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仁兄很是生猛，拼死扑了上去，用自己的身体挡刀，被砍得鲜血淋漓，巍然不动（血淋漓，犹不动）。

明军护卫这才反应过来，一拥而上，把那几名日军乱刀砍死。

惊出一头冷汗的陈璘没有丝毫喜悦，他很清楚，日军包围圈越来越小，跳上来的人会越来越多，援兵到来之前，如果不玩一招狠的，下个被砍死的，必定是自己。

沉吟片刻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很快，奇特的景象出现了，逐渐靠拢的日军惊奇地发现，陈璘的旗舰上竟然看不到任何士兵！船上空空荡荡，无人活动，十分之安静。

这是十分诡异的一幕，但在头脑简单的日军士兵看来，答案十分简单：陈璘船上的人，已经全部阵亡。

于是他们毫无顾忌，纷纷跳了上去。

然而他们终究看到了明军，在即将着陆的时候。

其实明军一直都在，只不过他们趴在了甲板上。

为了给日军一个深刻的印象和教训，陈璘命令：所有明军一律伏身，并用盾牌盖住自己（挨牌而伏），手持长枪，仰视上方，当看见从天而降的人时，立即对准目标——出枪。

伴随着凄厉惨叫声，无数士兵被扎成了人串，这一血腥的场景彻底吓住了日军，无人再敢靠近。

趁此机会，圈外的部分明军战舰冲了进来，与陈璘会师，企图攻破包围圈，但日军十分顽固，死战不退，双方陷入僵持状态。

然而，就在这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刻，陈璘的船上突然响起了鸣金声。

在日军思维中，鸣金，就是不准备打了，可如今大家都在海上，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收兵回营这一说，您现在鸣金，算怎么回事？

而明军战船在收到这一信号后，却极为一致地停止了攻击，日军不明就里，加上之前吃过大亏，也不敢动，平静又一次降临了战场。

这正是陈璘所期盼的，因为这一次，他并没有故弄玄虚，之所以鸣金，只因为他需要时间，去准备另一样秘密武器。

他得到了足够的时间。

随即，日军看到了另一幕奇景，无数后部带火的竹筒自明军舰上呼啸而出，重重地击打在自己的船上，所到之处爆炸起火，浓烟四起，日军舰队陷入一片火海。

这种武器的名字，叫做火龙出水。

虽然许多年后，面对拿火枪的英军，手持长矛，目光呆滞的清军几乎毫无抵抗之力，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几百年前的明军，却有着先进的思维、创意，以及登峰造极的火器。

火龙出水，就是明代军事工业最为优秀的杰作。

该武器由竹筒或木筒制成，中间填充火药弹丸，后部装有火药引信，射程可达两百步，专门攻击对方舰船，是明军水战的专用武器。点燃后尾部带火，在水上滑翔，故称为火龙出水。这也是人类军事史上最早的舰对舰导弹雏形。

什么新玩意都好，反正日军是经不起折腾了，陈璘和李舜臣趁机突围，开始组织追击。

至此，战场的主动权已完全操控在陈璘手中，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出乎他的意料。

在猫岛设下水雷，在观音浦安置伏兵，正如陈璘计划的那样，日军的所有去路被一一切断，与顺天敌人会师的梦想也彻底破灭，然而他依然疏漏了一点：失败后的敌人，将只有一个选择——撤退。

而撤退的唯一通道，是露梁海。

此时防守露梁海的，是邓子龙，他的手下，只有三千人。

岛津义弘已无任何幻想，他明白自己落入了圈套，此刻唯一的奢望，就是逃离此处。

在这最后的时刻，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穷寇莫追这个成语。遭受重创的日军舰队再次聚拢，不顾一切地向堵截他们去路的邓子龙水师发动了近乎疯狂的进攻。

明军毕竟人少，在日军的拼死攻击下，防线渐渐不支，行将崩溃。

关键时刻，邓子龙出现了。

他虽然年过七十，却依然挺身而出，率领自己的旗舰，不顾一切地冲入日军船阵，因为这是唯一能够阻拦日军、争取时间的方法。

邓子龙的战舰成功地吸引了日军的注意，在数十艘日舰的围攻下，邓子龙的船只很快起火燃烧，部下随即请示，希望邓子龙放弃此船，转乘小艇，暂避他处。

然而邓子龙回答：

“此船即我所守之土，誓死不退！”

然后，他整装正容，在那艘燃烧的战舰上，坚持到人生的最后一刻。

坚守自己的岗位，无论何时、何地。在他看来，这是他应尽的职责。

从军四十余年，一贯如此。

终结的决断

邓子龙战死了，他用自己的生命挡住了日军的退路。

在岛津义弘看来，失去将领的明军很快就会被击溃，并乖乖地让开道路。

但是他错了。

此时的明军已不再需要指挥，当他们亲眼目睹那悲壮的一幕，怒火被彻底引燃之时，勇气和愤怒已经成为了最为伟大的统帅。

在复仇火焰的驱使下，邓子龙的浙兵发动了潮水般的逆袭，日军节节败退，被赶回了露梁海内。

在那里，他们又遇见了分别不久的老朋友：陈璘和李舜臣。

这下热闹了，陈璘军、李舜臣军，再加上退进来的岛津军和追击的邓子龙军，露梁海里布满战舰，可谓是人满为患。

岛津义弘军的末日终于来临，等候已久的陈璘和李舜臣对日舰发动了最后进攻，数百门舰炮猛烈轰鸣，无数日军不是被炮弹当场炸死，就是跳海当饲料。在刺鼻的硫磺和血腥味中，伴随着燃烧的烈焰，蓝色的露梁海一片赤红。

这就是曾经横行海上，骁勇善战的岛津水军的最后一幕，也是古往今来侵略者的必然结局。

绝望的日军开始了最后的反扑，但已于事无补，在大炮的轰鸣声中，他们都将前往同一个世界。

然而就在最终胜利的时刻即将到来的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

在战斗中，李舜臣又一次身先士卒，考虑到之前他只有十二条破船就敢打日军四百条战舰，而今正值痛打落水狗，不表现一把实在说不过去。

但就在他奋勇冲击的时候，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他的胸膛。

这是一件极为匪夷所思的事情，此时明朝联军占尽先机，日军已是强弩之末，一盘散沙，打一枪就得换个地方，基本属于任人宰割型，行将崩溃。

敌军已被包围，兵力武器占优，士气十分振奋，残敌不堪一击，这就是当时的战况，且李舜臣乘坐龟船，四周都有铁甲包裹，射击空隙有限，说难听点，就算站出去让人打，都未必能被击中。

然而李舜臣还是中弹了.

在这世上，有些事情是说不准的，比如二战时的苏军大将瓦杜丁，自出道以来身经百战，什么恶仗、硬仗、找死仗都打过。斯大林格勒挺过来了，库尔斯克打赢了，追得德军名将曼斯坦因到处跑，如此猛人，竟然在战役结束，到地方检查工作的时候，遇上了一帮土匪，腿上挨了一冷枪。按说伤也不重，偏偏就没抢救过来，就这么死了。

李舜臣的情况大致如此。

啥也别说了，总之一句话，这就是命。

身负重伤的李舜臣明白，他的使命即将结束，但这场战役并未终结。

于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身边的部将李莞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我就要死了，但现在战况紧急，不要透露我的死讯，请你接替我的位置，以我的名义，继续战斗下去。”

这也是他的最后遗言。

在战场上，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是胜负，因为只有胜利者的故事，才能流传下来。

所以李舜臣依然是幸运的，他虽没能看到胜利的来临，但他的一切都将作为胜利者的传奇传扬万世，正如他所写过的那首诗句：

全节终须报，成功岂可知？

平生心已定，此外有何辞！

节已报，心已定，便已成功，再有何辞？

伴随着李舜臣的逝去，日军迎来了自己的最后命运，在明朝联军的全力猛攻下，战斗变成了屠杀，日方四百余艘战舰被击沉，一万余人阵亡，日军惨败。

但要说日军毫无亮点，那也是不客观的。要特别提出表扬的，就是岛津义弘同志，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逃跑本领可谓举世无双，在抛下无数垫背、送死的同胞后，他终于逃了出去，虽然此时他的身边，只剩下了几十余条破船和几百名士兵。

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一月十九日中午，历时一天半的露梁海大战正式结束，日军精锐第五军全军覆没，史称露梁海大捷。

露梁海大捷后，翘首期盼的小西行长部终于彻底崩溃，纷纷化整为零，四散奔逃，小西行长不落人后，率残部趁明军不备，乘船偷渡出海，经过千辛万苦逃回日本，余部大部被歼。

至此，抗倭援朝战争正式结束，此战历时七年，最终，以中国军队的彻底胜利，以及日本军队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七年前，那杯由邪恶与野心酿成的苦酒，最终浇到丰臣秀吉的坟头上。

活该，死了也该。

正义终究战胜了邪恶，无论此时，或是三百四十年后，历史都用事实告诉了我们相同的道理：

无论何时何地，总会有那么几个不安分的侵略者，他们或许残暴，或许强大，或许看似不可战胜，但终将被埋葬。

战争结束了，胜利也好，失败也罢，参战的主角们都有了各自的结局。

两年后（1600），超级“忍者”德川家康终于发作，集结兵力，准备欺负丰臣秀吉的孤儿寡妇，死硬派小西行长当即联同石田三成等人，组成西军，出兵迎战。

但滑稽的是，出于对小西行长、石田三成的极度憎恨，作为丰臣秀吉的铁杆亲信，加藤清正、福岛正则等人当机立断，放下与德川家康之间的敌我矛盾，毅然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内部矛盾中去，加入东军，跟小西行长玩命。

而最搞笑的，莫过于岛津义弘，此人和丰臣秀吉关系本就不好，开战之初是德川家康的人，并奉命去帮助守城。结果城里的人未接通报，以为他是敌人派来忽悠的，不但没有开门，还对他放了几枪。

换了别人，无非是回去找德川家康告一状，之后该干嘛还干嘛，可这位就不同了，二杆子精神再起，操着家伙连夜投小西行长去也。

经过你来我往数个回合，这一大帮子人终于在日本关原碰上了，展开死磕，经过一天战斗，西军败退，小西行长战败后逃走，后又被擒获斩首，岛津义弘还是一如既往地跑了路，后来托人求情捡了一条命。

丰臣秀吉创立的事业就此完结。

但历史的惩罚并未结束，十五年后（1615），战火再起，在大阪夏季战役中，德川家康攻克了丰臣家的最后据点大阪城，丰臣秀吉的老婆孩子都死在城里，丰臣家族灭亡，断子绝孙。

我不是报应论者，但这一次，我信。

此后，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并建立了著名的德川幕府，他着力与明朝恢复友好关系，发展经济，颇有建树。

朝鲜失去了李舜臣，却迎来了和平，回复了平静的生活，为纪念那些为了朝鲜人民的安宁和自由而牺牲的明军将士，朝鲜政府修建了大报坛，每年祭祀，以表示对明朝仗义相助的感激，并提醒后辈不忘报恩。

现在，大报坛已经消失了，为什么消失，我不知道。

当兵的也没白干，为表彰群众，据说万历从国库里拨出了八万两白银，作为对士兵的封赏，当然，具体到每个人的头上，一层扒一层，外加还有陈璘这样的领导，能分到多少，那就不好说了。但无论如何，也算够意思了。

虽然在七年之中，曾有过无数的曲折，遇上许多的困难，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因为打赢了。

所谓正义、邪恶、侵略、暴行，大多时候都是毫无意义的胡扯，衡量战争的唯一且永远的准则，就是胜利，或失败。

用黑暗的暴力维护了光明的正义，这正是明朝创立的不朽功勋。

这场战争的最后结局大致如此，十分清楚，但有趣的是，几百年后，历史对于这场战争的评价，却十分之不清楚。

具体说来是这样的：日本的史料表示，这是一场延续了战国光荣以及名将光辉的战争，虽然未必光彩（这一点，他们是承认的）。

朝鲜（韩国）的史料则认为，这场战争之所以胜利，主要是因为李舜臣和朝鲜义军（无奈，政府军的表现实在太差），至于其他方面的因素，当然是有的，但似乎也是比较次要的。

而明朝方面……，基本没什么动静。

现象是奇怪的，但原因是简单的，因为在明朝看来，这场战争，压根就不是什么大事。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所谓的抗倭援朝战争，在史学界实在不算个啥，也没听说哪位专家靠研究这事出了名，即使在明代，它也只是万历三大征的一部分而已，史料也不算多，除了《万历三大征考》还算是马马虎虎外，许多细节只能从日本和朝鲜史料中找。

说起来，也只能怪我国地大物博，什么事都有，什么人都出，就规模而言，这场战争确实不值一提，打了七年，从头到尾，明军的总人数不过四万左右，直到最后一年，才勉强增兵至八万，且打两个月就收了场，架势并不算大。

而日本为了打这场仗，什么名将精兵之类的老本全都押上去了，十几万人拉到朝鲜，死光了再填，打到后来，国内农民不够，竟然四处抓朝鲜人回去种田，实在是顶不住了。

朝鲜更不用说，被打得束手无策，奄奄一息，差点被人给灭了，国王都准备外出避难，苦难深重，自然印象深刻。

相比而言，日本是拼了老命，朝鲜是差点没命，而明朝却全然没有玩命的架势，派几万人出国，军费粮食自己掏腰包，就把日本办挺了，事后连战争赔款都没要（估计日本也没钱给）。

什么叫强大？这就叫强大

在进行这场战争的同时，明朝还调兵十余万，围剿四川方向的杨应龙叛乱，在万历同志看来，这位叫杨应龙的土财主（土司），比丰臣秀吉的威胁更大。

基于以上理由，在宣传方面，明朝也是相当落后。战争结束后，在日本，明明表现不咋样的加藤清正、岛津义弘都被捧上了天，所谓“虎加藤”、“鬼石曼子”一波接一波的吹，从没消停过。

朝鲜方面，货真价实的李舜臣自不必说，死后被封公爵，几百年下来，能加的荣誉都加了，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

至于明朝，对相关人员的处理，大致是这样的：

战后，刘綎、陈璘任职都督同知（从一品），算是升了半级。当然，也不是白升的，几个月后，这二位仁兄就被调去四川播州的穷山恶水，因为在那里，还有个杨应龙等着他们去收拾。

英勇献身的邓子龙也得到了封赏，他被追赐为都督佥事（从二品），并得到了一个世袭职位，给儿子找了个铁饭碗。

仅此而已。

但和李如松比起来，以上的几位就算不错了。这位仁兄智勇双全、能征善战，几乎以一己之力挽救了朝鲜战局，是朝鲜战争中最为杰出的军事天才。

可这位盖世英雄，死后不但没人捧，还差点被口水淹死第二遍。

说到底，都是言官惹的祸。

明代是一个开明的朝代，言官可以任意发言，批评皇帝，弹劾大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民主。

可是民主过了头，就有问题了，发展到万历年间，言官们已经是无所不骂，坏人要骂，好人也要骂，不干事的要骂，干事的也要骂，且职位越高，权力越大，骂得就越响。

而李成梁十分符合这个条件，这位兄弟镇守边界数十年，权大势大，是最好的目标，外加他亏空贪污之类的事情也没少干，下台之后自然不招人待见，弹章堆得和山一样高，说什么的都有。

李如松自然也未能幸免，加上他在朝鲜风光一时，功勋卓著，就成了连带打击对象。最恶心人的是御史丁应泰，不但攻击他本人，连他的战绩也要骂，说平壤战役是小胜，日军死伤极少，碧蹄馆之战是大败，明军死伤极多。

要按照他的说法和算法，明军的士兵估计都是死后从坟里刨出来的（一共也就四、五万人），日军都是拿白鸽的和平使者（死伤不多，就是要逃）。李如松应该算是双面间谍，明明和日军勾结，偏偏还把日军赶跑了。

这人不但无耻，还很无聊，弹劾一封接着一封，闹到最后，连不爱搭理人的万历也忍不住了，直接给他下了个革职令让他滚蛋。

然而，从根本上讲，封赏过少，弹劾过多的责任者并不是丁应泰，更不是万历，因为按照明朝的惯例和规定，像抗倭援朝这种规模的战役，带几万人出去打一场，封赏就这么少，弹劾就这么多，大家都习惯了。

所以真正的原因虽然可笑，却很真实：

对明朝而言，这实在不是个太大的事。

既然不是什么大事，自然就没人管，自己不管别人当然也不管，加上那些无聊的言官泼脏水，修明史的清代史官照单全收，日本和朝鲜史料又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各说各话，于是，对这场战争的评价，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争议、误解、谜团。

然而无论大小，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这样一件事情：

四百多年前，有一群人为了摧垮贪欲和邪恶，远赴他乡，进行过一场伟大的战争，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较量里，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此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知道这一切，知道有这样一场战争，有这样一群人，曾为了捍卫自由与正义，英勇奋战，毫无畏惧。

为了那些无比的智慧，无畏的勇气，以及无私的牺牲。

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征倭总兵麻贵率军凯旋归来，明神宗在午门接见了他。

在搞完大大小小不厌其烦的程序仪式后，明神宗下旨，当众宣读大明诏书，通传天下，宣告抗倭援朝之役就此结束。

这是一封诏书，也是一个预言，因为在这份长篇大论之中，有这样一句话：

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

绝顶的官僚

在万历执政的前二十多年里，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他祖上留传下来的，也只能算是个烂摊子，而蒙古、宁夏、朝鲜、四川，不是叛乱就是入侵，中间连口气都不喘，军费激增，国库难支。

可是二十年了，国家也没出什么大乱子，所有的困难，他都安然度过。

因为前十年，他有张居正，后十年，他有申时行。

　　若评选明代三百年历史中最杰出的政治家，排行榜第一名非张居正莫属。在他当政的十年里，政治得以整顿，经济得到恢复，明代头号政治家的称谓实至名归。

　　但如果评选最杰出的官僚，结果就大不相同了，以张居正的实力，只能排第三。

　　因为这两个行业是有区别的。

　　从根本上讲，明代政治家和官僚是同一品种，大家都是在朝廷里混的，先装孙子再当爷爷，半斤对八两。但问题在于，明代政治家是理想主义者，混出来后就要干事，要实现当年的抱负。

　　而明代官僚是实用主义者，先保证自己的身份地位，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混。

　　所以说，明代政治家都是官僚，官僚却未必都是政治家。两个行业的技术含量和评定指标各不相同，政治家要能干，官僚要能混。

　　张居正政务干得好，且老奸巨滑，工于心计，一路做到首辅，混得也还不错。但他死节不保，死后被抄全家，差点被人刨出来示众，所以只能排第三。

　　明代三百年中，在这行里，真正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混到惊天地、泣鬼神的，当属张居正的老师，徐阶。

　　混迹朝廷四十多年，当过宰相培训班学员（庶吉士），骂过首辅（张璁），发配地方挂职（延平推官），好不容易回来，靠山又没了（夏言），十几年被人又踩又坑，无怨无悔，看准时机，一锤定音，搞定（严嵩）。

　　上台之后，打击有威胁的人（高拱），提拔有希望的人（张居正），连皇帝也要看他的脸色，事情都安排好了，才安然回家欢度晚年，活到了八十一岁，张居正死了他都没死，如此人精，排第一是众望所归。

　　而排第二的，就是张居正的亲信兼助手：申时行。

　　相信很多人并不认同这个结论，因为在明代众多人物中，申时行并不是个引人瞩目的角色，但事实上，在官僚这行里，他是一位身负绝学，超级能混的绝顶高手。

　　无人知晓，只因隐藏于黑暗之中。

　　申时行是一个十分谨小慎微的人，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如今天我和谁说了话，讲了啥，他都要记下来，比如他留下的《召对录》，就是这一类型的著作。

　　此外，他也喜欢写文章，并有文集流传后世。

　　基于其钻牛角尖的精神，他的记载是研究明史的重要资料。然而奇怪的是，对于自己的身世，这位老兄却是只字不提。

　　这是一件比较奇怪的事，而我是一个好奇的人，于是，我查了这件事。

　　遗憾的是，虽然我读过很多史书，也翻了很多资料，依然没能找到史料确凿的说法。

　　确凿的定论没有，不确凿的传言倒有一个，而在我看来，这个传言可以解释以上的疑问。

　　据说（注意前提）嘉靖十四年时，有一位姓申的富商到苏州游玩，遇上了一位女子，两人一见钟情，便住在了一起。

　　过了一段时间，女方怀孕了，并把孩子生了下来，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申时行。

　　可是在当时，这个孩子不能随父亲姓申，因为申先生有老婆。

　　当然了，在那万恶的旧社会，这似乎也不是什么违法行为，以申先生的家产，娶几个老婆也养得起，然而还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那位女子不是一般人，确切地说，是一个尼姑。

　　所以，在百般无奈之下，这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被送给了别人。

　　爹娘都没见过，就被别人领养，这么个身世，确实比较不幸。

　　但不幸中的万幸是，这个别人，倒也并非普通人，而是当时的苏州知府徐尚珍。他很喜欢这个孩子，并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徐时行。

　　虽然当时徐知府已离职，但在苏州干过知府，只要不是海瑞，一般都不会穷。

　　所以徐时行的童年非常幸福，从小就不缺钱花，丰衣足食，家教良好。而他本人悟性也很高、天资聪慧，二十多岁就考上了举人，人生对他而言，顺利得不见一丝波澜。

　　但惊涛骇浪终究还是来了。

　　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时行二十八岁，即将上京参加会试，开始他一生的传奇。

　　然而就在他动身前夜，徐尚珍找到了他，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其实，你不是我的儿子。

　　没等徐时行的嘴合上，他已把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和盘托出，包括他的生父和生母。

　　这是一个十分古怪的举动。

按照现在的经验，但凡考试之前，即使平日怒目相向，这时家长也得说几句好话，天大的事情考完再说，徐知府偏偏选择这个时候开口，实在让人费解。

然而我理解了。

就从现在开始吧，因为在你的前方，将有更多艰难的事情在等待着你，到那时，你唯一能依靠的人，只有你自己。

这是一个父亲，对即将走上人生道路的儿子的最后祝福。

徐时行沉默地上路了。我相信，他应该也是明白的，因为在那一年会试中，他是状元。

中了状元的徐时行回到了老家，真相已明，恩情犹在，所以他正式提出要求，希望能够归入徐家。

辛苦养育二十多年，而今状元及第，衣锦还乡，再认父母，收获的时候到了。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的父亲拒绝了这个请求，希望他回归本家，认祖归宗。

很明显，在这位父亲的心中，只有付出，没有收获。

无奈之下，徐时行只得怀着无比的歉疚与感动，回到了申家。

天上终于掉馅饼了，状元竟然都有白捡的。虽说此时他的生父已经去世，但申家的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敲锣打鼓，张灯结彩地把他迎进了家门。

从此，他的名字叫做申时行。

曲折的身世，幸福的童年，从他的养父身上，申时行获取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经验，并由此奠定了他性格的主要特点：

做人，要厚道。

然后当厚道的申时行进入朝廷后，才发现原来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很不厚道。

在明代，只要进了翰林院，只要不犯什么严重的政治错误，几年之后，运气好的就能分配到中央各部熬资格，有才的入阁当大学士，没才的也能混个侍郎、郎中，就算点背，派到了地方，官也升得极快，十几年下来，做个地方大员也不难。

有鉴于此，每年的庶吉士都是各派政治势力极力拉拢的对象。申时行的同学里，但凡机灵点的，都已经找到了后台，为锦绣前程做好准备。

申时行是状元，找他的人自然络绎不绝，可这位老兄却是巍然不动，谁拉都不去，每天埋头读书，毫不顾及将来的仕途。同学们一致公认，申时行同志很老实，而从某个角度讲，所谓老实，就是傻。

要知道，那几年朝廷是不好混的，先是徐阶斗严嵩，过几年，高拱上来斗徐阶，然后张居正又出来斗高拱，总而言之是一塌糊涂。今天是七品言官，明天升五品郎中，后天没准就回家种田去了。

你方唱罢我登场，上台洗牌是家常便饭，世事无常，跟着谁都不靠谱，所以谁也不跟的申时行笑到了最后。当他的同学纷纷投身朝廷拼杀的时候，他却始终呆在翰林院，先当修撰，再当左庶子。中间除了读书写文件外，还主持过几次讲学（经筵），教过一个学生，叫做朱翊钧，又称万历。

俗语有云，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一晃十年过去，经过无数清洗，到万历元年，嘉靖四十一年的这拨人，冲在前面的，基本上都废了。

就在此时，一个人站到了申时行的面前，对他说，跟着我走。

这一次，申时行不再沉默，他同意了。

因为这个人是张居正。

申时行很老实，但不傻。这十年里，他一直在观察，观察最强大的势力，最稳当的后台，现在，他终于等到了。

此后他跟随张居正，一路高歌猛进，几年内就升到了副部级礼部侍郎，万历五年（1577），他又当上了吏部侍郎，一年后，他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的爹死了，虽说他已经获准夺情，但也得回家埋老爹。为保证大权在握，他推举年仅四十三岁的申时行进入内阁，任东阁大学士。

历经十几年的苦熬，申时行终于进入了大明帝国的最高决策层。

但是当他进入内阁后，他才发现，自己在这里只起一个作用——凑数。

因为内阁的首辅是张居正，这位仁兄不但能力强，脾气也大，平时飞扬跋扈，是不折不扣的猛人。

一般说来，在猛人的身边，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当敌人，要么当仆人。

申时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很明白，像张居正这种狠角色，只喜欢一种人——听话的人。

申时行够意思，张居正也不含糊，三年之内，就把他提为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傅（从一品）。

但在此时的内阁里，申时行还只是个小字辈，张居正且不说，他前头还有张四维、马自强、吕调阳，一个个排过去，才能轮到他。距离那个最高的位置，依然是遥不可及。

申时行倒也无所谓，他已经等了二十年，不在乎再等十年。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不用等十年，一年都不用。

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死了。

树倒猢狲散。隐忍多年的张四维接班，开始反攻倒算，重新洗牌，局势对申时行很不利，因为地球人都知道他是张居正的亲信。

在这关键时刻，申时行第一次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混功”。

作为内阁大学士，大家弹劾张居正，他不说话；皇帝下诏剥夺张居正的职务，他不说话；抄张居正的家，他也不说话。

但不说话，不等于不管。

申时行是讲义气的，抄家抄出人命后，他立即上书，制止情况进一步恶化。还分了一套房子，十倾地，用来供养张居正的家属。

此后，他又不动声色地四处找人做工作，最终避免了张先生被人从坟里刨出来示众。

张四维明知申时行不地道，偏偏拿他没办法。因为此人办事一向是滴水不漏，左右逢源，任何把柄都抓不到。

但既然已接任首辅，收拾个把人应该也不太难，在张四维看来，他有很多时间。

然而事与愿违，张首辅还没来得及下手，就得到了一个消息——他的父亲死了。

死了爹，就得丁忧回家，张四维不愿意。当然，不走倒也可以，夺情就行，但五年前张居正夺情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考虑到自己的实力远不如张居正，且不想被人骂死，张四维毅然决定，回家蹲守。

三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此时，老资格的吕调阳和马自强都走了，申时行奉命代理首辅，等张四维回来。

一晃两年半过去了，眼看张先生就要功德圆满，胜利出关，却突然病倒了。病了还不算，两个月后，竟然病死了。

上级都死光了，进入官场二十三年后，厚道的老好人申时行，终于超越了他的所有同学，走上了首辅的高位。

一个新的时代，将在他的手中开始。

取胜之道

就工作能力而言，申时行是十分卓越的，虽说比张居正还差那么一截，但在他的时代，却是最为杰出的牛人。

因为要当牛人，其实不难，只要比你牛的人死光了，你就是最牛的牛人。

更何况申时行所面对的局面，比张居正时要好得多：首先他是皇帝的老师，万历也十分欣赏这位新首辅；其次，他很会做人，平时人缘也好，许多大臣都拥戴他；加上此时他位极人臣，当上了大领导，一切似乎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不过，只是似乎而已。

所谓朝廷，就是江湖。即使身居高位，扫平天下，也绝不会缺少对手。因为在这个地方，什么都会缺，就是不缺敌人。

张四维死了，但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

而这个敌人，是万历一手造就的。

张居正死后，万历得到了彻底的解放。没人敢管他，也没人能管他，所有权力终于回到他的手中。他准备按自己的意愿去管理这个帝国。

但在此之前，他还必须做一件事。

按照传统，打倒一个人是不够的，必须把他彻底搞臭，消除其一切影响，才算是善莫大焉。

于是，一场批判张居正的活动就此轰轰烈烈展开。

张居正在世的时候，吃亏最大的是言官。不是罢官，就是打屁股，日子很不好过，现在时移势易，第一个跳出来的自然也就是这些人。

万历十二年（1584）三月，御史丁此吕首先发难，攻击张居正之子张嗣修当年科举中第，是走后门的关系户云云。

这是一次极端无聊的弹劾，因为张嗣修中第，已经是猴年马月的事，而张居正死后，他已被发配到边远山区充军。都折腾到这份上了，还要追究考试问题，是典型的没事找事。

然而事情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事实上，这是一个设计周密的阴谋。

丁此吕虽说没事干，却并非没脑子，他十分敏锐地察觉到，只要对张居正问题穷追猛打，就能得到皇帝的宠信，

这一举动还有另一个更阴险的企图：当年录取张嗣修的主考官，正是今天的首辅申时行。

也就是说，打击张嗣修，不但可以获取皇帝的宠信，还能顺道收拾申时行，把他拉下水，一箭双雕，十分狠毒。

血雨腥风就此而起。

申时行很快判断出了对方的意图，他立即上书为自己辩解，说考卷都是密封的，只有编号，没有姓名，根本无法舞弊。

万历支持了他的老师，命令将丁此吕降职调任外地，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然而这道谕令的下达，才是暴风雨的真正开端。

明代的言官中，固然有杨继盛那样的孤胆英雄，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团伙作案。一个成功言官的背后，总有一拨言官。

丁此吕失败了，于是幕后黑手出场了，合计三双。

这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李值、江东之，羊可立。在我看来，这三位仁兄是名副其实的“骂仗铁三角”。

之所以给予这个荣誉称号，是因为他们不但能骂，还很铁。

李、江、羊三人，都是万历五年（1577）的进士。原本倒也不熟，自从当了御史后，因为共同的兴趣和事业（骂人）走到了一起，在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成为了新一代的搅屎棍。

之所以说新一代，是因为在他们之前，也曾出过三个极能闹腾的人，即大名鼎鼎的刘台、赵用贤、吴中行。这三位仁兄，当年曾把张居正老师折腾得只剩半条命，十分凑巧的是，他们都是隆庆（1571）五年的进士，算是老一代的铁三角。

但这三个老同志都还算厚道人，大家都捧张居正，他们偏骂，这叫义愤。后来的三位，大家都不骂了，他们还骂，这叫投机。

丁此吕的奏疏刚被打回来，李植就冲了上去，枪口直指内阁的申时行。还把管事的吏部尚书杨巍搭了上去，说这位人事部长逢迎内阁，贬低言官。

话音没落，江东之和羊可立就上书附和，一群言官也跟着凑热闹，舆论顿时沸沸扬扬。

对于这些举动，申时行起先并不在意：丁此吕已经滚蛋了，你们去闹吧，还能咋地？

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几天以后，万历下达了第二道谕令，命令丁此吕留任，并免除应天主考高启愚（负责出考题）的职务。

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政治信号。

其实申时行并不知道，对于张居正，万历的感觉不是恨，而是痛恨。这位曾经的张老师，不但是一个可恶的夺权者，还是笼罩在他心头上的恐怖阴影。

支持张居正的，他就反对，反对张居正的，他就支持！无论何人、何时、何种动机。

这才是万历的真正心声，上次赶走丁此吕，不过是给申老师一个面子，现在面子都给过了，该怎么来，咱还怎么来。

申时行明白，大祸就要临头了：今天解决出考题的，明天收拾监考的，杀鸡儆猴的把戏并不新鲜。

情况十分紧急，但在这关键时刻，申时行却表现出了让人不解的态度，他并不发文反驳，对于三位御史的攻击，保持了耐人寻味的沉默。

几天之后，他终于上疏，却并非辨论文书，而是辞职信。

就在同一天，内阁大学士许国、吏部尚书杨巍同时提出辞呈，希望回家种田。

这招以退为进十分厉害，刑部尚书潘季驯、户部尚书王璘、左都御史赵锦等十余位部级领导纷纷上疏，挽留申时行。万历同志也手忙脚乱，虽然他很想支持三位骂人干将，把张居正整顿到底，但为维护安定团结，拉人干活，只得再次发出谕令，挽留申时行等人，不接受辞职。

这道谕令有两个意思，首先是安慰申时行，说这事我也不谈了，你也别走了，老实干活吧。

此外，是告诉江、羊、李三人，这事你们干得不错，深得我心（否则早就打屁股了），但到此为止，以后再说。

事情就此告一段落，然而之后的发展告诉了我们，这一切，只不过是热身运动。

问题的根源，在于“铁三角”。科场舞弊事件完结后，这三位拍对了马屁的仁兄都升了官：江东之升任光禄寺少卿，李植任太仆寺少卿，羊可立为尚宝司少卿。

太仆寺少卿是管养马的，算是助理弼马温，正四品。光禄寺少卿管吃饭宴请，是个肥差，正五品。尚宝司少卿管公章文件，是机要部门，从五品。

换句话说，这三个官各有各的好处，却并不大，可见万历同志心里有谱：给你们安排好工作，小事来帮忙，大事别掺和。

这三位兄弟悟性不高，没明白其中的含义，给点颜色就准备开染坊。虽然职务不高，权力不大，却都很有追求，可谓是手攥两块钱，心怀五百万，欢欣鼓舞之余，准备接着干。

而这一次，他们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打算捏软柿子，将矛头对准了另一个目标——潘季驯。

可怜潘季驯同志，其实他并不是申时行的人。说到底，不过是个搞水利的技术员，高拱在时，他干，张居正在时，他也干，是个标准的老好人，无非是看不过去，说了几句公道话，就成了打击对象。

话虽如此，但此人一向人缘不错，又属于特殊科技人才，还干着司法部部长（刑部尚书），不是那么容易搞定的。

可是李植只用了一封奏疏，就彻底终结了他。

这封奏疏彻底证明了李先生的厚黑水平，非但绝口不提申时行，连潘技术员本人都不骂。只说了两件事——张居正当政时，潘季驯和他关系亲密，经常走动，张居正死后抄家，他曾几次上书说情。

这就够了。

申时行的亲信，不要紧；个人问题，不要紧；张居正的同伙，就要命了。

没过多久，兢兢业业的潘师傅就被革去所有职务，从部长一踩到底，回家当了老百姓。

这件事干得实在太过龌龊，许多言官也看不下去了。御史董子行和李栋分别上书，为潘季驯求情，却被万历驳回，还罚了一年工资。

有皇帝撑腰，“铁三角”越发肆无忌惮，把战火直接烧到了内阁的身上，而且下手也特别狠，明的暗的都来。先是写匿名信，说大学士许国安排人手，准备修理李植、江东之。之后又明目张胆地弹劾申时行的亲信，不断发起挑衅。

部长垮台，首辅被整，闹到这个份上，已经是人人自危，鬼才知道下个倒霉的是谁。连江东之当年的好友，刑科给事中刘尚志也憋不住了，站出来大吼一声：

“你们要把当年和张居正共事过的人全都赶走，才肯干休吗（尽行罢斥而后已乎）？！”

然而让人费解的是，在这片狂风骤雨之中，有一个人却始终保持着沉默。

面对漫天阴云，申时行十分之镇定，既不吵，也不闹，怡然自得。

这事要换在张居正头上，那可就了不得了。以这位仁兄的脾气，免不了先回骂两句，然后亲自上阵，罢官、打屁股，搞批判，不搞臭搞倒誓不罢休。刘台、赵用贤等人，就是先进典型。

就能力与天赋而言，申时行不如张居正，但在这方面，他却远远地超越了张先生。

申首辅很清楚，张居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务天才。而像刘台、江东之这类人，除了嘴皮子利索，口水旺盛外，干工作也就是个白痴水平。和他们去较真，那是要倒霉的，因为这帮人会把对手拉进他们的档次，并凭借自己在白痴水平长期的工作经验，战胜敌人。

所以在他看来，李植、江东之这类人，不过是跳梁小丑，并无致命威胁，无须等待多久，他们就将露出破绽。

然而“铁三角”似乎没有这个觉悟，万历十三年（1585）八月，他们再一次发动了进攻。

事情是这样的，为了给万历修建陵墓，申时行前往大峪山监督施工，本打算打地基，结果挖出了石头。

在今天看来，这实在不算个事，把石头弄走就行了。可在当时，这就是个掉脑袋的事。

皇帝的陵寝，都是精心挑选的风水宝地，要保证皇帝大人死后，也得躺得舒坦，竟然挑了这么块石头地，存心不让皇上好好死，是何居心？

罪名有了，可申时行毕竟只是监工，要把他拉下水，必须要接着想办法。

经过一番打探，办法找到了：原来这块地是礼部尚书徐学谟挑的，这个人不但是申时行的亲家，还是同乡。很明显，他选择这块破地，给皇上找麻烦，是有企图的，是用心不良的，是受到指使的。

只要咬死两人的关系，就能把申时行彻底拖下水。而这帮野心极大的人，也早已物色好了首辅的继任者，只要申时行被弹劾下台，就立即推荐此人上台，并借此控制朝局，这就是他们的计划。

然而这个看似万无一失的计划，却有两个致命的破绽。

几天之后，三人同时上疏，弹劾陵墓用地选得极差，申时行玩忽职守，任用私人，言辞十分激烈。

在规模空前的攻击面前，申时行却毫不慌张，只是随意上了封奏疏说明情况，因为他知道，这帮人很快就要倒霉了。

一天之后，万历下文回复：

“阁臣（指申时行）是辅佐政务的，你们以为是风水先生吗（岂责以堪舆）！？”

怒火中烧的万历骂完之后，又下令三人罚俸半年，以观后效。

三个人被彻底打懵了，他们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归根结底，还是信息工作没有到位。这几位仁兄晃来晃去，只知道找地的是徐学谟，却不知道拍板定位置的，是万历。

皇帝大人好不容易亲自出手挑块地，却被他们骂得一无是处，不出口气实在说不过去。

不过还好，毕竟算是皇帝的人，只是罚了半年的工资，励精图治，改日再整。

可还没等这三位继续前进，背后却又挨了一枪。

在此之前，为了确定申时行的接班人选，三个人很是费了一番脑筋，反复讨论，最终拍板——王锡爵。

这位王先生，之前也曾出过场。张居正夺情的时候，上门逼宫，差点把张大人搞得横刀自尽，是张居正的死对头，加上他还是李植的老师，没有更适合的人选了。

看上去是那么回事，可惜有两点，他们不知道：其一，王锡爵是个很正派的人，他不喜欢张居正，却并非张居正的敌人。

其二，王锡爵是嘉靖四十一年进士，考试前就认识了老乡申时行，会试，他考第一，申时行考第二，殿试，他考第二，申时行第一。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

基于以上两点，得知自己被推荐接替申时行之后，王锡爵递交了辞职信。

这是一封著名的辞职信，全称为《因事抗言求去疏》，并提出了辞职的具体理由：

老师不能管教学生，就该走人（当去）！

这下子全完了，这帮人虽说德行不好，但毕竟咬人在行，万历原打算教训他们一下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可这仨太不争气，得罪了内阁、得罪了同僚，连自己的老师都反了水，再这么闹腾，没准自己都得搭进去，于是他下令，江东之、李植、羊可立各降三级，发配外地。

家犬就这么变成了丧家犬，不动声色之间，申时行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和稀泥的艺术

对申时行而言，江东之这一类人实在是小菜一碟。在朝廷里呆了二十多年，徐阶、张居正这样的超级大腕他都应付过去了，混功已达出神入化的地步，万历五年出山的这帮小喽罗自然不在话下。

混是一种生活技巧，除个别二杆子外，全世界人民基本都会混。因为混并不影响社会进步，人类发展，该混就混，该干就干，只混不干的，叫做混混。

申时行不是混混，混只是他的手段，干才是他的目的。

一般说来，新官上任，总要烧三把火，搞点政绩，大干特干，然而综观申时行当政以来的种种表现，就会惊奇地发现，他的大干，就是不干。他的作为，就是不作为。

申时行干的第一件事情，是废除张居正的考成法。

这是极为出人意料的一招，因为在很多人看来，申时行是张居正的嫡系，毫无理由反攻倒算。

但申时行就这么干了，因为这样干，是正确的。

考成法，是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工作指标层层落实，完不成轻则罢官，重则坐牢，令各级官员威风丧胆。

在很长时间里，这种明代的打考勤，发挥了极大效用，有效提高了官员的工作效率，是张居正的得意之作。

但张先生并不知道，这种考成法，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缺陷。

比如朝廷规定，户部今年要收一百万两税银，分配到浙江，是三十万，这事就会下派给户部浙江司郎中（正五品），由其监督执行。

浙江司接到命令，就会督促浙江巡抚办理。巡抚大人就会去找浙江布政使，限期收齐。

浙江布政使当然不会闲着，立马召集各级知府，限期收齐。知府大人回去之后召集各级知县，限期收齐。

知县大人虽然官小，也不会自己动手，回衙门召集衙役，限期收齐。

最后干活的，就是衙役，他们就没办法了，只能一家一家上门收税。

明朝成立以来，大致都是这么个办法，就管理学而言，还算比较合理，搞了两百多年，也没出什么大问题。

考成法一出来，事情就麻烦了。

原先中央下达命令，地方执行，就算执行不了，也好商量。三年一考核，灾荒大，刁民多，今年收不齐，不要紧，政策灵活掌握，明年努力，接着好好干。

考成法执行后，就不行了，给多少任务，你就得完成多少，短斤少两自己补上，补不上就下课受罚。

这下就要了命了，衙役收不齐，连累知县，知县收不齐，连累知府，知府又连累布政使，一层层追究责任，大家同坐一条船，出了事谁也跑不掉。

与其自下而上垮台，不如自上而下压台。随着一声令下，各级官吏纷纷动员起来，不问理由，不问借口，必须完成任务。

于是顺序又翻了过来，布政使压知府，知府压知县，知县压衙役，衙役……，就只能压老百姓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上级压下级，下级压百姓。一般年景，也还能对付过去，要遇上个灾荒，那就惨了，衙役还是照样上门，说家里遭灾，他点头，说家里死人，他还点头，点完头该交还得交。揭不开锅也好，全家死绝也罢，收不上来官就没了，你说我收不收？

以上还算例行公事，到后来，事情越发恶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