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之五] 津津乐道的背后━━从章含之的“主席老师” 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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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津津乐道”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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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老师”，放在古代，就是“帝师”，见了皇上不用叩头，有权坐在皇帝右侧。
　　
　　毛主席有过几位老师？
　　
　　岳父杨昌济，众所周知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老师。除此之外，现在名声在外的，就只有章含之了。而章的养父章士钊，正是杨昌济湖南同乡好友。
　　
　　有趣吧！青年毛泽东的恩师的朋友的养女，成了老年毛泽东的“老师”。
　　
　　有人说，是因为章士钊曾拿出巨款支援了毛的革命，毛为了感恩，而惠及恩人的女儿，这段往事，先按下不表，放在后面专讲。简言之，全是“湖南同乡”这个因素，一路起了重大作用。
　　
　　先说说章女士，对“主席老师”头衔如此珍爱，到了逢人便“津津乐道”的地步。
　　
　　其“津津乐道”，竟早在十来年前，便被一位著名学者记在日记中，这就是上海的王元化先生。在其所著《90年代日记》第226页，写到：
　　
　　“1994年1月29日。晴冷。夜失眠。早去八厂为《笔会》瑞华杯评文授奖，见章含之，她也是得奖人，谈话中问及章士钊著述事，她所知甚少。但对章死后房子事十分关注。至于在毛身边教英语事，则颇津津乐道，饭后回家倦甚。”
　　
　　当然，如今是用不着本人再来“津津乐道”了，自有媒体记者、纯情青年主持来热情引导，章女士可能还会抱以谦逊优雅的笑容，客气地说一句：“主席称我“章老师”，我是实不敢当的。”（章语）
　　
　　对于这个“主席老师”的性质，坊间多有质疑，比如“陪聊”、“养眼”、甚至“有一腿”。排除种种附会、臆想，基本事实是，这个“主席老师”是“业余的”、“玩票的”、“松散型的”，每周上门一次，弄上一小时，然后聊天吃饭，“教了几个月”（章语）。
　　
　　毛主席身边另有长期的、固定的英文老师。只不过这个正式编制的“角儿”不事声张，反不如客串几场的“票友”艺名满天下，稳坐了梨园头牌。
　　
　　有趣的是，这位“正式”老师，还是通知那位“业余”老师前去上课的联络员。他就是毛的英语秘书，林克同志。
　　
　　（待续）

[二] 毛主席身边的英文老师━━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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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克，男，解放前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1949年北京刚解放时，就在新华社社长李慎之手下工作。1957年秋天，从参考消息选报组组长的任上,调到毛身边工作，帮助毛看一天几十万字的参考资料。（见李慎之《大民主和小民主》）。直至197x年（待查）正常调离，在毛身边工作了近二十年。
　　
　　林克被毛称为“英文老师”，据记载，最早是在1958年出巡的火车上。
　　
　　陶鲁笳在《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3年）中写到：
　　“1958年9月间,…一天中午主席留我们在火车上的会议室吃饭，同桌吃饭的有一位30来岁的年轻人，主席给我们介绍说：“他叫林克，是我的英语教师。”主席说：“我每天总要挤时间请老师教英语，现在算已有了点成绩，譬如过去不晓得'一分为二'英语怎么说，现在会说了：one divides in to two。而且在老师的帮助下,现在我已能阅读《纽约时报》了。”
　　
　　要交代的是，贵为一党主席，毛身边英文秘书的进出，还是要通过“党组织”的。有一次林克下放临时离开，毛专门写报告给中共中央办公厅：
　　
　　“小平、尚昆、冷西同志：
　　　　林克下放，我这里缺少一个替我看国际资料的人，也没有人帮助我读英文了。因此，请你们替我从新华社国际部编辑及翻译同志们中，找一位适当的人。年龄不要太大，以25-28岁之间、又有过翻译英语新闻一段经验的为宜。又是聪明、诚实、有朝气、有造就为理论干部可能的。又性格较温和，说话不甚刺耳。英文程度，有中等水平即可。说明初来只是试用，如不行，仍回原职。他作林克的助手，林克回来，他就下放，他回来，林克再下放，如此循环下去。还有，要能保守机密。……毛泽东 三月廿五日”
　　
　　林克在毛身边近二十年，是毛“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关于毛学英语，林曾写过《忆毛泽东学英语》。
　　
　　其中提到，有一张毛在飞机上工作的照片，实际是毛正在与林克学习英语，毛出巡乘火车、飞机，都要带着林克，挤出时间操练英文。照片是1957年3月19日晨，从徐州飞往南京，摄影师侯波拍摄前，跟林克打过招呼，林闪在一边，只留主席一人入镜，但桌面上可看见有两只对放的茶杯，另有两份对摆的文件，是人民日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英译本。
　　
　　此时，离章含之走近毛，还有六年。
　　
　　（待续）

[三] “一见”之下入法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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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设标题是“一见钟情入红墙”，虽取的是词语最表层意思，但容易引起联想。实在太俗，便作修改。
　　
　　有人猜测，是出于章的才华，经周总理发现后，推荐给毛作“私人翻译”，或是毛本人发现，欣赏其学识而加以启用。其实，章从未做过某人的“私人翻译”，也没有一段被“发现”的过程，完全就是“一见”之下做出的决定。
　　改成“入法眼”，而不说“入红墙”。是因为，起初章并没有被正式委任，只不过是“走穴”，或“串门”。先是入了老人家的“法眼”，几年之后，才有乱世之秋的“点将”。
　　
　　“一见”的那天，是1963年12月26日，毛70岁寿宴，第一次见到成年后的章含之，当场邀请做他的“英语教师”。
　　
　　之前，在章还是14岁小姑娘时（章1935年出生上海），曾见过一次毛泽东。1950年国庆节，毛在中南海举行国庆招待会，章随养父章士钊同去。被邀客人很多，不少人带了孩子，大约有十多个半大不小的一群，毛见大人说话孩子们无趣，便让江青带着去后花园玩。“于是江青笑着要我跟她走”，章在《忆主席中》中写到。
　　
　　十三年后，也就是毛70岁生日这次，毛办的是家宴，除了亲属，外人只请了四位湖南老乡，包括章士钊。接到邀请时，有一项很独特的说明：“毛说很抱歉不请夫人，但可以带一名子女。（章文）”于是，章随父前去。
　　
　　章含之此时已27岁，是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任教三年的青年教师，1957年入党。章在《忆主席》中写到：
　　
　　“毛主席突然从大厅尽头的沙发里朝我说：“含之同志已经当老师了？你教英语有多少时间了？”我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我1957年本科毕业，下放农村一年，又读了两年研究生，1960年正式开始教书，三年了。”主席又问：“教什么啊？”我答：“低年级的英语口笔语实践课，还准备高年级的英国文学史讲座。”
　　
　　“谈话到此时，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毛主席的下一个问题竟是：“章老师，你愿不愿意当我的老师啊？我跟你学英语。”我绝对认为毛主席是在开玩笑。而且即使知道是玩笑，我也惶惶然地不好回答，于是我期期艾艾地说：“主席，我哪里敢当您的老师!您是我们大家的老师。”毛主席却很认真：“教英语我就当不了老师了，还要拜你为师啊!”我不知所措。这时父亲打圆场说：“主席什么时候要含之来，告诉她就是了。”主席说：“那好!”我的窘迫过去了，我以为这不过是一场戏谈，随着家宴结束没有再想过。”
　　
　　一周后，学校校务办公室派人找章说主席办公室的秘书打电话，打电话的就是上面提到的林克。他对章说：“主席吩咐我给你打电话，说他同你讲好了，你教他英语。主席问你是否可以从这个星期日就开始。”林还说：“你不要紧张，主席很和蔼，他想读点英文也是作为一种休息，你就来吧。”
　　
　　“于是，1964年元旦过后的那个星期日，我到主席那里开始教他英语，从此我生活中一系列的重大转折都离不开毛主席的决断。”（章文）
　　
　　（待续）

[四] 毛身边的家乡故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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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何以对章士钊家人如此厚爱？本人觉得，“湖南乡情”是因缘之一。
　　
　　上面说了,毛那次70岁寿宴，外人只请了四位湖南老乡，都是民国时期老人,
　　他们是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和章士钊。
　　
　　其中，程潜（1882-1968，湖南醴陵人）的政治影响最大，一级陆军上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后率部在长沙和平起义，毛泽东亲自到北平火车站迎接。程在解放后长期任湖南省长。
　　毛一直尊称程潜是“我的老上司”。因为辛亥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怀着“学不成名誓不还”的壮志，剪去头上的辫子，参加革命的湖南新军，程潜正是湖南督军府的参谋长。后来在国共二次合作、重庆谈判，程、毛相识并多有交谈。故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毛还说：“枪上肩、枪放下、瞄准、射击等那几下子，我至今没有忘记，这还是从程颂公指挥的新军那里学来的。”“颂公是老前辈，他从事革命工作时，我们还是学生。”
　　
　　程潜与章士钊的私人交往很深。1949年3月，为了促成程潜率部起义，正在西柏坡的“南京和平访问团”成员章士钊，曾受毛泽东之托，向程潜转达毛对他的期望。
　　当年的老上级，后来的旗下败将，又是家乡的客人，毛终于能在一国之君胜利者的位置上，对以前的“老上级们”，做出“礼贤下士”的恭让，这样充满湖南风味的家宴，毛泽东一定是充分享受了“一家之长”的快乐！
　　程潜这次是携大女儿程熙（有文说还携夫人郭翼春）赴毛寿宴。程潜与共产党元老林伯渠是儿女亲家。
　　另一位客人叶恭绰，带的也是女儿。叶恭绰在北洋军阀时期曾任铁道部长、交通总长（上海交通大学首任校长）、著名收藏家。（存疑：叶应该是广东籍，番禺人）。
　　客人中，只有王季范带的是孙女。王季范（1884～1972），是毛泽东亲姨表兄弟，也是毛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学监, 主席说过:“没有九哥,就没有我。”
　　至于王与毛关系紧密的程度，以后还会提及，因为，王带来的孙女王海容，将是外交部风云人物之一。
　　章含之与王海容，当二个青涩的姑娘，怯生生地跟随各自的家长前来赴宴，围坐在毛泽东身旁时，决不会想到，不久，她俩将会在毛泽东身边激烈地“斗法”，章含之碰到的是未来的“克星”；而章终将败下阵来。这些都是后话了。
　　
　　（待续）

[五]“老*虎*总*长”章士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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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宴客人中，年纪最大的，应该是章士钊（1881～1973）。
　　
　　论做官，不是章士钊所长，仅做了二年“总长”，留下的却是千古骂名。
　　1924年11月，章投靠段祺瑞临时政府，出任司法总长。
　　1925年4月14日，章兼任教育总长。恰逢反帝学潮，后因北京学生“驱章”运动而呈辞，
　　1925年7月，再次出任教育总长，让出司法总长的兼职。12月又被学生赶下台。
　　1926年初，章任执政府秘书长，又碰上开*枪*打*死41名学生的“3.18”惨*案。
　　当年4月20日，因开枪彻底失去民心，另一派军阀奉军围攻北京，段祺瑞通电宣告下野。章士钊从此离开政坛。
　　
　　章含之写到：“鲁迅在很多文章里都骂过父亲，我在上中学语文课时，老师在台上讲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论费厄波赖应该缓行》，都点父亲的名，我坐在课堂里如坐针毡”。
　　
　　毛也对章说过：“你父亲历史上做过几件错事，那是很早的事，他当教育总长，不喜欢学生闹/事，雇了一批老妈子硬是把罢/课学生挟去了。学生有气，砸了他的家。”
　　所以，章家从来不藏鲁迅的书，直至文革中，乔冠华再娶后，才把成架的鲁迅著作（光是全集就有两套），带入章家。
　　
　　可见，章士钊在一个动荡的临时执政府里，做了一年倒霉的教育总长（与一年的司法总长有几个月的重叠）。期间，二度遭“驱章”、“讨章”而下台，二次被群众冲入家中捣毁，（为此章写过《寒家再毁记》），在开/枪/死/人的三月十八日，章已被赶下台，但还任着政府秘书长，所以被媒体指为罪魁。（章含之现辩解，那天章不在北京，应与此事无大干系）。最后在一片骂声中，从此告别政坛。
　　
　　
　　其实，章士钊一生学识渊博，文采风流，曾三次游学欧洲，研习西方哲学、政治学、法学，对康德、柏格森、马克思、弗洛伊德诸家作说均有论文和译介文字，对逻辑学尤有深厚造诣，办过报纸编过杂志，著述也多，书法诗文，更是别具一格。
　　
　　可是，章含之却从不称自已是“国学大师的女儿”。
　　想来，再是“大师”，难免令人联想起“青灯黄卷”的穷酸。
　　哪比得上皇皇的“教育总长”，任你骂作“老/虎/总/长”（因章编过《甲寅》月刊，封面又绘猛虎），青史留的是恶名，好歹也算个耀武扬威的官职。
　　
　　可见，自诩“总长女儿”，再与那个来历不明的“总督孙女”排在一起，章女士的价值取向，倒也是坦白明了。

[六] 章（士钊）、毛交往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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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章士钊又如何成为毛泽东“青眼有加之师友”呢？
　　
　　从性格上说：
　　“章士钊日子过得顺，不仅是命好，识时务，关键是性格上顺。历史上此公作金刚怒目状只有两次：一次是在编《苏报》的时候，那时还是“愤青”；一次是在段祺瑞政府里做老虎总长，镇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潮，撤鲁迅的职。除此以外，跟谁都混得不错。”（《顺人章士钊》中国人大教授 张鸣著《历史坏脾气》）
　　
　　从主张上说：
　　“章一生主张“调和论”，早年对此论述甚多；其行为亦多取调和方式，力图在激进与渐进、正动与逆动势力间消除矛盾，化解纷争。穿梭往来于不断更迭的军阀政要、党魁、豪雄等“猛人”之间，条陈谏言，如鱼得水；虽备受责骂，一再翻车，却败而不馁，屡挫屡起。”（ 《多变人生章士钊》 陈铁健 《文汇报》2004年06月25日）
　　
　　本人认为，还应从“湖南乡情”上说。
　　
　　章士钊说过：“他同主席是世交，说起来他是杨怀中（杨昌济）先生的老友，从二十年代起就认识了主席。他说过去称主席“润之”，现在当了领袖了，见面称主席，但毛主席仍尊他为长，称他“行老”。”（章含之《忆主席》）
　　
　　就在上任那个倒霉的“教育总长”之前，即1917年，章士钊应陈独秀之邀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逻辑学，并兼北大图书馆长。
　　
　　章士钊进了北大后，又推荐湖南老乡杨昌济来北大任教，并推荐李大钊做北大图书馆长。
　　
　　这就是章（士钊）、毛友谊的发端。
　　
　　因为，杨昌济（杨怀中，1871-1920）是毛泽东的恩师、后来的岳父，曾留学日本、英国共九年，研究教育与哲学；而章士钊在长沙当穷教师时，就与教育家杨昌济有过交往，后在日本、英国，与杨共同研习过学术。
　　
　　而青年毛泽东，1918年在长沙师范近毕业时，有许多湖南学生都计划到法国去工读，出国以前，预备先在北平读法文，毛陪了到北京去。为找工作，寻到从前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昌济，经杨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做了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是每月八块大洋。
　　
　　在北大，毛不仅接触了一大批久仰的新文化运动精英，包括胡适、鲁迅、李大钊、陈独秀，还遇到了后来的妻子杨开慧，即恩师杨昌济的女儿。
　　
　　毛泽东后来回忆北大岁月时说：“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但是，我并不因此而丧气，我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想藉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 （斯诺《西行漫记》）
　　
　　（待续）

[七] 二万元援款的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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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因为湖南老乡，章士钊还给予青年毛泽东经济上的援助，这就是那段著名
　　的佳话：毛泽东向章士钊“稿费奉还二万元捐助”的由头。
　　
　　这件事，一般文章是这样记载：“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毛泽东、蔡和森，持杨昌济手书拜见章士钊，求予资助。章当即以二万元巨款相赠，毛以一部资助赴法学生，一部用于湖南革命活动。1922年，周恩来等在欧洲创建共青团，托章将一部印刷机由法国运至德国，章照办无误。”
　　
　　当事人章士钊本人，则更详细地谈到了那二万元巨款的来源。章于1949年初，在北京六国饭店对宋云彬这样说：
　　
　　“那时赵恒惕任湖南督军，正在提倡联省自治，他怕旅外的湖南人反对他，划给我一大笔款子，请我相机“应酬”在沪的同乡。有一天有两个青年，拿着杨怀中先生的介绍信来见我，说这二位是他的得意门生，想筹集赴法勤工俭学的旅费，请予协助。怀中是我的朋友，我看这两位青年又十分优秀，就在赵的款子中拨给了他们一笔钱。事过境迁，我早已把这事忘了。”（见《章士钊传》白吉庵著， P143）
　　
　　看来，那个傻瓜湖南督军赵恒惕，真是买了鞭炮让别人放，人情都让章士钊赚了。
　　话又说回来，如果不是章士钊为人仗义，先赢得督军老乡的信任，后慧眼相助师友的得意门生。这二万元钱，也到不了革命的帐上。毛对章含之说：“行老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了!” （章含之《忆主席》）
　　
　　有人说，这钱也不是章士钊从家产中拿出来的，要还，毛也不应还给章个人。
　　我倒觉得，这钱也不是毛泽东个人花的，原本也不应由毛个人还帐。
　　想当年，青年毛泽东“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时，天下识君，能有几人？毛泽东拿着别人的条子，看着别人的脸色，募到这二万元，真真是给足了面子，是雪中送炭。
　　
　　彼一时此一时也，看万山红遍，江山稳坐，当年的革命书生，现在的万户侯，这二万元早已不在话下。毛以个人名义拿出这二万，表达的是一种不忘旧情的个人情怀，也是胜利者的满足感。
　　
　　1963至1971年，十年间，每年正月初二，毛用稿费送二千元到章家。1973年又续送。（存疑：按章文应是1964年春节开始，至1973年春节满十年。）
　　
　　看看，一个湖南人章士钊，把湖南督军划出的，用于应酬湖南老乡的钱，拨给湖南朋友杨昌济介绍来的，湖南优秀青年毛泽东。
　　
　　怎么样，我说都是“湖南乡情”起作用，此话不假吧！

[八] 章老师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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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说章老师上课。
　　
　　章写到“有一段时间，我每个周日到中南海游泳池他的住地帮他学点英文，陪他聊聊天，…毛泽东那时大概是处于低潮的思考时期，他找我学英语是一种消遗。”（《跨过…》P225）
　　
　　章说：“毛主席学英语确实是一种休息。他和我讨论英语辞汇时兴致勃勃，总能暂时从他那日理万机的繁忙国事中超脱出来。他自己选定的教材是当时发表的批判修正主义的“九评”文章的英译本。”
　　
　　据章文，每次总是下午四时到，学一个多小时，然后散步、聊天、吃晚饭。
　　
　　章写到，在毛那里，第一次吃下“大肥肉”：
　　“那时候陪主席学英语，周围只有主席、我以及吴旭君护士长三个人，气氛十分融洽。我一般都是下午四点到主席那里。读完英文，出去散步，然后，主席每次都留我、吴旭君和他一起吃晚饭。在我印象中，晚饭总是有个火锅。主席很爱吃肥肉，他把大块的肥肉放在火锅里，然后蘸着作料大口地吃，胃口很好。主席也叫我吃。上海长大的女孩子大多数是不吃肥肉的。只有在毛主席那里，为了不扫他的兴，我每次都吞咽一、两块切成大方块的真正大肥肉，那感觉就像把半块黄油一口吞下去一般。三人晚餐时，我是最放松的，那情景很像是个和睦的家庭…”
　　
　　学了不到二三次，毛提出，要章含之陪他坐火车专列，一路南下江苏、浙江：
　　“1964年，春节即将来临时，毛主席在一次学英语之后对我说：“过了春节，我打算离开北京一段时间。在外面时间更自由，我可以多一点时间学英语。你向学校请个假，同我一道去。”
　　
　　本来说好正月初五走，“但到了正月初三下午，毛主席来电话，要我去一趟。…我到毛主席那里，他说：“我暂时离不开北京了，旅行只好推迟。”我很失望，当时觉得毛主席神情不如过去轻松，也不知是什么大事使他不能脱身。”
　　
　　没能随主席远行，春节过后，章含之随学校师生下乡参加“小四清”。回来后章又去过毛那里几次，但感觉毛越来越忙，情绪也大不如过去那样安逸轻松。
　　
　　终于有一天，到了当年的五、六月间，毛提出：“我的英语课恐怕要暂停了。党内出了点大事，我最近要处理很多事，很忙，顾不得学英语了。等忙完了再接着学”。章说：“那时我丝毫不知道一场大风暴已开始在酝酿。” （《忆主席》）
　　
　　从1964年元旦过后，到当年六月，其中还有下乡“四清”。不到半年的时间，“主席老师”的生涯就匆匆结束了。
　　
　　（待续）

[九] 毛泽东不忘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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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的六年中，章没有再见到毛。1966年“文革”之初，章在学校受到冲击，写信给毛要求见他。“他没有见我，要秘书打电话传达他的话：“主席说他现在不便见你。他要你经风雨，见世面。他还说要‘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忧来明日愁’。要你多保重，等他空一点再见面。” （《忆主席》）
　　
　　一句不明不白的“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忧来明日愁”，至今给众多读者，留下太多的想象空间。
　　
　　当章含之再次见到毛泽东时，已是1970年，章当时还在外语学院，下放在工厂当纺织工人。“1970年6月14日，正是我按农历计算的34岁生日。那天我是早班，清晨六点就接班了。到了八点左右，军代表办公室派人来车间找我，告诉我说毛主席来电话，要我立即去见他。…我对这突如其来的召唤有些发懵，有些兴奋。”
　　
　　这六年后的第一次见面，场景仍然很是“一家人：
　　“（上午）主席正在游泳池住所等我。我进去时他还半靠在床上喝茶。我说：“主席，你好!很多年不见了!”主席很高兴地笑，拍拍床沿叫我坐下，还把他的茶杯推给我，叫我喝他的茶。”在睡床上，毛谈到了打算派章含之去外语学院搞教改。
　　
　　后来，待毛从床上起身，披上晨衣带章到客厅后，毛说出了改变章含生人生的打算：回学院教改后，将调章含之进外交部。（《忆主席》）
　　
　　可见，从睡床、到起身、披晨衣、再到客厅，完成了把章含之从一个普通女教师（助教），转变成外交界人士的决策布置。
　　
　　1971年3月31日，章含之去外交部报到。章37岁，从科员做起。
　　1973年12月，嫁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乔60岁。
　　1975年，因向毛泽东状告外交部“通天人物”，被毛斥为“借刀杀人”，而一落千丈。
　　1983年，乔冠华去世（1913～1983）。章含之回到上海生母家。
　　
　　借的是毛泽东这把刀，杀的是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操刀的，是同样“通天”的章含之。
　　
　　这三个人物，在1963年毛泽东70岁寿宴的喜庆中，含笑初次相遇时，谁能想到，最后，是在一片杀伐声中分手？！
　　
　　至于，章含之、王海容在外交部中的“斗法”，请看将发的：
　　
　　《“耿耿于怀的背后━━从章含之说“主席使我一落千丈”谈起》
　　
　　（本文完）

作者：看起来并不美　回复日期：2006-1-7　16:07:34

　　看本周的《南方周末》，载有记念周总理去世30周年的照片，一张毛泽东、周总理会见尼克松的照片，中间坐在后面当翻译的年青姑娘，
　　应该是唐闻生，（又有点像王海容）。唐、王，是我正在此发帖写的那位女士的不共载天的敌人。那女士又对周,有过“应该道歉”的行为。
　　
　　谁反周，都会遭人唾弃，这是民心，这是本能，现在，并无官方在制造舆论压力。
　　
　　
　　本人是文革过来人，听到过对周总理正反二方面的评论，反方的言论简言之：大乱之下，没有揭杆而起舍身取义一头撞死的，都不是好东西。
　　
　　这种思维方式，正是当年引起天下大乱的原由之一，不值一驳。
　　
　　
　　如果说，在近代中国，能有一个人，至今一提起他的名字，仍能触动人们心中最柔软的部分，对他抱有伟人的敬意、亲人的怀念，人数最众者，周总理是第一人。
　　
　　在周总理的忌日（1月8日）来临前，向总理在天之灵，鞠躬、鞠躬、再鞠躬！

作者：看起来并不美　回复日期：2006-1-12　12:37:24

　　【原创】“耿耿于怀”的背后━━从章含之说“主席把我打入地狱” 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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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从“章老师”，到弃用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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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毛泽东对自已的影响，章含之在多种场合中说过：
　　
　　“我命运的每个转折点都受毛主席影响。一直到我最后的一落千丈，也是他下的指示。”（《章含之：我该做我自己了》2003.8.11《新闻周刊》总第143期）
　　
　　“尽管我与毛主席见面时间不多，他却在我生活的每个关键时刻几乎主宰了我的命运。…对于我来说，他总有种不可抗拒的近似神灵的力量……”（《忆主席》）
　　
　　“最终，据说是我那样敬重的毛主席的一句话，把乔冠华和我打进了十八层地狱。”（《跨》P73）
　　
　　从当时的宠爱一身，突然被弃用，章期期艾艾得像个怨妇。使得我等旁观者，实在觉得其可怜得莫名、楚楚得酸心。
　　
　　纵观章含之所说的每个命运转折点，似乎应该包括：
　　被伟大领袖一眼看中，教了几次英语，“是一种消遗”，得以成为可以与领袖同用一个茶杯的“通天人物”，从此顶着“主席老师”的华贵帽子；
　　
　　文革期间，三次写信给伟大领袖，得以从一个受冲击的教师，翻身成为“革命群众代表”，成为北京外语学院“具有特殊身份”的“很有名”的人物，继而受命成为学院教改的“钦差大臣”；（引号内均引自章文）
　　
　　71年，被毛亲自点将，得以调入外交部。
　　72年，“奉主席命”，与丈夫离婚。“主席为我开辟一个未来新的感情世界。（P101）”
　　同年，毛再次亲自点将，得以进入出席联大代表团当副代表.
　　73年，毛再再次点将，要把章派去加拿大作女大使。
　　无怪乎章含之说：“我所得到的耀眼光采使我成了一个公众人物”。
　　
　　薛宝钗的一句“好风凭籍力，送我上青云”，用在此处非常合适。
　　
　　飞上青云的章女士，自以为是遇上伯乐的千里马，对自己的能力和事业充满了自信：“自进入外交部之日起，我就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身份，因为我是毛主席亲自点名调进部里的，这自然在我头上有了一个耀眼的光环。后来出席第一次联大会议又是主席亲自定的；我来往最多的人，又是“通天人物”。如果我不同冠华结合，等待我的机遇可能是我自己的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我也自信有此能力。”（《跨》P114）
　　
　　“因为我有着很强硬的“关系”，我只要不受他（指乔）的牵连，我的事业会很顺利。”（《跨》P127）
　　
　　“而那梦只是短短的五年。我自信如果不是那残酷的我们无法应付的党内斗争，以我的能力、才干，我完全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无奈，我生不逢时，那环境是容不下我生存的。（P295）
　　
　　那么，这个春风得意的薛宝钗，怎么就成了生不逢时的林黛玉了呢？那个“很硬”的关系，那个“与众不同”的身份，怎么就不灵了呢？
　　
　　从“点将”，到“弃将”；从伯乐识马，到伯乐杀马；从飞上青云，到“下到十八层地狱”，期间，只有短短的五年！
　　
　　其中原由奥秘，我等局外人，云里雾里，怎能说得清楚，也不是一篇小文所能解读。这里，只能顺着章含之本人的叙述，闲话一二。
　　
　　按照章女士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中所写，导致她毁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二个小姐，一段爱情。
　　
　　二个小姐，是“朋友”加“敌人”类型的对手。
　　一段爱情，是《茶花女》加《简爱》版本的“千古佳话”。
　　
　　但是，
　　朋友，又何以成为敌人？恨从何处来？
　　自比是《茶花女》中那个要牺牲自己的纯情玛克利娜，最后怎么就成了征服高傲罗切斯特的简爱？爱向何处去？
　　一段“感天动地”（或曰“惊天动地”）的爱情，又怎么会得罪慈祥如父的伟大领袖，成为最终跌入“地狱深渊”的原因之一？
　　
　　且不要笑，这是在把历史当小说。既然是闲闲书话，暂且就按着章的文思，写将下去。
　　
　　（待续）

[二] 恨从何处来？━━“我在她俩的手掌中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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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3月31日，章含之去外交部报到。
　　一踏进外交部，章女士就认为自己吃亏了，伟大领袖对自己的呵护，别人领会得不够，贯彻得不彻底，造成这一切的，竟是因为已经有人布下了陷阱！
　　
　　做出以上判断的根据是：“尽管我在外语学院已是出了名的人物,但到了外交部却是从科员做起（P108）”，章含之发现自己被分到亚洲司，而不是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到新闻司去当发言人。章写到：“（毛说过）我可以当新闻发言人，我以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会去新闻司，却不知为何把我派到了亚洲司四处的巴基斯坦组。我对南亚大陆一无所知。（P227）”但她忘了写，她对新闻发言人也是一无所知。
　　
　　章含之的愤愤不平，溢于言表。“一个北京外语学院的高材生、骨干教师、业务尖子，…如今，毛主席调我到外交部，我的任务却是每日剪贴新闻稿！…我很不适应那种八时上班、五时下班的生活。” 真是委屈透了大小姐。
　　
　　读到这里，谁还会想到，章含之不久前还下放在厂里，是个要三班倒的纺织女工。毛泽东召她的那天，正在车间，“那天我是早班，清晨六点就接班了。”这还是借了照顾章士钊的光，得以留在城里，外语学院的大多数教师，此时正远在农村干校，黄土满面地改造思想，有多少人梦想着回城，更何谈有个正常的工作环境。
　　
　　不用再三班倒的章含之，坐在风光无限的外交部大楼里，倒在为“八时上班、五时下班”而“很不适应”，用着“沮丧”、“百无聊赖”、“无所事事地在亚洲司混日子（P232）”等字眼，表示着怀才不遇的低落心情。
　　
　　喜欢文学的章女土，一定读过普希金的长诗《渔夫与金鱼》，一定知道那个渔夫老婆，破草房变成了新木屋，还是不满意，还想着要住金宫殿。
　　亚洲司，就是小木屋，交往对象尽是些不起眼的亚洲国家，既不如新闻发言人风光，也无法与美、欧大国打交道。（章含之一直是以借调方式，从较次要的陪同美方人员观光等接待工作开始，参于中美最初的交往。）
　　
　　就此，章含之发现“敌情”：
　　“后来得知，那是已在外交部集聚了相当权势、我当时视为朋友的毛泽东的那位远房亲戚所决定。从我入部那天起，我就已陷入了她的摆布之中，直至最后在她和她的亲密伙伴的手掌中毁灭！（P227）”
　　
　　这二个令章女士咬牙切齿的“朋友”，就是王海容和唐闻生。
　　然而，恨从何来？是女人争斗？还是天妒奇才？两个小妹为何要与大姐斗？这是个问题。
　　
　　读者在章含之的书里找不到答案。看到的，只是章含之对“那二个通天人物”，比自己更“通天”、更特殊、更受重用，而产生的强烈不满。
　　
　　（待续）

[四] “朋友”和“敌人”━━王海容、唐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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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理说，王海容、唐闻生与章含之，真应该是好朋友。三人都曾同时在北外学习工作。唐闻生的母亲，后来在纽约，还接待照顾过章含之的女儿等一行外交部子弟留美学生。
　　
　　以前讲过，1963年毛70岁寿宴上，请了四位湖南老乡，允许各带一名子女。章士钊带的是章含之，王季范带的是王海容。二家都是主席亲近的湖南故旧，章含之在北京外语学院当老师时，王海容是北外英语系进修生。
　　
　　笔者中学时代，在文革传单上看到《毛主席1964年6月24日与王海容谈话》，因为谈到学生可以逃课、瞌睡而印象极深。其中谈到，北外英语系黑板上发现反动标语“蒋万岁”，毛问王：“还写了什么？”，王海容说：“别的不晓得，我就知道这一条，还是章含之（章士钊的女儿）告诉我的。”可见，她俩那时就有来往。
　　
　　王海容生于1938年9月25日，湖南长沙人。比章含之小三岁。
　　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英语。
　　1965年11月，调入外交部。
　　从时间上说，在章进入外交部之前，王海容没有与章含之结仇的环境。
　　
　　倒是章含之的性格，处处显出与他人格格不入、顾影自怜。就说那次热闹的寿宴，她没有年青人的兴奋和好奇，只是感到被冷落被孤立：
　　“我坐在那里很不自在。在场的老一辈人自然都是老友，他们在与毛主席热烈交谈。其他的年轻人似乎也彼此熟悉，只有我平日一直住在学校，几乎从来不同父亲朋友们的家庭来往，因而同他们都很陌生，自然也就带着几分拘谨。他们之间谈笑风生无人理睬我，我也只好坐得远远的，听着老一辈和小一辈的高谈阔论。这时，我的那份兴奋与激动早已烟消云散，那种被冷落孤立的感觉使我只想早点结束早点回家。”（《忆主席》）
　　
　　章含之的书中，类似“我一生从来没有人心疼过我”、“我自幼孤独，没有家庭和亲情的温暖”、“我三十年来从没被别人悉心照料过”、“我从小生活里缺少温情”，这种永远是“别人欠我多”的伤感，书中比比皆是，不要说周边亲人，连同养父母的呵护（不是说是生活在“名门”的独女吗？），也被她一笔勾销。
　　
　　王海容比章早五年进入外交部。
　　1971年7月至1972年5月，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参与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工作。
　　1972年5月至1974年7月，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主管礼宾事务。
　　1973年，王海容任外交部副部长。
　　
　　再说唐闻生，还在1970年，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国庆登上天安门城楼，当年12月18日清晨，毛在中南海与斯诺进行长达5个小时的畅谈。当时，王海容任记录，唐闻生仍翻译，从此，初步形成“王、唐格局”的雏形。
　　
　　唐闻生，比章含之小八岁，也是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生，1962年入学。1965年4月，进入外交部，比章含之早五年，比王海容还早半年。
　　
　　“自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一直到周恩来、毛泽东辞世以前，王海容和唐闻生，几乎参加了周、毛与来访各国政要、知名人士的所有重要会见，当年相关新闻照片上，唐、王的身影总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身边出现，可以说她俩见证了70年代中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重要时刻。”（摘自近年报刊）
　　
　　（待续）

[五] 唐闻生：“才女翻译”、为中国与世界对话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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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唐闻生，本人忍不住要多写几句。唐闻生当年频频出现在电影“新闻简报”上，她的“清纯少女”的形象，是当时许多年青人心中的“梦中情人”。
　　
　　（这是实话。就像后来沾了政治是非的庄则栋，留在人们脑中的，还是当年在26届世兵赛上勇夺冠军、为国争光的英姿。）
　　
　　在构思本文时，恰逢周总理逝世三十周年记念（2006.1.8）。电视重播《周恩来外交风云录》，一眼看到，基辛格历史性访华，紧随基辛格从飞机弦梯走下的，就是唐闻生。《南方周末》刊登纪念总理照片，毛、周会见尼克松、基辛格的那张著名书房合影，坐在中间的女翻译，正是唐闻生。心中不由对当年的“梦中情人”说一声：别来无恙？
　　
　　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踏上中国国土时，便调侃唐闻生“可以竞选美国总统”，因为唐闻生出生在美国纽约。
　　
　　父亲唐明照，是出生广东的华侨，早年回国就读于清华大学，后赴美国加州大学深造，1931年入党，1940年和同仁在美国创办《美洲华侨日报》，在美国华侨界，很有影响。母亲张希先女士出身华侨世家，读燕京大学时，参加过“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才貌出众，斯诺夫人称她为“最漂亮的姑娘”。大学毕业后去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幼儿教育硕士，后在美国从事幼儿教育工作。唐氏家族均在美国。
　　
　　新中国成立后，唐明照全家回国。二十年后中美建交，女儿唐闻生1971年作为中国第一个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团成员、中国首席翻译，来到纽约，一年后，唐明照也来到美国，任联合国副秘书长（1972-1979，1980年后任中联部顾问）。再一个二十年，2000年8月，女儿唐闻生率侨联代表团再次返回自己的出生地，这时，她已是全国侨联副主席。唐家与纽约侨团的渊源很深。
　　
　　1943年，唐闻生诞生在纽约，童年是在纽约曼哈顿岛上的格林威治村里度过。曾在纽约一所颇有名气的“小红屋小学”读书，（三十年后，章启月等外交部孩子也被唐闻生母亲送到该小学读书），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普通话和有着浓厚美国东部口音的英语。
　　1952年，9岁的唐闻生随母亲回国（父先回）。小学毕业后，入北京师大女附中。
　　1962年，进入北外英语系。在一、三年级各跳了一级，用2年半的时间读完了5年的课程。
　　1965年，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唐闻生，被当时外交部的“首席翻译” 冀朝铸看中，进入外交部教育司翻译处英文组。唐当时22岁。
　　1970年，唐为国家领导人担任英语翻译，是1971年基辛格秘密北京之行、1972年尼克松访华会谈的主要翻译；任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司长。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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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由于是边码边发，对唐闻生父母“红色华侨”的背景有疏漏，部分内容重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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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唐明照，是出生广东的华侨，早年回国就读于清华大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唐明照投身抗日，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于1933年再度赴美，中断了在清华大学的学习。后赴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一边读书，一边从事革命活动。1939年至1950年任美共中央中国局书记。1940年和冀贡泉（下面会提到）在美国创办《美洲华侨日报》，在美国华侨界，很有影响。
　　
　　母亲张希先女士是加利福尼亚莴苣种植园主的女儿，与唐明照同时回国读书，被斯诺夫人称为是燕京大学“最漂亮的姑娘”。她和兄弟张炜逊(解放后曾任首都医院院长)、弟媳梁思懿(梁启超之女)夫妇都是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大学毕业后去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幼儿教育硕士，后在美国从事幼儿教育工作。唐氏家族均在美国。
　　
　　（补充完毕,马上发第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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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冀朝铸、唐闻生：名师出高徒，二代英语“国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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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唐闻生的“师傅”冀朝铸，恐怕是我们这代人第一个叫得出其名字的翻译。
　　
　　那时新闻照片突出领导人，工作人员都尽量闪在旁边，翻译大都默默无闻。
　　而毛泽东、斯诺1970年国庆在天安城楼上的那张三人大特写，伟大领袖处在照片右侧，处于视觉中心的，竟然是站在中间的高个儿眼镜翻译，头像大小比例，还与伟大领袖等同，那正是冀朝铸。这种照片布局在当年很不寻常，所以我们记住了他的名字。
　　
　　冀朝铸，人称“中国红墙第一翻”，从板门店谈判、万隆会议、毛泽东会见斯诺、到基辛格秘密来华，后来邓小平复出后首次访美，他以半百之年仍任翻译。冀朝铸可能是惟一亲眼见过六名访华美国总统的中国人。
　　冀朝铸后任驻美公使衔参赞、驻英国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
　　
　　冀朝铸是周恩来的五任翻译之一（1956～1973，17年）。周的五大翻译是：黄华、龚澎（乔冠华夫人）、章文晋（夫人是张颖，后面要提到）、浦寿昌、冀朝铸。
　　周总理又是冀家二代人的朋友。
　　
　　冀朝铸的父亲冀贡泉，早年赴日本留学，获明治大学法学士学位，曾与鲁迅同事，冀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主事，鲁迅在该司任佥事，结下友谊。后任山西司法厅长和教育厅长，著有《法律学讲义》、《伦理学》、《法理学》等多种。任过北大教授等教职，解放后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冀朝铸1929年出生在山西太原上马街的大宅门，家中有七八个仆人，还有汽车库和人力车库。当年太原只有极少数人拥有私家车，冀家是其中一个。然而，富家公子先后走上革命。
　　
　　大哥冀朝鼎，留美博士，是最早为周恩来担任翻译的地下党员。1916年考入清华，受李大钊的教诲，曾因参加“五四”运动而被拘捕。1924年毕业后赴美，考入芝加哥大学主攻历史，1927年入党,是第一批加入中共的留美学生。1927年，冀朝鼎给参加共产国际“六大”的中共代表团当翻译。嗣后，他又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团工作，任常驻代表邓中夏的秘书和翻译。1940年初回国，直到解放，长期在国民党政府内从事秘密工作，是孔祥熙的亲信，是中共在国民党内部钻得很深、接触很广的人。大哥解放后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活跃在中外交流的国际舞台上。1963年去世时，周恩来当主祭人，在悼词审稿时，周总理亲自加上一句：“尤其在秘密工作时期中，他能出污泥而不染”。
　　
　　1938年“9.18”事变后，冀朝铸9岁时，周恩来安排冀全家去了美国，说“以后对革命有用”。中学毕业后，冀考入哈佛大学，思想革命，于1949年加入美国共产党。朝鲜战争爆发，冀不愿在敌对国久留，决定尽早回国。1950年，21岁时回到祖国，进入清华大学化学系。1952年入朝鲜参加停战谈判。1954年回国进入外交部。
　　
　　唐闻生的父亲唐明照，与冀朝铸的父亲冀贡泉，在纽约时是朋友，共同创办《华侨日报》。这是一份中文报纸，前身是中共在华侨中进行宣传的一份小型周刊--纽约的《先锋报》，唐明照任社长。《华侨日报》配合中共主张，展开宣传鼓动活动，国民党在当时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共在美收揽青年之得手，似有显著之成效"，他们在华侨中的影响"似占优势"。可见冀贡泉一家赴美，也是周恩来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战略决策之一。
　　
　　二家关系之融洽，据说唐闻生的名字就是冀老给起的。回国后在北京，二家又曾是邻居。冀朝铸在40岁淡出前（周总理说口译40 岁要开始转），培养唐闻生做接班人，成为外交部新一任的“首席翻译”，冀的评价是“唐闻生英语水平比我强”。
　　
　　冀朝铸、唐闻生，这师徒二人，一个家里是兄弟外交家，一个家里是父女外交家，家庭背景都是世家子弟、旅美归国的华侨，家中成员又多有中共早期党员的地下斗争经历。这种家庭背景，使二人既具有中西文化浸染的良好学识教养，又具有激进的意识形态信仰、理想主义色彩。
　　
　　师徒二人先后都任过美大司（有称欧美司）副司长。退出外交战线后，二人都从事联络海外华侨的工作，先后任中国侨联副主席。
　　70年代末期，唐闻生在当时中国惟一英文大报《中国日报》做副总编。
　　1986年，唐闻生任铁道部外事局局长，1999年调任中国侨联副主席。
　　
　　唐闻生，这个被称为“为中国与世界对话的女人”，基辛格在《白宫岁月》回忆录中，盛赞其机敏和魅力。称她是“那个难对付的南希•唐”。报纸称“唐闻生，是在伟人之间复杂的关系中，把政治家之间的智慧较量、两国利益冲突、国际关系问题的讨价还价，连接成一条能让双方领会贯通的思维的优秀翻译。”
　　
　　“如果说，尼克松把在北京与毛泽东握手，称为是改变世界的一个星期，西方观察家说，那是毛泽东、周恩来的红色二月，那么唐闻生，在改变世界的那个红色二月中，胜任双方最高层艰辛而繁重的谈判翻译，奏响了她少女最华彩的乐章。”（摘自近年报刊文章）
　　
　　就在，初入外交部的章大姐，在亚洲司“混”，继而沉浸在“主席为我开辟未来新的感情世界”时，
　　出生于美国的唐小妹，仍然对自己的翻译业务不敢有丝毫懈怠，为在最高层谈判中保持口译的反应与精准，“只有下苦功夫，天天晨读，我坚持了几十年。”
　　
　　唐闻生终身末嫁，拂去政治风尘后，与一生视自己为掌上明珠的父母生活在一起。
　　2002年，唐闻生到老家广东侨乡恩平（以碉楼式侨居闻名）寻根，《南方日报》记者趁机采访，据称这是唐第一次接受媒体访谈，后在9月25日发了一篇文章《亲睹历史时刻━访毛泽东周恩来英语翻译唐闻生》。
　　当记者提到：“有人称您为英语国嘴”时，唐答到：“这不知道是谁说的，不好这么说。出色的英文翻译向来不少，现在年轻的这一代也很强。千万别把我抬得这么高。”
　　当记者问：“近年来许多名人热衷于写回忆录，还有人成系列地出书。您为什么不大出声？”
　　的确，针对有关唐与毛吵嘴、对周总理凶、批邓右倾等等说法，公众很想听听唐闻生本人的回忆。
　　
　　唐闻生答道：“其实，历史会做出客观的记录，而我本人不愿多说什么，因为我只是伟大事业中的一个工作者。”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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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王海容的祖父：“没有九哥就没有我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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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过唐闻生，就必定要说王海容。王比唐大五岁，比唐晚半年进入外交部。王比章含之小三岁，早五年进入外交部。
　　
　　“说起她，如今50岁左右的人也许都不会感到陌生。谁也不会忘记，在那“轰轰烈烈”的年代里，人们几乎每天都可以从报纸的头版上和电视的黄金时段见到毛主席身边的她。一头齐耳短发，乌黑发亮，一副学生时代戴惯了的白边眼镜，别致地装饰在小巧玲珑的鼻梁上；白净娟秀的脸颊，生动红润的双唇，总是挂着浅浅的微笑。她的年轻与风度，她的显赫的身份，她的神秘，使她一时名扬海内，成为举世瞩目的“新闻人物”。她就是王海容。”（“神秘人物王海容”网上热帖，来源《关东作家》）
　　
　　我当年总是分不太清楚王、唐，她俩有着太多的相同，个头、发型、眼镜、胖瘦、着装几乎一样。像连体人似的，经常同时出现在媒体上。同荣耀、同沉寂、同复出。人称“王唐”、“那二个小人物”。
　　
　　那年毛70岁寿宴上，别人带女儿，只有王季范带的是孙女。这是因为，王的独子、也就是王海容的父亲，早年壮烈牺牲，海容姐弟，是革命烈士后代。
　　
　　祖父王季范（1884.11～1972.7），是毛的二姨妈文六妹的次子,与毛是同一个外婆的亲姨表兄弟，比毛大九岁。毛两岁多起便寄养在外婆家，王也在外婆家读书。外公外婆将他俩与自己的孙子们并列排行，王排行第九，毛排行二十三，所以毛称王为“九哥”。孩子们在八舅文玉钦的督导下学习，九哥常在课堂内外教幼年毛泽东读书识字背诵诗文。可以说，九哥对毛表弟的手足情，始于学步的启蒙时代。
　　
　　后王进入湖南长沙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多次出面劝说毛父让儿子读书。毛泽东15岁时要离家读书，父亲以没钱雇工为由加以阻止，毛最后向王季范借来够雇一年长工的钱，才得以走上求学之路。
　　王季范教书清苦，但对表弟的关怀，从小就胜于同胞，关键时刻又出手大方，后来多次在节骨眼上使毛柳暗花明。怪不得毛泽东要说：“九哥对我的一生影响极大，可以说，没有九哥，就没有我毛泽东的今天！”
　　毛泽东从此走出偏僻山区，学费、住宿、饮食起居，都受到九哥照顾，挤在王家两年多。毛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王在该校任学监。既是表兄弟，又是师生。毛“闹事”革命后，王季范联络杨昌济、徐特立等，为学生鸣不平，并多方出面保护或秘密掩护毛，教育工作清苦,但仍赞助进步师生。
　　
　　当时湖南流传“此路走不通,去投毛泽东；此处无人要,延安去报到。”王季范拥护表弟的革命，把唯一的儿子王德恒，送到延安毛泽东身边，进入抗大。后回湖南桃源搞地下工作时，不幸被特务杀害，留下一对遗孤王海容、王起华姐弟。
　　
　　1950年仲秋，毛泽东电邀九哥王季范进京，在中南海洗尘晚宴上，毛对九哥说“你把德恒交给我，可我没有照看好他，自当难辞其咎啊！”，王季范说：“家人以他为荣，夫复憾哉？！”毛闻言，发自肺腑地说：“九哥，你说得极是哩！德恒是个好伢子，这也是你当父亲的教育之功！人民是忘不了的，我毛泽东也是忘不了的！你要节哀，多多保重，还要照顾好他的一双儿女，他们是烈士遗孤啊！”
　　
　　 有文章载：“1951年春节,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住所,握着一位老人的手，向家人和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我九哥，没有他，就没有我。”这种亲切的称呼,深情的语气，质朴的语言,使在场的家人和工作人员都深感惊讶。”
　　
　　1952年，经周总理亲自提名，毛泽东同意，王季范从湖南进京，受聘任国家政务院参事。寓京20余年间，尤其是“文革”以前，王季范一直是毛泽东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的座上宾。
　　
　　毛泽东对王季范这个在自己蹒跚学步、彷徨求知时期起，就一直无条件支持自己的兄长加师长，那份亲情是流淌在血液中的。
　　1972年7月, 88岁的王季范在北京去世。毛泽东送的花圈，飘带上写着：“九哥千古.毛泽东敬挽。”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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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王海容：毛泽东家中的“编外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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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季范壮年失子，哀痛化作对遗孤的眷爱，他取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名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海容”为孙女命名。
　　毛泽东对王海容姐弟，也有着一份特别的疼爱。在那次70岁寿宴上，毛说：“海容啊，我这大门一直是朝你敞开的，什么时候想来就来，来了也可以住下来不走，就算是我们家庭中的一员，你看要不要得哇？只是不晓得你爷爷舍不舍得，放不放心罗！”
　　王海容与毛的次女李讷年龄相仿（长李两岁），性格爱好相同，加之常随乃祖作客中南海，日久与李讷成为亲密朋友。因是毛至亲，加上与李讷不同一般的友情，王海容不仅可以随意进出中南海，有时还能在丰泽园住上一阵，无异是毛泽东家中一名“编外成员”。（[1]）
　　
　　在10岁前，王海容生活在湖南祖父身边，抗战胜利后在长沙开始初级教育，直到她追随祖父应召晋京。入京后，先后在师大女附中、北京女五中就读。高中近毕业时，毛泽东对她说：“你可以去报考大学嘛！建设需要人才哩！”王海容回答：“我的学业平平常常，不一定考得上。眼下国家是建设时期，培养一个大学生国家要花不少钱呢！如果考不上，我就去当工人、农民……” （[1]）
　　
　　王海容一心要当化学工程师，1957年报考清华失利，家人要她在家复习，她瞒着家人，满街奔走寻找工作，偷偷办妥手续进了北京化工厂，做了二年学徒工，认真向师傅们学习，颇有心得，署名徒工王波，在《中国青年》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我的经验》的文章，对知识青年当徒工是不是屈才、青年徒工如何正确认识书本知识与实践的关系等，发表看法。毛泽东欣赏侄孙女自己选择道路的倔强，认真帮她修改文章，二代人促膝谈心，笔名还是主席取的。（[1]）
　　
　　后来，王海容还是靠着自己的成绩于196O年秋考人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后又到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进修，有文章说她是“正门”进，“后门”出，因为人学时没有走“后门”，毕业分配时却走了个大“后门”。
　　
　　1965 年11月，由周恩来指示，安排在外交部办公厅工作。开始，主要是负责总理、部长的文电收发等文秘工作。其后，“文革”乱了三四年，她出人中南海毛的身边，虽无特别名位，但其“活动的权力”则等同于高干。
　　1970 年夏天，由周恩来直接提名，委任王海容担任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 “负责人”不是职衔，但权力在握。
　　1971 年7 月，王被正式任命为礼宾司的副司长。第二年，1972年，接着又一道任命下来，王海容被提为外交部“部长助理”。二再过一年多一点，王海容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了，任职4年多，直到她失势倒运。
　　
　　1984 年，在销声匿迹了六年后，与唐闻生同时复出，任国务院参事室的副主任（保留副部级）。
　　
　　复出后的王海容，回归普通人的生活，仍像当年尚未腾飞时的化工厂学徒，认真而倔强。
　　认真的是，对分管工作，事无巨细，都爱亲自过问，一次有外宾来访，她亲自检查各个环节，后发现马桶还有黄斑，随手拿起抹布动手擦洗，一丝不苟，不以为丢面子，人称这是受周总理每事躬亲的工作风范熏陶。（[2]）
　　倔强的是，“她把以往经历默默地锁闭在她的心里，凝结在她的记忆之中．深藏不露，从不肯向外界披露。据说，迄今为止，已有数十家报刊找她约稿，海外有些出版社还许以高稿酬，请她写回忆录，她都婉拒了。
　　
　　是思考的果实还没成熟？是不愿将心中的隐忍披露于世？还是觉得为时尚早，时机未到？所有这些，我们外人都不得而知。”（[2]）
　　
　　王海容至今独身，但她生活在一个温暖热闹的家庭中，与母亲、弟弟一家在一起，家在中南海旁，原是某外国使馆的一部分。一条僻静的小巷，隔开了繁华的闹市，一座欧洲风格的雅致小楼，显得格外清静、幽雅。（[2]）
　　
　　王海容、唐闻生，本不愿出名，也不喜欢抛头露面，至今都保持着谦和的低调，要找张年青时私人照片都很难。她们本想靠着自己的努力，为国家出力。历史把她们推到外交领域，并推到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下。在七十年代风云激荡的我国外交战线，她俩正值青春年华，她们为国家尽力了，其贡献世人有目共睹。从诡谲多变的政治舞台上走下，二位姑娘，把是非评说，交给历史，本人不愿多说。
　　
　　文章评说王海容：“她的与众不同，就在于她能坦然地、乐观地承受生活赐给她的幸运与不幸。她从不顾影自怜，也不屑怀着感伤情绪回味昨天，她的气量一如她祖父王季范先生当年给她取名时所寄予她的期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就是海容，一个始终有勇气面对现实的人，一位平凡又具有独特气质的女性。”（[2]）
　　
　　而我则为唐闻生这句话而感叹：“我，只是这伟大事业中的一个普通工作者。”
　　
　　
　　（本段内容综合摘自：[1]宗道一《“文革”前王海容与毛泽东的交往》《大地》2003年 第24期 [2]“神秘人物王海容”《关东作家》）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