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
。《红楼梦》上,贾宝玉先生对林黛玉女士曰:“我心里除了俺祖母、俺爹、俺娘外,就只有你啦。”我老人家一直疑心这话的真实性,说贾宝玉先生爱他的祖母,爱他的娘,一点不假,如果说他也爱他爹,恐怕问题重重。全书中就是用显微镜找,恐怕都找不出一星点爱老爹的迹象,而全是恐惧。一听爸爸叫他,就如同五雷轰顶,一个孩子对父亲竟是这种感情,在潜意识里,他恐怕巴不得老头早死。
我们设了一个行人穿越马路时的“斑马线”,“斑马线”本来是保护行人的,结果很多人葬身在“斑马线”上。我有个朋友在台北开车时横冲直撞,到美国来后常常接到罚单,罚得他头昏眼花,不得不提高注意。
一位朋友开车时往往突然地按一下喇叭,我问他为什么,他开玩笑说:“表示我不忘本呀!”
在台北时,有对夫妇吵架,找我评理,丈夫凶巴巴地说,他太太不爱他。我就说,如果想教人爱你,第一个条件必须要自己可爱(笑声)。如果自己不可爱,怎么教人家爱你?如果自己要别人尊重的话,必须自己先有被尊重的条件,这个条件不是骂一骂就可以得到,也不是喊喊口号就有用。假如此地不可以随地吐痰,可是你总在这里吐痰,教人怎么尊重你?小便要到洗手间去,假如在大街随便撒尿,又教人怎么尊重你?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有被尊重的先决条件,一定要知道我们不如别人的地方。中国人似乎一直在死不认错,一认错就被认为是崇洋?是的,为什么不崇洋?我们现在整个思想体系、经济思想、学术思想、民主思想、法治人权思想,都不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都是从外国来的,哪一个是传统传下来的?我们的物质生活,如汽车、飞机、眼镜、理头发的方式、房子、刮胡刀,都不是中国发明家发明的,所以我觉得不是崇洋的问题,而是学习的问题。现在台北人喜欢吃土鸡,我也喜欢吃土鸡,洋鸡没有人吃,不好吃就没人吃,洋鸡也没有人要。只要好的,就会有人要(笑声)。但中国人的神经,出奇衰弱,一提到崇洋,就是媚外,怎么会产生这种结论?崇洋不过学他们的优点,假如有一天美国人统统抽鸦片烟自杀了,我们总不会跟进吧。
对事不对人
托尔斯泰先生有一次向一个乞丐施舍,朋友告诉他,该乞丐不值得施舍,因他品格之坏,固闻名莫斯科者也。托先生曰:“我不是施舍给他那个人,我是施舍给人道。”
呜呼,我们对一个奄奄一息的乞丐施舍时,不能先去调查调查他的品格是甲等或是丁等,如果是甲等,就把掏出的一块钱掷过去,如果是丁等,就把掏出的一块钱重新装回口袋。盖这是人道问题,不是训导主任打分数问题。
台北名鸨何秀子女士服毒自杀,新闻轰动,遇救后在她的寓所招待记者,控诉非管区的警员和组长对她的骚扰。这一控诉出了麻烦,第一个严重的反应是警察局长,表示非取缔她不可。古之时也,“为政不得罪巨室”,今之时也,“开妓院不得罪警察”。现在把三作牌的脸撕破,再想继续下去,前途不卜可知。第二个严重的反应是,有两位专栏作家在报上提出义正词严的攻击,主要的意思是:一个开妓院的竟敢堂堂皇皇地招待记者,成什么话?
关于前者,对一个开妓院的名鸨,一直等到脸被抓破之后,才咆哮如雷,我们除了遗憾外,还有啥可说的,一说就说到红包上,先生能吃得消?那么,对于后者,也就是对于那些学问很大,而又道貌岸然,有地盘可以写方块文章的衮衮圣崽,不得不请他们听一听托尔斯泰先生的言论。
何秀子女士当鸨儿是一回事,人权又是一回事,中国宪法是不是规定妓女不准招待记者?一个妓女受了委屈,是不是不准呻吟,一呻吟就“成了什么世界”?只有蒙古的征服者才把人分为四等十级,“南人”最差,难道我们自己也将妓女划成一个最低阶层,不受法律和人道的保护?
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现在政府一再申令警察不得刑讯犯人,不管做到做不到,立脚点固站在这个观念上。一个人犯了法,当然应该判罪,但如果大家都认为他不是东西,走上去拳打脚踢,甚至把鼻子耳朵都割掉,还不准他哼哼:“哼哼啥?你偷了人家一百块钱,还有人格呀?还敢乱叫呀!”这应是吃人的野蛮部落的事,而不应是现代化中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