孔子所作已不可信。既然司马迁笔下的《易传》均为孔子所作已不可信;那么,司马迁笔下的《周易》为周文 王拘于牖里时所演看来亦成了问题。
但是,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司马迁毕竟是一个著名历史学家,不是一个专门伪造赝品的**,由于其所记的某些历史来源于传闻,所以难免有些失实的地方。但是,我们绝不能由于某些地方的失实而来证明其笔下所记载的全部失实。至于我们仍怀疑的地方只能用事实来证明,却不能由此及彼。也即就是说,我们尽管用事实推翻了司马迁笔下的《易传》皆为孔子所撰的这一事实,但我们却不能用它来证明《周易》绝非周文王所演这一事实。至 于《周易》是否为周文王所作,那还得另外证明。

在《周易》的成书年代及其作者的问题上,还有秦磊的几处文字,我们不妨摘抄如下,由它可以看出最近一些人对《周易》的成书年代和其作者的 看法。秦磊写道:
“《周易》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周易》源于远古占卜... ...。”
“夏代的易经称《连山》,殷代的易经称《归藏》,周代的易经称《 周易》。《周易》既非成于一时,也不是成于一人之手。”
“六十四卦非周文王拘于牖里时所演。”
(见《大众白话易经.绪论》二十一页)
“当代多数学者认为,今本《周易》中的易经(包括卦的符号,卦、爻辞等)部分,早在西周以前就流传开了,最早当源于甲骨占卜,而到殷末周初之际,则形成了一部井然有序的《易经》)。”
(见《绪论》六页)
对于秦磊的这几处文字,我想有必要说明几个问题。
首先一个是,在研究《周易》的创作年代及其作者时,我们必须弄清楚什么叫做《周易》。这个《周易》只能指现存《周易》中六十四卦的卦名、卦象、阴阳符号和其卦、爻辞,以及其六十四卦的组合排列的整体结构,这必须是一个特定名词,除此以外的其它一切都不能列入《周易》之中。
其二是,我们在研究《周易》的创作年代及其作者时,必须把现存《周 易》的创作年代及其作者与《周易》的阴阳符号的原始由来区别开来:我们是研究现存《周易》的创作时代及其作者;我们并不是研究《周易》原始阴阳符号的起源。
其三是,秦磊所说的现存《周易》中的“卦的符号,卦、爻辞”“早在 西周以前就流传”于甲骨卜辞之中,在这里,我不知道秦磊所说“卦、爻辞” 是指六十四卦卦、爻辞中的一些“吉”“凶”“悔”“吝”“贞”“亨”等一般套辞用语?还是指《周易》六十四卦卦名和卦、爻辞的具体内容?在这里,我们应当把这两种东西区分开来,这是两种不同范畴的东西。
在这里,我要说明的是,我们研究《周易》的创作时代及其作者,乃是指现存《周易》中六十四卦的卦、爻辞(自然包括现存的卦、爻辞所依赖的阴阳符号的组合,但不指起源)编纂的年代及其作者,和现存《周易》中六十四卦的结构组成的时代及其作者。也可以说,除此之外,并不包括其它。 至于其创作是否在殷周之际,其作者是否为周文王,那是下一步论证的事了。
只有弄清楚这一问题,我们才有便于开始研究《周易》的时代及其作者。

现存《周易》的创作时代与其作者又将如何呢?我们下边来谈这个问题。
《周易》是用卦、爻辞来填充其内容的,其中有不少卦、爻辞带着一定的时代背景,我们不妨来查查这些卦、爻辞。
《泰》卦的“六五”一爻中有:
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归妹》卦的“六五”一爻中有:
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明夷》卦的“九三”一爻中有:
箕子之明夷,利贞。
《既济》卦的“九三”一爻中有: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升》卦的“六四”一爻中有:
王用亨于歧山,吉,无咎。
对于这些卦、爻辞,据《升》卦“六四”爻辞中所说的“王用亨于歧山”一事显然乃指周王朝之事了,亦 实乃《鲁.颂 宫篇》中说的“后稷之孙,实维大(太)王,居歧之阳,实始 翦商”。还有《既济》卦“九三”爻辞“高宗伐鬼方”中说的“高宗”,乃 指商朝的“武丁”王。武丁因启用奴隶傅说为宰相,天下大治,商朝又复兴起来,武丁死后,被尊为“高宗”。《泰》卦和《归妹》卦中爻辞说的“帝乙归妹”中的“帝乙”其人,乃商末倒数第二个君王,是驰名古今的一个典型昏君的殷纣王的父亲。还有《明夷》卦“九三”爻中的“箕子之明夷”一事中的“箕子”其人,为商周交替时代人。他为殷纣王的重臣,纣王的诸父,官太师。因封于箕,故称箕子。由于谏殷纣王,纣不听,被囚。后因周武王灭商后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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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21 01:49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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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周易》中的卦辞来看,可以说其辞中还是猎取了一些殷商末年的时事,特别是“箕子之明夷”中的箕子一事,乃是猎取殷周交替时的事。从这一事来说,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出此《周易》的作者乃商夏以前人或严格地说为“箕子”以前人吧。
这里只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现存《周易》中六十四卦卦辞与爻辞的作 者应当是殷末周初“箕子”时期人,他是以殷周交替的时代背景作为写作基 础的。如果说在《周易》以前还存在着什么《连山易》与《归藏易》的话,其《连山易》与《归藏易》的卦、爻辞绝不会如此。也即就是说,现存的《 周易》的六十四卦的卦、爻辞绝不会是在商代的《连山易》和夏代的《归藏 易》或更远古的易经的卦、爻辞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

《周易》既创于殷周交际之际,这个勿庸置疑;其作者亦自当为殷周交际时人,这个也勿庸置疑;那其作者究竟又为谁呢?
在讨论《周易》的作者是谁的问题上,我想重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此书作于殷周交际之际,特别是其书中记载的“箕子”一事,箕子为殷纣王的叔,因谏纣王被囚,后因武王灭商释放;那么,此书的作者当为“箕子”同 时期人。也就是说,此书的作者只能在此“箕子”同时期寻找,绝不可能漫延到其它时期。
第二个是,《周易》中的卦辞爻辞中每每有“利建侯”、“利建侯行师” 、“或从王事”一类辞语,按这些《周易》作者的行笔口气来看,乃是王侯者的口气。也即是说,《周易》的作者,绝非一般的泛泛之流,也非占卜之流,他乃是王侯一流人物。还有《师》卦中的“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一语,历来都将此语解释为统帅们“凯旋而归,天子颁发了诏命,分 封功臣,或封为诸侯,或封为上卿,或封为大夫,但小人决不可以重用”( 借秦磊语),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这一爻实乃总论《师》卦的“开国”之 道。所谓“大君有命”,并不是指一般的将帅们承受了君主的命令,这里的 “命”,乃是“天命”的“命”,即“大君有命”,乃是君主承受了天命的含义。“开国承家”,乃是言继承祖业,开辟国家之宏业,并不是什么将帅凯旋而归被分封一事。所谓“小人勿用”,乃是指一个开辟王业的英明君主,应该启用贤人,亦即《师》卦中的所谓“长子”,而切勿启用“小人”,亦即 《师》卦中说的“弟子”;因为有如《师》卦所说的会“长子帅师,弟子舆尸” 的。我们从《师》卦的“大君有命,开国承家”一语的非凡气势的用笔口气 和风范来看,也足见《周易》的作者乃是王侯一流人物,绝非一般人物。

第三个是,我们在前边谈过的此书作者在《师》卦中体现的深通行师之道,在《噬嗑》一卦中体现的深通刑律之道,在《履》卦中体现的深通御将 之道,在《央》卦中体现的深通平叛之道,从这些卦例中,我们也是足见此书的作者并非一般泛泛人物和占卜之流,他乃也是王侯一流人物。
第四个,是我们从《损》的“初九”爻的“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 “九二”爻的“利贞,征凶,弗损益之”,“六四”爻的“损其疾,使遄有 喜,无咎”;《益》卦的“初九”爻的“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六 三”爻的“益用之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上九”爻的“莫 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井》卦“初六”爻的“井泥不食,旧井 无禽”,以及此书中每每出现的“大师克相遇”(《同人》卦),“利用行师,征邑国”(《谦》卦),“用行师......至十年不克”(《复》卦),“王用出征,有嘉斩首,获匪其丑,无咎”(《离》卦)等等一类相类似的 辞汇来看,此书的作者亦并非一般人物和占卜之流,他乃是正处于诸侯征伐 兼并时期之人,也可以说是一个从事王业的诸侯兼并者。
第五个,是此书中的《随》卦中有“王用亨于西山”,在《升》卦中有 “王用亨于歧山”。前一《随》卦中的“西山”实也即“歧山”,不过没有《升》卦中的“歧山”更为具体罢了。我们由此看来,此书的作者实乃为殷 周之际西部歧山一带人。这是一个此书作者的地域问题。
此书的作者既为殷周交际的箕子时期人;此书的作者又非王侯一流人物莫属;此书的作者又深通师律之道;此书的作者又为殷周交际之际的诸侯兼并者;再加上此书的作者又是殷周之际的西部歧山一带的一个正由“建侯” 而又每每“或从王事”的崛起的“王”者,我想,此人恐怕就非周文王莫属了。
周文王为何许人也,他本是殷商王朝西部边陲一个小国的诸侯。开始其祖居于陕西彬县,后在古公(颤-页)父时期因受狄戎侵扰迁居于歧山之下的周原定居。到了季历(周文王之父)时期,其国势逐渐强大,号称“西伯”。再到 了季历之子昌时,国势日盛,晚年自号为“文王”。
对于周文王的生平,我们不妨抄录一下范文谰《中国通史》中的一段话。范文谰写道:
文王战败西戎混夷,又灭附近几个敌国。拓境西到密(甘肃灵台县),东北到藜(山西藜城县),东到(于+阝)(音于yu河南沁阳县附近),对纣都朝 歌(河南淇县),取近逼的形势。他又扩充势力到长江汉水汝水三个流域,教化那里的蛮夷,称为江汉汝坟之国,也称为南国,也称为周南召南。南国是周基本力量的一部分。文王晚年,已取得了当时所谓天下之三分之二。
我想,就此一段文字就足够了,我们不仅足见周文王为何许人物,也足 见《周易》中所涉及到的诸事又与周文王生平业绩又何等切近。
到此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说一部《周易》远非“卜书”,它不仅是一本哲学著述,它更是一本在其哲学思想指导下的有关其政权的政治、军事、刑 律、外务等等综合事务的一本著述;而且也可以说,《周易》的作者远非一般人物和占卜之流,他乃是一个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军事家, 这人不是别人,他乃是周王朝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周文王姬昌。我想此结论应 该是正确的。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第二十九卦《坎》卦的“六四”爻辞中的“纳约自牖”一语。对于此一语中的“牖”一辞,历来易学家皆按窗户来下注。“牖”固然指窗户 ,但古牖又通(姜-女+久),(姜-女+久)里亦常写作牖里,其地在今河南汤阴县一带,为殷纣王拘禁周文王处。
从《坎》卦的具体谈及周文王拘于牖里因“纳约”(指签定一份契约)而获释一事来看,也是以说明《周易》乃为周文王记述其生平事。
这也可能是司马迁断言《周易》为周文王所演的依据(但这里并不否认 司马迁的记载还有传记成份)。
至于《周易》一书是否为周文王拘于牖里时所演,这个可以这么说:就一般而言,一个大的政治思想家都将会在一个极端困难寂静的环境中形成一个大的思想体系轮廓,周文王在牖里亦可能借卜筮作掩盖或不借卜筮作掩盖 在演绎着现存《周易》的某些卦象和内容,司马迁所说的周文王在拘于牖里 时演《周易》一事还不至于全为虚构。但根据《周易》将“纳约自牖”编排在上经第二十九卦之中,其后下经文字,皆当记述周文王在牖里释放后被殷纣王“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以及其后兼并其它邻近邦国诸事,从这些卦爻辞文字来看,《周易》的成书年代当为周文王晚期所为,而并非为拘于牖里所演,这是一个不容推翻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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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25 02:13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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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中,缺“周易中的结构组成”“易传评说”二个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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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25 02:14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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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周易》的思想内容

正象我们在研究《周易》结构组成时指出的那样,只要一谈到或看到《 周易》的八卦,人们首先看到的便是一长两短的阴阳符号,这一长两短的阴 阳符号便是《周易》的阴阳哲学思想的体现。阴阳符号仅是阴阳哲学一种符号而已。阴阳哲学又是什么呢?这里有这么一个问题,今天说的太阳在古代仍称太阳,但今之月亮在古代则称为太阴。按照这种称谓《周易》中所谓阴阳的周而复始的变易学说,无非是太阳与太阴周而复始变易交替观点的运用。也即是说,由于人们无休止地看到草木生生枯枯,枯枯生生,也看到了春天去了夏天来,夏天去了秋天来,秋天去了冬天来,第二年仍照常春夏秋冬;更没完没了地在白天只看见太阳运行,而在晚上则看见月亮出没,于是人们则把这一太阳与太阴的白天黑夜的无休止变易现象提炼成一种哲学观点,这种观点就是《周易》中的阴阳哲学思想。
当然,这一种阴阳哲学绝不起自《周易》,也即不是殷周交替时期,应该说起自更为远古的原始群。远古原始群的这种既原始质朴又精辟的阴阳哲学观点,在经过夏商流传之后,《周易》仍把它当作一种基本哲学观点纳入了《 周易》之中。
就这一阴阳观点来看,应该说它是唯物的;但就变易而言,不能不说,这里还带有近似机械的更替变易成份。
随后,不知出自何人有意或无意地将阴阳两种符号三次相互交错重叠(三次纯阳重叠,三次纯阴重叠,二阴一阳和二阳一阴重叠)之后,于是又形成了八种原始符号(而且这三次阴阳符号相互交错重叠,也只能形成八种符号)。
阳代表太阳,阴代表太阴,按照这些借物观象以图解社会各种现象的唯物哲学观点,这些发明八卦阴阳符号的哲学家们又付于了这八种阴阳符号各代表的八种物质固定内涵。
《周易》中所表明的这八种物质,也即人们所说的八卦,既就是《周易》前的远古时期,它仍纯属八种物质。
在无文字的远古时期,这八种物质符号最初也可能用于记事。
在古代,人们为了预知未来,或求知近期某些事物或事态将会发生什么结果,他们则完全可能用抛掷物体以正反阴阳两面或用草茎木棒的单双数来卜筮吉凶。由于求知解惑的心理需求,在产生八卦这八种物质符号之后,人们自然又将这八种符号代表的物质运筹进了卜筮之中。比如说所卜筮的吉凶与《艮》卦代表的山有关,还有与《离》卦代表的火以及《坎》卦代表的水有关。这就无形中更具体地满足了一些卜筮人们的心理欲望。

既然最初用于记事的阴阳八卦符号又运筹进了卜筮行列之中,这八种物 质在卜筮中是比纯用阴阳正反两面来卜吉凶进步了一点,具体到了与天、地、 风、雷、山、泽、水、火这八种物质方面,但它仍和人有关的具体的物象的 猪、马、牛、羊、鸡、鱼以及人和人的男女大小贵贱无关;于是,一些卜筮的人们又可能给这八种物质的阴阳符号增添了新的内涵,这些新的内涵就是《说卦》中所说的《兑》为泽、为说、为羊、为少女等等。到这时,我们不能不说,原始只代表某一种物质的八卦的阴阳符号由于卜筮图解的需要在此 彻底变了形。
在远古时代,社会还无明显分工,这时自然也不会产生一些象老子孔子那样的职业思想家与哲学家,每个人的基本业绩还是谋生,也即还是去捕鱼、打猎、耕作与放牧以首先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可以说远古时期的先哲们就产生于这些人之中,这些人由于他们的聪明智慧和卓越才华被众人推为一方之长或首领。既然这些先哲本身就存在于这些人之中,或他们本身就是猎人牧人或渔夫农夫,我们不难想象他们在闲暇之时将会用已产生的八种物质的符号文字进行斗智游戏或去卜筮以预知吉凶。
既然用八种物质的阴阳符号或用八种阴阳符号代表的物质进行游戏,这时必然产生八种物质相摩相荡的现象。于是诸如水与火相摩相荡的水上火下的《既济》卦出现了,火上水下的《未济》卦也出现了;自然,代表这物质的阴阳符号的文字也由单一的代表水和代表火的变成了复合的代表水灭火的《既济》卦和代表的水火各行其道互不干扰的《 未济》卦。(但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在此之时上水下火相荡而组合成的卦名不一定叫《既济》卦,或绝对不叫《既济》卦,《既济》作为卦名,乃是《周易》作者的所创。余者卦名的命名也应类此)。以此逐次相演和相推,由八卦相摩荡的六十四卦便相继形成了。
就形成时间而言,六十四卦的产生不会离八卦的产生为时太远。
这就是远于《周易》之前的《易经》,或者它是产生于夏《连山易》与商《归藏易》之前的《易经》。
但就这些形成于远古但《周易》中仍运用的阴阳八卦与六十四卦的《易经》,除了《说卦 》所记载的(自然也是自古流传下来的)无休止的随意附会物象或属性的漫延外,我们还不能不承认它还是建立在八种原始物质基础上的,而且它相摩相荡的形成六十四卦也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
由于《周易》之前的这部《易经》缺乏文字说明,我们只能从诸如水火 相摩相荡阴阳符号图形中看出这么一些问题:这就是远始的《易经》仍是物质的,并且是变易的;而这种变易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在与另一种物质相 遇的情况下变易的,这种变易将形成另一种事物或事态。
卜筮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习俗,哲学是一门总科学,是探讨事物存在 与演变规律的科学;所以,图解物质变易的《易经》在被一些先哲运用的同时也被卜筮之流利用和曲解了。
这是我在探讨《周易》思想内容之前或思想内容之时所说的或者不得不说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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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25 02:15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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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哲学思想

在研究《周易》思想内容时,我们不能说《连山易》和《归藏易》也是只有阴阳符号而无文字的《易经》。就当时社会的发展情况和夏朝已制定出相当精确的阴阳历(即今天所说的夏历或阴历)以及远在黄帝时就已有象形文字的出现来看,夏之《连山易》和商之《归藏易》在其各卦中也必然附有一定的文字说明,这应该是毫无疑义的。但据今所知,我们只知《连山易》 在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上是以《艮》(山)为首,而《归藏易》在六十四卦 的排列次序上是以《坤》(地)为首,除此之外,还没有见到有关《连山易》 与《归藏易》的卦辞文字。当然就是知道《连山易》与《归藏易》卦辞文字,也只能把它当作研究《连山易》的思想内容和《归藏易》的思想内容来研究。
然而《周易》却不然,它不仅有一个完整的阴阳符号编制次序图,而且有一部完整的卦名与卦爻文字说明。这不能不说,这些完整的图形和文字为我们研 究《周易》的思想内容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周易》是符号型的;也是文字型的。在研究《周易》的思想内容时,我们既要注意其阴阳符号的重要性,也要注意其文字含义的重要性。而且通过对文字的研究,它不仅有助于我们揭示那些符号中看不到的哲理,也将会揭示《周易》作者的人生处世哲学和内含的其它各社会科学思想。
就符号而言,它有如我们前边所说的《易经》早在自它产生的原始部落群时起,它之中的阴阳符号则代表太阳和太阴这一阴阳并且周而复始的变易不息;还有随后而产生的八卦的阴阳符号及其名称的《乾》、《坤》、《艮》、《兑》、 《震》、《巽》、《坎》、《离》则代表天、地、山、泽、雷、风、水、火这八种 物质;又有由于不同物质的摩荡而变易产生新的物质或事态,这些新的物质或事态就是同类物质相交而仍为同类(如代表水的《坎》与《坎》相交仍为《坎》,代表火的《离》与《离》相交仍为《离》),而异类物质相交则变易为新的物质或事态(如代表水的《坎》与代表火的《离》相交则产生新的《 既济》卦和《未济》卦),这些物质的哲学观念和这些物质在一定条件下变 易的哲学观念显然被《周易》全盘地继承下来了。
《周易》在肯定了阴阳符号代表的各种物质以及各种物质在一定的条件下相变易这一哲理时,《周易》的文字又体现了一些更为具体的哲理内容。
就人们所共知的《泰》卦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这一爻辞看,《周易》语言文字所阐述的仍然是一个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和一切事物皆在变易着这一哲理。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讲,《周易》则用文字更加明白表露了这一观点。
除此之外,就是人们熟知的《乾》卦“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这六“龙”和一“君子”演变的七个爻辞,对于这七个爻辞,虽然人们并未 弄清楚一部《周易》六十四卦的编排就是这七爻的运用和延伸,但却无一不承认《周易》的哲学变易精髓就在这《乾》卦七爻之中。历代易学家用这一观点来研究《周易》无疑是值得庆幸的。
单就《乾》卦七个爻辞所显示的哲理,我们不能不说,我们从此文字中看到一个单就符号变易中看不到的东西。

《乾》卦七爻首先展现的,就是每一种事物都存在并经历着一个从生成 再到灭亡的演变过程这一哲理。其次则是每一种事物在生存的过程将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将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这一哲理。其三是每一事物的生成变 易已不单是两种异类物质相交的变易(如水火相交),而还有一个自身内因 变易的因素,这一哲理除在《乾》卦这一总论里演绎外,《周易》中从《贲》卦演绎到《剥》卦这一事物由盛到衰的演绎也是一个事物自身内因变易的极好说明。其四是《周易》所阐述的事物在具备内因外因这一一定条件下变易的哲理时,它又付予了一个强烈的时空概念,即每一种事物的变易皆受着一定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其五是每一种事物都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又按照一定 的层次关系进行着,超常规的变易是不存在的。其六是一个事物由始生到盛到衰以至最后到灭亡,再通过“群龙无首”之后再产生一个新事物,这一过程往往是一个“无往不复”的重复,但也不是绝对的重复,它里面还包括一个明显或不明显的历史进化的观念。
这是《乾》卦中显示的哲学思想,或者说这是从《乾》卦的文字注释中得出一部《周易》的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是在纯用阴阳符号进行变易图 表中或者说是在远古的原始的符号中看不到的。
实际上,不仅《乾》卦,而就是《乾》卦扩充而演绎成的整个六十四卦的一部《周易》的始末,都无不在演绎着这一哲理或者说是在这一哲理严格指导下进行着。
在《周易》中,还反映出如何认识观察事物及其变易的认识论方法论的问题。在认识事物时,要精选事物存在和变易的本质,切忌表面性、 片面性和随意性,这就是《周易》在研究如何观察事物和事物变易的《观》 卦中提出的反对如儿童幼稚的观察事物方法的“童观”和如妇女狭隘的观察 事物方法的“窥观”。《周易》对这两种认识事物的方法都予以批判。在批 判这两种认识方法论的同时,《周易》在《临》卦中提出了“知临”的认识方法论,也即是只有用聪明才智去透视事物的本质存在与变易,切忌表面性 虚假性,竭力追求事物的真实性,《周易》认为这才是一种正确的认识论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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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承认与肯定《周易》变易的唯物史观的同时,还要说明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周易》中还有天命的成份,这就是《师》卦中说的 “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大有》卦中说的“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和《否》卦中说的“有命无咎”,这几处文字虽不乏也有时势造英雄的自命不凡以及含有承担历史使命的成份,但也绝不能排除其中含有“天降斯人”的天命成 份。但这种天命成份和《周易》有关事物存在变易的既自然质朴又博大精深的论述相比,它还是微不足道的。从某些地方讲,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我们应多看主流,《周易》中体现的一切事物皆是变易的,而且是在一定条件下并随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按照一定的顺序和层次进行变易的,这才是《周易》中的主导思想。
《周易》的作者既然认为一切事物皆是变易的,而且在一定条件并随着一定时间和空间按照一定顺序和层次进行变易的,《周易》作者由此也形成了他灵活变通的人生处世哲学和办事原则。
在《周易》中,几乎每一卦都无不体现着其作者的务实精神。这种务实精神就是首先承认某一事物或事实的存在,而不是回避事实,也不是主观臆测和凭空设想;随之而后则想办法采取相应措施。《需》卦的“需于郊”、 “需于沙”、“需于泥”、“需于血”、“入于穴”和《讼》卦的“不克讼, 归而逋”、“食归德”、“不克讼,复即命;谕,安贞吉”就是一些典型的 例子。如果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如果不承认事实,或者是不愿承认事实,而只是将他们的思想建立在想当然的基础上,那后果将可想而知。这种《周易》中体现的务实精神乃形成了其作者人生处世哲学的一大特色。或者可以说,这种人生处世哲学乃是其它人生处世哲学的基础。
随着这种务实精神,《周易》中也无一处不体现了其作者坚韧不拔的进取精神和执着的事业心以及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毫无颓废的乐观精神。《乾》 卦的“或跃在渊”、《讼》卦的“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便是其作者坚韧不拔的进取精神和奋斗精神的体现;《震》卦中谈及的“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震惊百里,不丧匕鬯”便是其作者大无畏英雄气概的体现。而《离》卦中的“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则体现了其作者的不颓废的乐观精神,这倒颇有些曹操在《龟蛇寿》中所说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味道。

随之而后,便是《周易》体现出的谦虚谨慎、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节制则节制、当遁避则遁避、当韬晦则韬晦的处世方法和办事应当循序渐进切忌超越常规的欲速则不达的办事原则。
《周易》作者谦虚谨慎的处世方法,可以说《乾》卦“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的爻辞便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还有《谦》卦中提倡的“谦谦君子”、“劳谦君子,有终,吉”也是一例。尽管我们不能不承认《周易》 作者由于承担的历史使命每每把一切都利用于吞并和征战杀伐,《谦》卦的宗旨也在论述“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但我们在此也不能一昧抹杀《周易》的作者在提倡和赞许谦逊的美德与处世方法。《周易》申述的其它各处 世哲学观念除了这些观点散见于其它各卦外,《周易》又特设了当行则行的《晋》卦,当止则止的《艮》卦,当节制则节制的《节》卦,当遁避则遁避的《遯》。又特借用“箕子明夷”专述了韬晦的《明夷》卦。在《明夷》卦中,又着重明言了“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可以说,此一爻则完全适用《谦》、《晋》、《艮》、《节》、《遯》各卦的内在含义。一个人,如若不明白这一些谦逊谨慎节止遁避和韬晦的人生处世哲学,其结局必然是 初咋看起来好象进入天堂,但最终还是必然堕入地狱。
除此之处,《周易》的作者由于亲身经历和受环境的影响,所以在《周易》中形成了一个以柔弱克刚强的处世哲学思想。这就是《周易》中提及的 “取女,吉”“畜牝牛,吉”与“畜牝马”的精神。也可能还由于出于记事原因,《周易》连用了《离》、《咸》、《恒》、《遯》、《大壮》五卦进行了论述,其中从《离》的“畜牝牛,吉”到《咸》卦的“取女,吉”再到最后《大壮》卦的反对“羝羊触藩,羸其角”,这些都在说明以阴柔克刚雄的道理。
在《周易》中体现的以柔弱克刚强的思想,这并不是一味苟且偷安,也不是认为柔弱必然胜刚强,而只是处于弱势的情况下采取的不得已的积极主动政策。或者说是《周易》中的“小人”只知“用壮”而“君子”却在“用罔”的人生处世哲学的另一种体现。它和后世《老子》的“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的哲学思想还是一定区别的。《周易》的阴柔胜刚雄仅是一种人生处世哲学,而《老子》则 把它提高到一个解释万物的高度;《周易》认为柔弱胜强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老子》则把柔弱胜刚强必然绝对化了。
这些就是《周易》中显示出的有条不紊的灵活多变的人生处世哲学。
现在我们来谈谈《周易》所表述的本质性的东西,也即历来易学家在皆承认《周易》为一本哲学著述的同时却又承认《周易》的八卦和六十四卦皆是用来卜筮的但实际上却是用于阐述其政治、军事、外交等诸思想的东西。
《周易》是一本哲学著述,但它又不是一本纯哲学著述。它里面包括了有关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这里面有政治,有军事,有法律,有外交,有经济,有家庭伦理与道德,有宗教,有改革方面的论述,还有与以上各方面相适应并为其服务的信孚学说。可以说,《周易》乃是在自然变易的哲学思想指导下的却不是论述自然科学的而是论述一揽子有关社会科学的百科全书。
这些一揽子社会科学的思想才是《周易》的精髓,才是《周易》中所要阐述的或演绎的本质性的东西,其哲学思想不过是一种指导思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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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学说

自从人类告别类人猿开始,人类已开始进入了一个类别于其它各种动物生存方式的人群社会。由于劳动带来的物质积累和由于人类氏族、部族的相 继产生,也由于人与人之间、氏族与氏族之间、部族与部族之间除了和睦相处之外,另外一些为相互利益而不容的争斗也必然相继产生;于是,有关为消除本部族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和如何防范外来部族入侵袭击的思想开始形成了。这就是远古或原始的国家学说思想。
《周易》一开始便注重了这一问题。
《乾》《坤》两卦是《周易》的总论。其后《周易》便用《屯》《蒙》《需》《讼》的层次递进演变关系演绎了国家的原始雏形。在这里,《讼》 卦所演绎的频繁的争讼角斗则更有国家形成学说的特色。
在继《讼》卦之后是《师》卦。《师》卦最后一爻中有这么一句话,它就是“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在这里,我们不论“有命”为那一种来由,但都将归结到一个问题上去,这就是必须组建国家机器。
这无疑是一个赤裸裸的国家学说。也即是说,《周易》在研究社会进化演变中的同时,得出了社会发展必须纳入国家机器运行这一结构中去;只有组建国家机器,或者说是必须组建包括军队和官僚机构在内的各种国家机器设施,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本部族内部事务纠纷和才能抵御外来入侵,才能更有效地捍卫本部族的综合利益。
至于这种国家机器存在形式是推举、禅让、世袭以及为公有、私有、奴隶、地租,不论它的政体和国体属于那种形式,但都无法排斥一个问题,这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必须建立与之社会相适应的并为其社会相服务的国家机器。从这一点上讲,我们不能不说《周易》有关国家学说的立足点是正确的,也是清晰的。
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一国家学说始于《周易》,应该说它的雏型形成于炎黄时代,在其后相继的夏商之后,国家学说更加完备;但作为用一本著述来阐述这一问题的,我们还不能说不起始《周易》,或者说《周易》承认并 继承发展了这一学说。
随着国家学说的建立,《周易》中与之相配套的其它种思想也相继产生了,这各种思想就是政权思想、军事思想以及刑律、外交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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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权思想
首当其冲的就是政权思想。
政权思想自然又包括组建军队、设立官僚机构以及处理君臣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武装本起源于原始氏族或部落之间为争夺利益而进行的械斗,这时的械斗自然是全民出动和临时纠集。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随着国家的产生,临时纠集的全民出动的武装显然无法适应当时社会的状况,于是相应的专业武装便应运而生了,这种专业武装便是军队。
军队是一种暴力机构,也是一种暴力行为。就是最原始的械斗也是这样。 但是不能不说,最初的军队的暴力行为还是为了捍卫本部族的综合利益。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国家政权的确立,军队也随着国家政权在代表本部族的综合利益的同时,则更趋于代表既得利益的统治集团的利益,军队这种本以为防御抵抗外来入侵的同时,也兼有了镇压内部反叛的功能。于是,军队成了 “毒天下”的工具,成了捍卫国家政权的强大支柱。

所以,《周易》在刚步入正式卦例的第七卦《师》卦中,《周易》便论述了组建军队对国家的重要性,这就是师旅对国家君侯的“丈人吉”和“田有禽,利执言”的必须。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开国承家”离不开师旅;但组 建师旅则更是为了“开国承家”。正因为如此,所以君侯才“再三锡命”的 去组建军队。
这就是《周易》反映出的有关政权的建立军队的思想。
政权离不开军队,也离不开官僚机构的,离不开辅弼的左右股肱之臣的参助。国君正是靠着这些辅弼之臣的出谋划策参赞机要,也靠这些辅弼臣僚去推行君王所制定的政策以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
《周易》中的《随》卦谈的就是这些问题。
在官僚随员的功能方面,《随》卦用“官有渝”“出门交”两句话概括了这一问题。这就是官僚随员们必须经常不断地向国君反映民情和官僚随员们应经常地代表国君去交往国人以达到政策上达下传的谐和。
在随员的用人方面,《随》卦提出了“ (亻+系)小子,失丈夫”和“(亻+系)丈夫,失小子”的观点,这一观念在《周易》中普遍地采用了。如《师》卦的“大 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和《大有》卦的“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它们都同样反映了这一问题。
这一“小子”与“小人”有时有些混用,有时指阿谀逢迎之徒,有时指平庸之辈。这反映出《周易》这种用人观点就是《同人》卦提出的要“同人于郊”“同人于野”而不要“同人于宗”的尚贤尚能而不任人唯亲的用人政策。
关于国家臣僚的问题上,古来有这么一个观念叫做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则国大治。《周易》自然也不能回避这一问题。《随》卦所说的随员的“随有求得,利居正”和“随有获,贞凶”就是指这些,这里面谈到了官 僚随员贪脏枉法获取财物带来恶果。
官僚随员的问题,除了在《随》卦中明言“随有获,贞凶”这一普遍的政局弊端外,还在《蛊》卦中谈了臣僚随员为蛊之可恶性,也在《巽》卦中谈了一些奸佞臣僚在幕后谗言股肱之臣的危害性,用《周易》的话,就是“ 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
对于这些奸佞为蛊作祟的随员臣僚将怎么办,这就是《随》卦所说的“拘 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和用《噬嗑》一卦专门论述的刑律对那 些不法随员必须予以惩治和清除。
《周易》在有关政权的建设方面,除了建立军队和建立官僚机构外,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这就是如何正确处理君臣关系问题,也即如何平衡与协调处理国君与文臣武将的关系问题。如果这些关系处理不好,君臣将反目为仇,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周易》为此专门设了《萃》卦讨论了这一问题。

《萃》卦中有很多关于君臣关系和处理君臣关系的精辟见解。比如说《 萃》卦中的“有孚不终,乃乱乃萃”就认为如果一个国君无威信或威信有始无终,那其貌似群雄一堂的朝会仍不过是乱哄哄的聚萃而已,只有国君如日月居天,群臣有若群星拱斗,那才堪称一朝聚会。又比如说在处理君臣关系上,则认为君侯应该宽宏大度,与臣僚发生意见分歧时或争执时,国君应该 谦让的“引”,不应该争强好胜,以免伤了君臣和气。当然这只能指与一些刚直不阿的朝臣争执而言。还有,在处理君臣关系因某种分歧发生不快时,则认为君侯不要过于计较这些,不要耿耿于怀,要应当“若号,一握为笑” 的与臣僚握手为欢,前嫌皆释,重归于好。
这一种处理君臣及上下关系的见解不要说在古代,就是在现在和将来, 都应是值得赞许的。这些做法与那些一味争强好胜、心胸狭窄毫无容人量以及蔑视他人的做法,无疑有一个天壤之别。
在处理君臣问题上,还有一个极难处理也是一个历史上极端突出的问题,这就是国君如何驾御将帅的问题。这一问题如处理不好,有时将给国家带来威协,有时则给国君带来威协,以至造成国家破裂和国君权力的更替转移。
这自然也是《周易》面临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周易》又专门设了《履》卦与《夬》卦。而且从某些方面讲,这两卦在《周易》中占了一个特殊的地位。
《履》卦为《周易》第十卦。它排在建立军队的第七卦《师》卦之后。在相继经谈论外务的第八卦《比》卦和在谈论略作休养生息的第九卦《小畜》 卦之后,《周易》便在第十卦中迫不及待地提出了这一问题,可见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周易》在经验的基础上并在探索之后,认为一个国家必须建立军队,建立军队必然要选拔与任用将帅。按照这个观点,那么,《履》道是“视履考祥,其旋元吉”的。若按照平素《履》道的“素履”,也会“往无咎”的。也即能有一个正常的《履》道的君侯与将帅的相处关系,那自然也是“履道坦坦”,对君侯这位“幽人”也是无不吉祥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面。另一面则是君侯驾御将帅,毕竟是有如“履虎尾”一样,难免有“愬愬”之感,有时略微不慎或处理不当,还能够有“履虎尾,咥人”之象,这就是 某些将帅拥兵自重的“武人为于大君”。既然有将帅拥兵自重的“武人为于大君”,那么就必然有将帅拥兵叛乱一事,这就是《履》卦“夬履”一爻所潜伏的东西。
由于这一问题,《周易》随后在第四十三卦《夬》卦中阐述了将帅拥兵叛乱和君侯平息将帅叛乱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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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军事思想


除了政权思想外,《周易》中表现出的一个突出思想内容则是军事思想。
我们前边谈政权思想时谈到了《师》卦,谈了《师》卦的建军立国思想。在《师》卦中,除了建军立国思想外,还有关于建立军队的其它几个问题,这就是不仅要建立军队,还必须建立一个有严明纪律的军队,这就叫“师出以律”,不然则是一群乌合之众。当然能不能“师出以律”,这还要看不同的朝代及其国君。但《周易》则认为,维护国家政权的军队必须是一个纪律严明的“王师”。
《师》卦中除了申述必须建立严明的军纪外,还特别提出了一个突出的问题,这就是还必须选拔一个优良的将帅。再好的部队如果缺乏一个优良的将帅,那仍将会“舆尸”和败亡的,这在《周易》中就叫做“长子帅师,子舆尸 ”。
这是《师》卦中涉及的几个主要军事常识问题。
有关军事论述,除了《师》卦,还有《下经》临近末尾的第五十六卦《旅》卦。也可能“师”“旅”皆为军队的代名词,所以《周易》把“师”“旅” 作为《周易》六十四卦有关军事常识的特殊卦例。
《旅》卦是一个专门论述将帅应如何去统兵打仗的问题。它与《师》卦 的严格区别在于《师》卦是站在君王立场上谈建军立师之道的;而《旅》卦则是站在将帅立场上谈将帅用兵之道的。《旅》卦中的六个爻辞几乎无不涉 及军旅。“初六”爻辞的“旅琐琐”一辞,它有如《晋》卦“九四”爻辞“ 晋如鼫鼠”,是说将帅统兵前怕狼后怕虎,猥猥琐琐,这乃统兵之大忌。第二爻“得童仆”是谈战争之一得。第三爻“丧其童仆”是言战争之一失。第四爻“我心不快”,是谈虽胜亦不算大胜。第五爻“射雉,一矢亡;终以 誉命”,是谈终于一战告捷,大获全胜,完成了君王交给的使命。第六爻在谈将帅用兵不慎,以至造成营巢被劫的“鸟焚其巢”和粮草断绝的“丧牛于易”,这乃将帅统兵打仗的致命伤。最后第六爻的“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口+兆)”的描述正好与《同人》卦的“同人,先号(口+兆)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所写的情景遥遥相应。
除了《师》《旅》两个特别突出的言谈师旅的卦例外,我们不妨延着《 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再来看看《周易》其它各卦有关其军事思想的论述。
《师》卦为第七卦,第八卦《比》卦谈睦邻外务政策,第九卦《小蓄》 卦谈对内巩固政权的休养生息,第十卦为御将之《履》卦。我们不谈这些。 但在第十卦之后为第十一卦《泰》卦和第十二卦《否》卦。《泰》《否》两 卦固然是谈一些哲理之道,但《泰》卦中的“拔茅茹以其汇”、“包荒”、“城 复于隍,勿用师”和《否》卦中的“拔茅茹,以其汇”都无不在言谈用师之道,甚至还颇有用师旅“包荒”天下无极之势。其后第十三卦为《同人》卦。《同人》卦虽言谈的是在“郊”在“野”寻求志士能人,但其爻辞中的“ 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师,和虽有“乘其墉”但也“弗克攻”, 以及“同人,先号(口+兆)而后笑:大师克相遇”,这些用语则更着重于军事。或 者说《同人》卦在寻求志士能人,除寻求一些左右的辅弼之臣外,则更寻求 一些颇具韬略的将帅去统兵打仗以图“包荒”天下。
中间隔了一个《大有》卦,第十五卦为《谦》卦。《谦》卦中有“以其邻利用侵伐”,还有《谦》卦公开认为,《谦》卦可以用于“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诸如以上众多的论述军事的卦例,它反映出了《周易》中严谨系统的军事思想,这里面包括建立军队对建立国家重要性的问题;包括如何在朝在野选择贤能之辈充作将帅的问题;包括如何建立一个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律问题;包括战前庙算和战后祝捷以及放手使用将帅切忌朝内听信谗言不利将 帅的问题;包括乘敌国之灾危而进取敌国的问题;包括“鸣谦”的德服邑国 并假道德服的邑国去征服另外邑国的问题;包括《晋》卦和《旅》卦中讲的一些将帅必须注意和知道一些最起码的军事常识问题;包括在征伐邑国中采 用“用间”的办法折除其敌国股肱之臣的问题;包括促使敌国兵变或民变夷除其君侯投降的问题;包括在征伐邑国之后应如何恢复与发展正常秩序与生产的问题和“ 豮豕之牙”的平叛问题。这可以说是一部庞大的严谨的系统的军事著述,可以说它比古代任何一部兵书要精深得多,要博大得多,它几乎无所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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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刑律思想


一个国家形成的标志除了官僚机构外,另外两个重大特色标志则是军队与刑律。军队从某种意义上讲,原则上还是对外的;然而刑律完全是对内的,是完全为适应社会治安需要的。
军队起自原始氏族部落群的械斗,刑律也应起自原始氏族和部落时期。即其雏形起自为了维护本氏族或本部落内大家所共同认可的乡规民约。随着国家机器的逐步形成,刑律也将由国家制定颁布并受国家政权保证强硬执行。
据有史记载,刑律出自殷商,这即《荀子》《正名篇》说的“刑名从商” 和周公称商朝的刑法为“殷彝”。当然这指已成行文的刑律。
既然商朝时已有明文的刑律,居于殷商末期的周国也应有刑律存在。
《周易》是一部有关国家的学说,刑律也自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周易》的《噬嗑》一卦则是专门讲刑律的,这已被历来易学家所公认。
《周易》有关刑律的卦并不多,它与讲军旅之卦的数目远远不能相比。这是因为当时周王朝忙于军事扩张与吞并,其主要精力自然不是用刑律治安内部,所以在《周易》中有关刑律的卦例特别少。
《周易》中最早谈论刑律的并不是第二十一《噬嗑》卦,而是在尚未提出国家学说之前的第四卦《蒙》卦(提出国家学说是在第七卦《师》卦)。也即《周易》认为在原始部落群时期就应该注重刑律。这一观点很近似原始氏族或部落时期的乡规民约。
《周易》在《蒙》卦“初六”爻中写道:“发蒙;利用刑人;用说。” 这一爻很明确地指出了在蒙昧的原始社会,为了使大家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为了防止偷盗和任意欺凌杀戮他人,必须采用两种办法:一种是用大家 喜欢乐意接受的礼乐教育;另一种则是对那些大家所厌恶的歹徒予以刑律约束和制裁。这是最原始刑律的起源,也是《周易》有关刑律学说起源的见解。
随后《周易》又在《师》卦中提出了“师出以律”,当然这种“律”指 军纪,但同时也指军法。
《噬嗑》一卦的卦辞为“亨,利用狱”。六个爻辞为“初九,屦校灭趾,无咎。”“六二,噬肤,灭鼻,无咎。”“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 咎。”“九四,噬干胏,得金矢;利艰贞,吉。”“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上九,何校灭耳,凶。”
卦辞“利用狱”,自然是指刑律有利于社会治安的通论。“初九”爻的 “屦校灭趾”和“六二”爻的“噬肤,灭鼻”,也是指一般律令的通用常识。 但“六三”爻的“噬腊肉,遇毒”、“九四”爻的“噬干胏,得金矢”和“ 六五”爻的“噬干肉,得黄金”,从这些爻辞来看,它好象指的并不是一般的社会治安,而是指特别难惩治的犯罪分子和犯罪势力。它有如咬“干肉” “腊肉”一样艰难,也有“遇毒”之危险。如果惩治的是一般杀人盗窃等罪犯,在此也用不着这些词汇。
在对待此问题,我们应该注意这么一个问题:《噬嗑》一卦为第二十一卦,前边第十七卦为《随》卦,第十八卦为《蛊》卦,第十九卦为《临》卦, 第二十卦为《观》卦。《随》卦为谈论君王随员官僚之卦,其中谈了随员官僚贪脏枉法一事;《蛊》卦为谈论随员官僚为蛊作祟一事,自然当在惩治之例;《临》《观》两卦则大谈君王亲政天下,特别是《观》卦提出的扫除贪官清除弊政的“盥而不荐”的保民裕民政策,和《随》卦提出的对那些贪脏 枉法之徒当“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即言谈刑律的《噬嗑》卦为什么要安排在这些卦之后;也即为什么《噬嗑》一卦还要大谈“噬干肉”“腊肉”“遇毒”一事,这不能不说 《噬嗑》一卦的“噬干肉”“腊肉”“遇毒”的用辞是有来头的,这些有关 刑律的辞句是指向官僚机构中的犯罪分子的。
到这里,我们应该说,《噬嗑》一卦在谈刑律的问题上,除了注重一般的刑事犯罪外,还特别注重借用刑律来惩治官僚机构中的各种贪脏枉法的腐败犯罪分子。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噬嗑》一卦最后一爻:“何校灭耳,凶。”它言谈刑律在于惩治各种犯罪分子;但刑律发展到一个特别苛刻的程度,到了人人自危,到了堵塞言路的时候,这将是一种凶险。《周易》的这种认识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也很明智的。古往今来的执法人员在对待刑律的问题上,不是任意放纵,有法不依,一意袒护其官僚随员;便是用法太严,以至造成人人自危,适得其反。《周易》很可能正精于此道,所以在处理任何问题上,都表现了一个适中的角度。
就《周易》的刑律大概而言,应该说是在惩治一般社会犯罪分子又不滥杀无辜以保证生民有一个安全生存环境的同时,不可疏忽的是对官僚机构中贪脏枉法犯罪分子的惩治以达到“保民”“裕民”的治世目的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自然也不乏为巩固并促进其政权发展的成份。这一种刑律观念应该是进步的科学的。我这里所说的“进步”与“科学”并不包括古代落后的残酷的劓刖等具体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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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外务思想


国家是一具独立的整体,但她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整体,她与东南西北各个方位的毗邻必然有着扯不断的关系,由此一个国家不可缺少的外务思想也必然纳入议事日程。
《周易》本身就是一部国家学说著述,有关国家牵涉的外务政策和外务活动自然也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周易》的外务思想除了散见于某些卦中之外,主要的则是上经第八卦《比》卦和下经第九卦《蹇》卦,它们集中地表现了《周易》的外务政策和外务活动。
我们现在主要借这两卦谈《周易》的外务思想。
就《比》卦而言,我们确实从中看到了《周易》有渴望与周围邻国和睦相处的愿望。这是时势之必然,也是当时周王朝所处时势之必然。一个国家若四面为敌,其生存状况则可想而知。但按《比》卦最后一爻说的“比之无首,凶”来看,《周易》的这种外务思想无疑是建立在各部族联盟的基础上 的,即各部族建立共同联盟并共推盟主以求解决各部族共同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共同建立的盟主在当时中国的西北地区又自然非周王朝莫属。另外从《周易》制定的外务政策来看,可分为发自本国主动结交外邦的“比之自内”和发自外邦来主动归附的“外比之”以及还有天意或出人意料的偶然搓合的“比之匪人” 几种类型。《周易》又认为,盟主当用诚实的信用去结交外邦各部族,只有这样,才能让周围的各部族感到安全可靠;还有盟主的这个宗主国更应该用 “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的“显比”去对待一些周围的邦国部族,让人感到盟主国的宽宏大度胸怀,这样才更为吉祥。但是并非一意认为如此,它又认为盟主对于那些一直不来归附的某些邦国部族,则当用兵力去征伐,这就是《比》卦卦辞说的“不宁方来,后夫凶”一语。只有如此,才能促进 联盟或联邦的加剧形成。
当然这一切也是时势之必然,这种外务思想也是当时客观存在的一种反映。
下经第九卦《蹇》卦也属专谈外务之卦。但《蹇》卦与《比》卦相比,可以说《蹇》卦则无外务政策可言,它只能算一种记实。它记录了周王朝, 或者具体地说是周文王在经过殷纣王囚禁放生之后为大举宏图而展开的频繁的外交活动。《蹇》卦中各个爻辞重复出现的“王臣蹇蹇”、“往蹇,来誉” 、“往蹇,来反”、“往蹇,来连”、“大蹇,朋来”、“往蹇,来硕”就是指这些。 而且从卦辞的“利西南,不利东北”的外交方位来看,这些的外交活动当指周公召公在西南经营有关。
《周易》的外务思想,除了《比》卦《蹇》卦所说的以外,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豫》卦说的当某些策略和部署就绪之后可以撕毁废弃原来某些盟约 的“冥豫成,有渝无咎”,《坎》卦中所说的周文王与殷纣王屈辱签定的“ 纳约自牖”,《泰》卦和《谦》卦中所说的借用信用威望去臣服一些邦国并 借这些邦国为桥梁去征服另一些邦国的“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撝谦”、“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这些都无不体现了《周易》的外务思想。
从《周易》中的《比》《蹇》卦和某些卦涉及的处务思想来看,《周易》的外务思想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型:一是为本国的生存应积极的与外邦建立睦邻友好政策;二是鉴于当时共推盟主并建立联盟的社会现象应积极地制定结盟的外务政策;三是极力推行诚实信用和宽宏大度去结交并臣服周围各邦国部族的外务政策;四是对于周围一些有碍这一历史发展的邦国部族采取军事攻灭;五是对殷商王朝在不同时期则采取不同的外务政策,这就是屈从与蚕食政策;六是在结盟过程中,由于某些时势发展的需要,可以采取废弃盟约的 “渝盟”行为;七是可以以《谦》卦所奉行的“谦谦”政策去德服一些邻近邦国部族并借这些已臣服的邦国部族作为桥梁去出兵征伐一些更远的邦国部 族。
实际上,这些《周易》的外务政策,也是后来春秋战国各国所奉行的外务政策。春秋战国时各国所奉行的这种外务政策当然不是从《周易》中学来的,而乃是时势发展之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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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经济思想

国家的兴衰存亡,固然离不开军队、刑律和外务方面的政策和机构,但更离不开经济。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其政权也是建立在 废墟之上的。
研究国家学说的《周易》把没有经济基础的国家叫做“虚邑”,把进占的没有经济实力的邑国叫做“升虚邑”。
但是查一下《周易》所有的卦,真正研究有关经济的卦并不多。这是因为《周易》面对的正是处于向外扩张兼并时期,固其有关为扩张兼并服务的 军事外务常识占了绝大部分,而有关经济的思想则减到了微弱的地位。还有,有关军事外务的常识既庞大又错综复杂,其变化无穷,故其军事外务,特别是军事的卦例著述就显得特别多。而经济则是单一的,只要把握住总方针就可以了,所以,《周易》中有关经济思想的表述就显得更寥寥了。还有古代的经济只是单一的农业经济,既不需要多大投入,也无需多大常识,所以经济思想就更显得微弱,这也不至于《周易》一书。
按照《周易》卦名粗粗一看,好象《小畜》和《大畜》两卦才是研究经济的。因为“畜”象征着积蓄财力。但是翻开《小畜》卦,我们则发现《小畜》一卦的卦辞和爻辞没有一条是谈经济的,也没有谈如何积蓄财力。我们 再翻开《大畜》卦,除了卦辞“不家食吉”外,剩下的则是“闲舆卫”“良马逐”的军需配备和对被占领邑国的“童牛之牿”“豮豕之牙”的统治。
当然,在此我们不能不说《小畜》一卦里包含的暂时不向外扩张的休养生息政策和《大畜》一卦里谈的在进攻别的邑国时最好能取粮草于敌国的“不 家食吉”的政策也算一种经济政策。
在《周易》里,真正谈经济政策的应该说是《颐》卦。“颐”者,养也。颐养,自然包括全国所有臣民生存的给养和军需给养的支付问题。
《颐》卦在卦辞里首先写道:“观颐,自求口食”,这一点就从立论上彻底阐明了颐养之道,也即发展经济之道应建立在开发自己国民经济基础上,而不是向外乞援或向外掠夺。
随后,又在第一爻里写道:“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这又从侧面批判了一个国君不知去“自求口食”的颐养之道,却舍弃自己的灵龟,而只 向乞丐一样去观看着别的国家的颐养,这样就很凶险。这一卦辞和爻辞就是 《周易》发展自身经济的总立足,也是总政策。这种“自求口食”的颐养政 策实际上就是“裕民”政策,让人民富裕起来。这里也包括《观》卦说的“ 盥而不荐”的观点。只有这样,才能“包有鱼”(《姤》卦),才不至于“羸豕孚(足+商)躅”(《姤》卦),才能让人民安居乐业;人民安居乐业,国民经济才能发展,国家才能出现一派繁荣景象。
除了“自求口食”的自我颐养之道外,《颐》卦又叙述了一种“颠颐”。“颠颐”,就是指在攻伐别的邑国时因军需所需要而在其地掠取粮草和占领敌国后从某些敌国掠夺的其它财宝。在“颠颐”的问题上,《周易》认为,这是违背常理的,或者说是不道德的,《周易》把这叫做“拂经”,其时还 难免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之凶残。但是《周易》又认为这是必须的。因为古代交通不便,给养运输困难,若要在攻伐别的国家时仍源源不断地从 本国运输粮草,那显然是不合算的,也是不明智的。最后,《周易》又补充说,对于这种“拂经”的“颠颐”,弄不好会不得人心的,或得不偿失的, 所以只有“居贞”,才能吉祥。这就从另一面把王师在进兵中不得已的“颠颐”和那些一味掠夺他国财富以求自己享受的不义之举区别开来。

在“自求口食”的发展自身经济和在进军时不得已的从别的邑国获取“ 拂经”的经济补充的同时,《周易》也特别注意发展被占 领的邑国的经济。这就是《丰》卦中说的害怕在进兵别的邑国时因杀戮过甚而造成“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觌”的颓废现象和《井》卦中说的一些被占领的邑国,由于原来邑国国君治理不力,不关心民众疾苦,以至造成“ 井泥不食,旧井无禽”、“井谷射鲋,瓮敝漏”人群“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的荒败凄凉现象。对于这种不景气的现象,《周易》认为,应加紧治理,应加紧修理井壁,使井成为一个清澈的井,好让邑国人民 在井田制(不是孟子所说的“井田制”)时代能够围绕着一个好井而安居乐业下来,以促进被占领国经济的发展。
当然,《井》卦的经济措施不只是对被占领国采用的经济措施,在本国,这更是采用或早已采用了的经济措施,不然,周王朝何得蒸蒸而上。
在《周易》中,除了注重发展经济外,还有注重节俭一个方面。如《观》 卦所说的“盥而不荐”,“不荐”,就是指不吞食人民财力,就是不奢侈浪费。还有《既济》一卦中说的“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东边殷商王朝用杀大牲畜牛设祭,不如西边姬周王朝用煮熟的新鲜的蔬菜设祭), 从此语中看,周王朝连在祭祀祖先神灵时尚如此吝惜,那就可想《周易》提 倡的节俭之风如何了。
《周易》一书中的经济思想,我们只能从其中看到这些。其主要的还是坚持发展自身经济,这才是根本的颐养之道。其二是在进兵征伐中允许不得已也是必须的从敌国“颠颐”一些物质,这也是一种经济补偿手段。其三是在被占领国积极恢复和修葺以井为中心的农业社会经济,以保证被占领国人民 的安居乐业。四是坚持“不荐”之道,要求各层官僚不要过份吞食索取人民财力。五是提倡尚俭风气。这些经济政策,实际上就是后世指出的周王朝的“裕民”政策。其目的固然有为民思想,但自然也不乏有为了扩张与巩固周王朝政权这一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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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改革思想

在谈到《周易》为了巩固与发展姬周王朝而进行的一系列“裕民”的经济政策的同时,《周易》也十分重视对原有腐败的官僚机构和对衰败经济状况的改革。或者说,只有对腐败官僚机构和对衰败的经济状况予以改革,姬周王朝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也可能《周易》特别注意这些内容,所以《周易》把有关改革的《井》卦《革》卦《鼎》卦连在一起作了阐述。这三卦连在一起也正好反映了《周 易》一书的改革思想。
作为言谈改革的三卦,其改革是从《井》卦开始的,它也可以说是改革的前奏。
《井》卦,我们前边已谈过,《周易》阐述与周王朝在侵占一些别的邑国时,却发现一些邑国政治不明,治理不力,以至造成“井谷射鲋,瓮敝漏” 的衰败现象;于是首先对民赖以为生的井进行改造,最后使人民安居乐业,君王自然也得到了回报,这就使被占领区人们对革除旧弊的感恩戴德,《周易》把这叫做“有孚,元吉”。
于是《井》卦的“改井”拉开了改革的序幕,从而也揭开了《革》卦“ 大人虎变”“改命”的一系列改革。
但是,我们若单从《革》卦来谈改革,却未免有些费解,或者说我们根本无法从《革》卦中看出改革,或者说“改命”改革的来由。
若谈起改革,或者说是具体的对国家政权机构的改革,我们还应从《周易》的《剥》卦开始。或者说不谈《剥》卦,革除弊政的《革》卦便成无本 之木。
《剥》卦谈的是一些抽象性的东西,也是一些具体性的东西。说它抽象,是指它从一切事物皆有盛有衰有剥脱这一哲理出发;说它具体,是指它把这一哲理具体运用到其政权结构本身。
《剥》卦首先认为剥脱是一种正常现象,是一种新陈代谢,是一种新旧 更替。这里也有《大过》一卦所说的“枯木生 (禾+弟)”“枯杨生华”的含义,故而“剥,无咎”。但《周易》又认为“剥”是凶险的,它也会导致最终死亡和灭亡,这就是《剥》卦所说的“剥床以足,蔑,贞凶”“剥床以辨,蔑,贞凶”“剥床以肤,凶”。
《周易》把这一问题看得很严重,把这一观念引用到国家政权本身,《周易》在把国家政权比喻为“床”体的同时,又把它比喻成一个硕大的果子,认为它也会腐败和烂掉的。
对于国家政权面临衰败腐烂的现象,《周易》认为应该吐故纳新,应给国家政权机构注入一些新的活力,应该牵着两目白色的吉祥的马去迎纳一些可充栋梁的屏藩之臣,这一含义在《剥》卦中被写成一个极晦涩难懂的“贯鱼,以宫人宠”。《周易》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已快要临近衰败的国家政权“硕果 不食(蚀)”。

这是《周易》有关改革的前身,也是《革》卦对官僚机构的改革的来由。
也可能正由于这一政权本身的改革比《井》卦一般经济设施的改革要艰难得多,故《革》卦的改革措施才甚为严厉。
《革》卦把改革的时间选择在“己日”,即改革应该在国势由盛转衰之时就着手进行,不要等到国家政权变得腐朽不堪不可收拾之时再想起改革,这就晚了。然后《革》卦又认为,对于改革一切不利于社会发展与其政权存在的根深蒂固的腐败现象必须向加工难以加工的黄牛皮一样进行变革,绝不能等闲视之。或者说,这种变革是一种革命,即《革》卦中所说的“改命”, 它变革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命运。
《革》卦又重申,这种改革是吉祥的,它用不着进行什么占卜来测定,不用去占卜,它也是吉祥的,它会适应社会潮流的,它也会有孚重望的。我 们从这里不仅看出《周易》对占卜的态度,也看出《周易》对改革的认识和决心。
在改革中,《革》卦又认为,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革言三就”。“ 革言三就”就是对改革要作再三的缜密思虑和反复酝酿以制定出比较可行的计划;就是并再三向国人申述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只有这样,才利于国人接受改革,才能与国人上下一同进行改革。这在远古的《周易》时期能采取如此慎重缜密的计划工作和舆论动员工作实在是超前的,这也可能是周王朝超越任何朝代的成功之处。
在这些问题确定之后,《革》卦又再一次重申了要进行改革,就必须象 “大人虎变”一样雷厉风行地进行改革,而不要象“豹变”斑纹那样有一处无一处的不彻底的进行改革。后一种改革只能象“小人革面”一样做一些表面文章,它解决不了什么实质性问题。
在《革》卦之后,《周易》又连续推出了有关改革的第三卦《鼎》卦,以求给改革一个完善的答复。
在《鼎》卦中,首先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鼎中装着一些腐朽变质的食物无法食用,这些食物就叫“否”。还有鼎由于长期失修损坏,鼎的耳部变了形,抬鼎杠插不进去,不能用,这种现象就叫“鼎耳革,行其塞”。 由于这些原因,以至造成猎取来的丰美的野雉肉也无法烹煮食用,只有眼看着它被雨霉坏。
为了这些,对鼎必须实行改革。
改革就是对鼎重新进行修复,给鼎重新配上黄色的金耳,也配上金制的抬鼎杠和玉制的抬鼎杠,对鼎器实行一次彻底的鼎新。这样的改革不仅恢复了鼎原来的功能,而且更加使它完美无缺和耀眼夺目。鼎器的修复只是一个方面,还要颠倒掉鼎中原来腐朽的食物,把它重新洗刷干净,装进丰美的食物,以实行一次吐故纳新,《周易》把这种吐故纳新形容为“出否”和“得 妾以其子”。
“鼎”是一种炊具。表面上看,《鼎》卦正是借用这种炊具来谈改革的。这样看问题实际上并不深入。“鼎”在古代,不仅是一种炊具,实际上也是政权的象征,“鼎”的损坏与迁移更往往意味着某一政权或某一王朝的盛衰与兴亡。正因为如此,古代才有“问鼎”与“定鼎”一说。
《周易》把《鼎》卦列为改革之卦里面正包含了这一含义。

“鼎”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周易》借鼎是炊具来谈对鼎的改革更新和 对鼎内食物的吐故纳新,其目的正是为了谈对国家政权的改革和吐故纳新,这是《鼎》卦中要说的东西。
正因为如此,《鼎》卦又提出一个问题:在对鼎的改革中,最怕的是改革不慎和措施不当,而致使在改革时鼎被毁坏了和鼎内腐朽的食物不仅没有倒掉,反而沾污了鼎的全身,这是改革中的一种凶险,《周易》把这种现象叫做“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由于改革的成功,鼎器修复好了,重新配上了金黄的鼎耳,又配上了金制或玉制的抬鼎杠,又给鼎中装进了优美的食物,所以,一切又开始正常运行了,国家政权巩固了,经济复苏了,国家又开始昌盛了,就是敌视的国家眼看着如此也没办法。对于这种改革之后的可喜收获,《周易》把它叫做“ 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
至此,《周易》给了改革一个完满的答复。
谈到此,我们不能不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改革绝不止姬周一个王朝,为何历来的改革大都夭折或不成功或甚至还有亡国之危险。这里面牵涉到到一个问题,就是对改革没有《周易》认识的这么深刻;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做到“革言三就”和 “有孚改命”以及“己日革之”的时机选择。没有做到“革言三就”,就是缺乏慎密的筹划工作,缺乏统一的思想认识,没有做到动员上上下下同心同德地去进行改革;没有“有孚改命”,就是作为倡导改革的领袖人物在国人心目中没有威信,他们所进行的有关国家政权命运的改革与国人利益有脱节,唤不起民众的参与;也有一些改革并不是发生在发现问题时便着手进行改革,也即不是在政权开始衰落的“己日”便着手进行改革,而是在实在不得已或者说是在彻底腐败病入膏肓之时去进行改革,这样临近灭亡的改革只能加快灭亡的步伐。当然,还有一些改革缺乏“大人虎变”的 魅力和缺乏足够的“鼎折足,覆公餗”的认识与谨慎的态度以及“豹变”的有一处无一处的改革的不彻底性也是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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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信孚思想

在《周易》有关国家政权思想中,除了不可少的军事思想、刑律思想、外务思想以及经济思想与改革思想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思想体系,这就是《周易》中反映出来的信及天下的信孚学说。而且就《周易》经常提到信孚一辞,也每每把它与政权、军事、外务、经济与改革联系在一起,几乎成了一句不离口的口头禅,这也足见其这一思想在《周易》占的份量。
《周易》中涉及信孚一辞的卦爻有:《需》卦中有“需:有孚”;《讼》卦中有“有孚,窒,惕”,《比》卦中有“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小畜》卦中有“有孚,血去惕出,无咎”、“有孚挛如,富以其邻”;《泰》卦中有“勿恤其孚,其食有福”、“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大有》卦中有“厥孚交加,威如,吉”;《随》卦中有“有孚在道,以明,何咎”、“孚于嘉,吉”;《观》卦中有“盥而不荐,有孚(禺+页)若”;《坎》卦中有“习坎:有孚,维心,亨”;《晋》卦中有“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家人》卦中有“有孚,威如,终吉”;《睽》卦中有“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解》卦中有“有孚于小人”;《损》卦中有“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益》卦中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夬》卦中有“孚号有厉”;《姤》卦中有“见凶;羸豕孚踯躅”;《萃》卦中有“有孚不终,乃乱乃萃”、“孚,乃利用禴”、“萃有位,无咎,匪孚”;《升》卦中有“孚,乃利用禴”;《井》卦中有“井收,勿幕;有孚,元吉”;《革》卦中有“革:己日,乃孚”、“有孚改命”、“未占有孚”;《丰》卦中有“丰其(艹+部),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兑》卦中有“孚兑,吉,悔亡”、“孚于剥,有厉”;《未济》中有“君子之光,有孚,吉”、“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这一共是二十四卦。还有专门论述信孚的《中孚》一卦。加上这个,一共为二十五卦。
《周易》中牵涉信孚的卦数为二十五卦,占《周易》总数的三分之一还要强,它比《周易》中涉及军事的卦比例还要大。
这些信孚卦例有用于政权的,如对内稳定政权的《小畜》的“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就是借用国君的威信来剔出内部隐患的。有用于军事的,如《益》卦的“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丰》卦的“丰其(艹+部),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这些卦例都是谈信孚在征伐进军中的作用的。有用于外务的,如《比》卦的“有孚比之”和《小畜》卦的“有孚挛如,富以其邻”。有用于言谈君臣关系的,如《萃》卦中的“有孚不终,乃乱乃萃”、“孚,乃利用禴”。有用于处理将帅拥兵叛上作乱的,如《夬》卦中的“孚号有厉”。有用于处理君民关系的,如《中孚》卦的“中孚:豚鱼,吉”。有用于处理改革的,如《革》卦中的“有孚改命”。有用于处理家庭问题的,如《家人》卦中的“有孚,威如,终吉”。有用于化解危难的,如《坎》卦中的“习坎:有孚,维心,亨”,《睽》卦中的“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连牵涉国民喜悦的《兑》卦,也用了“孚兑,吉,悔亡”、“孚于剥,有厉”。除了用域之广外,有时包括在时间的运用上,也注重信孚的作用,如“己日,乃孚”一语。从以上信孚的运用上,可以说,除了言谈刑律的《噬嗑》卦以外,几乎无所不包。在这里,不是刑律不须用信孚。改革的《革》卦尚且“未占有孚”,何况列入国家机器重要组成部分的刑律,其能例外。

《周易》除了在各卦中零散地阐述信孚在各领域的作用外,为了更系统更完整地说明信孚一事,它又专门设立了《中孚》一卦。
《中孚》卦辞为:“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其六个爻辞为“初九,虞,吉;有它不燕。”“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九五,有孚挛如,无咎。”“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
《中孚》卦辞的意思是,信孚若能做到连小小的豚鱼都能感到你的诚实可信,能做到这一点,则是很吉祥的。这样做的结果,自然也利于有如“涉大川”一样去争夺天下,也利于坚持贞正。这就总体上论及了信孚所必须的前提和其后带来的功用。
“初九”爻“虞,吉;有它不燕”,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君王要取信于民,必须与民同虞乐,除非因为有重大事故而无闲暇。其后的“九二”爻“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则更进一步形象地说明了君王与臣民所建立的诚实可信的融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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