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嘎，轧嘎……
火车单调而又沉闷的撞击声，像是没完没了的诉说，又像是在不停地诅咒。
我第一次有了离家的感觉。这种感觉使我好想哭。
从车窗往外看，铁路下边地里干活的妇女，好像就是我妈妈。远处村庄绿树中的红房子，就像我的家。
我不停地看着车外向后逝去的一切，看累了，就把头放在前面的小茶桌上，不想睡也假睡。反正不想朝对面看。我知道，他，正端坐在那儿，双手夹在两腿中间，像根木桩似的，也在朝窗外傻看。他在看什么呢？
自打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我就跟妈说，我一个人去西安，不用别人送，没事的。听人家说，从乌鲁木齐上了火车，终点站就是西安，不会丢了的。妈说，不行，你一个女孩儿家，第一次出远门，路上又乱，没个伴，不放心。妈叫我莫犟，不是叫他送，就是叫他爸送，反正得陪个人一起去。
没法，最后我只好妥协了，同意让他送。
自从我爸去世后，这后爸爷儿俩，就从河南老家一起来到我们家。他们一来，我就觉得家里处处不自然，眼睛鼻子都碍事，总不想看到他们，更不想跟他们说话。三顿饭，我一个人端到自己房间里去吃，从不跟他们在一起吃。我讨厌后爸那黑黑的枯手，还总爱往我碗里夹菜。他每次夹给我的菜，我根本就不吃，眼一转，就偷偷地丢到桌子下边，喂猫。我知道，我这样做，妈心里是很难过的，她希望我跟他们好，跟他们说话，叫声爸，叫声哥。可是，我办不到，咋努力，也办不到。看到他们爷俩，总觉得就像小数点后边除不尽的数字，多余。我只有一个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离开这个家，永远不跟他们在一起，省得成天看着烦心。
昨晚上，一家人整夜都没合眼，给我忙吃的，忙带的。
忙完了，天都快亮了。
妈说，今晚要跟我睡会儿。可妈倒在我床上，老是睡不着，小声跟我说话。秀，你明天就要离开妈了……妈刚说话，就开始抹泪。妈对不起你。你爸死后，妈也是实在没办法才走这一步的。妈有病，这么多的地，这家里没个劳力，难哪。不用说供你上学，就是每月的面粉也打不回来。你四年大学，少说要两三万，还得靠他们爷儿俩。秀，天亮，你就要离开妈了，妈也没什么别的话说，明天他送你，临走时，叫他们一声，好吗？
我不说话。我知道妈这一辈子不容易，爸死了，她那样困难，也没让我辍学。但要我叫他爸，叫他哥，实在是难办到。为了临行前能安慰妈，我把手放到妈的手上，表示我愿意听话。
可是，天亮了，见到他们，怎么也开不了口。
说实在话，他们爷儿俩，人并不坏，一老一小，两个老实疙瘩，一来到这个世界上，似乎天生就是干活的命，天生就是往地里下力气的。每天，天不亮下地，天黑透了，也不见回家。平时，吃好吃坏，穿好穿坏，一声不吭。我家承包的一百多亩棉花地，从春到秋，他父子俩就像两头牛，没白没黑，在地里干。就连到了团场拾棉花最忙的时候，机关学校，都放假了，他们也不让我下地，让我在家里做功课，说念书的人，离开书，脑子就会死的。
平时，不管地里的活多么紧，每到下雨下雪，妈还叫他给我送雨伞，送雨鞋。其实，我宁可淋着，也不想让他到学校来。每次，我一见他走到学校大门口，老远地，我就悄悄地跑出教室，去接他手里的东西，生怕班里的同学看见了，问我他是谁。后来，他也自觉，一次也不往学校大门里边走，就站在学校前面的林带里，淋着雨，等我放学出来。他身上披块塑料布，湿透了，头发上直往下滴水，也不敢撑开我的伞。
如果不带偏见的话，其实，他长得并不难看，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脸，眉宇间，还带着几分帅气，比我们班上许多男生都长得好看。新疆一天十五六个小时的日照，将他晒得又黑又瘦。要是命运对他公平些，让他继续上学，我敢说，他完全有资格成为一名大学生。可是，他也很不幸，他妈死得早，河南老家穷，上不起高中。来到我家那年，他才十五岁，我妈想让他继续上学。可家里这么多地，他爸就早早地拿他当整劳力使，整天在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滩上，晒日头，流汗……
轧嘎，轧嘎……
火车永远都是这一种声音。
我看书看得眼都有些酸。抬起头，下意识地向对面瞥了一下，他仍像根木头一样，不说，也不动，眼睛永远是那样老老实实地看着窗外。
他也知道，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跟他说话的。所以，他也就一心一意，看着车外不停流动的风景线。
坐在旁边的旅客，根本不知道我们是一起来的，更不知道我们还是一家人。我觉得十分寂寞，也不想看书，几次努力，想跟他说话，但，都没有成功。
火车快到兰州了。听见有人说，再有一天一夜，就到西安了。
也就是说，我们之间，已经两天一夜，三十多个小时，互相没说一句话。有时，他去 给我打杯开水来，啥也不吭，就那么不声不响，放在我跟前。
我看书。
他不看书。
我不吃车上的饭，吃干粮。
他饿了，就自己买一点饭吃。
……
火车进了兰州站。
兰州火车站很乱。
那些卖东西的人，一个个扒着车窗叫唤。
我看见一个卖五香花生的乡下妇女，就问：花生多少钱一包？
一块。那个乡下妇女拿起一包花生，举在手里，问我要不要。
我就拿出一张五块钱，说：买两包。
那个乡下妇女收了钱，先给了我两包花生。旋即，手在袋子里抓了抓，没找钱，想掉头溜。
我急得正要喊，只见他眼疾手快，立即从车窗中探出大半个身子，一把将那个乡 下妇女的头发抓住，大声吼她：找钱！
天哪！他那样子好凶！我第一次看到他那样怒不可遏。如果那个乡下妇女，不老老实实地找三块钱的话，他一定会把她从车窗里提进来的。
火车又开始启动。
在兰州上车的一个小伙，手里拽着两个大包，一头汗，走到我跟前，要把行李往我旁边放，准备在我一边坐下。
我不想让一个陌生男的靠我坐。我还没说话，他就站起来了，说：对不起，那个座位有人哩。
那个小伙说：有人？人在哪？
上厕所去了。他虎着脸，义不容辞，一字一顿地说。
真没想到，关键时候，他竟能使出点小阴谋哩。
看他那虎视眈眈的样子，那小伙也不敢再缠，对我看看，又对他看看，似乎把我和他放不到一块，疑惑地问：她是你什么人？
是我妹子。咋啦？查户口啊？他又凶凶地抬起脸来，回击那个小伙。
那小伙很识相，拽着包包，又继续向前找座。
于是，他又恢复了先前的平静，两眼继续看窗外。
我将手里的两包花生，分给他一包。
他说他不饿，要我留着慢慢吃，到西安还早着哩。
因此，那包花生就在小茶桌上放着，一晃一晃的。直到西安，我收拾东西准备下车，才将那包花生装在兜里。
火车晚点了，夜里十一点才到西安。西安火车站好大呀！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火车站。车站到处都是拥挤的人。
我下了车，头晕晕的，不知东西南北。在茫茫人海中，看不到一个熟人，我这才真正觉得，我已经离开了家，离开了妈妈，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大概是因为胆小的缘故，我提着包，一步不离地跟着他往前挤。原先那个傲慢的我，那个不可一世的我，不知哪去了，只觉得他就跟我的亲哥一样，那么悉心，那么卖力，肩上背着两个大包，手里又提着小包，走得那么艰难，还不时地回过头来看我，叫我跟上，生怕我被挤丢了。
我从来没钻过火车站地道，看那些人，一个个拥挤着，往亮晃晃的地下通道里钻，心里很害怕，就跟他说话：哎，这走到哪了？哎，走得对不对嘛？哎，还是问问人家再走吧。
他听我光在后边“哎”的，掉过头来说：不问。对着呢。就打这儿钻出站。
你走过吗？
走过。那年，我跟我爸来新疆，也是打这儿钻的。没错，走，跟着我。
我暗自庆幸，好在听妈的话，让他送我。否则，这大包小包的，拖不动，扛不动，又不识方向，这会儿，不知在哪哭鼻子哩。
几个弯儿一拐，忽见前方一片灯火辉煌。
车站出口处好不热闹！
我一眼就看到攒动的人头上，举起一溜的牌子，都是各个高校来接新生的。老远地，我看见一块牌上写着“陕西师范大学”几个字。我兴奋得大叫：哎，哎，陕西师大！哎，哎，那儿那儿，哎，哎，你看，在那！有人来接我们了！我高兴得跳起来，连忙从人空中挤过去，拿出录取通知书。
那些大学生们，看了我的录取通知书，很热情地接待了我。
一个戴眼镜的高个儿男同学，忙从我手里接下包，往他们学校车上送，还叫我们动作快些，说他们夜里还要接三趟新生。
另一个大个子男同学走过去，从他肩上往下拿包，问我：哎，王金秀，他是你什么人？你哥吗？
我点点头。
那男生又说：那好，一起上车吧。
他放下包，说：不了。秀交给你们，我就放心了。我就在车站上坐会儿，天亮了，坐上海的那趟车回。
那个大学生说：天亮就回？忙啥？到了西安，好好玩玩嘛，难得来一趟，去看看半坡呀、兵马俑呀。来来来，上车上车。
不了，俺家里还有事，地里棉花开始拾了，俺爹俺娘忙不过来。他说着，硬从车上往下跨。
车开了。
那个大个子男同学看我好像傻了，赶快捅我：咦，王金秀，跟你哥说再见呀？
哥！……我从车窗伸出手。一下子觉得心里泪汪汪地，好想哭，赶快用手捂住脸。
他一听，连忙转过脸，笑着对我挥手。
我第一次看到他笑。
火车单调而又沉闷的撞击声，像是没完没了的诉说，又像是在不停地诅咒。
我第一次有了离家的感觉。这种感觉使我好想哭。
从车窗往外看，铁路下边地里干活的妇女，好像就是我妈妈。远处村庄绿树中的红房子，就像我的家。
我不停地看着车外向后逝去的一切，看累了，就把头放在前面的小茶桌上，不想睡也假睡。反正不想朝对面看。我知道，他，正端坐在那儿，双手夹在两腿中间，像根木桩似的，也在朝窗外傻看。他在看什么呢？
自打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我就跟妈说，我一个人去西安，不用别人送，没事的。听人家说，从乌鲁木齐上了火车，终点站就是西安，不会丢了的。妈说，不行，你一个女孩儿家，第一次出远门，路上又乱，没个伴，不放心。妈叫我莫犟，不是叫他送，就是叫他爸送，反正得陪个人一起去。
没法，最后我只好妥协了，同意让他送。
自从我爸去世后，这后爸爷儿俩，就从河南老家一起来到我们家。他们一来，我就觉得家里处处不自然，眼睛鼻子都碍事，总不想看到他们，更不想跟他们说话。三顿饭，我一个人端到自己房间里去吃，从不跟他们在一起吃。我讨厌后爸那黑黑的枯手，还总爱往我碗里夹菜。他每次夹给我的菜，我根本就不吃，眼一转，就偷偷地丢到桌子下边，喂猫。我知道，我这样做，妈心里是很难过的，她希望我跟他们好，跟他们说话，叫声爸，叫声哥。可是，我办不到，咋努力，也办不到。看到他们爷俩，总觉得就像小数点后边除不尽的数字，多余。我只有一个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离开这个家，永远不跟他们在一起，省得成天看着烦心。
昨晚上，一家人整夜都没合眼，给我忙吃的，忙带的。
忙完了，天都快亮了。
妈说，今晚要跟我睡会儿。可妈倒在我床上，老是睡不着，小声跟我说话。秀，你明天就要离开妈了……妈刚说话，就开始抹泪。妈对不起你。你爸死后，妈也是实在没办法才走这一步的。妈有病，这么多的地，这家里没个劳力，难哪。不用说供你上学，就是每月的面粉也打不回来。你四年大学，少说要两三万，还得靠他们爷儿俩。秀，天亮，你就要离开妈了，妈也没什么别的话说，明天他送你，临走时，叫他们一声，好吗？
我不说话。我知道妈这一辈子不容易，爸死了，她那样困难，也没让我辍学。但要我叫他爸，叫他哥，实在是难办到。为了临行前能安慰妈，我把手放到妈的手上，表示我愿意听话。
可是，天亮了，见到他们，怎么也开不了口。
说实在话，他们爷儿俩，人并不坏，一老一小，两个老实疙瘩，一来到这个世界上，似乎天生就是干活的命，天生就是往地里下力气的。每天，天不亮下地，天黑透了，也不见回家。平时，吃好吃坏，穿好穿坏，一声不吭。我家承包的一百多亩棉花地，从春到秋，他父子俩就像两头牛，没白没黑，在地里干。就连到了团场拾棉花最忙的时候，机关学校，都放假了，他们也不让我下地，让我在家里做功课，说念书的人，离开书，脑子就会死的。
平时，不管地里的活多么紧，每到下雨下雪，妈还叫他给我送雨伞，送雨鞋。其实，我宁可淋着，也不想让他到学校来。每次，我一见他走到学校大门口，老远地，我就悄悄地跑出教室，去接他手里的东西，生怕班里的同学看见了，问我他是谁。后来，他也自觉，一次也不往学校大门里边走，就站在学校前面的林带里，淋着雨，等我放学出来。他身上披块塑料布，湿透了，头发上直往下滴水，也不敢撑开我的伞。
如果不带偏见的话，其实，他长得并不难看，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脸，眉宇间，还带着几分帅气，比我们班上许多男生都长得好看。新疆一天十五六个小时的日照，将他晒得又黑又瘦。要是命运对他公平些，让他继续上学，我敢说，他完全有资格成为一名大学生。可是，他也很不幸，他妈死得早，河南老家穷，上不起高中。来到我家那年，他才十五岁，我妈想让他继续上学。可家里这么多地，他爸就早早地拿他当整劳力使，整天在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滩上，晒日头，流汗……
轧嘎，轧嘎……
火车永远都是这一种声音。
我看书看得眼都有些酸。抬起头，下意识地向对面瞥了一下，他仍像根木头一样，不说，也不动，眼睛永远是那样老老实实地看着窗外。
他也知道，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跟他说话的。所以，他也就一心一意，看着车外不停流动的风景线。
坐在旁边的旅客，根本不知道我们是一起来的，更不知道我们还是一家人。我觉得十分寂寞，也不想看书，几次努力，想跟他说话，但，都没有成功。
火车快到兰州了。听见有人说，再有一天一夜，就到西安了。
也就是说，我们之间，已经两天一夜，三十多个小时，互相没说一句话。有时，他去 给我打杯开水来，啥也不吭，就那么不声不响，放在我跟前。
我看书。
他不看书。
我不吃车上的饭，吃干粮。
他饿了，就自己买一点饭吃。
……
火车进了兰州站。
兰州火车站很乱。
那些卖东西的人，一个个扒着车窗叫唤。
我看见一个卖五香花生的乡下妇女，就问：花生多少钱一包？
一块。那个乡下妇女拿起一包花生，举在手里，问我要不要。
我就拿出一张五块钱，说：买两包。
那个乡下妇女收了钱，先给了我两包花生。旋即，手在袋子里抓了抓，没找钱，想掉头溜。
我急得正要喊，只见他眼疾手快，立即从车窗中探出大半个身子，一把将那个乡 下妇女的头发抓住，大声吼她：找钱！
天哪！他那样子好凶！我第一次看到他那样怒不可遏。如果那个乡下妇女，不老老实实地找三块钱的话，他一定会把她从车窗里提进来的。
火车又开始启动。
在兰州上车的一个小伙，手里拽着两个大包，一头汗，走到我跟前，要把行李往我旁边放，准备在我一边坐下。
我不想让一个陌生男的靠我坐。我还没说话，他就站起来了，说：对不起，那个座位有人哩。
那个小伙说：有人？人在哪？
上厕所去了。他虎着脸，义不容辞，一字一顿地说。
真没想到，关键时候，他竟能使出点小阴谋哩。
看他那虎视眈眈的样子，那小伙也不敢再缠，对我看看，又对他看看，似乎把我和他放不到一块，疑惑地问：她是你什么人？
是我妹子。咋啦？查户口啊？他又凶凶地抬起脸来，回击那个小伙。
那小伙很识相，拽着包包，又继续向前找座。
于是，他又恢复了先前的平静，两眼继续看窗外。
我将手里的两包花生，分给他一包。
他说他不饿，要我留着慢慢吃，到西安还早着哩。
因此，那包花生就在小茶桌上放着，一晃一晃的。直到西安，我收拾东西准备下车，才将那包花生装在兜里。
火车晚点了，夜里十一点才到西安。西安火车站好大呀！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火车站。车站到处都是拥挤的人。
我下了车，头晕晕的，不知东西南北。在茫茫人海中，看不到一个熟人，我这才真正觉得，我已经离开了家，离开了妈妈，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大概是因为胆小的缘故，我提着包，一步不离地跟着他往前挤。原先那个傲慢的我，那个不可一世的我，不知哪去了，只觉得他就跟我的亲哥一样，那么悉心，那么卖力，肩上背着两个大包，手里又提着小包，走得那么艰难，还不时地回过头来看我，叫我跟上，生怕我被挤丢了。
我从来没钻过火车站地道，看那些人，一个个拥挤着，往亮晃晃的地下通道里钻，心里很害怕，就跟他说话：哎，这走到哪了？哎，走得对不对嘛？哎，还是问问人家再走吧。
他听我光在后边“哎”的，掉过头来说：不问。对着呢。就打这儿钻出站。
你走过吗？
走过。那年，我跟我爸来新疆，也是打这儿钻的。没错，走，跟着我。
我暗自庆幸，好在听妈的话，让他送我。否则，这大包小包的，拖不动，扛不动，又不识方向，这会儿，不知在哪哭鼻子哩。
几个弯儿一拐，忽见前方一片灯火辉煌。
车站出口处好不热闹！
我一眼就看到攒动的人头上，举起一溜的牌子，都是各个高校来接新生的。老远地，我看见一块牌上写着“陕西师范大学”几个字。我兴奋得大叫：哎，哎，陕西师大！哎，哎，那儿那儿，哎，哎，你看，在那！有人来接我们了！我高兴得跳起来，连忙从人空中挤过去，拿出录取通知书。
那些大学生们，看了我的录取通知书，很热情地接待了我。
一个戴眼镜的高个儿男同学，忙从我手里接下包，往他们学校车上送，还叫我们动作快些，说他们夜里还要接三趟新生。
另一个大个子男同学走过去，从他肩上往下拿包，问我：哎，王金秀，他是你什么人？你哥吗？
我点点头。
那男生又说：那好，一起上车吧。
他放下包，说：不了。秀交给你们，我就放心了。我就在车站上坐会儿，天亮了，坐上海的那趟车回。
那个大学生说：天亮就回？忙啥？到了西安，好好玩玩嘛，难得来一趟，去看看半坡呀、兵马俑呀。来来来，上车上车。
不了，俺家里还有事，地里棉花开始拾了，俺爹俺娘忙不过来。他说着，硬从车上往下跨。
车开了。
那个大个子男同学看我好像傻了，赶快捅我：咦，王金秀，跟你哥说再见呀？
哥！……我从车窗伸出手。一下子觉得心里泪汪汪地，好想哭，赶快用手捂住脸。
他一听，连忙转过脸，笑着对我挥手。
我第一次看到他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