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508]

天启五年（1625）九月十二日，刑部会审。

李养正果然不负其阉党之名，一上来就喝斥顾大章，让他老实交代。更为搞笑的是，他手里拿的罪状，就是许显纯交给他的，一字都没改，底下的顾大章都能背出来，李尚书读错了，顾大人时不时还提他两句。

审讯的过程也很简单，李尚书要顾大章承认，顾大章不承认，并说出了不承认的理由：

“我不能代死去的人，承受你们的诬陷。”

李尚书沉默了，他知道这位曾经的下属是冤枉的，但他依然做出了判决：

杨涟、左光斗、顾大章等六人，因收受贿赂，结交疆臣，处以斩刑。

这是一份相当无聊的判决，因为判决书里的六个人，有五个已经挂了，实际上是把顾大章先生拉出来单练，先在诏狱里一顿猛打，打完再到刑部，说明打你的合法理由。

形势急转直下，燕大侠也慌了手脚，一天夜里，他找到顾大章，告诉他情况不妙。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顾大章并不惊慌，恰恰相反，他用平静的口吻，向燕大侠揭示了一个秘密——出狱的秘密。

第二天，在刑部大堂上，顾大章公开了这个秘密。

顾大章招供了，他供述的内容，包括如下几点，杨涟的死因，左光斗的死因，许显纯的刑罚操作方法，绝笔、无人性的折磨，无耻的谋杀。

刑部知道了，朝廷知道了，全天下人都知道了。

魏忠贤不明白，许显纯不明白，甚至燕大侠也不明白，顾大章之所以忍辱负重，活到今天，不是心存侥幸，不是投机取巧。

他早就想死了，和其他五位舍生取义的同志一起，光荣地死去，但他不能死。

当杨涟把绝笔交给他的那一刻，他的生命就不再属于他自己，他知道自己有义务活下去，有义务把这里发生的一切，把邪恶的丑陋，正义的光辉，告诉世上所有的人。

所以他隐忍、等待，直至出狱，不为偷生，只为永存。

正如那天夜里，他对燕大侠所说的话：

“我要把凶手的姓名传播于天下（播之天下），等到来日世道清明，他们一个都跑不掉（断无遗种）！”

“吾目暝矣。”

这才是他最终的目的。

他做到了，是以今日之我们，可得知当年之一切。

一天之后，他用残废的手（三个指头已被打掉）写下了自己的遗书，并于当晚自缢而死。

杨涟，当日你交付于我之重任，我已完成。

“吾目暝矣。”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511]

问话的人，是一个当时寂寂无名，后来名垂青史的人，他叫颜佩韦。

颜佩韦是一个平民，一个无权无势的平民，所以当文特务确定他的身份后，顿时勃然大怒：

“割了你的舌头！东厂的命令又怎么样？”

他穿着官服，手持武器，他认为，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颜佩韦会害怕，会退缩。

然而，这是个错误的判断。

颜佩韦振臂而起：

“我还以为是天子下令，原来是东厂的走狗！”

然后他抓住眼前这个卑劣无耻、飞扬跋扈的特务，拳打脚踢，发泄心中的怒火。

文之炳被打蒙了，但其他特务反应很快，纷纷拔刀，准备上来砍死这个胆大包天的人。

然而接下来，他们看见了让他们恐惧一生的景象，十几万个胆大包天的人，已向他们冲来。

这些此前沉默不语，任人宰割的羔羊，已经变成了恶狼，纷纷一拥而上，逮住就是一顿暴打。由于人太多，只有离得近的能踩上几脚，距离远的就脱鞋，看准了就往里砸（提示：时人好穿木屐）。

东厂的人疯了，平时大爷当惯了，高官看到他们都打哆嗦，这帮平民竟敢反抗，由于反差太大，许多人思想没转过弯来，半天还在发愣。

但他们不愧训练有素，在现实面前，迅速地完成了思想斗争，并认清了自己的逃跑路线，四散奔逃，有的跑进民宅，有的跳进厕所，有位身手好的，还跳到房梁上。

说实话，我认为跳到房梁上的人，脑筋有点问题，人民群众又不是野生动物，你以为他们不会爬树？

对于这种缺心眼的人，群众们使用了更为简洁的方法，一顿猛揣，连房梁都揣动了，直接把那人摇了下来，一顿群殴，当场毙命。

相对而言，另一位东厂特务就惨得多了，他是被人踹倒的，还没反应过来，又是一顿猛踩，被踩死了，连肇事者都找不着。

值得夸奖的是，苏州的市民们除了有血性外，也很讲策略。所有特务都被抓住暴打，但除个别人外，都没打死——半死。这样既出了气，又不至于连累周顺昌。

打完了特务，群众还不满意，又跑去找巡抚毛一鹭算帐。

其实毛巡抚比较冤枉，他不过是执行命令，胆子又小，吓得魂不附体，只能躲进粪坑里，等到地方官出来说情，稳定秩序，才把浑身臭气的毛巡抚捞出来。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513]

犹豫的人

这五位平民英雄的壮举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一、魏忠贤害怕了，他以及他的阉党，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用历史书上的话说，是为粉碎阉党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相比而言，第二个结果有点歪打正着：七君子里最后的幸存者黄尊素，逃过了一劫。

东林党两大智囊之一的黄尊素之所以能幸免，倒不是他足智多谋，把事情都搞定了，也不是魏忠贤怕事，不敢抓他，只是因为连颜佩韦等人都不知道，那天被他们打的人里，有几位兄弟是无辜的。

其实民变发生当天，抓周顺昌的特务和群众对峙时，有一批人恰好正经过苏州，这批人恰好也是特务——抓黄尊素的特务。

黄尊素是浙江余姚人，要到余姚，自然要经过苏州，于是就赶上了。

实在有点冤枉，这帮人既没捞钱，也没勒索，无非是过个路，可由于群众过于激动，过于能打，见到东厂装束的人就干，就把他们顺道也干了。

要说还是特务，那反应真是快，看见一群人朝自己冲过来，虽说不知怎么回事，立马就闪人了，被逼急了就往河里跳，总算是逃过了一劫。

可从河里出来后一摸，坏了，驾帖丢了。

所谓驾帖，大致相当于身份证加逮捕证，照眼下这情景，要是没有驾帖就跑去，能活着回来是不太正常的。想来想去，也就不去了。

于是黄尊素纳闷了，他早就得到消息，在家等人来抓，结果等十几天，人影都没有。

但黄尊素是个聪明人，聪明人明白一个道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躲是躲不过去的，大家都死了，一个人怎能独活呢？

于是他自己穿上了囚服，到衙门去报到，几个月后，他被许显纯拷打至死。

在黄尊素走前，叫来了自己的家人，向他们告别。

大家都很悲痛，只有一个人例外。

他的儿子黄宗羲镇定地说道：

“父亲若一去不归，儿子来日自当报仇！”

一年之后，他用比较残忍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514]

纵观东林党的失败过程，其斗争策略，就是毫无策略，除了愤怒，还是愤怒，输得那真叫彻底，局势基本是一边倒，朝廷是魏公公的，皇帝听魏公公的，似乎毫无胜利的机会。

事实上，机会还是有的，一个。

在东林党里，有一个特殊的人，此人既有皇帝的信任，又有足以扳倒魏忠贤的实力——孙承宗。

在得知杨涟被抓后，孙承宗非常愤怒，当即决定弹劾魏忠贤。

但他想了一下，便改变了主意。

孙承宗很狡猾，他明白上书是毫无作用的，他不会再犯杨涟的错误，决定使用另一个方法。

天启四年（1625）十一月，孙承宗开始向京城进发，他此行的目的，是去找皇帝上访告状。

对一般人而言，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朱木匠天天干木匠活，不大见人，还有魏管家帮他闭门谢客，想见他老人家一面，实在难如登天。

但孙承宗不存在这个问题，打小他就教朱木匠读书，虽说没啥效果(认字不多)，但两人感情很好，魏公公几次想挑事，想干掉孙承宗，朱木匠都笑而不答，从不理会，因为他很清楚魏公公的目的。

他并不傻，这种借刀杀人的小把戏，是不会上当的。

于是魏忠贤慌了，他很清楚，孙承宗极不简单，不但狡猾大大的，和皇帝关系铁，还手握兵权，如果让他进京打小报告，那就真没戏了，就算没告倒，只要带兵进京来个武斗，凭自己手下这帮废物，是没指望的。

魏忠贤正心慌，魏广微又来凑热闹了，这位仁兄不知从哪得到的小道消息，说孙承宗带了几万人，打算进京修理魏公公。

为说明事态的严重性，他还打了个生动的比方：一旦让孙大人进了京，魏公公立马就成粉了（公立齑粉矣）。

魏公公疯了，二话不说，马上跑到皇帝那里，苦苦哀求，不要让孙承宗进京，当然他的理由很正当：孙承宗带兵进京是要干掉皇帝，身为忠臣，必须阻止此种不道德的行为。

但出乎他意料的是，皇帝大人毫不慌张，他还安慰魏公公，孙老师靠得住，就算带兵，也不会拿自己开刀的。

这个判断充分说明，皇帝大人非但不傻，还相当地幽默，魏公公被涮得一点脾气都没有。

话说完，皇帝还要做木匠，就让魏公公走人，可是魏公公不走。

他知道，今天要不讨个说法，等孙老师进京，没准就真成粉末了。所以他开始哭，且哭出了花样——“绕床痛哭”。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516]

三十年前，面对黑暗污浊的现实，意志坚定的吏部员外郎顾宪成相信，对的终究是对的，错的终究是错的。于是他决心，建立一个合理的秩序，维护世上的公义，使那些身居高位者，不能随意践踏他人，让那些平凡的人，有生存的权利。

为了这个理想，他励精图治，忍辱负重，从那个小小的书院开始，经历几十年起起落落，坚持道统，至死不渝。在他的身后，有无数的追随者杀身成仁。

然而杀身固然成仁，却不能成事。

以天下为己任的东林党，终究再无回天之力。

其实我并不喜欢东林党，因为这些人都是书呆子，自命清高，还空谈阔论，缺乏实干能力。

小时候，历史老师讲到东林党时，曾说道：东林党人并不是进步的象征，因为他们都是封建士大夫。

我曾问：何谓封建士大夫？

老师答：封建士大夫，就是封建社会里，局限、落后，腐朽的势力，而他们的精神，绝不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

多年以后，我亲手翻开历史，看到了另一个真相。

所谓封建士大夫，如王安石、如张居正、如杨涟、如林则徐。

所谓封建士大夫精神，就是没落，守旧，不懂变通，不识时务，给脸不要脸，瞧不起劳动人民，自命清高，即使一穷二白，被误解，污蔑，依然坚持原则、坚持信念、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他们坚信自己的一生与众不同，高高在上，无论对方反不反感。

坚信自己生来就有责任和义务，去关怀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无论对方接不接受。

坚信国家危亡之际，必须挺身而出，去捍卫那些自己不认识，或许永远不会认识的芸芸众生，并为之奋斗一生，无论对方是否知道，是否理解。

坚信无论经过多少黑暗与苦难，那传说了无数次，忽悠了无数回，却始终未见的太平盛世，终会到来。

遗弃

孙承宗失望而归，他没有能够拯救东林党，只能拯救辽东。

魏忠贤曾经想把孙老师一同干掉，可他反复游说，皇帝就是不松口，还曾经表示，如果孙老师出了事，就唯你是问。

魏公公只好放弃了，但让孙老师呆在辽东，手里握着十几万人，实在有点睡不安稳，就开始拿辽东战局说事，还找了几十个言官，日夜不停告黑状。

孙承宗撑不下去了。

天启五年（1625）十月，他提出了辞呈。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517]

可是他提了N次，也没得到批准。

倒不是魏忠贤不想他走，是他实在走不了，因为没人愿意接班。

按魏忠贤的意思，接替辽东经略的人，应该是高第。

高第，万历十七年进士，是个相当厉害的人。

明代的官员，如果没有经济问题，进士出身，十几年下来，至少也能混个四品。而高先生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混了整整三十三年，熬死两个皇帝，连作风问题都没有，到天启三年（1623），也才当了个兵部侍郎，非常人所能及。

更厉害的是，高先生只当了一年副部长，第二年就退休了。

魏忠贤本不想用这人，但算来算去，兵部混过的，阉党里也只有他了。于是二话不说，把他找来，说，我要提你的官，去当辽东经略。

高先生一贯胆小，但这次也胆大了，当即回复：不干，死都不干。

为说明他死都不干的决心，他当众给魏忠贤下跪，往死了磕头（叩头岂免）：我都这把老骨头了，就让我在家养老吧。

魏忠贤觉得很空虚。

费了那么多精神，给钱给官，就拉来这么个废物。所以他气愤了：必须去！

混吃等死不可能了，高第擦干眼泪，打起精神，到辽东赴任了。

在辽东，高第用实际行动证实，他既胆小，也很无耻。

到地方后，高先生立即上了第一封奏疏：弹劾孙承宗，罪名：吃空额。

经过孙承宗的整顿，当时辽东部队，已达十余万人，对此高第是有数的，但这位兄弟睁眼说瞎话，说他数下来，只有五万人。其余那几万人的工资，都是孙承宗领了。

对此严重指控，孙承宗欣然表示，他没有任何异议。

他同时提议，今后的军饷，就按五万人发放。

这就意味着，每到发工资时，除五万人外，辽东的其余几万苦大兵就要拿着刀，奔高经略要钱。

高第终于明白，为什么东林党都倒了，孙承宗还没倒，要论狡猾，他才刚起步。

但高先生的劣根性根深蒂固，整人不成，又开始整地方。

他一直认为，把防线延伸到锦州、宁远，是不明智的行为，害得经略大人暴露在辽东如此危险的地方，有家都回不去，于心何忍？

还不如放弃整个辽东，退守到山海关，就算失去纵深阵地，就算敌人攻破关卡，至少自己是有时间跑路的。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518]

他不但这么想，也这么干。

天启五年（1625）十一月，高第下令，撤退。

撤退的地方包括锦州、松山、杏山、宁远、右屯、塔山、大小凌河，总之关外的一切据点，全部撤走。

撤退的物资包括：军队、平民、枪械、粮食，以及所有能搬走的物件。

他想回家，且不想再来。

但老百姓不想走，他们的家就在这里，他们已经失去很多，这是他们仅存的希望。

但他们没有选择，因为高先生说了，必须要走，“家毁田亡，嚎哭震天”，也得走。

高第逃走的时候，并没有追兵，但他逃走的动作实在太过逼真，跑得飞快，看到司令跑路，小兵自然也跑，孙承宗积累了几年的军事物资、军粮随即丢弃一空。

数年辛苦努力，收复四百余里江山，十余万军队，几百个据点，就这样毁于一旦。

希望已经断绝，东林党垮了，孙承宗走了，所谓关宁防线，已名存实亡，时局已无希望，很快，努尔哈赤的铁蹄，就会毫不费力地踩到这片土地上。

没有人想抵抗，也没有人能抵抗，跑路，是唯一的选择。

有一个人没有跑。

他看着四散奔逃的人群，无法控制的混乱，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是宁前道，必与宁前共存亡！我绝不入关，就算只我一人，也要守在此处（独卧孤城），迎战敌人！”

宁前道者，文官袁崇焕。

袁崇焕

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

                                        ——梁启超

关于袁崇焕的籍贯，是有纠纷的。他的祖父是广东东莞人，后来去了广西滕县，这就有点麻烦，名人就是资源，就要猛抢，东莞说他是东莞人，滕县说他是藤县人，争到今天都没消停。

但无论是东莞，还是滕县，当年都不是啥好地方。

明代的进士不少，但广东和广西的很少，据统计，70%以上都是江西、福建、浙江人。特别是广西，明代二百多年，一个状元都没出过。

袁崇焕就在广西读书，且自幼读书，因为他家是做生意的，那年头做生意的没地位，要想出人头地，只有读书。

就智商而言，袁崇焕是不低的，他二十三岁参加广西省统一考试，中了举人，当时他很得意，写了好几首诗庆祝，以才子自居。

一年后他才知道，自己还差得很远。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520]

总之，就当时而言，袁崇焕肯定是个人才（全国能考前一百名，自然是个人才），但相比而言，不算特别显眼的人才。

接下来的事充分说明了这点，由于太不起眼，吏部分配工作的时候，竟然把这位仁兄给漏了，说是没有空闲职位，让他再等一年。

于是袁崇焕在家待业一年，万历四十八年（1620），他终于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职务：福建邵武知县。

邵武，今天还叫邵武，位于福建西北，在武夷山旁边，换句话说，是山区。

在这个山区县城，袁崇焕干得很起劲，很积极，丰功伟绩倒说不上，但他曾经爬上房梁，帮老百姓救火，作为一个县太爷，无论如何，这都是不容易的。

至于其他光辉业绩，就不得而知了，毕竟是个县城，要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好事，很难。

天启二年（1622），袁崇焕接到命令，三年任职期满，要去北京述职。

改变命运的时刻到来了。

明代的官员考核制度，是十分严格的，京城的就不说了，京察六年一次，每次都掉层皮。即使是外面天高皇帝远的县太爷，无论是偏远山区，还是茫茫沙漠，只要你还活着，轮到你了，就得到本省布政使那里报到，然后由布政使组团，大家一起上路，去北京接受考核。

考核结果分五档，好的晋升，一般的留任，差点的调走，没用的退休，乱来的滚蛋。

袁崇焕的成绩大致是前两档，按常理，他最好的结局应该是回福建，升一级，到地级市接着干慢慢熬。

但袁崇焕的运气实在是好得没了边，他不但升了官，还是京官。

因为一个人看中了他。

这个人的名字叫侯恂，时任都察院御史，东林党人。

侯恂是个不出名的人，级别也低，但很擅长看人，是骡子是马，都不用拉出来，看一眼就明白。

当他第一次看到袁崇焕的时候，就认定此人非同寻常，必可大用，这一点，袁崇焕自己都未必知道。

更重要的是，他的职务虽不高，却是御史，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所以他随即写了封奏疏，说我发现了个人才，叫袁崇焕，希望把他留用。

当时正值东林党当政，皇帝大人还管管事，看到奏疏，顺手就给批了。

几天后，袁崇焕接到通知，他不用再回福建当知县了，从今天起，他的职务是，兵部职方司主事，六品。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521]

顺便说句，提拔了袁崇焕的这位无名侯恂，有个著名的儿子，叫做侯方域，如果不知道此人，可以去翻翻《桃花扇》。

接下来的事情十分有名，各种史料上都有记载：兵部职方司主事袁崇焕突然失踪，大家都很着急，四处寻找，后来才知道，刚上任的袁主事去山海关考察了。

这件事有部分是真的，袁崇焕确实去了山海关。但猫腻在于，袁大人失踪绝不是什么大事，也没那么多人找他。当时广宁刚刚失陷，皇帝拉着叶向高的衣服，急得直哭，乱得不行，袁主事无非是个处级干部，鬼才管他去哪。

袁崇焕回来了，并用一句话概括了他之后十余年的命运：

“予我兵马钱粮，我一人足守此！”

在当时说这句话，胆必须很壮，因为当时大家认定，辽东必然丢掉，山海关迟早失守，而万恶的朝廷正四处寻找背黑锅的替死鬼往那里送，守辽东相当于判死刑，闯辽东相当于闯刑场。这时候放话，是典型的没事找死。

事情确实如此，袁崇焕刚刚放话，就升官了。因为朝廷听说了袁崇焕的话，大为高兴，把他提为正五品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关监军，以表彰他勇于背黑锅的勇敢精神。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不管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都纷纷来为袁崇焕送行，有的还带上了自己的子女，以达到深刻的教育意义：看到了吧，这人就要上刑场了，看你还敢胡乱说话！

在一片哀叹声中，袁崇焕高高兴兴地走了，几个月后，他遇到了上司王在晋，告了他的黑状，又几个月后，他见到了孙承宗。

且慢，且慢，在见到这两个人之前，他还遇见了另一个人，而这次会面是绝不能忽略的。

因为在会面中，袁崇焕确定了一个秘诀，四年后，努尔哈赤就败在了这个秘诀之上。

离开京城之前，袁崇焕去拜见了熊廷弼。

熊廷弼当时刚回来，还没进号子，袁崇焕上门的时候，他并未在意。在他看来，这位袁处长，不过是前往辽东挨踹的另一个菜鸟。

所以他问：

“你去辽东，有什么办法吗？（操何策以往）”

袁崇焕思考片刻，回答：

“主守，后战。”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522]

所谓主守后战，就是先守再攻，说白了就是先让人打，再打人。

这是句十分简单的话。

真理往往都很简单。

正如毛泽东同志那句著名的军事格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很简单，很管用。

一直以来，明朝的将领们绞尽脑汁，挖坑，造枪，练兵，修碉堡，只求能挡住后金军前进的步伐。

其实要战胜天下无双的努尔哈赤和他那可怕的骑兵，只要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他们并非不知道，只是不想知道。

作为大明天朝的将领，对付辽东地区的小小后金，即使丢了铁岭、丢了沈阳、辽阳，哪怕辽东都丢干净，也要打。

所以就算萨尔浒死十万人，沈阳死六万人，也要攻。

这不是智力问题，而是态度问题。

后金军队不过是抢东西的强盗，努尔哈赤是强盗头，对付这类货色，怎么能当缩头乌龟呢？

然而袁崇焕明白，按努尔哈赤的实力和级别，就算是强盗，也是巨盗。

他还明白，缩头的，并非一定是乌龟，毒蛇在攻击之前，也要收脖子。

后金骑兵很强大，强大到明朝骑兵已经无法与之对阵，努尔哈赤很聪明，聪明到这个世上已无几人可与之抗衡。

抱持着此种理念，袁崇焕来到辽东，接受了孙承宗的教导。在那里，他掌握胜利的手段，寻找胜利的帮手，坚定胜利的信念。而与此同时，局势也在一步步好转，袁崇焕相信，在孙承宗的指挥下，他终将看到辽东的光复。

然而这一切注定都是幻想。

天启五年（1625）十月，他所信赖和依靠的孙承宗走了。

走时，袁崇焕前去送行，失声痛哭，然而孙承宗只能说：事已至此，我已无能为力。

然而高第来了，很快，他就看见高大人丢弃了几年来，他为之奋斗的一切，土地、防线、军队、平民，毫不吝惜，只为保住自己的性命。

袁崇焕不撤退，虽然他只是个无名小卒，无足轻重，但他有保国的志向，制胜的方法，以及坚定的决心。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这里，默默学习，默默进步，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所以我不会撤退，即使你们全都逃走，我也绝不撤退。

“我一人足守此！”

“独卧孤城，以当虏耳！”

现在，履行诺言的时候到了。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525]

大炮，是明朝的看家本领，当年打日本的时候，就全靠这玩意，把上万鬼子送上天，杀人还兼带毁尸功能，实在是驱赶害虫的不二利器。

但这招在努尔哈赤身上，就不大中用了，因为日军的主力是步兵，而后金都是骑兵，速度极快，以明代大炮的射速和质量，没打几炮马刀就招呼过来了。

袁崇焕清楚这一点，但他依然用上了大炮——进口大炮。

红夷大炮，也叫红衣大炮，纯进口产品，国外生产，国外组装。

我并非瞧不起国货，但就大炮而言，还是外国的好。其实明代的大炮也还凑合，在小型手炮上面（小佛郎机），还有一定技术优势，但像大将军炮这种大型火炮，就出问题了。

这是一个无法攻克的技术问题——炸膛。

大家要知道，当时的火炮，想把炮弹打出去，就要装火药，炮弹越重，火药越多，如果火药装少了，没准炮弹刚出炮膛就掉地上了，最大杀伤力也就是砸人脚，可要是装多了，由于炮管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就会内部爆炸，即炸膛。

用哲学观点讲，这是一个把炸药填入炮膛，却只允许其冲击力向一个方向（前方）前进的二律背反悖论。

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我不知道，袁崇焕应该也不知道，但外国人知道，他们造出了不炸膛的大炮，并几经辗转，落在了葡萄牙人的手里。

至于这炮到底是哪产的，史料有不同说法。有的说是荷兰，有的说是英国，罗尔斯罗伊斯还是飞利浦，都无所谓，好用就行。

据说这批火炮共有三十门，经葡萄牙倒爷的手，卖给了明朝。拿回来试演，当场就炸膛了一门（绝不能迷信外国货），剩下的倒还能用，经袁崇焕请求，十门炮调到宁远，剩下的留在京城装样子。

这十门大炮里，有一门终将和努尔哈赤结下不解之缘。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526]

袁崇焕的第三种武器，叫做坚壁清野。

为了保证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喝到一滴水，袁崇焕命令，烧毁城外的一切房屋、草料，将所有居民转入城内。此外，他还干了一件此前所有努尔哈赤的对手都没有干过的事——清除内奸。

努尔哈赤是个比较喜欢耍阴招的人，对派奸细里应外合很有兴趣，此前的抚顺、铁岭、辽阳、沈阳、广宁都是这么拿下的。

努尔哈赤不了解袁崇焕，袁崇焕却很了解努尔哈赤，他早摸透了这招，便组织了除奸队，挨家挨户查找外来人口，遇到奸细立马干掉，并且派民兵在城内站岗，预防奸细破坏。

死守、大炮、坚壁清野，但这还不够，远远不够，努尔哈赤手下的六万精兵，已经把宁远团团围住，突围是没有希望的，死守是没有援兵的，即使击溃敌人，他们还会再来，又能支撑多久呢？

所以最终将他带上胜利之路的，是最后一种武器。

这件武器，从一道命令开始。

布置外防务后，袁崇焕叫来下属，让他立即到山海关，找到高第，向他请求一件事。

这位部下清楚，这是去讨援兵，但他也很迷茫，高先生跑得比兔子都快，才把兵撤回去，怎么可能派兵呢？

“此行必定无果，援兵是不会来的。”

袁崇焕镇定地回答：

“我要你去，不是讨援兵的。”

“请你转告高大人，我不要他的援兵，只希望他做一件事。”

“如发现任何自宁远逃回的士兵或将领，格杀勿论！”

这件武器的名字，叫做决心。

我没有朝廷的支持，我没有老师的指导，我没有上级的援兵，我没有胜利的把握，我没有幸存的希望。

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我不会后退，我会坚守在这里，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即使同归于尽，也绝不后退。

这就是我的决心。

正月二十四日的那一天，战争即将开始之前，袁崇焕召集了他的所有部下，在一片惊愕声中，向他们跪拜。

他坦白地告诉所有人，不会有援兵，不会有帮手，宁远已经被彻底抛弃。

但是我不想放弃，我将坚守在这里，直到最后一刻。

然后他咬破中指写下血书，郑重地立下了这个誓言。

我不知道士兵们的反应，但我知道，在那场战斗中，在所有坚守城池的人身上，只有勇气、坚定和无畏，没有懦弱。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527]

天启六年正月二十四日晨，努尔哈赤带着轻蔑的神情，发动了进攻的命令，声势浩大的精锐后金军随即涌向孤独的宁远城。

必须说明，后金军攻城，不是光膀子去的，他们也很清楚，骑着马是冲不上城墙的，事实上，他们有一套相当完整的战术系统，大致有三拨人。

每逢攻击时，后金军的前锋，都由一种特别的兵种担任——楯兵。所有的楯兵都推着楯车。所谓楯车，是一种木车，在厚木板的前面裹上几层厚牛皮，泼上水，由于木板和牛皮都相当皮实，明军的火器和弓箭无法射破，这是第一拨人。

第二拨是弓箭手，躲在楯车后面，以斜四十五度角向天上射箭（射程很远），甭管射不射得中，射完就走人。

最后一拨就是骑兵，等前面都忙活完了，距离也就近了，冲出去砍人效果相当好。

无数明军就是这样被击败的，火器不管用，骑兵砍不过人家，只好就此覆灭。

这次的流程大致相同，无数的楯兵推着木车，向着城下挺进，他们相信，城中的明军和以往没有区别，火器和弓箭将在牛皮面前屈服。

然而牛皮破了。

架着云梯的后金军躲在木板和牛皮的后面，等待靠近城墙的时刻，但他们等到的，只是晴天的霹雳声，以及从天而降的不明物体。

值得庆祝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俯瞰到了宁远城的全貌——在半空中。

宁远城头的红夷大炮，以可怕的巨响，喷射着灿烂的火焰，把无数的后金军，他们破碎的楯车，以及无数张牛皮，都送上了天空——然后是地府。

关于红夷大炮的效果，史书中的形容相当贴切且耸人听闻：“至处遍地开花，尽皆糜烂”。

当第一声炮响的时候，袁崇焕不在城头，他正在接见外国朋友——朝鲜翻译韩瑗。

巨响吓坏了朝鲜同志，他惊恐地看着袁崇焕，却只见到一张笑脸，以及轻松的三个字：

“贼至矣！”

几个月前，当袁崇焕决心抵抗之时，就已安排了防守体系，总兵满桂守东城，参将祖大寿守南城，副将朱辅守西城，副总兵朱梅守北城，袁崇焕坐镇中楼，居高指挥。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528]

后金军是很顽强的，在经历了重大打击后，他们毫不放弃，踩着前辈的尸体，继续向城池挺进。

他们选择的主攻方向，是西南面。

这个选择不是太好，因为西边的守将是朱辅，南边的守将是祖大寿，所以守护西南面的，是朱辅和祖大寿。

更麻烦的是，后金军刚踏着同志们的尸体冲到了城墙边，就陷入了一个奇怪的境地。

攻城的方法，大抵是一方架云梯，拼命往上爬，一方扔石头，拼命不让人往上爬，只要皮厚硬头皮，冲上去就赢了。

可是这次不同，城下的后金军惊奇地发现，除顶头挨炮外，他们的左侧、右侧、甚至后方都有连绵不断的炮火袭击，可谓全方位、全立体，无处躲闪，痛不欲生。

这个痛不欲生的问题，曾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去了一趟兴城（今宁远），又查了几张地图，解了。

简单地讲，这是一个建筑学问题。

要说清这个问题，应该画几个图，可惜我画得太差，不好拿出来丢人，只好用汉字代替了，看懂就行。

大家知道，一般的城池，是“口”字型，四四方方，一方爬，一方不让爬，比较厚道。

更猛一点的设计，是“凹”字型，敌军进攻此类城池时，如进入凹口，就会受到左中右三个方向的攻击，相当难受。

这种设计常见于大城的内城，比如北京的午门，西安古城墙的瓮城，就是这个造型。

或者是城内有点兵，没法拉出去打，又不甘心挨打的，也这么修城，杀点敌人好过把瘾。

但我查过资料兼实地观查之后，才知道，创意是没有止境的。

宁远的城墙，大致是个“山”字。

也就是说，在城墙的外面，伸出去一道城楼，在这座城楼上派兵驻守，会有很多好处，比如敌人刚进入山字的两个入口时，就打他们的侧翼，敌人完全进入后，就打他们的屁股。如果敌人还没有进来，在城头上架门炮，可以提前把他们送上天。

此外，这个设计还有个好处，敌人冲过来的时候，有这个玩意，可以把敌人分流成两截，分开打。

当然疑问也是有的，比如把城楼修得如此靠前，几面受敌，如果敌人集中攻打城楼，该怎么办呢？

答案：随便打，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