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没有帖完阿！

后面其实也只有两篇了，其中一篇我看到的地方不太完整，还没找到完整版……

我是在这儿看的。往事并不如烟的大部分章节也能在这个网站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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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楼上的，我又找到一篇没看过的，接着贴

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作者：章诒和


　　叶盛兰（一九一四—一九七八），男，汉族，籍安徽太湖，京剧小生演员。

　　提到京剧，就要提到“富连成”；提到叶盛兰，也要提到“富连成”，这是他的背景。他的一生因它而光耀，也因它而屈辱。

　　“富连成”是啥？“富连成”是一个按传统规程和习惯来培养京剧艺人的旧式科班，始创于清末民初，结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学艺的学员出身梨园世家或来自苦寒人家。他们在严格管理和严酷到残酷的训练下，学习京剧。在几十年时间里，“富连成”科班以管吃管住、又打又骂、边学边演的独特方式，为中国京剧艺术培植了七百多名有很高表演技艺的演员；日后他们成为中国京剧的骨干力量乃至举世闻名的艺术家。这个由私人开设的科班，可谓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质量最高，影响最大。那时与“富连成”并存的还有一些京剧班社和学校。但连续几十年不间断的培养艺术表演人才且成绩卓著，“富连成”是首屈一指，至今也是首屈一指，别看现在有了高校性质的戏曲学院。

　　“富连成”学员按“喜、连、富、盛、世、元、韵”七字顺序，排列为七个科次。每科都有出类拔萃的演员，用“星光灿烂”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喜”字班有出名的陆喜明、陆喜才、雷喜福、赵喜魁、赵喜贞、武喜永六大弟子以及侯喜瑞。“连”字科有于连泉（小翠花）、马连良、马连昆、刘连荣、王连平、何连涛、方连元、骆连翔等人。“富”字科有茹富兰、谭富英、茹富蕙、马富禄、吴富琴、沈富贵、邱富棠等人。“盛”字科有裘盛戎、高盛麟、杨盛春、叶盛章、叶盛兰、李盛斌、李盛藻、刘盛莲、孙盛文、萧盛萱、孙盛武、贯盛吉、贯盛习等人。“世”字科有袁世海、李世芳、毛世来、阎世善、迟世恭、江世升、江世玉、艾世菊、沙世鑫、刘世勋、裘世成、王世续等人。“元”字班有黄元庆、刘元彤、郭元汾、茹元俊、谭元寿、哈元章等人。而搭班学艺的，则有周信芳、梅兰芳等人。这份名单基本上把京剧界的顶尖演员，一网打尽。而“富连成”之所以取得极其丰厚的教育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两个人——两个杰出的艺术教育家。一个是社长叶春善，一个是管事的总教习萧长华。

　　这个叶春善不是别人，就是叶盛兰的父亲。光绪二十七年（一九Ｏ一）由一个富绅出资，叶春善从收容六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开始，一手创办了这个京剧科班。光绪三十年（一九Ｏ四）打出“喜连升”的招牌，后因换东家改为“富连成”。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叶春善患病，由长子叶龙章接替科班的工作。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叶龙章因病不再问事，社务转由次子叶荫章主持。一九四八年，“富连成”解体。我为何在此不厌其烦地介绍“富连成”，因为这是叶盛兰的背景。今天谁毕业于哈佛，谁就拥有一个最好的文化背景。如果拿它和“富连成”背景相比，前者不过是一所美国的好大学，后者则是中国整个梨园行外加半部京剧史。这个背景，让叶盛兰的前半生灿烂无比；这个背景，让叶盛兰的后半辈子灾祸无穷。

　　说完了背景，再说叶氏家族。叶氏祖籍安徽太湖，乃梨园世家。中国戏曲史里，有为乾隆皇帝八十寿辰“四大徽班”进京献艺的盛事。其中的“四喜”班，在咸丰、同治年间有个非常出色的艺人叫叶中定，弟弟叫叶中兴，哥儿俩搭班唱戏。这个叶中定，就是叶盛兰的祖父。

　　叶春善一九Ｏ三年娶妻段氏，生有五子四女。长子叶龙章先在张学良东北军供职，一九三五年接替父亲任“富连成”社长。次子叶荫章为京剧武场（京剧伴奏中的打击乐队称为武场）鼓师。三子叶盛章，武丑演员。四子叶盛兰，文武小生。五子叶盛长，文武老生，娶妻谭小培之女谭秀英。长女叶玉琪，嫁名小生茹富兰为妻。次女叶玉琳，嫁老生演员宋继亭为妻。三女过继给四姨母，改名杨凤岐。四女叶惠蓉，嫁萧长华之子丑行演员萧盛萱为妻。另有一义女，叶萍。

　　叶家的第四代，绝大多数也从事京剧表演事业。他们当中不乏佼佼者，有的已是出人头地的名角儿。如叶盛兰之子叶莲、叶强（后改名叶少兰），叶盛长之子叶金援、女儿叶红珠，叶玉琪之子茹元俊，叶蕙蓉之子萧润增、萧润德。总之，叶氏家族从咸丰延续到今天，可谓树大根深；又与同为梨园世家的萧家、茹家、谭家联姻，子女众多，可谓枝繁叶茂。这梨园子弟和干部子弟不同，他们是代代领风骚，家家出人才。戏曲舞台和影视荧屏不同，想露脸走红没什么后门可走，出名成材靠的都是硬功。

　　有了这样的背景，有了这样的出身，本人又有那样的天资和才情，你说，叶盛兰当是怎样的脾气和做派？

　　他是甲寅年生人，属虎。叶盛兰的性子也真有点儿虎性。从落地起性子就烈，喂奶稍微晚了点儿，就哭个没完，甚至能哭得闭过气去。小时候念私塾也要强，功课若背不下来，宁可不吃不喝也不睡，实在困得不行，就用拳头捶自己的头。到了科班，还是这个脾气。为了打好武功底子，他从来不跟大伙一块儿睡午觉。每日中午，他都主动给自己加一遍功。叶盛兰常说：“唱戏的没腰、没腿（即无腰功、无腿功），到了台上怎么亮相都不好看。”

　　叶盛兰原在北平师大附小念书，十一岁入“富连成”社，因有一副姣好的面容，便学旦角。青衣、武旦、刀马旦都拿得起。非但拿得起，还真都不错呢。但是不久发现他妩媚不足，英气有余。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京剧小生人才奇缺，后改学小生，自己对小生也很感兴趣，发奋用功。举凡小生各种功如扇子、袍带、纱帽、翎子、靠把，他都学会了，唱做皆优，文武兼擅。加之人又敬业，每一场戏，都是全力以赴，难怪人们要称赞他是中国京剧第一小生了。祖籍在杏花春雨的江南，成长在风霜凛冽的北国，江南的水气与北国的长风同时融入了他的气质，外表兼具北雄南秀。面庞白皙，两道剑眉通鼻梁，十足地挑起了男子汉的英风飒气。眉宇间那股端凝沉稳之气，竟如深潭静水，潋滟袭人。

　　叶盛兰脾气大。这个大脾气，一直保留到一九五七年夏季。我曾问同事：“为什么叶盛兰有那么大的脾气？”

　　同事瞥了我一眼，说：“是角儿，就都有脾气，那些跑龙套的倒是没脾气。”

　　叶盛兰还在“富连成”科班效力的时候，慧眼识人的马连良就“盯上”他了。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马连良便邀请他客串《群英会—借东风》里的周瑜，并大肆宣传，厚给酬劳。这种名利双收的情况，使年轻的叶盛兰受宠若惊。他的父亲，“富连成”社长叶春善也觉得自己的儿子能在“扶风社”大班演出，是多么风光体面。要知道，科班学生出科（即毕业）以后的出路，就是搭班唱戏的卖艺生涯。如今有马连良亲自来请，有“扶风社”这样有名的大班来约，待遇优厚，当然是求之不得，叶家一口答应。也就从一九三三年起，到一九四八年，叶盛兰与马连良搭档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整整合作了十五个年头。那时的“扶风社”有马连良、张君秋、叶盛兰、刘连荣、马富禄，人称“五虎上将”，在菊坛可算得打遍天下无敌手了。

　　也算“富连成”门徒的梅兰芳，也格外关照这个小师弟。一九三三年秋在上海大舞台与之合演了一场《奇双会》，使叶盛兰红遍上海滩。上海观众说：“好些年了，没见到这么好的小生呀！”

　　叶盛兰喜阅读。他不看闲书，而是阅读与唱戏相关的著作。在对剧本的研究上下过许多工夫。比如为唱好《监酒令》，他通读了《西汉演义》，终于唱出了主人公朱虚侯刘章的凛然正气。马连良听了他吊嗓时的刘章四句唱，非常感动。这个戏在天津公演的时候，一向重视整体形象的马连良看到舞台上供刘章夜巡用的红灯笼，是一个用红绿布糊的直径只有五寸的小圆筒儿，便觉小气，不匹配叶盛兰挺拔嘹亮、气贯长虹的表演，于是，连夜派人到北京专门许可证做四个大红纱质的宫灯。这宫灯，立刻烘托出舞台的气势。

　　一九四Ｏ年，叶氏三兄弟在上海黄金大戏院联合演出，声势浩大。他们订制了全堂守旧（京剧舞台装置，也称堂幕、台幔。即舞台上作为背景使用的底幕。绸缎或丝绒制，并刺绣各种装饰性图案，起到美化舞台的作用。一些名角均在守旧的装饰上标新立异，作为戏班演出风格的一种标志），天蓝色的软缎，上面绣了三片大红色的枫叶，象征着叶氏三雄。其中，以叶盛兰的风头最健，号召力最强。年纪轻轻的，便锋芒尽露，光彩照人。叶盛兰的表演从嘴里到脚底，都可圈可点。水牌子（京剧戏班里每日公布戏码的器具）上但凡有“叶盛兰”三个字，就能保证有五成以上的上座率。他的姓名，就是票房。叶盛兰的小生戏好，偶尔演个小旦，也棒。我是没看过，据那些看过的老先生说，当年叶盛兰与小翠花合演过一出《杀子报》（一九四九年后被列为禁戏），他扮演官保的姐姐金定（小旦）。当他们的母亲要杀官保时，金定哭着跪下为弟弟求情。台上的叶盛兰哭得那个恸呀，真像个小姐姐模样。每演至此，都能把观众的眼泪催下来。他演的《木兰从军》也极好，又文又武，亦男亦女。现在没人会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吴祖光曾问过我：“诒和，你看过叶盛兰的《南界关》（又名《战寿春》）吗？”

　　我摇摇头，说：“没看过。”“那你就太遗憾了！”“我看过他的罗成、周瑜、吕布，也不遗憾了。”吴祖光说：“遗憾！没看过他的《南界关》，就都遗憾。”

　　经他介绍，我才知道：叶盛兰在这个戏里扮演守将刘仁瞻之妻徐氏，是反串青衣。最后一场是守城之战，又是十足的刀马旦———讲到这里，吴祖光站起来，激动地说：“这一场的激烈程度，是我看武旦戏从来没有过的，至今也没有见过第二个人演过这出戏。总之，叶盛兰即使反串，也是一流！”

　　听他这么一说，我立马觉得自己太遗憾了，而且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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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作者：章诒和


　　叶盛兰（一九一四—一九七八），男，汉族，籍安徽太湖，京剧小生演员。

　　提到京剧，就要提到“富连成”；提到叶盛兰，也要提到“富连成”，这是他的背景。他的一生因它而光耀，也因它而屈辱。

　　“富连成”是啥？“富连成”是一个按传统规程和习惯来培养京剧艺人的旧式科班，始创于清末民初，结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学艺的学员出身梨园世家或来自苦寒人家。他们在严格管理和严酷到残酷的训练下，学习京剧。在几十年时间里，“富连成”科班以管吃管住、又打又骂、边学边演的独特方式，为中国京剧艺术培植了七百多名有很高表演技艺的演员；日后他们成为中国京剧的骨干力量乃至举世闻名的艺术家。这个由私人开设的科班，可谓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质量最高，影响最大。那时与“富连成”并存的还有一些京剧班社和学校。但连续几十年不间断的培养艺术表演人才且成绩卓著，“富连成”是首屈一指，至今也是首屈一指，别看现在有了高校性质的戏曲学院。

　　“富连成”学员按“喜、连、富、盛、世、元、韵”七字顺序，排列为七个科次。每科都有出类拔萃的演员，用“星光灿烂”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喜”字班有出名的陆喜明、陆喜才、雷喜福、赵喜魁、赵喜贞、武喜永六大弟子以及侯喜瑞。“连”字科有于连泉（小翠花）、马连良、马连昆、刘连荣、王连平、何连涛、方连元、骆连翔等人。“富”字科有茹富兰、谭富英、茹富蕙、马富禄、吴富琴、沈富贵、邱富棠等人。“盛”字科有裘盛戎、高盛麟、杨盛春、叶盛章、叶盛兰、李盛斌、李盛藻、刘盛莲、孙盛文、萧盛萱、孙盛武、贯盛吉、贯盛习等人。“世”字科有袁世海、李世芳、毛世来、阎世善、迟世恭、江世升、江世玉、艾世菊、沙世鑫、刘世勋、裘世成、王世续等人。“元”字班有黄元庆、刘元彤、郭元汾、茹元俊、谭元寿、哈元章等人。而搭班学艺的，则有周信芳、梅兰芳等人。这份名单基本上把京剧界的顶尖演员，一网打尽。而“富连成”之所以取得极其丰厚的教育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两个人——两个杰出的艺术教育家。一个是社长叶春善，一个是管事的总教习萧长华。

　　这个叶春善不是别人，就是叶盛兰的父亲。光绪二十七年（一九Ｏ一）由一个富绅出资，叶春善从收容六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开始，一手创办了这个京剧科班。光绪三十年（一九Ｏ四）打出“喜连升”的招牌，后因换东家改为“富连成”。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叶春善患病，由长子叶龙章接替科班的工作。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叶龙章因病不再问事，社务转由次子叶荫章主持。一九四八年，“富连成”解体。我为何在此不厌其烦地介绍“富连成”，因为这是叶盛兰的背景。今天谁毕业于哈佛，谁就拥有一个最好的文化背景。如果拿它和“富连成”背景相比，前者不过是一所美国的好大学，后者则是中国整个梨园行外加半部京剧史。这个背景，让叶盛兰的前半生灿烂无比；这个背景，让叶盛兰的后半辈子灾祸无穷。

　　说完了背景，再说叶氏家族。叶氏祖籍安徽太湖，乃梨园世家。中国戏曲史里，有为乾隆皇帝八十寿辰“四大徽班”进京献艺的盛事。其中的“四喜”班，在咸丰、同治年间有个非常出色的艺人叫叶中定，弟弟叫叶中兴，哥儿俩搭班唱戏。这个叶中定，就是叶盛兰的祖父。

　　叶春善一九Ｏ三年娶妻段氏，生有五子四女。长子叶龙章先在张学良东北军供职，一九三五年接替父亲任“富连成”社长。次子叶荫章为京剧武场（京剧伴奏中的打击乐队称为武场）鼓师。三子叶盛章，武丑演员。四子叶盛兰，文武小生。五子叶盛长，文武老生，娶妻谭小培之女谭秀英。长女叶玉琪，嫁名小生茹富兰为妻。次女叶玉琳，嫁老生演员宋继亭为妻。三女过继给四姨母，改名杨凤岐。四女叶惠蓉，嫁萧长华之子丑行演员萧盛萱为妻。另有一义女，叶萍。

　　叶家的第四代，绝大多数也从事京剧表演事业。他们当中不乏佼佼者，有的已是出人头地的名角儿。如叶盛兰之子叶莲、叶强（后改名叶少兰），叶盛长之子叶金援、女儿叶红珠，叶玉琪之子茹元俊，叶蕙蓉之子萧润增、萧润德。总之，叶氏家族从咸丰延续到今天，可谓树大根深；又与同为梨园世家的萧家、茹家、谭家联姻，子女众多，可谓枝繁叶茂。这梨园子弟和干部子弟不同，他们是代代领风骚，家家出人才。戏曲舞台和影视荧屏不同，想露脸走红没什么后门可走，出名成材靠的都是硬功。

　　有了这样的背景，有了这样的出身，本人又有那样的天资和才情，你说，叶盛兰当是怎样的脾气和做派？

　　他是甲寅年生人，属虎。叶盛兰的性子也真有点儿虎性。从落地起性子就烈，喂奶稍微晚了点儿，就哭个没完，甚至能哭得闭过气去。小时候念私塾也要强，功课若背不下来，宁可不吃不喝也不睡，实在困得不行，就用拳头捶自己的头。到了科班，还是这个脾气。为了打好武功底子，他从来不跟大伙一块儿睡午觉。每日中午，他都主动给自己加一遍功。叶盛兰常说：“唱戏的没腰、没腿（即无腰功、无腿功），到了台上怎么亮相都不好看。”

　　叶盛兰原在北平师大附小念书，十一岁入“富连成”社，因有一副姣好的面容，便学旦角。青衣、武旦、刀马旦都拿得起。非但拿得起，还真都不错呢。但是不久发现他妩媚不足，英气有余。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京剧小生人才奇缺，后改学小生，自己对小生也很感兴趣，发奋用功。举凡小生各种功如扇子、袍带、纱帽、翎子、靠把，他都学会了，唱做皆优，文武兼擅。加之人又敬业，每一场戏，都是全力以赴，难怪人们要称赞他是中国京剧第一小生了。祖籍在杏花春雨的江南，成长在风霜凛冽的北国，江南的水气与北国的长风同时融入了他的气质，外表兼具北雄南秀。面庞白皙，两道剑眉通鼻梁，十足地挑起了男子汉的英风飒气。眉宇间那股端凝沉稳之气，竟如深潭静水，潋滟袭人。

　　叶盛兰脾气大。这个大脾气，一直保留到一九五七年夏季。我曾问同事：“为什么叶盛兰有那么大的脾气？”

　　同事瞥了我一眼，说：“是角儿，就都有脾气，那些跑龙套的倒是没脾气。”

　　叶盛兰还在“富连成”科班效力的时候，慧眼识人的马连良就“盯上”他了。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马连良便邀请他客串《群英会—借东风》里的周瑜，并大肆宣传，厚给酬劳。这种名利双收的情况，使年轻的叶盛兰受宠若惊。他的父亲，“富连成”社长叶春善也觉得自己的儿子能在“扶风社”大班演出，是多么风光体面。要知道，科班学生出科（即毕业）以后的出路，就是搭班唱戏的卖艺生涯。如今有马连良亲自来请，有“扶风社”这样有名的大班来约，待遇优厚，当然是求之不得，叶家一口答应。也就从一九三三年起，到一九四八年，叶盛兰与马连良搭档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整整合作了十五个年头。那时的“扶风社”有马连良、张君秋、叶盛兰、刘连荣、马富禄，人称“五虎上将”，在菊坛可算得打遍天下无敌手了。

　　也算“富连成”门徒的梅兰芳，也格外关照这个小师弟。一九三三年秋在上海大舞台与之合演了一场《奇双会》，使叶盛兰红遍上海滩。上海观众说：“好些年了，没见到这么好的小生呀！”

　　叶盛兰喜阅读。他不看闲书，而是阅读与唱戏相关的著作。在对剧本的研究上下过许多工夫。比如为唱好《监酒令》，他通读了《西汉演义》，终于唱出了主人公朱虚侯刘章的凛然正气。马连良听了他吊嗓时的刘章四句唱，非常感动。这个戏在天津公演的时候，一向重视整体形象的马连良看到舞台上供刘章夜巡用的红灯笼，是一个用红绿布糊的直径只有五寸的小圆筒儿，便觉小气，不匹配叶盛兰挺拔嘹亮、气贯长虹的表演，于是，连夜派人到北京专门许可证做四个大红纱质的宫灯。这宫灯，立刻烘托出舞台的气势。

　　一九四Ｏ年，叶氏三兄弟在上海黄金大戏院联合演出，声势浩大。他们订制了全堂守旧（京剧舞台装置，也称堂幕、台幔。即舞台上作为背景使用的底幕。绸缎或丝绒制，并刺绣各种装饰性图案，起到美化舞台的作用。一些名角均在守旧的装饰上标新立异，作为戏班演出风格的一种标志），天蓝色的软缎，上面绣了三片大红色的枫叶，象征着叶氏三雄。其中，以叶盛兰的风头最健，号召力最强。年纪轻轻的，便锋芒尽露，光彩照人。叶盛兰的表演从嘴里到脚底，都可圈可点。水牌子（京剧戏班里每日公布戏码的器具）上但凡有“叶盛兰”三个字，就能保证有五成以上的上座率。他的姓名，就是票房。叶盛兰的小生戏好，偶尔演个小旦，也棒。我是没看过，据那些看过的老先生说，当年叶盛兰与小翠花合演过一出《杀子报》（一九四九年后被列为禁戏），他扮演官保的姐姐金定（小旦）。当他们的母亲要杀官保时，金定哭着跪下为弟弟求情。台上的叶盛兰哭得那个恸呀，真像个小姐姐模样。每演至此，都能把观众的眼泪催下来。他演的《木兰从军》也极好，又文又武，亦男亦女。现在没人会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吴祖光曾问过我：“诒和，你看过叶盛兰的《南界关》（又名《战寿春》）吗？”

　　我摇摇头，说：“没看过。”“那你就太遗憾了！”“我看过他的罗成、周瑜、吕布，也不遗憾了。”吴祖光说：“遗憾！没看过他的《南界关》，就都遗憾。”

　　经他介绍，我才知道：叶盛兰在这个戏里扮演守将刘仁瞻之妻徐氏，是反串青衣。最后一场是守城之战，又是十足的刀马旦———讲到这里，吴祖光站起来，激动地说：“这一场的激烈程度，是我看武旦戏从来没有过的，至今也没有见过第二个人演过这出戏。总之，叶盛兰即使反串，也是一流！”

　　听他这么一说，我立马觉得自己太遗憾了，而且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自己当班主，什么都得担待着。好在他事无巨细，都责无旁贷，艺术上又有容人之量。日常生活里，他脾气大，但绝不平白无故地乱发脾气。

　　一次，他与程（砚秋）派弟子王吟秋合作演出《吕布与貂蝉》。演出头一天，票已售出过半。他突然接到王吟秋的电话，说：“貂蝉要唱八句［慢板］（京剧唱腔的一种板式）。”

　　叶盛兰想也没想，便说：“自然的。”

　　过一会儿，来了第二个电话，说：“后面唱［二六］（京剧唱腔的一种板式）时，我要舞绸子的。”

　　叶盛兰同意了，说：“好。”

　　晚上，又来第三个电话，说：“我不唱后面《白门楼》，那里的貂蝉是二旦（即次于主要角色的二路旦角）的活儿。”叶盛兰也点了头，只好再找个二牌旦角，为此，还要再多开一份儿包银（京剧戏班每场付给演员的酬劳）。

　　为了艺术，他用的下手活儿都是上乘的，故而开支相当大。票房收入虽然不少，但自己所得并不太多。到了一九四八年，京剧界的好角儿已如繁星万点，有明也有灭。就在这样境况下，叶盛兰非常红火。可以说，他和他的育化社每唱一场，都费尽心思。

　　日常生活中，叶盛兰也是温文尔雅，一表人才，只是他眼睛近视。别看他的台上眼神好，那是表演，在做戏。在台下，因为高度近视，熟人、同事从身边过，他因为分辨不出而未打招呼，无形中得罪了人。后经朋友劝导，他才配了眼镜。这样，得罪人的事就没有再发生了。

　　一次，齐崧先生在上海飞达西餐厅吃午茶，巧遇叶盛兰。飞达当时是上海有名的饮茶胜地，也是文人荟萃之所，和天津的起士林差不多。每至下午四点左右，宾客常满，仕女如云，后至者须站班等候。叶盛兰正陪着两位小姐，看见齐崧便起身过来招呼。齐崧遂问他住在哪里，是否和三哥（盛章）在一起。

　　叶盛兰答：“我没有一定的落脚的地方，有约最好是到‘黄金’后台见面。”

　　见他说话时略带忸怩之色，心里明白的齐崧自不多问。望望那边的女士，齐又问：“那两位小姐是新交还是旧友？”

　　叶笑着说：“我们刚认识不久。”

　　“听说你的女朋友多得很呢，每天换一个都来不及，可有此话？”

　　叶盛兰红了脸，笑答：“七爷（即齐崧），怎么您也会开玩笑了。每天我连吃饭睡觉的时候都没有，哪儿还有空儿交女朋友呀！”

　　齐崧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少认识几个，就有工夫吃饭睡觉了。”

　　总之，成名于三四十年代的叶盛兰也是吃喝玩乐的内行。在这方面，像他这样的新生代和上一代艺人有所不同。上一代名伶多少秉承了古代名士寄情花木、把玩金石、收藏书画古董等雅癖。而他们这一代，则以一半正经、一半玩赏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一切了。除了打牌、下烟馆，他们还穿洋服，喝咖啡，近女色，去舞厅，骑大马，牵洋狗，抽雪茄。这种“资产阶级情调”和市民文化的洋场特征也叫随势而变吧！因那个时候，正是中国社会的殖民化时期。他们非但不讳言物质欲望，且极能适应现代物质文化之潮流。上海小报说“叶盛兰是台下台下，都有名角风度”。其实不单是他，很多的公子、阔少、文人、名伶都以这样的方式生活，台上风流，台下也风流。某些颓唐行为当然为正人君子所不齿，但在世俗社会里仍视为正常，而并非堕落。只要你接触的艺人多了，就会知道：在其放浪形骸的内里，也有着传统道德的支撑。

　　记得二ＯＯ六年画家陈逸飞猝死，网上及传媒刊出一些指责其“追逐金钱、更换女友、贪图享受”的文章和帖子。接着，我很快读到陈丹青撰写的追忆这位昔日之友的长文。陈丹青态度温和，行文平缓，一改以往骁野凌厉、头角峥嵘的风格，字里行间充溢着对人性与自由的深刻理解和向往。他说（大意）：对陈逸飞的侧目与非难，一方面是少见多怪；另一方面则事属当然。因为那些所谓的指责对一个功名既就的艺术家而言，实在是司空见惯。出入衣香鬓影，偕从三教九流，一生至死，便是“公开展示的存在”。这段话针对的是二十一世纪的名流，我想，它同样也适用于二十世纪的名伶。但他们无论怎么个风流玩法，即使一掷千金，也不是公款消费。

　　叶盛兰二十二岁时，名成业就，经父母主张结婚，夫人刘氏，家中经营钟表。夫妻情笃，生二女二男。人谓“盛兰少年得志，妻财子禄四者皆备。”命运向他露出笑脸，过上这样的好日子，所以，他曾对朋友说：“我以为今后的前途没有什么坎坷了。”

　　梨园行重的是情分，讲的是义气。这情义二字，基本上是属于个人道德行为的范畴，但同时它又是支撑戏班得以运转的江湖规则。在社会部件失灵的特殊时刻，江湖规则似乎更保险，也更让人信得过。叶盛兰很懂得情分，很讲义气。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叶氏三兄弟（盛章、盛兰、盛长）到上海，在中国大戏院演出。按老板的 “惯例”，规定：戏班每月要演三期，每期十二天，演够三十六场才能拿到一个月的包银。这等于是在演足三十个晚场后，另加六场义务戏。事情已经很不合理了，戏院老板还得寸进尺，处心积虑地克扣主演以外的配角演员、乐师，以及其他舞台工作人员的收入。戏院供应的饭费也从三元降到二元。

　　叶盛兰火了，他对三哥盛章说：“这样可不成！人家（指戏班同行）跟咱们哥儿俩出来，指望着省吃俭用攒出几个钱儿来给家里人买点东西回去。他们这样一来，大伙儿还能剩什么钱？咱们一定得找经理分争分争（即理论理论之意，北京土话），不能让大家吃亏。”说罢，他就拉着三哥叶盛章找到经理，当面提出要把伙食费恢复到三元。

　　经理不答应，叶盛兰急了，冲着他说：“经理，我叶盛兰不能让大家伙儿跟着我受罪。他们都拉家带口的，出门在外，就更为不易。您不能光顾赚钱，不管我们！如果您不涨饭钱，那就对不起了，从今儿起，回戏（由于特殊情况或事故等原因，剧场临时停止演出，谓之回戏）！”

　　见叶盛兰真气了，经理便软下来，说：“四爷，您别发火，咱慢慢商量。”

　　叶盛兰说：“好，能商量就成。还是那句话，每人每天三块钱饭钱，少了不成。您不是怕赔钱吗？那好说，只要我和三哥多演几出拿手戏，管保您赔不了。”

　　有了这句话，经理乐了，说：“好，好，就按四爷说的办。”

　　义气，这叫够义气。难怪从前的同行都佩服叶四爷，说他某些地方很像梅（兰芳）老板。

　　据我所知，他的老师程继先过世后，叶盛兰每月必送生活费给师母，一直到为这位老人送终为止。人如浮尘，游戈世间。因有了情义，才聚聚依依、温温和和的，也才有了人性。

　　一九四八年的年底，北京陷入了围城。物价飞涨，人心浮动，戏也就不好唱了。前途难测，艺人们的情绪非常低落。大家凑在一起，常以打牌消磨时间，或麻将，或扑克。那时的钞票就跟废纸差不多。手里还有几个钱，他们的赌注就改成是“黄（黄金）、白（银元）、绿（美元）。”轮流在各家玩，其中，也有叶家。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这天下午，李少春、赵荣琛一同骑自行车到叶盛兰家打牌。吃过晚饭接着打，到了十一点多钟，突然一声巨响，惊天动地，把玻璃都震得嗡嗡直响。接着，电灯就灭了。叶夫人让仆妇点上煤油灯和蜡烛。不一会儿，灯又亮了。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接着打。到了凌晨一点多，再听到爆炸般的巨响，电灯再度熄灭。艺人们面面相觑，谁也没心思再打了。梨园行大多住在城南（今天的宣武区），彼此相距不远，即使徒步回家也很方便。唯有李少春、赵荣琛住得远点。从前的北京，一有个风吹草动，第一件事，就是关城门。他俩一路行来，发现和平门关了，前门关了，崇文门关了……看来这是要出大事了。艺人们这下心里真慌了，每个人都在各自掂量，叶氏家族掂量的结果是等待。

　　一九四九年以后，叶盛兰要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今后生存方式的选择。戏是要唱的，但各自单挑独唱的情形，已很难维持。经过一番的东飘西荡和左思右想，再经过五弟叶盛长的现场说法，他选择了“国营”。一九五一年，叶盛兰参加了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实验京剧团。而那时，他领衔的戏班育化社并未解散。足见，他多少是在“脚踏两只船”。从收入上看，他在国家剧团的月工资一千三百斤小米，仅相当于他在戏班两三天的收入罢了。官方自接管政权，即对京剧名角儿有个政治与业务排队和考量。在业务方面，叶盛兰被排在一等，属于文艺一级。要论政治方面，他的排位就靠后了。在考虑吸收叶盛兰参加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京剧团的时候，就已充分表现出来了。当时的负责人薛恩厚说：“我们跟组织商量、请示，决定把他吸收进来。那时组织上对他有个估计——这个人很不老实，我们也听说过‘叶四爷’ 的脾气，到了剧院去一定名堂很多。于是，我和魏晨旭同志对他‘约法三章’。然后，把叶盛兰请到中国戏曲研究院二楼（在南夹道六十三号），我们跟他第一次谈话的内容就是这三章。第一章是遵守我们革命的光荣传统，就是一切服从组织；第二章是要他努力学习，用今天话来说，就是努力改造自己；第三章是改革京剧。对这三章，叶盛兰连连点头称是。”

　　政权的更迭，艺人可是见多了。他们地位卑贱，但都心存傲气。反正谁上台，你们都得听戏——这是艺人傲气的来由。

　　一九四九年后，戏班从艺术建制到上演剧目，统统由党组织和文化行政领导机关管理起来。中央文化部成立了戏曲改进局，简称“戏改局”，田汉任局长。叶氏家族上上下下，老老小小都拥护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艺人地位真的提高了，并坚信以后的日子会越过越好。叶盛兰对未来也有着希冀和憧憬，但与此同时，他对改革传统戏曲的做法和管理剧团的方式，也有了疑问和不满。出于家族背景和个人秉性，他不像某些艺人那么积极地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富连城”出科的艺人王连平在一九五七年的夏天，曾这样描述：“我见老同事老朋友包括各色演员，架子都放下来了。唯有叶氏兄弟（即指叶盛兰和叶盛长），尤其是叶盛兰的架子没放下来。我们经历了多少运动，老人也好，老演员也好，没有不靠拢组织的。单单叶盛兰不靠拢。”

　　那么，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叶盛兰干了些啥？演戏。这七年间的演戏和从前唱戏一样，可也不一样。我说“一样”，是指他依旧在北京的吉祥、长安等剧场演出。他唱戏，观众掏钱。我说“不一样”是指他的演出，从此成为了革命工作和政治任务。比如，他参加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到朝鲜前线演出，头顶美国飞机的轰炸扫射，来往于枪林弹雨之中。又如，将一出戏改成一个节目，到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去表演。这在一九四九年前是没有的事儿。他还作为国家剧院的名演员出席周恩来总理举办的国宴，这在一九四九年前也是没有的事儿。

　　五月下旬，父母派人与叶氏兄弟联络，动员他们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二十七日，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叶盛长表示自己很愿意参加，并同时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希望章伯钧能直接和四哥叶盛兰见面。一是能否在中国京剧院建立民主党派的支部。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因为自己实在抽不出身，当日下午便让李健生赶来和叶氏兄弟见面。

　　六月五日，由叶恭绰、李伯球、李健生、李万春等主持的戏曲界整风座谈会在北京饭店举行了，后来，不顾牙痛的父亲和农工中央副主席黄琪翔也赶来参加。

　　在座谈会上，叶盛兰第一个发言。他说，梅兰芳虽是中国京剧院院长，但实际上是有职无权，马少波等党政干部独揽大权，不懂装懂。京剧院的矛盾重重，工作一团糟。造成这样的情况，党的领导机构要负责。他的发言，更多地集中在戏曲改革的方向问题上。他说：中国京剧院的剧目是照着延安的《三打祝家庄》的路子搞，还是应该保持京剧原有的风貌？有一个剧种演《白毛女》就行了，不能叫所有剧种都唱《白毛女》。

　　宴罢，叶盛兰等人决定去叶盛长家小憩。初夏的夜晚，老树婆娑，柳丝低垂，峨峨宫墙城阙隐约于苍烟暮霭之中。心情颇好的叶盛兰感叹道：“这是我有生以来最痛快的一天。”

　　三天后，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只与章伯钧谈了一次话，吃了一顿饭的叶盛兰，连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的申请表还没来得及填写，即成为中国戏曲界仅次于张伯驹、吴祖光的右派分子，成为章伯钧伸向中国京剧界的”罪恶黑手“。

　　祸之来临，疾如迅雷。

　　批判叶盛兰的大会，每次都是组织规模盛大，有四五百人参加。从梅兰芳、欧阳予倩往下数，京剧名伶几乎无一缺席。中央文化部数位部级领导亲临会场。文化部一位副部长代表文化部的大会讲话，给叶盛兰定为“是戏曲界从闹个人名利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典型，京剧界里最危险的右派分子和黑暗势力和封建把头的余孽……也是比较全面的反面教员”。这个定性，令所有人暗自心惊。因为戴在叶盛兰头上的，就不单是右派分子的帽子了。他的罪恶，也不单是与大右派章伯钧的联系。众人皆知的“富连成”科班历史，令人羡慕的班主身份、金光灿烂的名角生涯、庞大亲密的家族关系、纷繁复杂的社会交往、行之有效的江湖行规，都被制作成为政治反动、思想反动、历史反动、社会关系反动的四根大棒，骤然打压到他的身上。

　　我算了算，一九五七年的叶盛兰是四十三岁。风华正茂，比年轻有为的储先生还年轻啊，像珍稀之花，正红也正好。珍稀之花从盛开到凋零，刮一阵狂风或下一场暴雨便足够了。他是个艺人，艺人向来靠直觉、靠感性、靠经验观察事物并取得认识。仅从这个角度看叶盛兰“反党”言行，他的见地已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叶盛兰自觉而顽强地维护中国传统艺术，并认为当时制定的“戏改”政策和举措太不合理。他说：“京剧来源于民间，它上过野台子，也进过宫廷，但不是什么戏都进宫廷。它生长和延续的土壤依旧是民间。这么些演员，能给统治者唱的又有几个人呢？观众还是人民呀！改革不能是推翻了重来，而是该改的才改，优良的何苦得动它呢？”

　　对付叶盛兰的办法就是叫“富连城”科班的成员和叶氏家族的亲友反水背叛。

　　第一个表态，也不得不站出来表态的自然是梅兰芳。他是中国京剧院院长，也就是叶盛兰所说——一个“有职无权”人。梅兰芳简短的发言为“有职无权”做了批驳性的解释。尽管是批判会，梅兰芳发言依旧语调温和，一口一个“盛兰、盛兰”地称呼，依旧长者气质，坚守大家风范。他特别表明自己并非“有职无权”，说 “凡属我院重大问题，都经过我的参与和同意。国家同时为了保持我的舞台艺术青春，为了满足国内外观众的要求，为了给我较充分的时间来整理我的艺术经验，才使我不过多地担负繁重的行政工作，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呢？盛兰这样乱讲，引起许多误会，是完全不应该的。”人的本性和本色，在任何时候都能显现出来，虽说这种显现有时是很隐晦的。当场，梅兰芳便难以掩饰自己批判叶氏家族的无奈，说：“对于盛兰、盛长，我们不能不和他们划清界限，给以坚决的反击。但是对于他们二人，还是要挽救……我恳切地希望他们赶紧回头。我因为有西北演出的任务，明天就要出发了。我愿意在千里之外听到你们‘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好消息。”

　　第二个必须站出来表态的是萧长华。他既属于“富连城”，也属于叶氏家族亲友，还是中国戏曲学校的副校长。他本不想参加批斗叶盛兰的大会。但人家告诉他：“局长派自己的车来接您，可在外面等着呢！”能不去吗？他去了。去了还不行，他还必须讲话。他说，叶盛兰、叶盛长两个右派分子，一个挂帅，一个急先锋，要篡夺京剧院的领导，把共产党赶走，恢复旧戏班……提到“富连成”和叶春善，他声音哽咽，不觉泪下，责怪叶氏弟兄不忠不孝，埋怨自己怎么不早一点死呢！他一再规劝道：“唉，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可是要知过就改。走错了道儿，及早回来。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快上救生船吧！你们已然一身泥了，里外好好洗洗吧。好好交代过去，也好叫我那死去的叶二哥（指叶春善）在九泉之下瞑目长眠。”萧长华的发言充满对英才败落的痛惜，这痛之声、惜之情，感动了许多人。

　　一个既是“富连成”科班出身，又与叶家有亲戚关系的名艺人，批判叶盛兰的会连续开了两天，头天没出席，故一上来先声明昨天的批判会未能参加是因病缺席。接着就开门见山地谈自己与叶家的关系，他说：“在旧社会我就和叶家兄弟划清了界限，脱离了家庭关系。因为他们虐待我的妹妹。我妹妹重着身子（指怀孕）。但那是小事，今天的事大，是政治问题，我要和叶盛兰、叶盛长等人划一道新的界限。”讲到自己与“富连成”的关系，他明确地说：“我的艺术不是从‘富连成’学的，我是在我家跟我父亲学，后来又拜了余叔岩，我才有今天。”此外，他还揭发了一个事实：“鸣放”期间，叶盛兰曾说“我报仇的日子到了”。——话少分量足，有如当年揭发葛佩琦“喊着要杀共产党”一样。

　　“富连成”出科的名净裘盛戎，也是必须站出来的。他的发言题目是《叶盛兰，人民在等待你回头，懂不懂？》。裘盛戎说：“党还在等你，一直没有给你登报。右派分子有几个没登报的？你心中也有数。一直在团结等待，迁就你，你不懂啊！”他还以亲身经历揭发“富连成”的“罪恶”，说：“我想谈谈学戏的感想。我过去一天演过八出戏，在本馆子‘行戏’（行会戏的简称，指戏班为工商业、公会等行业部门的演出）、‘灯晚’（即夜戏）演了三出，又在‘堂会’演出五出。我就这样一天演了八出戏……解放后，党照顾了我，教育了我。我的房子是和谭（富英）先生排了一出《将相和》后买的。这说明是党给了我房子，给了我老婆孩子。”裘盛戎说的是事实。他红得晚；即使红了，也不像梅兰芳、马连良挑班，挣大钱。裘盛戎的结束语就像铜锤花验的唱腔一样激扬：“张春华（武丑演员）说没了京剧这个剧种，也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说，没了整个戏曲界，我们也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上台揭发批判的，不下数十人。从名演员到汽车司机，应有尽有。从革命老区过来的，又身为党员的一位老生演员愤怒揭发叶盛兰先后拉拢杨宝森（老生演员）、李盛藻（老生演员）进剧院，以排挤打击自己的事实。他发言的另一个重点是叶盛兰在朝鲜战场慰问演出的表现。因为他是按照党的指示要求照料叶盛兰，每日打洗脸水、打洗脚水、铺床、扫床、找电炉子做饭。二人天天相处，寸步不离。这样他就“积累”了这方面的宝贵材料。他说“叶盛兰到朝鲜战场慰问演出，动机是为了个人，便于取得政治资本和更多的权力和利益。”接着，便详细罗列叶盛兰的恶劣表现：如何贪生怕死，挑肥拣瘦。想演出才演出，不想演出就不演出。志愿军开欢迎慰问团大会，首长献旗，他不接；请他讲话，他说肚子疼。军人们想与他合影，他也不干。别人接了旗，他又不高兴。走路不坐大卡车，非要小汽车等等。赴朝慰问团返回国内作总结，在候车室里，叶盛兰对自己说：“你回去问问毛主席，叶盛兰过了鸭绿江算不算落后？我对得起你们共产党。”应该说，这位演员揭发的每个事实都是射杀叶盛兰的优质子弹。

　　叶盛兰已经大红大紫的时候，杜近芳还是一个连自己亲生父母都不知道是谁的小姑娘。世事难料，沧海桑田。如果没有政权的更迭，他与她不会在一起；如果不建立一所国家级的京剧院（即中国京剧院），他与她不会在一起；如果他不参加这个国家级京剧院，他与她不会在一起；如果他不是小生，她不是旦角，他与她不会在一起。但是，他与她在一起了，而且是几十年地在一起——一起在中国京剧院唱戏，一起唱生旦戏，一起唱才子佳人戏。他演吕布的话，她就是貂蝉。她演白娘子的话，他就是许仙。她演李香君，他就是侯朝宗。她演陈妙常，他就是潘必正。他演梁山伯，她就是祝英台。总之在古代题材的戏里，他们是相爱的一对。即使在现代戏《白毛女》里，他们也还是相爱的一对，一个演喜儿，一个扮大春。其实，他们之间的纠葛也像一本大戏，“大戏”里有深深的情，也有多多的恨。

　　京剧界的人都知道，旦行演员是非常多的，优秀的旦角演员也不在少数。要不然，怎么一下就齐刷刷地有了“四大名旦”（即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后来，又齐刷刷地有了四小名旦（即李世芳，毛世来，张君秋，宋德珠）呢？可要找上个好小生演员，那就难了。京剧界直到现在都在闹“小生荒”。所以，杜近芳进了中国京剧院，能遇上叶盛兰，那是她的造化。从此，杜近芳的表演因有“中国第一小生”的同台、配合与提携，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的层面，新的境界。叶盛兰的文戏武戏，都让人产生美感。扮上吕布是吕布，扮上周瑜是周瑜，决不雷同。与旦角合作演才子佳人戏，软点的旦角真能叫他这个俊美无比的小生给比下去。所以，自身条件很不错的杜近芳非常努力，力求在舞台上能与他楚汉对峙、旗鼓相当。杜近芳遇到表演艺术上的问题，也多向“四叔”（即叶盛兰）请教。于是，杜近芳迅速蹿红。同行都说，是叶四爷（盛兰）培养了她。那时的她，也没站出来否认这个说法。与中国第一小生长期搭档，哪个旦角演员不羡慕，连霸气十足的言慧珠都动心。

　　平素他与她也很亲密，俩人能说心里话。这种亲密，同行也认可。要知道：这是江湖，是戏班，不是寺庙军营。

　　从中国京剧院建院开始，剧院领导就组织政治学习，强调艺人进行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叶盛兰对此颇为反感，他是我行我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说休息就休息，说生病就生病。

　　一九五二年，他们一起赴朝慰问演出。从朝鲜回国，叶盛兰深感自己很难适应集体生活。私下里，他对杜近芳说：“我对得起共产党，在这里（指中国京剧院）我受不了。”过了几天，他决定不离开中国京剧院了。

　　一九五三年，中国京剧院根据上级指示提出培养青年演员的方针，让青年演员成为舞台接班人。有关讲话传出，受到青年演员的热烈欢迎。那年，叶盛兰刚过四十。梨园世家和“富连城”科班班主的家庭出身以及十九岁成名的个人经历，使他比别人更深地领会一个新政权提出培养接班人的战略意义。在他感受到威胁的同时，也陷入了难以排遣的忧虑。他向杜近芳吐露了自己的看法：“把他们培养起来，我们就完了。”话说得一针见血，简单又准确。

　　一九五四年，组织上动员杜近芳加入共青团。她也很想入团，可又还拿不定主意，遂向叶盛兰讨教。叶盛兰听了，就撇嘴摇头。说：“你要入团？那么，将来连你的婚姻自由都没有了。”

　　一九五五年，中国京剧院到欧洲演出。一路上，叶盛兰对洋玩意儿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到了捷克，他提出要买羊毛衬衫，那时，没几个人知道啥叫羊毛衬衫。他的理由是“怕演员们晚上着凉”，希望组织能考虑一人买一件。到了瑞士，他提出要买瑞士表，还要求表商打折，再打折。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和先进，叶盛兰打心眼儿里羡慕。他对杜近芳说：“你看人家，路灯没明线，小汽车真多，真漂亮。一路上的景致多美。美得我都不愿睡觉，愿意看这些景色。咱们祖国多咱才能赶上人家这样呐！”接着，是一阵的唉声叹气。

　　在批斗叶盛兰的大会上，杜近芳把以上我所罗列的叶盛兰平素对她的谈话内容，揭了个“底儿掉”。她发言的题目就叫《我是党培养起来的》，洋洋洒洒数千言。全文共分四个方面：一、在思想上右派分子叶盛兰是一贯煽动我和党对立；二、在政治上右派分子叶盛兰想尽办法拉我上他的贼船；三、在艺术上右派分子叶盛兰对我实施暴力统治；四、在生活上右派分子叶盛兰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我……发言的结尾处，她义正辞严道：“我从各方面揭穿了‘是叶盛兰培养了杜近芳’的弥天大谎，并证实了右派分子叶盛兰怎样从政治到艺术毁灭杜近芳，已经是铁证如山——我最后再说一句：感谢党，感谢党对我的一切培养！”

　　杜近芳处于激昂状态，说得生龙活虎；叶盛兰陷入精神混乱，听得心惊胆战。“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知我者缘何如此情薄？原来亲密与仇视，赞美和污蔑可以在瞬间转换，而操纵转换的杠杆就是那无所不在的政治支配力以及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

　　据叶家的后代告诉我，叶盛兰每次从批斗会上回到家里，什么话也不说，就把自己关进卧室。继而，就听见他在里面跟喊嗓子一样，用小生念白的声音大喊：“我是谁？”“谁敢惹我！”“在上海的时候，谁敢惹我？”“我成阶下囚啦！”抑扬顿挫，且一声高过一声。

　　“这是哪一出呀？”叶盛兰的妻子问。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开门！”老伴儿说。“别管我！”依旧是小生的念白。“是不是疯了？”一家人心里都这么想。

　　叶盛兰喊够了，自己开门出来，也恢复了常态。全家和和气气地吃饭。每次批斗会下来，他都以这样的方式对待自己。“自把琵琶，灯前弹罢，春深不到家。”叶盛兰在释放，在宣泄，同时，他也在收拾自己，埋葬过去。

　　“反右”以后，画家许麟庐、萧盛萱和叶盛兰三个人有机会聚在一起喝茶，聊天。他们越说越高兴。许先生提议说：“咱们也唱两段，玩玩吧。”

　　自然是许麟庐先唱，接着是萧盛萱，最后是叶盛兰。这个唱一辈子戏，以戏为业的人一张嘴，竟不搭调。除了不搭调，嗓子怎么也不行了？他自语道：“完了，我完了。我的艺术也完了。”

　　面对叶盛兰的震惊和伤感，没有谁可以宽慰。是呀，艺术家即使再有名气和成就，一场政治运动下来，管保叫你光泽敛尽。从此叶盛兰的气候，四季只剩了一季。地是恒常的冬，永远缩手缩脚。这个“缩”，不只是四肢，还有灵魂。

　　二ＯＯ五年底，我访问近九十岁的马少波先生。告诉他，自己正在写叶盛兰往事。

　　我问：“您对盛兰先生什么看法？”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叶盛兰是个好人，耿直，坦荡。”我说：“盛兰先生到底怎么成了右派？”

　　他说：“谁让他和你父亲搞在了一起。你父亲也欣赏他，请他参加民主党派的‘鸣放’座谈会，拉他入农工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还给他个中央委员。诒和同志，你要知道，那时谁和你父亲搞在一起，谁就是右派。”停顿片刻后，遂又补充道：“一九五七年的‘鸣放’期间，在中国京剧院闹得最起劲的不是他。”

　　我问：“那是谁？可以说吗？”“是袁世海。”

　　我又问：“把盛兰先生和章伯钧关系问题撇开，你觉得他最严重的政治问题是什么？是反对你吗？”

　　答：“不是反对我的问题，是企图恢复‘富连成’的问题。叶盛兰、叶盛长的活动，袁世海的闹，以及马连良在外面的呼应，都是想恢复‘富连成’的一套。核心是要在国家剧院夺权，否定党的领导。我至今都认为戏曲界存在个对‘富连成’的评价问题。‘富连成’科班是有好的一面，对京剧贡献很大。但它是不是就好得不得了，中国京剧要培养出优秀人才就必须恢复‘富连成’？”

　　我说：“当时盛兰先生知道自己的孩子在中国戏曲学校学了五年，才会几十出戏的时候，大为不满。说等孩子毕业，自己要再请老师重教一遍。马老，您知道吗，现在所谓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连几十出戏的本事也没有了，一般也只会十几出戏，有的只会几出戏。”

　　马少波点点头，无奈地笑了。

　　“盛兰先生在赴朝慰问时期的表现好吗？”这是我提问的另一件事。

　　“好。”

　　“真的好吗？在他的材料里，一方面有人说他的表现很糟。可另一方面从朝鲜回国，在慰问总团的总结会上，叶盛兰又分明在表扬名单之列。这就把我弄糊涂了。马老，请实事求是地告诉我，叶盛兰赴朝表现到底是好还是坏？”

　　“好！他是完成了任务的。”

　　马少波一再对我说：“尽管叶盛兰对戏曲改革是很有看法的，但在艺术实践上，偏偏他是参与最多的。《白蛇传》《柳荫记》《西厢记》《桃花扇》《金田风雷》《满江红》《九江口》以及现代戏《白毛女》，他大多是第一男主角。而且，演得都很成功，应该说，他对京剧创新是非常有贡献的。”

　　快要告辞的时候，马少波先生对我说：“反右以后叶盛兰和我成了朋友。记得在他去世的半个月前，还和夫人一起到我家来玩呢。”我想，那当是在马少波调离中国京剧院以后。

　　戴帽叶盛兰登台演的第一出戏是《奇双会》。他扮演年轻的县令赵宠，杜近芳扮演赵宠之妻李桂枝。其中一折叫《桂枝写状》，它必须以极其细腻的表演传递出这小两口新婚燕尔的种种情态。这出戏，他与他不知演过多少次，熟得不能再熟了。可今天的演出不同，他和她是搭档，也是敌手了。啥叫入戏？入戏就是进入感情。叶盛兰还能入戏吗？而更为重要的是，叶盛兰晓得今天是“戴帽”上场，观众还“认”吗？还能保持着往昔观众对自己扮演角色的期待吗？

　　他上场了，一亮相，台下便有了掌声和叫好声——头顶右派帽子的叶盛兰不敢相信这掌声是不是“冲”他来的，也不敢判断这叫好声是“真好”，还是“倒好”。待他一张嘴，剧场里就更加热烈，掌声一片。三分钟后，一举一动都有了响动和回报。叶盛兰确认这一切都是给他的，是“冲”着他来的。叶盛兰戴上了右派帽子，可观众不买账，照旧给他戴上名角桂冠。不管你这个演员是左还是右，进了剧场，观众看的是戏，认的是角儿。老百姓真有点“对着干”，对久违了的叶盛兰特爱，也特捧。该叫好的地方叫好，不该叫好的地方也叫好。总之，都疯了。叶盛兰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也越演越好。

　　“观众还认我！”——一连几天，他的高兴劲儿都没过去。

　　后来，俩人演出《玉簪记》。叶盛兰扮演的潘必正，儒雅加帅气。看那身段、表情、眼神，再听那唱，剧场“炸锅”了。这个戏的女主角（陈妙常）的“戏分” 应更多些，没想到观众把热情和好感都给了对手。这时的杜近芳，吃不住劲儿了。一个人民的罪人如此轻易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居然比自己受欢迎。她忍无可忍，趁表演的空隙，只要背向观众的，便咬牙切齿冲他骂一句：“你这个老右派！”等转过身来，面向观众的时候，她又与他是一对钟情的男女。演毕，叶盛兰如释重负。

　　叶盛兰为了取得更好的政治表现，他在舞台上就格外地卖力。因此，内行认为叶盛兰自一九五七年以后的表演，力度过大。其实，这不属于艺术范畴的问题，这是在政治重压下做的一种挣脱。叶盛兰为了表白自己的心，能不用力、使劲儿吗？

　　一九五七年后，他虽然登台唱戏，但那待遇可就一落千丈了。自己的单间化装室让别人占了，把他赶到公共化装室的旮旯儿——楼上，黑黢黢的，靠着拉幕的地方，近视的叶盛兰要摸摸索索才能找到。原来是二百瓦大灯，现在是十五瓦的小灯；原来是大穿衣镜，现在给他的是一面小镜子，还是个破镜，上面贴着橡皮膏。叶盛兰明白，这是剧院的领导在有意整自己。

　　一次到上海演出，叶盛兰在剧场门口看到水牌子上，自己的名字从第一位挪到了第四位，也就是到了末尾。别人的姓名都是红字，独独自己的姓名是黑的。叶盛兰明白，这也是在剧院领导指示下干的。

　　让他难忘的一件事发生在天津。中国京剧院上演《满江红》，叶盛兰饰演赵构。他正在楼上幽暗的化装室里化装，只觉得有人推开小门，默默地看着他。叶盛兰转身，发现来者是小达子（艺名）。小达子是谁？就是李少春的父亲李桂春，时任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副院长。小达子今天不为看戏，是为看他而来。他没说几句，却反反复复对叶盛兰说：“四爷，您还是四爷！”

　　呆了一小会儿，老先生自己下了楼。叶盛兰追过去送，他不让送，说：“您别看他们那样儿，您还是您！”

　　血从叶盛兰脚底一寸一寸地热了起来。

　　叶盛兰除了唱戏，还要干许多杂事以加强思想改造。如打扫剧场，给演员打水，叠戏衣。一九五九年国庆十周年，北京举行规模盛大的庆祝活动。中国京剧院搞大合作，排演了几个大戏。大家都很累，但谁也累不过叶盛兰。他的一个学生对我说：“诒和，你能想象剧院领导怎么使用叶先生吗？”

　　我说：“日场连着夜场呗。”

　　他说：“是日场连着夜场。日场是《西厢记》，叶先生演张生。晚场是《赤壁之战》，叶先生演周瑜。当中的休息时间，叶先生打扫剧场。”

　　我瞪大眼睛，惊呼：“人怎么可以这样对人？”对方说：“就是这样对待，这是我亲眼所见。”

　　当年，我在四川省川剧团被管制的时候，白天卖戏票，晚上演出时打幻灯字幕，散戏后打扫剧场。而最累的活儿，就是打扫剧场。我打扫完了，就回宿舍睡觉。叶盛兰打扫完了，还要演整整一个大戏，而且是演周瑜！

　　一九五九年，文化部宣布叶盛兰和吴祖光“摘帽”。

　　这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在国庆献礼演出当中，最红的一出戏叫《九江口》。此剧是老戏新排，主角是袁世海扮演的张定边，叶盛兰扮演朱元璋派来做内应的大将华云龙，说个不好听的评语，叫配角加奸细（或卧底）。可就是这个华云龙，让叶盛兰演得光芒四射，使《九江口》成为中国京剧院的巅峰之作，也是袁世海的巅峰之作。摘了帽的叶盛兰，其中一场戏是张定边盘查华云龙的对手戏。两个“大腕儿”抖出浑身解数，你来我往，“咬”得死死的。作为配角的叶盛兰，几乎让袁世海难以招架。现场的观众也紧张到极点，激动到极点，有的人浑身发抖，以至于叫不出“好”来。不轻易写剧评的学者戴不凡先生撰文，专门评介叶氏“华云龙”。

　　就在《九江口》红得发紫的时候，叶盛兰病倒了。袁世海急得直跺脚，跺脚也没撤。立即换了演员，这演员不错，既是“富连成”出科，也参与了《九江口》的导演工作。上得台去，华云龙的一句唱也没少，一个动作也不缺，可那对手戏的光泽顿失。后来又换人，无论袁世海怎么倾心提携，几乎是领着“华云龙”走，但这出戏还是让人觉得塌了一半。原因很简单——中国戏曲的表演是有严格程式规范的，在程式规范下，又具有一定的不规定性。有创造力的艺人就在这个不规定性里大做文章，而平庸者就只能按着程式规范去表演了。

　　袁世海是把《九江口》视为生平绝作的。没有了叶盛兰，真成了绝作。缺了一半，另一半还在吗？那些把叶盛兰往死里整的人也不想想。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重庆市京剧团的小生演员朱福侠不舍万里，来到中国京剧院，找到叶盛兰，郑重表示要拜他为师，学习叶派小生。叶盛兰对朱十分冷淡，而朱对叶非常恭敬。

　　一日，叶盛兰将朱福侠带至僻静之处，问：“我知道你是团员，你知道我是右派吗？”

　　“知道。是右派我也要拜您为师！”朱福侠说着，双膝跪下。

　　叶家几代经历的收徒场面还少吗？但这是叶盛兰遇到的一个意外景致，他流出热泪，也收下了这个徒弟。

　　一九六三年，为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会演，中国京剧院排演现代戏《红灯记》。剧中的鸠山最初决定由叶盛兰扮演。他高兴极了，立马翻阅资料和图片，访问熟悉日本风土人情的人士，认真揣摩人物心理、神态，提炼出有特点的步伐与形体动作。叶盛兰说，自己塑造的鸠山身上既要有一个外科大夫的儒雅风度，又要具备军国主义的武士道精神，外表漂亮，内心残忍，一个政客、军官和知识分子。所以，他想在表演中同时融入文、武小生的两种演法。但是，他的设计成了一张废纸。

　　后来，不叫他演了，任务交给了叶盛长。这个打击对叶盛兰是很重、很重的。好在由弟弟接替。他便把自己的设计讲给叶盛长听。

　　后来，也不叫叶盛长演了。领导说，袁世海提出要演鸠山。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他自然受到冲击，而最让他接受不了的事实，是街道造反派与学校红卫兵联手，把三哥叶盛章关押在一所小学折磨四天四夜后，浮尸建国门外通惠河上。把人捞起，发现死者头盖骨上竟凿有一个大窟窿。叶盛兰闻讯，心胆俱碎。他失声痛哭，捶胸顿足。难道叶氏家族除了甘走荒寒之途，甘处困寂之境，最后还要像飞絮飘萍，无所归依吗？

　　“反右”以后的日子，只要政治上有个风吹草动，叶盛兰都得小心。隔一段时间，你似乎忘了过去，于是叫你再经验一次，又再度陷在落寞孤凄的心境中。每一次新的创痕，都切在旧有的伤口上，觉得特别的痛。到了“文革”，他和叶氏家族被彻底剥夺，彻底摧毁。中国的舞台属于江青，属于样板戏。

　　他一度下放到文化部所属的“红艺五七干校”（在小汤山附近）劳动。上边把已身患糖尿病的叶盛兰当成个全劳力，派他干插秧一类的活儿，他两只脚成天泡在冰冷的水田里。后来见他实在支持不了，就让他送秧。月圆月缺，日起日落，把一个华美温雅的伶人，送进了寒凉的世界。“文革”后期（一九七六年前后），他才返回城里。他、梁小鸾（旦行演员）、京剧名票南铁生三人常在家中相晤。南铁生这样形容他们的聚会：“我们那时俱是‘三无’人员——一无演出剧团，二无社会地位，三无私人财产。所以，也就完全放松了心态，审视过去，揣度未来，却也意趣无穷！只是失落的阴影再也挥之不去，每个人都在默默地承受。”

　　在聚会中，叶盛兰曾对身为自由职业者的票友南铁生慨然道：“你一直是个真正完全的自由职业者，一向长期不参加任何组织。回头看来，这确实是个顶好的保护伞。我呢，自幼学的是文武小生，解放后‘戏改’来了，别人说小生用小嗓唱的阴阳腔，一定要废除。又说家父是旧班社的班主，就硬把我划成右派。现在，我已委身常人之下三层了！”

　　年复一年，叶盛兰青少年时期的锐气，一点点被碾磨殆尽。一个脑袋，顶着两项罪名，重露严霜之下，事事皆可成罪。能挣扎着活下去，就需要很强的意志力了，还谈得上什么艺术理想或思想抱负呢？人只能抵挡一时一刻的风雨，却抵挡不了一生一世的风雨。

　　那时，除了样板戏里担任角色的演员，几乎所有的京剧大牌都“没戏”了，人们常常在小茶馆、小饭馆里，可以看见叶盛兰与侯喜瑞等艺人一起聊天的情形。只有聊天，也只剩下了聊天。

　　遥遥无期的思想改造，使叶盛兰患上多种疾病。在红氍毹上那样焕发青春朝气的儿郎，直落到病影幢幢的风烛残年。一九七八年，病重的叶盛兰需要住院。焦急万分的儿子，请求中国京剧院派车（那时尚无出租车）。车来了，叶盛兰好不容易被扶了上去。谁知走了一小段路程，司机把车停下，说：“车坏了。”孩子们又把父亲背回家。再给中国京剧院领导打电话，请求赶快另派一部车送父亲去医院。足足等了三个多小时，车才缓缓而来。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依我看，人心未必都是肉长的。

　　一切都晚了，叶盛兰在医院只活了一周。他对陪伴在侧的叶盛长说：“老五，小生这行可不能绝了啊。老先生们有多少东西没传下呀，就是我身上会的这点儿东西，也该给后辈留下来呀。”说着说着，他满脸都是泪。

　　有一次，他在昏迷过后刚刚苏醒，便对叶盛长说：“你还记得《南界关》这出戏吗？”“我还记得上来。”“那好，等有工夫把它整理出来……”

　　在用输液和输氧维系危在旦夕的生命时，他反复叮嘱外甥萧润德代自己向上级反映，请单位尽可能拨给他一间小屋子，以便自己出院后用来给学生们教戏、说戏。

　　叶盛兰终于听到了死神的细碎脚步声。弥留之际，他拉着长子叶蓬的手说：“我的病，还是因为一九五七年的茬儿（即事儿）。”

　　据吴祖光讲，文化部的一位中层领导曾在病榻前告诉他“右派改正”的事（中共中央正式下达“右派改正”的文件是在一九七九年），昏昏沉沉的叶盛兰听见了吗？

　　吴祖光说：“那时，他已经衰弱到连面部表情都没有了。”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他走了，带着光耀，带着屈辱。

　　“道一声去好，早两泪双垂。”在叶盛兰告别仪式上，杜近芳用凄迷的眼神久久地看着死者，哭成了泪人。仪式完毕，她死死抓住缓缓移动的灵床，不让逝者归去，身子几乎拖倒在地。他们二人以表演艺术和情感生命写成的故事，有着真实的情、真实的恨。

　　叶盛兰活了六十四个春秋，有声有色，有光有影，有血有泪。从坐科深造，成名创派，到急转直下，坎坷屈辱，像夜空的星斗，几无声息地划落过去。从明亮到陨灭，其间经历了长长的暗淡过程。这个暗淡过程，即使身在其中，也难以察觉。这是人生的悲剧，是时代的写照，更是中国传统艺术半个世纪由盛而衰的缩影。

　　从叶盛兰和叶氏家族的命运里，我们该懂得什么是培养，什么是破碎，何谓高峰，何谓低谷，任何一门艺术的保存与发展到底需要什么条件。

　　山河依旧在，往事已无痕，仰望悠悠苍天，我要问：他们作为人，到底活了个啥？我们作为人，活了个啥？

　　一九七九年，中国京剧院恢复上演优秀剧目。杜近芳复排田汉的新编历史剧《谢瑶环》时，向剧院领导建议：借用在战友文工团工作的叶盛兰之子叶强。叶强一登台，观众大为吃惊：除了嗓音差一点儿，从扮相到气质，怎么看怎么像叶盛兰。这可把在台下看戏的袁世海高兴坏了。他坐不住了，马上提议剧院贴演《群英会》，由叶强扮演周瑜，他自己来演曹操。几场演下来，叶强红了，都说他是小叶盛兰。有了信心的叶强，继续苦练。不知是上天垂怜，还是英魂附体，叶强的嗓子变得又宽又亮。他成功了！叶强跑到公墓，面对父亲的骨灰倾诉自己的成功和成功背后的辛酸。

　　叶强越来越像叶盛兰。随后，他更名叶少兰。我只跟着母亲看了他和杜近芳演的全本《白蛇传》，边看边抹泪，不为白娘子与许仙的动人爱情故事，而是为了那屈死的冤魂。演出结束，谢幕再三，观众不肯离去。杜近芳拉着叶少兰的手，一个劲儿地把他向前推、向前推……一时间，叶少兰红得发紫。到了上海，观众的热烈简直近乎疯狂。谁都明白，在无比炽热的情感里，包含着对叶盛兰的怀想与景仰。

去者因死而远，却虽远而近。历史会记住，百姓会记住。

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尚小云往事

作者：章诒和

“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
——尚小云往事

　　尚小云（一九ＯＯ—一九七六）男 汉族 籍河北南宫县 京剧旦角演员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一家人从香港迁居北京不久，母亲便带我去戏院看戏。

　　记得那是个日场。刚入座，母亲便指着戏单（即演出说明书，上有剧名、演员名字）说：“今天的好角儿（梨园行对优秀演员的习称）是尚小云，他演的是拿手戏《昭君出塞》。”

　　等呀，等呀，终于好角儿上场了。从头至尾，只见这个叫尚小云的又唱又做，载歌载舞，身披大红斗篷满场飞，手掏翎子（将两根野鸡尾毛插在头盔上的一种美饰）露出雪白的双臂，太美了！美得像只展翅翱翔的仙鹤，盘旋而来，飘然而去。

　　戏散了。出了剧场，我就高高举起自己两臂，对母亲说：“小愚什么时候也能有小云那样的胳臂就好了。”

母亲笑道：“你的胳臂要像他就糟糕了。”

　　“为什么？”

　　“他是个男的，演的是女人。这叫男旦。”

　　“我喜欢男旦！” 我大叫，身边的人转过身看着我……

【王府书童】

　　尚小云的家世是很有根底的，是清初诸藩之一的南平王尚可喜的后裔。父亲名元照，汉军籍旗人，充任那（彦图）王府的大管家。尚小云早年的家境很好。不想一场“义和拳”，家业毁损殆尽。父亲悲忿不能自解，一年后病故，全家生活便很难支撑了。经人介绍，母亲把十岁左右的他送到那王府去当书童。尚小云眉清目秀，做事伶俐，颇得那王府上下的欢心。那王看他一天到晚喜欢哼哼唧唧唱个不停，觉得这孩子是个唱戏的料，便叫人把尚老太太找来，说：“典价免了，把这孩子送到戏班吧！”

　　尚老太太一琢磨：当王府书童将来未必有出头之日。如在戏班唱红，母子俩可就有了出头之日啦。不过，她有个要求，就是小云身体孱弱，最好叫他学武生，锻炼一下身体。戏班本是量才器使，看在那王的份儿上，只好依从习武生。所以，后来尚小云在四大名旦中，武工最扎实，独坐头把交椅。能打能翻，火炽勇猛。晚年，除了尚小云，其他三个身体都发了福。尚小云成名后，他和母亲把那王和福晋的寿诞记得死死的。特别是老太太总是在他们生日的前一个月，就撺掇儿子去那王府唱一个晚上的堂会戏（指富贵人家个人出资，邀集演员于年节或喜寿日在私宅内，或假饭庄、会馆、戏院为自家做专场演出。盛大的堂会戏能集中当地以及外地的所有名演员，其报酬也数倍于平日的营业演出）。尚小云凡新排尚未公演的戏，又都总是在那王府先露。特别是那王六十寿辰，在鼓楼宝钞胡同王府举办的那次堂会戏，大轴就是尚小云新排的《玉堂春》。它至今都被梨园行和老辈子戏迷津津乐道，并被专业研究者列入二十世纪有名的精彩堂会戏。

这样的演出，尚小云分文不收。说：这是孝敬。

【一晚上的戏，从头顶到尾】

　　对于多数演员来讲，尤其是那些名气大的，一个晚上的戏，多数只唱一折，也就四、五十分种。即便“双出”（即前面唱一折，末尾唱一折），也不过一个多钟头。可他的演出，往往一开戏就上场了，一直到剧终才下场。他的戏是文武相间。时间别瞧长，可嗓子是越唱越亮，大气磅礴，穿云裂石，故有“铁嗓钢喉”之称。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杨小楼新排《楚汉争》，杨小楼自饰项羽，约尚小云加入，扮演虞姬，英雄美人，称绝一时。后来，杨小楼与梅兰芳重排此剧，遂更名为《霸王别姬》。

【脸上无汗，嘴不怕烫】

　　夏天演出，无论多热，他只是前后胸、腋下的衣服有些湿，脸上无汗。等到演完了戏，卸了装，这一身汗才“哗”地下来。功夫，绝对功夫！尚小云把汗都摄含在体内，什么时候松弛了，才叫它排出体外。否则，舞台形象能好看吗？瞧瞧现在的大歌星，还没唱上两首，就青筋暴涨，大汗淋漓，难怪大型舞台演出和天字第一号的电视台晚会都要时兴假唱了。

　　他还有个习惯，就是有演出时，不喝凉茶水，也不喝温的，而是喝滚烫的茶水。尚小云的嘴不怕烫。刚沏的茶，拿起来就喝，刚刚倒出来的开水，他能用来漱口。唱戏时，他的那把茶壶有专人管，任何人不许动。如果下场后喝的水不是滚烫的，尚老板就要发脾气了。

【喜零食，饭局多】

　　尚小云没什么特别的嗜好，只是爱喝好茶，还讲究吃。天福号的酱肘子，夏天的荷叶包子都是他所爱吃的。要论起一个菜怎么好吃，他绝对能给你说出个子午卯酉来。平素喜零食，吃完大花生，吃瓜子；吃完瓜子，又吃水萝卜。总之，嘴里小吃不断。冬天他离不了水萝卜和梨，一买就是一大堆。但一到有戏时，为了保护嗓子，零食就不吃了，吃饭也不沾荤，也不吃酸辣等刺激性的东西，完全吃蔬菜。逢有戏时，尚小云一般是上午十点起床，十二点钟吃午饭，饭后遛达遛达，三点种又睡，四点半起来，喝点茶，就一声不吭地保养精神。平时他那么大的脾气，也不知藏到哪儿去了。无论是谁，不管你说什么，他都不理睬，一心想着晚上的演出。

　　尚小云广交朋友，因而他的饭局也特别多。他与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以及别的朋友每月总有两三次固定的聚会，各自出钱，也就是现在的AA制。他们的聚会可不只为吃喝。这些大演员、名艺人常在一起谈论琴棋书画，切磋技艺，传递消息。地点多在前门外的“泰丰楼”饭庄，有时也在珠市口的“丰泽园”饭庄、煤市街的“致美斋”饭庄。

　　他的别署叫“芳信斋”，以烹饪著名，做的水晶肘，味道极好。

【摩登伽女】

　　名伶都懂时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尚小云演过一批时装戏，其中一出叫《摩登伽女》，内容是讲佛教故事的。他演的摩登伽女，烫发，穿印度风格的服装，脚下是玻璃丝袜、高跟鞋，自己还把腿毛剃光。最后跳英格兰舞。为了跳这个舞，他专请了一位英国舞蹈教师来教授。这出戏还用上了钢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那时，多才多艺且扮相酷似今天男模特儿的杨宝忠正傍着尚小云唱二路老生（即扮演次要角色的老生）。每次演完《定军山》，杨宝忠就马上卸装，换上西服革履，拿起小提琴上场，为尚小云的英格兰舞伴奏。台上的那架钢琴，还是向著名学者吴晓铃先生借的呢。每次借用，尚小云都得派人到寿材店雇四个杠夫把它抬到戏院。演完后，再抬回吴宅。

　　对这出《摩登伽女》，评价不一。不过，只要演它，票价就要加一块钱。所以，尚小云平时不演这戏。如募捐赈灾义演，就拿这出戏。他办的科班“荣春社”经济上赔钱了，也拿这出戏。演上三场，钱就补齐了。

【传艺】

　　梨园行的人都知道，张君秋是得到尚小云的赏识和栽培的。一九八四年，适逢尚小云诞辰八十五周年。遥想当年，心存感激的张君秋说：“对我来说，得以结识尚先生，实在是件意想不到的事。那是我十六岁，在王又宸的班社搭班。有一次在华乐戏院演《二进宫》，尚先生来看我的演出。演出刚结束，经理就来叫我，说尚先生在前台柜房等我，要见见我。我母亲和李多奎先生，陪着我到了前台柜房。尚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豪爽、痛快，见面后没说几句话，就表示要教我，让我到他家去。在那‘艺不轻传’旧社会，尚先生如此主动、热情提携后进，实在令人感动。”

　　后来，尚小云得知张君秋与另一位艺人（李凌枫）的师徒合同尚未期满，不便行师徒之礼，也丝毫不予计较，仍热情如初。他一方面给张君秋说戏，一方面与张君秋同台演出。俩人同台演出的第一个戏，便是尚派经典剧目《福寿镜》。那时尚小云三十六、七岁的年龄，艺业兴旺。要是换了别人，正该趁这岁数给自己大赚大捞呢。

【毁家办学】

　　“荣春社”是尚小云开办的一个科班的名字。它在京剧史上是有名的。

　　他当初是为了培养儿子（尚长春），请了老师在家里学戏，再找了十几个年龄相当的孩子陪读。先头有十八个人，于是叫“十八子”，后再加十八个，便叫“三十六友”。可刚招完，又来了。几乎每天都有人要加入。干脆自家办个科班吧！从一九三七年初夏开始筹办，到一九三八年春天，学生已有二百余人。有了“荣春社”，尚小云从早上察看学生上课，到晚上亲临舞台为学生把场，几乎把整个身心都扑在了学生身上。精力旺盛的他一天能往“荣春社”跑几十趟，也不觉得累。他对学生的训练是严格的、也是严历的。脾气又大，一点差错都不能容忍，但有差池，一定责罚。对自己的孩子更严，严到不讲理的程度。同样的错，别的学生打五下，自己的儿子得挨十下。尚小云打学生的时候，他的夫人就在屋里打鸡蛋，而且是把蛋黄去掉，只留蛋清。因为挨完打的学生都要到尚夫人那里抹上蛋清。总之，学生没有不怕他的。仅通过一年的训练，“荣春社”的孩子们就有了初步的演出能力，可以拿出的剧目达一、二百出之多。

　　尚小云雇了三个裁缝，每年到有名的“瑞蚨祥”绸布店买许多布料。“荣春社”给学生统一制作服装。冬天是航空帽、青布棉袍罩大褂、白手套、口罩；秋天有一顶瓜皮小帽；夏天是竹布大褂。每人胸前佩戴自制的社徽。

　　十几个炊事员，负担四百多人的伙食。学生是两菜两汤，老师是八菜一汤。吃饭时，饭菜摆好，都不动筷子。单有个学生去请尚小云。他来到桌前，挨着盘儿尝菜。他吃着好，就点头说：“你们吃吧。”如果他尝了以后说：“不行，重做。”那就赶紧重做。如果下午学生有演出，到三点多种，一人先发三个芝麻烧饼。

　　为方便学生看病，尚小云特请一位陶先生为常年嘱托中医，请一位郭先生为为常年嘱托西医，请一位徐先生专做正骨医生。此外，还联系了李铁拐斜街的顺田医院做为“荣春社”的专门住院医院。联系附近的原田医院为学生的急诊医院。

　　学生演出了。他们穿着统一的衣裳，排着队穿过琉璃厂走到戏院。接着，便有一辆黑色小轿车跟着开来。那是尚小云去戏院给弟子们、尤其是俩儿子（尚长春、尚长麟，均已病故）把场。开戏了，特别是到了压轴大戏的时候，尚小云准往舞台下场门台帘那儿一站，两眼炯炯有神，头发一丝不乱，古铜色长袍，挽着雪白的袖口，再加上好身材、好相貌，那才叫一个漂亮。他背手一站，就是一晚上。无论春夏秋冬，从未缺过一天。当然，他的辛苦也并非白费。每当观众看到他站在一边的时候，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尚小云心满意足，因为这是辛苦的回报。

　　艺人中“赌”是寻常事。尚小云很少赌。至多在腊月三十，和学生们玩玩状元筹（象牙做的牌，签状，上画人物并写着状元、秀才等字）。那他也是“放堂”（就是故意让学生赢）。即使他赢了，也把所有的钱、包括老本儿都留给学生，图个大家高兴！一到夜间十二点，不管尽兴与否，都不许再玩，因为他对学生的睡眠是绝对要保证的。

　　尚小云是东家，兼管理，又是教师，加上他自己还要演出，所付出的精力和财力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科班赔钱，他都一个人担着，更不指望学生为自己赚钱。1942年前后几年，为坚持办好他主持的科班“荣春社”，同时也为维持难以为继的“富连成”，他先后卖掉七所宅院的房产，其中一所有假山、游廊，相当地好。尚小云的“典房办学”，为一时佳话。

　　对于办学的认识，尚小云曾在193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做了很好的解释和描述。他写道：“近些年来，大家感到梨园缺乏人材的危机，所以我才下决心办荣春社。过这种生活，又比唱戏难上十倍。在今日我才知道为人师表之难，但是我做事的勇气，被环境支配更觉热血沸腾。所以，抱定苦干到底的精神，或许也有最后成功的一天！”文章结尾处，他这样说：“说不定过几十年，舞台生活不知要变到什么样子。我再看着荣春社学生，每天过着快乐兴趣生活，自然，我也生发出无限兴趣……”

　　月亮无声自圆缺。遗憾的是，尚小云办学没能“苦干到底”，因为时势变了。1948年，解放军包围北京城，“荣春社”亦走完了它的艰难又光荣的历程，宣告解散。学生走出了科班，也成了名。其中有的人在提高了政治觉悟后，忿忿道：“以往‘荣春社’学戏的那种苦法子，这也该是地主对我们的剥削吧！”话传到尚小云那里，耿介刚烈的他悲痛极了。要知道，学生的演出收入无几，而自己为了他们竟至倾家荡产，却从未惋惜过。万没想到政治如此轻易地攫取了人心。

　　如果有人问我：“荣春社”是什么？

　　我会说：这是一个奇迹。一个难以置信的奇迹，同时也是一个不会再现的奇迹。一个艺人办的科班，比我们众多的艺术院系不知高明多少。现在的教育部长、司长、局长、处长、院长，有几个能像他——有如父母之于子女、农夫之于土地般的抚爱后生？有几个能比得了他呢——以人格、资格、教法、身体、精神、才干、技能和感化力去有效地达到预期的育才目标？

　　没有了，永远地没有了。因为五十年来，凡是我们意识到要保存的，都已经失去。

　　他是有名的孝子，对母亲向来是绝对服从。老太太个子矮，要打儿子又够不着。尚小云就跪下让她打。

　　成名后的尚小云出门总是西服革履。有段时间，市面儿上兴穿白色麂皮皮鞋，可老太太不让他穿。因为老年间，平日穿“白”鞋不吉利。尚小云只好出门时先穿上一双老太太通得过的鞋，然后，到门房再换上预先藏在那儿的时髦的白色麂皮鞋。回来时，在门房换下白皮鞋，再进屋见老太太。那时，他已大红大紫。别瞧出门已有自己的小卧车，先头一辆是“别克”，后来换了一辆叫“雪佛兰”，可穿什么鞋还得听老太太的。

　　他不抽鸦片，但会烧鸦片。因为母亲及夫人（原配李淑清）都会抽，尚小云每天睡觉前要给他们烧烟。他不动烟酒，但并不讨厌别人有此癖好。有朋友来，他总是热情地递烟斟酒。

【“尚五块”】

　　在梨园行和朋辈中，尚小云生性豪侠，能急人之所急，以疏财仗义享名。同行里有人苦哈哈找上门，识与不识凡有请求者，他亦不问情由，出手就给五块大洋。你可知，那年月一袋洋面才二块钱，三十五块就能买一两金子啦！因此，他有“尚五块”、“尚大侠”的称呼。有时正和别人说着戏呢，听见门外小贩卖面茶、卖烫面饺的吆喝声。只要大家想吃，就让人叫进来，说：“全包了！你们吃吧。”吃完这个，门外又来了卖别的东西的。只要大家还想吃，他还让人叫进来，全包，管够。那时，像袁世海、李世芳、毛世来、艾世菊等富连成科班的学生，都喜欢在尚家排戏。大家高兴，尚小云就高兴。

　　其他慈善事业，尚小云也从不后人。这个优点与他母亲的教育密不可分。尚老太太常说：“咱们当年穷苦无依，知道穷人的苦处。现在托老天爷的福，有碗舒心饭吃，只要力所能及，就应当多帮穷苦人的忙。”所以，尚老太太病故，身后哀荣可比谭鑫培出殡的风光。

【一怒而去】

　　一九四九年，尚小云参加了政府为艺人办的讲习班。讲习班结束后，尚家开会商量：“荣春社”散了，今后怎么办？决定成立北京市尚小云剧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尚家还要演戏。”

　　十月，开国大典刚过，尚剧团便紧跟着排演新戏。其中的一出叫《洪宣娇》，说的是太平军的故事。为了这出戏，他自掏腰包，置办了全新的行头（京剧服装的统称），要演出了，却迟迟得不到上级批准。后来，戏还是演了，但没有取得成功。而真正让他感到不满的，还不是戏演得不好，而是管他的那些干部的态度。好像尚小云不再是角儿，什么事儿、包括戏里的事儿都不听取他的意见。与获得更多尊重、更多荣誉的梅（兰芳）、程（砚秋）相比，极具个性的尚小云更多地体味到粗暴、草率和冷落。他也是四大名旦。论人品、讲功夫，自己哪一点差了？“志高如鲁连，德高如闵骞，依本分只落的人轻贱。”尚小云吞不下这口气，终于离开北京，一怒而去。这一去，就是三年。

　　三年后回到北京，他住在校场六条一个有六、七个房间的小院。这房子在那时不过是北京中等以下人家的住所，与尚家从前住的椿树十二条的宅院，简直无法相比。这一挪动，似乎已是对他未来命运的预示。好在，尚小云安之若素。

　　北京市文化机关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在一份汇报里说：“我们对尚小云尊重不够，没有协助他把演出（指《洪宣娇》一剧）作为重点，反而态度比较粗率……”

【这叫“名利心切”】

　　一九五七年，陕西省戏曲学校成立，他受聘于陕西省戏曲学校担任艺术总指导。当然，他仍是北京市尚剧团的团长，但他在北京的时候，就不怎么过问剧团的事。

　　一九五九年刚到陕西不久的尚小云，把自己珍藏了大半辈子的字画、玉器共六十六件（见附件），无条件捐献给了陕西省博物馆。当年张伯驹夫妇捐赠文物，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茅盾）代表中央文化部签发了嘉奖令，我不知道中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政府对他变私产为公器的伟大爱国行为，有什么奖励和表彰。但是，当我看到这六十六件文物的目录清单，再联想到他后来的遭遇，心情异常非常沉重。宋元画作、八大山人条幅、石涛册页、唐寅荷花、徐渭鹅图，还有倪元璐、董其昌、金圣叹、海瑞、史可法、杨继盛、戚继光、郑板桥、金农、黄慎、李觯以及齐白石……如用金钱计算，它们该值多少钱？起码是超过亿元的数字吧。尚小云不知道吗？知道，他和张伯驹一样，正是因为知道它们的价码和价值，才捐了出来。

　　也就在这一年，北京市文化机关又送上一份关于他的“情况反映”，那上面写道：“北京市希望他北京、西安一边一半，按照我们早先的意思，希望尚小云能把重要精力放在尚剧团，把剧团办好。这几年，他的名利心切，一直没有这样做，即使他到北京来，也无心过问尚剧团。

　　“名利心切”？把一切都奉献、捐献给教育和国家的人，叫“名利心切”？写这个秘密“奏折”的，是个标准王八蛋。

【国营】

　　一九六Ｏ年，北京市文化机关决定：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将梅（兰芳）剧团、尚（小云）剧团、程（砚秋已逝，由程氏弟子赵荣琛、王吟秋主演）剧团、荀（慧生）剧团改为国家剧团。

【真是“退到了墙根儿”】

　　一句六三年的夏季，北京市文化部门领导开会一致认为梅、尚、程、荀四个京剧团的问题，是“在政治上使我们很被动，业务上不能做到继承发展，经济上又亏损。既不能体现党的文艺方针，也失去了工作的意义。局面不能再维持了，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彻底整顿”。中央文化部也认为对梅、尚、程、荀四个剧团进行整顿的问题，是“无论如何不能再拖。再拖下去更会脱离群众，政治影响更坏”。于是，在1963年由北京市文化局正式派专人去西安与陕西省文化局联系，明确对尚小云由陕西省负责安排。北京市这边负责办理正式调动手续。在北京原属尚小云剧团的物资器材，清点造册，上缴，封存。这些东西将根据其他艺术表演团体的需要，调拨使用。

　　他担任了陕西京剧院院长。可刚上任的尚小云在九月就返回了北京。赴京前，他分别向陕西省的领导辞行。他的回京举动，引起北京和西安两方面的紧张。北京方面怕他回北京，西安方面怕他不回西安，双方都派人做了跟踪调查。不久，一份关于尚小云先生来京前后情况的汇报送到了文化领导机关。那上面反映了以下两点情况：一、西安方面是希望尚小云在北京下榻民族饭店，住宿费由西安方面承担，但尚小云明确表示来京后，要住在自己的家。二、尚先生来京时搬运的家具很多，包括他的戏箱、沙发、地毯、甚至他夫妇在西安的床铺也运到北京。汇报里还特别写明“当初，他去西安时把戏箱油漆得和陕西省戏曲学校的戏箱一样颜色，而这次的戏箱颜色油漆得和从前的尚剧团的一样”。很明显，尚小云是想借机重返北京。北京是什么？在别人眼里，北京是首都。但在尚小云心里，北京就是家。“荆轲墓，咸阳道……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

　　结果却令人意外——尚小云非但没有回家，在十月底反而正式办理了调干手续，连户口都迁到了西安。这与他当初去陕西时，北京市领导确定的“一半北京一半西安”做法相比，真是“退到了墙根儿”，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了。谁让自己现在是国家干部呢？一切纳入“组织”，人在“单位”里，由“领导”管着。自由职业者那种天马行空、随心所欲的日子都成了记忆。

【三只碗 六根筷】

　　因尚小云的慷慨大义，在抗战以前就被推举为“北平梨园公会会长”（即伶人维护整个梨园行公共利益的行会组织。凡组班邀角、穷苦艺人的生养死葬以及其他集体公益事项，都通过公会或由公会出面办理。会首一职推举由有声望的艺人担任。该组织从清代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日寇侵占北京，梨园会划归由日本人主持的新民会管辖。到了一九四九年，这就是个“问题”。“文革”来了，非但旧事重提，且上升为“罪行”。红色革命政权的人说，尚小云不是什么北平梨园公会会长，而是新民会的会长了。他是陕西大名人，凡是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人被斗，准拉上他去陪斗。有个名演员陪着，多好看呀。每次批斗，四个大汉揪住他的四肢，往大卡车上一甩。到了会场，用脚一踹，从车上踢下——中国政治权力的专横与恐怖，向来就是以群众暴政为基础。

　　常与尚小云一起接受批斗的，还有西安市戏曲学校的副校长、著名京剧演员徐碧云（男旦）。徐碧云的身体很虚弱，经不住四个大汉的脚踢。每逢这样的时刻，先上了车的尚小云都要回过身来，伸手拉他一把。红卫兵造反派看到了，立即大声呵斥。尚小云不管，下次遇到同样的情况，他照样伸出手来。

　　尚小云一家人扫地出门，挤在一间小屋，每月三十六元生活费。三只碗 、六根筷子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后靠儿子（尚长春）每月接济一百元钱过活。这个昔日的四大名旦，每天一人用小车清扫八栋楼的全部垃圾。挨斗时，造反派知道他功夫好，就让他站到三张垒起的桌子上，胸挂一张沉甸甸的大牌子。他见头顶是青天白云，背后是人声鼎沸，锣鼓口号正热闹。心想：这多像一座露天舞台呀。于是，尚小云就开始默唱戏词儿了。每次批斗会后，造反派给他三分钱。他一分钱买咸菜，两分钱换白糖兑开水喝。爱吃糖的他端起那碗糖水时，不禁想起年轻时唱完戏和朋友一块儿去买进口糖的情景……

　　元人散曲中有这样的一句：“问人间谁是英雄？”在中国，到底谁是英雄？

【可别吃得太撑啦！】

　　在西安挨了斗，抄了家，他更是一心想回北京，却已是有家归不得。一九七四年，他来北京治眼疾。自己的房子被别人占着，他先住在亲戚（任志秋）家，但那里是江青的“样板团”宿舍，不许他住。幸亏有个已退职的吴素秋——这个曾与尚小云合作唱戏，也有点师生之谊的女演员，把他和夫人接到自己的家里吃住。艺人久历世故，多少带着一点势利，但他们又都能于衣食劳碌之中，存留一份真情。

　　尚小云幼时认了个义母，是开回民饭馆“穆家寨”的东家。穆老太太拿手的是“炒疙瘩”。这也是年轻的尚小云最爱吃的。这时，穆老太太早没了。可她的女儿恰恰是马连贵夫人（马连良之弟媳）。穆家女知道尚小云好这一口，就拉他到自己家吃原汁原味的“炒疙瘩”，再添上几道菜，有回民的“炒掐菜”、“小锅烧牛肉”、“炸卷果”、“素鸡”、“炸油香”等。一张桌子，摆得琳琅满目。最甘美不过的，还是那份“炒疙瘩”。它让一生颠簸、半世飘蓬的尚小云，顿生归家之感。他一边狼吞虎咽地吃，一边说：“我这十几年也没吃过这样的好饭菜了。”

　　站在一旁的，还有特地来探望的梅兰芳夫人（福芝芳）。她笑着说：“留神点儿，可别吃得太撑啦！”

【蓦然一惊】

　　这时，陕西京剧院催他回去做“政治结论”，尚小云当然也惦记着这件事，便风风火火地跑回去。到了剧团，两名工人宣传队的队员板着面孔向他宣布了结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他一下子愣在哪儿，半天没动弹。

　　此后，尚小云常失神发愣。屋外推门进来一个人，也会使他蓦然一惊。

【人生最后一步】

　　一九七六年三月尚小云因胃疼住院，进去就抢救。四月十九日去世。他的子女和一个跟他多年的秘书，护送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步。推车送出病房，送入太平间的一路，住院病人及其家属早已主动聚集在楼道两侧，他们为这个曾扬名四海的艺人送上一程。子女们决定要在西安殡仪馆向父亲遗体举行个仪式再火化，上边没批准。在他们向父亲遗体告别时，陕西省、西安市没有任何一级的领导人出席。

　　“独自走，踏成道，空走了千遭万遭。”其实，这没什么可奇怪的，也无须难过。一切都来自中国特色。

【魂归故里】

　　一九八Ｏ年，经官方批准：尚小云平反昭雪，魂归故里，骨灰移入八宝山革命公墓。陕西有关方面在悼词里给他做的结论是“政治尚属清白”，“工作基本积极。”梅兰芳儿子梅绍武与儿媳屠珍，实在看不过去了，真是卡人卡到死。他们跟谁也没请示，当即修改了文字，把那些“尚属”、“基本”等字眼统统删去，并请周扬过目。在会场上，周扬说：“按修改稿宣读。”

　　梅氏夫妇还通过关系，在大堂摆上了邓小平和邓颖超送的花圈。顿时，尚小云追悼会的规格就提高了。这也属于中国特色。

【“八音盒”】

　　尚小云四十寿辰的时候，在北平沦陷的背景下，王瑶卿、王凤卿、余叔岩、时慧宝、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姜妙香、马连良等分作书画十二幀合为条屏作为祝寿。另有一位先生送了个进口 “八音盒”。要知道这玩意儿在那年月，可是个稀罕物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林彪的毛家湾住所做了一次有限范围内的开放，展览其“叛党叛国”的罪行。尚小云的秘书张先生在参观时，突然发现陈列品中有只“八音盒”。他怎么看都觉得像是尚家的东西。他要求工作人员将其取出细观。果然，那上面写着“绮霞（尚小云字）先生四十寿诞纪念”。自然，那主办者与在场的工作人员不知道绮霞就是尚小云。在我看来，今人也未必知道尚小云。

　　真个是“桃花开了杏花开，旧人去了新人来。”与时俱进吧，我们需要知道和记住的是成龙、章子怡以及大红大紫却与艺术毫不相干的“超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看望过尚夫人(继室王蕊芳)。家中的简陋、简洁、简单，令人吃惊。我不由得想起一个著名票友（非职业性京剧演员、乐师之统称）南铁生先生的议论。他说：“四大名旦里，梅（兰芳）、程（砚秋）的生活待遇，自不用说。荀慧生留了个心眼儿，给自己保住了一所房子。只有尚小云，他可真顾前不顾后呀，把私产处理得干干净净，连一条后路都没留。到后来自己无容身之处，满目萧然。”

　　二ＯＯ四年，拙作《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在大陆、香港、台湾先后刊出后，尚小云的幼子尚长荣从上海打来电话。他说：“你写的不光是马先生（连良），你写的是他们那一代。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从七所宅院、万贯家财到三只碗、六根筷，这也是翻身？人家的宅院和钱财可是一板一眼、一招一式挣来的。

　　　　　　　　　　　　二ＯＯ五年六—十二月于北京守愚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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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尚小云捐献名人字画、玉器目录（六十六件）

（宋） 宣和画鹰图条幅
（宋） 赵千里青山绿水图条幅
（元） 唐棣飞琼图条幅
（明） 冷谦人物图条幅
（明） 金圣叹行书条幅
（明） 海瑞草书条幅
（明） 杨继盛行书条幅
（明） 史可法 行书条幅
（明） 倪元璐行书条幅
（明） 董其昌书法条幅
（明） 张瑞图行书条幅
（明） 唐寅荷花图条幅
（明） 赵左雪景图条幅
（明） 赵左设色山水图八开条屏
（明） 周之冕八哥树林图条幅
（明） 周之冕翎毛花卉图条幅
（明） 蓝瑛山水图条幅
（明） 徐渭花卉二乔图条幅
（明） 徐渭画鹅图条幅
（明） 谢时臣山水图条幅
（明） 八大山人草书条幅
（明） 戚继光行书条幅
（明） 陆治石壁图条幅
（明） 刘珏山水图条幅
（明） 陈星海秋林读书图条幅
（明） 黄钺岁朝清供图
（清） 董诰灵岩山图条幅
（清） 董诰灵岩山图条幅
（清） 石涛山水图条幅
（清） 石涛山水图册页十二条
（清） 陈洪绶人物图条幅
（清） 新罗山人花鸟图条幅
（清） 张崟万松图条幅
（清） 高其佩观瀑图条幅
（清） 潘恭寿寒江独钓图条幅
（清） 潘恭寿仿宋山水图条幅
（清） 翁寿如雪景图条幅
（清） 李永之金山寺景图条幅
（清） 边寿民平安图条幅
（清） 钱坫 篆字条幅
（清） 金农漆书对联
（清） 邓石如隶书对联
（清） 郑板桥隶书对联
（清） 瑶华道人山水图册页十二开
（清） 瑶华道人山水图册页大十二开
（清） 顾见龙李笠蓊小像
（清） 顾见龙圣贤册页十开
（清） 吴履仕女小照
（清） 李觯五松图
（清） 金农达摩像图
（清） 邓石如隶书条幅
（清） 潘思牧烟雨图
（清） 李世着倬观瀑图
（清） 沈铨桃花树林图条幅
（清） 黄慎树阴三马图
（清） 黄慎太白饮酒图
（清） 黄慎梅花图条幅
（清） 顾鹤庆蕉山秋霄图条幅
（清） 方观承字册页八开
（清） 宋葆淳鸳鸯图条幅
　　　 王梦白楼台图条幅
　　　 齐白石钟馗图
　　　 清御赐折扇两匣（每匣二件）
　　　 汉白玉玉圭一件
　　　 汉白玉玉璧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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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篇目

尚小云《我对于演剧的感想与兴趣》　　《立言画刊》1938年 10月1日第一期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京剧谈往录》　　北京出版社 1985年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京剧谈往录》续编　　北京出版社 1986年
南奇《诗非梦——一代艺人南铁生》　　台湾美教育出版 2005年
程永江《程砚秋史事长编》（上、下）　　北京出版社 2000年

找到了一个封面，看起来应该还有马连良和叶盛长两篇，但是叶盛长的那篇我没有找到，马连良的找不到全篇……

《我的声明和态度 》

章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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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1月11日，在全国图书定货会开幕当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召集了一个“通风会”。会上，副署长邬书林先生以宣读方式公布了一份“2006  出版违规书选”，被点名的书里,《伶人往事》列于三。邬先生对出版此书的湖南文艺出版社说（大意）：“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你们还真敢出……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接着，自然是对该社的严厉惩处。
    邬先生说的“这个人”，指的就是我了。我是谁？我是从事戏曲研究的老研究人员，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老盟员，是退休在家的孤寡老妇。六十岁的时候，我拿起了笔，写起了往事。先说的是父辈故事，后讲的是伶人传奇。第一本书被禁（即“卖完了，就别再版了”）。虽说这是应中央统战部的要求，但权力机关已经对我的权益有所侵害。这次，邬先生没有对《伶人往事》做出任何评价，却对我本人的个人权利进行了直接的侵害。我们的宪法有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他的“因人废书”，直指我本人，直接剥夺我的出版权，而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知道——在邬先生的眼里，章诒和是右派。好，就算我是右派。那么，我要问：右派是不是公民？在当代中国，一个右派就既不能说，也不能写了吗？谁都知道，只要是个社会，就有左中右，其中的左派永远是少数。我们这个国家是不是只许左派讲话、出书？广大的中间派和右派只有闭嘴。果真如此的话，我们的宪法应当立即修改，写明容许哪些人出书，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容许哪些人出书，不能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实，现在某些左派和左派官员出书之难，并不在我之下）。邬先生，您是什么派？您代表谁？在就前不久，……总理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并要求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能讲真话。言犹在耳哪！通风会就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宣布了这样的措施。新闻总署是国家行政机构，是国务院的下级。这不是和国务院对着干吗？邬先生，您到底想要干什么？
    借此机会，我想说明这样一个态度：从提笔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想当什么社会精英，更没想去写什么“大”历史。我只是叙述了与个人经验、家族生活相关的琐事，内里有苦难，有温馨，还有换代之际的世态人情。我的写作冲动也很十分明确：一个从地狱中出来的人对天堂的追求和向往。因为第一本书里的张伯驹、罗隆基，第二本书里的马连良，第三本书里的叶盛兰、叶盛长连同我的父母，都在那里呢——“他们在天国远远望着我，目光怜悯又慈祥”。
    再郑重地重复一遍：我不会放弃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维护，因为它维系着一个人的尊严和良知。邬先生的行为是违反宪法的！从精神到程序，他都没有遵守。官场可以盛行“一致通过”，面对领导人可以做到“聆听教诲”；与此同时，是否也可以给草民腾出一点儿空间：给他们留下一张嘴，叫他们说说；给他们留下一只笔，让他们写写。和谐社会的搭建不是靠勒紧，它需要的恰恰是松动。
    前两本书的被封杀，我均以“不在乎”应之。但事不过三。这次，我在乎，很在乎！邬先生，告诉您：我将以生命面对你的严重违法行为。祝英台能以生命维护她的爱情，我就能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
    遵守宪法的首先该是政府。您是高官，这点应当比我清楚。
                                          章诒和2007，1，19

《支持章诒和，正告邬书林们！》

沙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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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先生在1月11日对中国出版的八本图书的禁令，并阅读了被禁图书作者之一的章诒和先生1月19日的声明，我郑重表示：我反对邬书林的禁令，我支持章诒和的声明！
    在此，我要正告邬书林：你知道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吗？你知道清代的文字狱吗？你知道国民党的图书审查吗？你知道希特勒的文化专制吗？你知道历史对钳制言论自由、迫害知识分子的审判吗？你知道章诒和在海内外拥有多少读者吗？你身为新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你的禁令，只是对章诒和一个人的打压吗？不，你这是与海内外千万读者为敌！你的禁令只是对八本书的封杀吗？不，影响所及，你这是对所有在你治下的新闻记者、出版编辑们的恐吓！你知道你的禁令一下，在新闻界、出版界、写作界、知识界所引起的强烈愤怒吗？你践踏了宪法的出版自由，你剥夺了八位作家的著作权利。你这是对……同志最近关于文学艺术讲话的背叛，是对……同志提倡和谐社会的背叛，你是给XXX帮倒忙，绝对的帮倒忙！
    你知道你担当的是什么角色吗？难道你不怕吗？
    真正应该感到恐惧的其实不是被你禁止的作者们，而是你自己！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以前被精神杀戮的作者们是无罪的，今后也将再次证明这次被你封杀的作者们也是无罪的。而历史将会怎么证明你自己呢？请听好：历史只能证明你是刽子手——精神杀戮的刽子手！这才可怕！
    世界上所有的刽子手都不愿意从事杀人勾当，所以他们在执行死刑时，都不得不将自己的面目用黑布蒙上。而你这次在执行精神死刑时，你没有蒙面，你公开露面了；所有的刽子手都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可从2007年1月11号之后世界都知道你的名字了：邬书林！
    所以我真诚地告诫邬书林们：放下屠刀，解除禁令！多行和谐之善举，不做杀戮之恶事。这样历史将可能对你们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我是一介书生，一向不喜欢游行示威，从来不习惯声明抗议。我只会写我自己的文章。因此数十年来我对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种种罪行，只是在沈默中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在忍受中曲折地表达一点愤怒。但这次我要做狮子吼了，我要公开抗议了，否则我会感到耻辱！
    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刻有马丁.尼莫拉牧师的一段著名的铭文：
    “他们先是来抓XXX，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XXX。他们接着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又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已没有人还被留着给我说话了。”
    马丁.尼莫拉牧师早期曾作反犹的布道，他在希特勒一再的罪行前都“不说话”，最后他自己也被关入希特勒集中营。
    所以我要说话！不但为了章诒和，不但为了其他七位作者，也为我自己。
    章诒和先生先后被禁了三本书。禁她第一本书时，她没说话；禁她第二本书时，她也没说话。禁她第三本书时，她拍案而起，终于说话了！
    在禁章诒和先生的第一本书时，这次被禁的其他七位作者也没想到要公开说话，更没想到这次自己也被关进“集中营”。
    我们都曾是可悲的马丁.尼莫拉！
    但这次章诒和说话了，我也说话了。
    在黑暗中，你我都是对方的烛光；在荒漠里，每一只举起的手都是一片绿叶！
    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说话，这是我们的权利，这是我们的尊严，否则下一个被关进“集中营”的有可能就是你！
                            2007年1月20日 上海善作剧楼

马连良的那篇找到了：

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父亲与马连良

作者：章诒和


　　“怜君身似江南燕，又逐秋风望北飞。”

　　父亲（章伯钧）爱看戏。父辈似乎都爱看戏。在这个爱好上，分辨不出国民党官员、共产党干部和民主人士政治身份的差异来。难怪从前的艺人地位虽低下，但心理上却是自傲的：“甭管哪朝哪代，你们都得听戏。”

　　事实还真如此。罗瑞卿当学生时，为瞧一出梅老板（兰芳）的戏，大冬天把铺盖都卖了。一九四九年后，当了公安部长的他，还把这故事亲口告诉了梅兰芳。梅先生感动得直说：“以后我请您，我请您。”

　　一九五六年，禁戏内部演出。其间，由小翠花演一出跷功戏，剧目名称忘记了。父亲和我临开演前十分钟进的剧场，竟发现已座无虚席。跟在后面的人是贺龙。他一拳打在父亲后背上，父亲转身拍着他的肩膀，说：“你也来了。”“我当然要来。”父亲说：“好像没有座位了。”

　　贺龙望了望前面几排就坐的人，笑着说：“他妈的！所有的部长都来了，比国务院开会还积极！”

　　二人相视，哈哈大笑。

　　这年年底，四川的川剧团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谭记儿》，台下的四川籍首长一边看戏，一边说笑。态度随意，评头品足，语言放肆，一点“首长”的样子也没有，大家又回到了草民时代。

　　一九五七年年春，安徽的庐剧、泗州戏进京演出。父亲、张治中、李克农三个安徽人，不但相约去看家乡戏，还把剧团的人轮流请到家里吃茶点。

　　婉转之曲调伴以优美文辞；精雕细刻的身段配以多愁善感之表情。一个唱腔，千回百转；一件蟒袍，镶金绣银——当其以繁华声色呈现于舞台，那些有文化、有身份的人，亦日愈陶醉其间。不管你由朝而野，还是由野而朝，自身的生活经历和社会认识必然对剧中的人情世态、悲欢离合，感到十分投合。民族民间生成性质的中国戏曲在得到平民百姓喜爱的同时，也得到文人、士大夫的青睐。特别是对于像父亲等一批已身居荣耀的人来说，观看再现真实世相与生活琐细的戏曲，是心理上一种必要的替换，是精神上的安慰，是情感上的温暖回忆。况且，耳目声色之消闲娱悦，是阅读思辨所不可替代的另一个美的世界。

　　说起父亲与艺人的交往，均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他较早结识的艺人是梅兰芳，而与父母关系比较密切的艺人，要数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的马连良和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李万春。

　　最早关于马连良的故事，我是从表舅那里听来的。表舅一生喜好两件事。一是烹调，且手艺高超。他是“民革”（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民革负责人王昆仑在家里请客，常请他去掌勺。后来，表舅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被踢出民革中央，所有食客竟没替他说一句话。母亲为此愤愤不平，抱怨道：“与其给他们炒菜，还不如给我们做饭呢！”表舅的第二个喜好是听戏，主要是听京戏。什么梅尚程荀，什么南麒北马，没有不知道的。他非但说戏，还能讲戏外趣闻。而这，正是我最爱听的。表舅告诉我，马连良是在一九五一年由周恩来派人至香港接回大陆的。同时回来的还有张君秋。

　　我问：“他愿意回来吗？”“愿意。”“为什么？”

　　表舅说：“那弹丸之地，有几个喜欢听京戏？马连良唱到后来一场戏还要赔上几十块，这使得他有些灰心。一不上座了，再大的角儿也呆不下去。马连良又是有名的孝子，年近九旬的老母还在北京。虽说他每月必到银行给母亲汇款，但总不如堂前行孝。”“怜君身似江南燕，又逐秋风望北飞。”马连良夫妇回到了北京。离开香港之前，曾找一个星相家算命卜卦。

　　“马先生的吃就和他唱的戏一样，前者精致到挑剔，后者挑剔到精致。”

　　马连良天赋条件并不十分好，但勤学苦练。吊嗓子，练白口，无一日懈怠。据说他家隔壁有个保姆，每天清晨洒扫庭院，必听马连良的唱念，居然也会了《十道本》。

　　马连良十分注意保养，嗓子从来没坏过，宽窄始终够用，且维持在一个相当水平。所以，观众对他有“用不完的嗓子”的好印象。至于马派唱腔，业内评价各异。大多认为是柔靡纤巧，也有人指责为“靡靡之音”。不管别人如何议论，马连良的唱腔既可风靡一时，又能流行后世，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他做戏潇洒飘逸，表演入微。每一出戏都有特点、特色，受到业内的一致称赞。他演戏，一切唯美是尚。动作规范，无处不美。拍他的剧照，没有废片，张张漂亮。他的戏班扶风社，讲究“三白”（即“护领白”、“水袖白”、“靴底白”）。他要求同仁扮戏前一定理发刮脸。在后台，他还准备两个人，一个专管刮脸，一个专管刷靴底。马连良本人的行头，极其精美和考究。在扮戏房（即今天的个人化装间），有专人管熨行头，熨水袖，挂起来，穿在身上就没有皱折的痕迹了。而选用的衣料，其质地、色泽、花纹都是上等的。为了悦目，马连良八方寻求。“一年，故宫拍卖绸缎。他不惜钱财，买入许多大内的料子，存起来慢慢做行头。在颜色方面，他提倡用秋香色、墨绿色（如《甘露寺》乔玄的蟒）、奶油色（如《打渔杀家》萧恩的抱衣）。看起来漂亮得很”⑴。

　　一九三七年，马连良与别人合伙，在北京的黄金地段——靠近西单的西长安街盖了一座新戏院，这就是后来的首都电影院（可惜今已拆没了）。有了自己的剧场，便开始考虑美化舞台。

　　在剧场的舞台上，马连良设计了一个“守旧”（即“天幕”）：米色绸子做底，中间绣着棕色的汉武梁祠图案，上挂沿幕，下垂黄色穗子，并且横悬五个小宫灯。舞台一侧的伴奏乐队，用绘有蓝色云龙的纱幕围起来，不让观众瞧着杂乱无章。戏院开张的那天，大幕拉开，观众一看，立即热烈鼓掌。从此马连良外出演戏，都要带着这个大幕。因为它实在是太漂亮了！到了后来，“守旧”成了标识，走到哪儿，只要张挂出来，人们就知道是扶风社的马老板“在此作场”。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很多名角在收徒弟和挑配角方面，由于怕他们盖过自己，故而都不选强手、高手来配戏或培养。但马连良的舞台阵容全是精选之才。为此，他创设了一套方法，即签订合同。这在梨园行是首创。订了合同，即可安心演戏。有本事的人，谁不乐意？小生叶盛兰还没出科，便被马连良相中。杨宝忠改行操琴，张君秋崭露头角，袁世海浮出水面，也都即时签下合同。

　　强大的演员阵容，配以干净、整齐、清爽的台风，马连良的戏，真的是很好看。他演戏一丝不苟，极其认真，非常讲究舞台上的配合与谐调。一次，在天津演《八大锤》。他扮说书的王佐，叶盛兰演陆文龙，两人旗鼓相当，演出十分精彩。再棒的“角儿”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在过场进出之际，马连良一时疏忽，伸错了臂膀。观众发现王佐刚才断的不是那一只臂膀，便哄然而笑。据说那晚散戏后，马连良自己气得要跳天津万国桥。从此，他再也不演《八大锤》。

　　

作者：章诒和


　　“怜君身似江南燕，又逐秋风望北飞。”

　　父亲（章伯钧）爱看戏。父辈似乎都爱看戏。在这个爱好上，分辨不出国民党官员、共产党干部和民主人士政治身份的差异来。难怪从前的艺人地位虽低下，但心理上却是自傲的：“甭管哪朝哪代，你们都得听戏。”

　　事实还真如此。罗瑞卿当学生时，为瞧一出梅老板（兰芳）的戏，大冬天把铺盖都卖了。一九四九年后，当了公安部长的他，还把这故事亲口告诉了梅兰芳。梅先生感动得直说：“以后我请您，我请您。”

　　一九五六年，禁戏内部演出。其间，由小翠花演一出跷功戏，剧目名称忘记了。父亲和我临开演前十分钟进的剧场，竟发现已座无虚席。跟在后面的人是贺龙。他一拳打在父亲后背上，父亲转身拍着他的肩膀，说：“你也来了。”“我当然要来。”父亲说：“好像没有座位了。”

　　贺龙望了望前面几排就坐的人，笑着说：“他妈的！所有的部长都来了，比国务院开会还积极！”

　　二人相视，哈哈大笑。

　　这年年底，四川的川剧团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谭记儿》，台下的四川籍首长一边看戏，一边说笑。态度随意，评头品足，语言放肆，一点“首长”的样子也没有，大家又回到了草民时代。

　　一九五七年年春，安徽的庐剧、泗州戏进京演出。父亲、张治中、李克农三个安徽人，不但相约去看家乡戏，还把剧团的人轮流请到家里吃茶点。

　　婉转之曲调伴以优美文辞；精雕细刻的身段配以多愁善感之表情。一个唱腔，千回百转；一件蟒袍，镶金绣银——当其以繁华声色呈现于舞台，那些有文化、有身份的人，亦日愈陶醉其间。不管你由朝而野，还是由野而朝，自身的生活经历和社会认识必然对剧中的人情世态、悲欢离合，感到十分投合。民族民间生成性质的中国戏曲在得到平民百姓喜爱的同时，也得到文人、士大夫的青睐。特别是对于像父亲等一批已身居荣耀的人来说，观看再现真实世相与生活琐细的戏曲，是心理上一种必要的替换，是精神上的安慰，是情感上的温暖回忆。况且，耳目声色之消闲娱悦，是阅读思辨所不可替代的另一个美的世界。

　　说起父亲与艺人的交往，均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他较早结识的艺人是梅兰芳，而与父母关系比较密切的艺人，要数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的马连良和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李万春。

　　最早关于马连良的故事，我是从表舅那里听来的。表舅一生喜好两件事。一是烹调，且手艺高超。他是“民革”（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民革负责人王昆仑在家里请客，常请他去掌勺。后来，表舅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被踢出民革中央，所有食客竟没替他说一句话。母亲为此愤愤不平，抱怨道：“与其给他们炒菜，还不如给我们做饭呢！”表舅的第二个喜好是听戏，主要是听京戏。什么梅尚程荀，什么南麒北马，没有不知道的。他非但说戏，还能讲戏外趣闻。而这，正是我最爱听的。表舅告诉我，马连良是在一九五一年由周恩来派人至香港接回大陆的。同时回来的还有张君秋。

　　我问：“他愿意回来吗？”“愿意。”“为什么？”

　　表舅说：“那弹丸之地，有几个喜欢听京戏？马连良唱到后来一场戏还要赔上几十块，这使得他有些灰心。一不上座了，再大的角儿也呆不下去。马连良又是有名的孝子，年近九旬的老母还在北京。虽说他每月必到银行给母亲汇款，但总不如堂前行孝。”“怜君身似江南燕，又逐秋风望北飞。”马连良夫妇回到了北京。离开香港之前，曾找一个星相家算命卜卦。

　　“马先生的吃就和他唱的戏一样，前者精致到挑剔，后者挑剔到精致。”

　　马连良天赋条件并不十分好，但勤学苦练。吊嗓子，练白口，无一日懈怠。据说他家隔壁有个保姆，每天清晨洒扫庭院，必听马连良的唱念，居然也会了《十道本》。

　　马连良十分注意保养，嗓子从来没坏过，宽窄始终够用，且维持在一个相当水平。所以，观众对他有“用不完的嗓子”的好印象。至于马派唱腔，业内评价各异。大多认为是柔靡纤巧，也有人指责为“靡靡之音”。不管别人如何议论，马连良的唱腔既可风靡一时，又能流行后世，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他做戏潇洒飘逸，表演入微。每一出戏都有特点、特色，受到业内的一致称赞。他演戏，一切唯美是尚。动作规范，无处不美。拍他的剧照，没有废片，张张漂亮。他的戏班扶风社，讲究“三白”（即“护领白”、“水袖白”、“靴底白”）。他要求同仁扮戏前一定理发刮脸。在后台，他还准备两个人，一个专管刮脸，一个专管刷靴底。马连良本人的行头，极其精美和考究。在扮戏房（即今天的个人化装间），有专人管熨行头，熨水袖，挂起来，穿在身上就没有皱折的痕迹了。而选用的衣料，其质地、色泽、花纹都是上等的。为了悦目，马连良八方寻求。“一年，故宫拍卖绸缎。他不惜钱财，买入许多大内的料子，存起来慢慢做行头。在颜色方面，他提倡用秋香色、墨绿色（如《甘露寺》乔玄的蟒）、奶油色（如《打渔杀家》萧恩的抱衣）。看起来漂亮得很”⑴。

　　一九三七年，马连良与别人合伙，在北京的黄金地段——靠近西单的西长安街盖了一座新戏院，这就是后来的首都电影院（可惜今已拆没了）。有了自己的剧场，便开始考虑美化舞台。

　　在剧场的舞台上，马连良设计了一个“守旧”（即“天幕”）：米色绸子做底，中间绣着棕色的汉武梁祠图案，上挂沿幕，下垂黄色穗子，并且横悬五个小宫灯。舞台一侧的伴奏乐队，用绘有蓝色云龙的纱幕围起来，不让观众瞧着杂乱无章。戏院开张的那天，大幕拉开，观众一看，立即热烈鼓掌。从此马连良外出演戏，都要带着这个大幕。因为它实在是太漂亮了！到了后来，“守旧”成了标识，走到哪儿，只要张挂出来，人们就知道是扶风社的马老板“在此作场”。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很多名角在收徒弟和挑配角方面，由于怕他们盖过自己，故而都不选强手、高手来配戏或培养。但马连良的舞台阵容全是精选之才。为此，他创设了一套方法，即签订合同。这在梨园行是首创。订了合同，即可安心演戏。有本事的人，谁不乐意？小生叶盛兰还没出科，便被马连良相中。杨宝忠改行操琴，张君秋崭露头角，袁世海浮出水面，也都即时签下合同。

　　强大的演员阵容，配以干净、整齐、清爽的台风，马连良的戏，真的是很好看。他演戏一丝不苟，极其认真，非常讲究舞台上的配合与谐调。一次，在天津演《八大锤》。他扮说书的王佐，叶盛兰演陆文龙，两人旗鼓相当，演出十分精彩。再棒的“角儿”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在过场进出之际，马连良一时疏忽，伸错了臂膀。观众发现王佐刚才断的不是那一只臂膀，便哄然而笑。据说那晚散戏后，马连良自己气得要跳天津万国桥。从此，他再也不演《八大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