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7年4月25日中央各大报纸，均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

　　“（19）57年4月24日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闭幕。文化部副
部长钱俊瑞和刘芝明、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会上作了报告。他们都
强调在剧目工作上要大大放手的精神，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听了非常振奋。

　　“钱俊瑞指出，现在仍有许多干部怕‘放’。他认为，怕坏戏多起来、
怕艺人闹乱子、怕不好做工作、怕观众受害，这‘四怕’是多余的；他要求
大家‘放！放！放！除四怕！’他说，坏戏可以演，大家可以研究并展开讨
论，这样它可以成为提高群众辨别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好题材。他还强调戏曲
干部应当刻苦钻研，提高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学会分辨香花、毒草和化毒
草为有用之花的本领。

　　“刘芝明在报告中主张挖掘戏曲传统的范围要更广泛、更深入；在戏曲
之外，曲艺、杂技、木偶、皮影等方面都要这样做。

　　“周扬对国内目前形势和变化作了分析。他揭发了戏曲工作中的官僚主
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并且作了尖锐的批评。他建议，过去文化部所禁
止的26个剧目无妨拿来上演，请群众发表意见。

　　“在戏曲剧目工作方面，周扬归纳了十六字：‘全面挖掘、分批整理、
结合演出、重点加工’。他说，这些工作一定要紧密依靠艺人和群众，坚决
反对用行政命令和压服的工作作风。

　　“周扬认为，‘戏改’这个名词已成过去，因为戏曲工作者都成为社会
主义文艺工作者，新剧目也大量出现，舞台面貌已经改观，除了一部分遗产
还没有整理以外，还要‘改’到何时？‘戏改’工作，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任
务了。⑧”

　　周扬等人的这番话，在别人听来不过是领导发出的新指示、文艺政策的
新调整。但传到张伯驹耳朵里，那就变成了强大的驱动器和兴奋剂。因为早
在五十年代初，他就联合齐白石、梅兰芳、程砚秋等近百名艺术家，以父亲
、罗隆基、张云川等民主人士为赞助人，上书中央，要求纠正文化领导部门
鄙视传统艺术的倾向，成立京剧、书画组织，以发扬国粹。现在终于从中共
意识形态主管那里听到了“终止戏曲改革、维护文化遗产”的口令，张伯驹
欣喜若狂。在“发扬国粹、保护遗产”的大旗下，他要挺身而出，率先垂范
，他要主动工作，自觉承担。为了发掘传统剧目，张伯驹把老艺人组织起来
，成立了“老艺人演出委员会”，筹划每周演出一次。为了研究老戏，他又
发起成立了“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会。”他联络其他专家和艺术家，开办
戏曲讲座，举行义演。

　　中国戏曲的艺术精粹在于表演，而表演的艺术精粹在于技术、技法和技
巧。而这些高度技艺的东西，只存活在具体的剧目中。它实在不像西方的舞
台艺术能够拆解为元素或提炼为一种成分，并独立出来。张伯驹眼瞅着一些
包藏着高招绝技的传统剧目，因内容落后、思想反动或被查禁、或被淘洗，
而忧心如焚。张伯驹目睹一些身怀绝技的老艺人因从事教学不再演出，而愤
愤不平。现在好了，在官方“尊重遗产”的政策精神下，技术含金量高的传
统剧目有了重见天日之机。张伯驹在这个时刻推出了老戏《宁武关》⑨《祥
梅寺》⑩。他的选择戏的标准，当然是纯艺术的，甚至是纯技术的、纯形式
的。张伯驹曾理直气壮地对我说：“只要是艺术作品，它的鉴赏评判标准只
能是艺术性。思想被包裹于深处，是分离不出一个单独的思想性的。”

　　情绪高昂的张伯驹，对老艺人说：“这两出戏演出来，叫他们看看。”
意思是说今天的人没见过好的技艺，叫新社会的观众、包括那些领导文化的
行政官员，都来长长见识吧。

　　张伯驹的话，没说错。《宁武关》里有声泪俱下的唱腔，有繁重的武功
，有唱念做打的妥帖铺排。不具备相当技术水准的文武老生，是过不了《宁
武关》的。而《祥梅寺》，则是京剧打基础的丑行戏。其中的舞蹈性动作，
实在漂亮。这个时候的张伯驹全然不想：毛泽东是怎样打下的江山？这两出
戏里的反面角色李自成、黄巢是何等之人？——如果说，张伯驹为自己珍爱
的国粹操劳了一个白天；那么，在夜深人静之时，他是否应该无声自问：事
情是否真的这样简单？事情是否还有另外的一面——即使现实已被涂得一派
光亮的同时，还存在着别样的色彩？

　　在那段时间里，张伯驹最为热心张罗的一件事，便是京剧《马思远》⑾
的演出。这出戏在五十年代初，是文化部明令禁止的26个剧目当中的一个
。周扬、钱俊瑞建议戏曲界把禁戏拿出来演演的讲话传出以后，擅演此戏的
筱翠花⑿兴奋得彻夜无眠。在张伯驹的支持筹划下，决定重新搬演《马思远
》。演出的主持单位，就是他领导的京剧基本研究会。

　　“莫道老株芳意少，逢春犹胜不逢春。”张伯驹和一群只知唱戏、也只
会唱戏的老艺人，被周扬的话唤起了青春般的热情，热火朝天地干起来。筱
翠花和二十年前的合作者聚拢一起，商量如何剔除糟粕、修改剧本，加紧排
练，熟悉台词。很快，一切准备妥当。

　　5月8日晚上，在十分热闹的筱翠花收徒的仪式上，发布了拟于12日上
演《马思远》的消息。

　　5月10日，《北京日报》发表了《马思远》的消息。并说报社“马上接
到许多读者的电话，他们急于想看这出多年未演的老戏。有的读者为了看这
出戏延迟离京的时间。”然而，就在当天下午，京剧基本研究会接到北京市
文化局的电话，说这出戏是文化部明令禁止过的，现在尚未明令解禁。所以
暂时还不准公开演出。

　　“一沉一浮会有时，弃我翻然如脱履。”君子风度的张伯驹，懂得“一
生一死兮如轮”的道理，却无论如何容忍不了这种“一翻一覆兮如掌”的做
派。不管这个做派是一个人干的、一个单位干的，还是一个党派干的、一个
政府干的。他气极，也怒极。气极怒极的他，下决心不但要兑现《马思远》
，还要跟文化局理论理论。他让京剧名丑王福山等人紧急出动，重新约班底
，找配角，租剧场，发消息。自己则向官方请愿，给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写信
，陈述“如不公演，将影响艺人情绪”的后果。

　　5月12日这一天，张伯驹带着王福山等人，在和平宾馆举行记者招待会
。他掏出了事先写好的一篇文章交给记者，请报社发表，以图获得舆论的声
援。在会上，缺乏政治性思维的他，还居然提了一个政治性问题：“在大鸣
大放期间，出现了鸣放与法令的矛盾。是鸣放服从法令？还是法令服从鸣放
？”

　　后来，文化部艺术局决定将《马思远》的公开演出改为内部试演，张伯
驹仍执意不肯。他说：“既然开放剧目，《马思远》却不能演，第二次全国
戏曲剧目工作会议等于没开。”

　　《马思远》禁禁演演的一番周折，便形成了所谓的《马思远》事件。事
件的中心人物是张伯驹。张伯驹划为右派分子，《马思远》事件是重要的罪
证。就连报导此事的《北京日报》副刊记者、年轻的曹尔泗也未幸免，被戴
上了右派帽子，押送到南口农场监督劳动。

　　说白了，《马思远》不就是一出戏吗？上边让演就演，不让演就不演，
有什么大不了的。为啥张伯驹肯把价值连城的东西捐给官方，却要为几个演
员一出戏跟官方叫板又较劲呢？我想来想去，觉得这和政治家为了维护自己
的政见能豁出性命的道理有相通之处。艺术的衰落，令有识者尤感痛切。张
伯驹从戏曲某些过左的改革政策，看到了文化衰败的消息，并随着“戏改”
深入进一步加剧和普遍。他认为这事和在战乱中眼瞅着珍贵文物大量流失，
没啥区别，无不属于文化的流失。张伯驹痛心于这种有形的文化财富的流散
和无形的文化精神的坠落。而从前不惜以黄金房产购回文物和今天不顾利害
地要求对戏曲解禁，表达的正是一个中国传统文人对当今社会日趋丧失文化
品格的深刻焦虑与椎心的痛苦。所以，他要利用自己包括金钱、地位、影响
、眼力、社会交往在内的全部能量和文化优势，尽其可能地去挽回或恢复原
来的文化品质和文化意境。

　　8月30日、31日，戏曲界、国画界联合，连续两天举行了张伯驹批判
会。马少波等人批判他挖掘整理的《宁武关》《祥梅寺》，无一不是站在封
建王朝的立场上，歪曲伟大的农民起义。

　　张伯驹不服，反倒质问批判者：“我们今天不是也讲忠吗？那么，我们
统战是统忠孝的周遇吉呢？还是统开城迎李自成的太监呢？”刹时间，群情
激愤。

　　几天后，北京市文化局负责人张梦庚在《北京日报》撰文批判张伯驹，
说：共产党也要忠，但要的是董存瑞、刘胡兰的忠于革命，而非周遇吉全家
忠于崇祯，反对农民起义。——张伯驹读后，仍然不服。

　　父亲曾说：“最优秀的人，往往是最固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伯
驹是最优秀的，也是最顽固的。他不想拖时代的后腿，更无意通过反对戏改
（即戏曲改革）去和新政权作对。他的“右派”言论，只不过是在全力维护
自己钟爱的东西——我把这个看法对潘素讲了。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很有些激动：“要是那些管文艺的人，也能这样看
待你张伯伯，他就不会划为右派了。”继而，又用诅咒的口气说：“他这个
人就是那么简单。自己喜欢老戏，便到处去讲，一些艺人也怂恿他讲。结果
，非说张伯伯是在主张禁戏开放，提倡鬼戏和色情。那些领导反右的人也坏
，还专门把唱老生的演员找来批判你张伯伯。艺人哪懂什么政治批判，只会
挖苦和嘲讽，讲的话还很难听。比如，谭富英就面对面地说：‘你算什么名
票，唱戏的声音像蚊子叫的！’你张伯伯回家不跟我讲批判会上的情况，是
我自己从报纸上看到的。报没有看完，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张伯驹见我们在说话，也走过来。听清楚我们是在说这件事，他一句话
也不讲，躲得远远的。也许他根本就不在意，也许他早已齿冷心寒。

　　我仍然按部就班地跟着潘素学画。有些微进步，便受夸奖。

　　秋天的一个周日上午，我去了张宅。进门后，便问潘素：“我今天学什
么？”

呵呵~~~题目让我想起余华的<世事如烟>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9-29 14:28:04编辑过]

“今天不学新东西了。”说着，潘素递过一张画着山水的小书签。书签
约三指宽，三寸长。上端中央的小圆孔，系着一条极细的红丝带。我接过来
，准备放进书包。以为这是潘素送我的小礼品。

　　“这不是礼品，是我画的一个样子。你要照着它画。”说着，潘素遂从
抽屉里取出一大叠空白书签。让我拿回家去画，两周以内全部画完。

　　书签虽小，画面却是精心布置了的：有松，有水，有远山，有近石。潘
素叫我当场就照着画一张，她要看看。我大概不到五分钟，便画好了。

　　“不行，太潦草。”潘素边说，边拿起笔给我涂改，又重新配色。

　　我问：“潘姨，这样一张书签能卖多少钱？”

　　“五分。”她头也不抬，继续修改我的小书签；还给我讲解画面无论大
小，必须讲究布局的道理。

　　小书签经她修改，很好看了。我很把它想留下来。可潘素说：“不行，
你一张也不能要。工厂发下来的书签，是有数的。画好后，要如数交回。”

　　在以后的两周时间里，我每做完学校的作业，便在灯下画书签。画得很
认真，很严肃。我的严肃认真，不是为了学什么布局，只是为了潘素。父亲
举着我画好的书签仔细端详，挺高兴。夸我能帮着老师干活儿了。我不敢告
诉父亲书签的价格。我更不敢问潘素：每画一个书签，您能得多少。是一分
，还是二分？

　　我把画好的书签整整齐齐地交给潘素的时候，她一个劲儿地谢我，说我
帮了她的忙，完成了任务。我觉得北京市成立国画工厂，是件很奇怪的事。
创作国画的机构或组织，怎么能叫工厂？从名称上看，政府似乎就没把潘素
视为画家，而是当作职工或工人。

　　潘素把所有的书签翻检了一过儿，发现在一个书签里，我画丢了一座淡
青色远山。她当即补上。一切收拾妥帖，潘素对我说：“今天，带你去故宫
。”

　　我问张伯驹：“您去吗？”

　　“怎么不去？是我提议的。每年故宫要举办院藏书画展，东西是一流的
。我们都该去看看。”

　　我们三人，步行至故宫。仍然是张伯驹走在前，我和潘素跟在后。陈列
大厅内，佳作济济，观者寥寥。

　　潘素停留在明人陶孟学的青绿山水手卷的展柜前，细细讲了起来。她告
诉我：山水、人物、花竹、鸟兽，陶孟学无不擅长，笔法直逼南宋。特别是
山水，多用青绿。她让我仔细观摩这幅长卷。因为下个星期，要教我画青绿
山水了。

　　张伯驹背着手，独自浏览。大厅里有些阴冷，清鼻涕流出来，他顺便用
手一擦，了事。他欣赏这些故宫藏画，远没有潘素看得细致。好像自己与这
些藏品是老朋友了，这次来，不过是抽空会个面罢了。我越接近张伯驹，就
越觉得他是云间的野鹤、世外的散仙，自在得没人能比。

　　我想听他讲讲这些故宫珍品，便问道：“张伯伯，您能给我讲解讲解吗
？”

　　他说：“你又不学字画鉴定。字画的真假判定方法，是可以讲的。纸张
、题款、印章、装裱、布局、技法等等，都有一套。而你现在是学画，在家
教了你画法，到了这里，你就是要好好地看，多多地看了。看多了，自能领
会。”

　　只参观了一个多时辰，张伯驹便催着出门。

　　“为什么？”我偷偷问潘素。

　　“先头在家就说好的。看完展览，三人去吃西餐。”

　　在路上，张伯驹对我说：“小愚，这样的展览，你来一趟是不够的。”

　　我是听话的。按张伯驹的要求，一个人多次去参观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展
览。但我从没有看到陈列张伯驹捐献的陆机《平复帖》或展子虔《游春图》
。据说，《游春图》里的马，画得最好。后人称之为“天下第一马”。我又
想，官方这样做似乎是对的。宝马归新主，何必见旧人。再说，旧人还被新
主划为了右派。

　　一天晚上，饭后无事，大家在北屋客厅闲坐。警卫秘书王锁柱进来，对
父亲说：“有一对夫妇来访。”

　　“是谁？”我问。父亲接过会客单，那上面在来宾姓名一栏里，填着：
潘素。

　　“快请他们进来。”父亲边说边从沙发上站起来，急步走到庭院，又高
叫勤务员赶快把前后院的电灯统统打开，并瞪着眼对我说：“你的老师登门
，跟着我做什么？还不快到前面去接！”

　　黑黝黝的院子，刹时变得明晃晃。张伯驹夫妇在光晕树影间，快步而行
。我跑了过去。父亲带着兴奋的神情，站在院子的中心。

　　主宾坐定后，父亲先开口：“这么晚了，你们又徒步而来。一定是有什
么事情吧？”

　　潘素告诉我们：她受聘，要到吉林艺术专科学校去教国画。

　　父亲即问：“那伯驹先生呢？”

　　“当然，我们是一起去了。”

　　父亲又问：“伯驹先生的工作，吉林方面也谈妥了吗？”

　　张伯驹答：“我到艺专也能做点事。如教教诗词，或讲讲书法。”

　　父亲舍不得他们离京北去，但终归是高兴的。他说：“张先生，这可是
大材小用哇！你们夫妇是有才气和有学问的人，北京埋没了你们。现在，有
吉林的学校请过去教书，也好。不过，总觉得有些委屈你们。你们的才学，
靠我们这些民主人士欣赏是没有用的，要等到中共里面的伯乐去发现，才能
发挥出来。”

　　潘素说：“我想，起码那里的生活环境，会比这里好一些。”

　　父亲停顿片刻后，说：“我如今是个被撤了职的人，在行政方面没有什
么能力了。但在吉林多少还有几个朋友。其中有一人叫徐寿轩，是我们民盟
的老同志，也是我的好友。反右没有被牵累进去，如果没有意外，现在可能
还在担任副省长。他即使不担任副省长，中共也会安排他充任其他领导职务
的。你们去后，我会与他联系，把你们夫妇的详细情况告诉他，请他关照你
们。”

　　潘素既是客气，又是感激地说：“那就多谢了。章部长自己身处逆境，
还要去操心别人的事。”

　　我知道，坐在爸旁边的张伯驹，是不会说这些的。父亲要给他们饯行，
约他们后天来吃晚饭，说：“凭个政协常委和350元的工资，我请你们吃一
餐饭的能力还是有的。”

　　张氏夫妇推辞了，说行期紧，还有许多事情等着去处理。今晚就是特来
辞行的。送客时，父亲执意送至大门。月亮升起来，树影花香，庭院另有一
番朦胧的景致。父亲与张伯驹并排走在前面，俩人一路无话。晚风裹着凉意
，轻轻吹拂他俩已经开始灰白的额角。

　　父亲无论如何要用老别克车，送他们。张伯驹答应了。到了大门口，父
亲双手握住张伯驹的手，说：“如果你们夫妇休假回北京，一定要来我这里
！”

　　人走了，灯灭了。我们的家又恢复了宁静。

夜已转深，父亲仍无睡意。说：“小愚儿，陪老爸爸再坐会儿吧。”不
想，父亲与张伯驹的淡泊之交，于短别之际是如此沉郁的一抹。

　　张氏夫妇去长春不久，民盟召开中委会。开会期间，爸特意请徐寿轩吃
饭。谢天谢地，徐寿轩没有回绝，来了。虽是老友重逢，但没有了以往那种
无拘无束、无所不谈的气氛，彼此客客气气地扯些与政治毫不相干的事情。
不过，父亲已经很知足了。那时国家已进入了自然灾害时期。一桌饭菜是用
心准备了的。在饭桌上，父亲提起了张伯驹，遂问徐寿轩，是否知晓其人。
徐以点头做答。

　　父亲郑重地放下碗筷，十分详细地介绍了张伯驹和潘素后，说：“希望
你在吉林能关心、照顾这对有贡献的夫妇。潘素的工作已经定了，是在一个
艺术专科学校教书。张伯驹的工作好像还没有确定，他在文物鉴定、艺术鉴
赏方面是中国一流专家，不可多得之人才。寿轩，你回到吉林，看看能不能
跟省里的人疏通一下，给张伯驹安排个妥当的、能发挥他专长的工作？”徐
寿轩当时满口答应。但不知他回吉林是否真的关心、照顾过张伯驹夫妇。

　　父亲万分慨叹张伯驹夫妇的离京谋职。徐寿轩走后，父亲说：“凡是有
才能的人，总会受到外在世界的压迫。中国这样，外国也如此。”
1962年1月，春节即临。北京的老百姓都在为国家配给的几斤猪肉鸡蛋、几
两香油瓜子奔忙不息。一日，张伯驹夫妇徒步来到我家。因事先不曾得到他
们从吉林返京的消息，让我的父母颇感突然。

　　张伯驹只解释了一句：“前两天从吉林回的北京，节前一定要看看朋友
。”

　　他俩是下午来的。父亲说什么也要留他们吃晚饭，于是，马上叫洪秘书
和梁师傅想方设法弄几个菜来。

　　从张氏夫妇的神情气色上看，他们在吉林的日子似乎要比在北京舒畅些
。张伯驹告诉我们，他担任了吉林省博物馆的第一副馆长。潘素则说，她的
教学搞得不错，还在那里开了画展，观者踊跃，备受赞誉。特别是她的大幅
青绿山水画，引起东北画界的极大震动。——我知道，无论教学，还是画展
，潘素在北京就能做到，但在文化发达的北京，不让她做。从事文物博物的
指导工作，对张伯驹来说，可谓人尽其才。可传统深厚的首都，不叫他干。
见他们在吉林工作顺手，生活舒坦，父亲特别兴奋，连连举杯向他们祝贺。

　　我对潘素说：“自您走后，我再没有画画了。”潘素听了，直说可惜。

　　张伯驹却道：“关系不大，诗画是一辈子的事。”

　　饭后，潘素细言细语对我说，抽个时间把借我以供临摹之用的她的画作
，清理出来还回去。她还特别做了解释：“要这些画，是为了带去吉林作教
学示范。”

　　潘素的《什刹海冬景》水墨画，是我最喜欢的，一直存放在我的书房。
苍遒的树干，无叶的柳枝，不过寥寥数笔。晦暗的天空，含雪的远山，尽在
随意点染之中。我指着画对父亲说：“我太喜欢它了，不想还给潘素。爸，
我能请求她把这张画送给我做个纪念吗？”

　　“不行，必须还。”父亲口气无庸置疑，我心里很不痛快。

　　父亲见我面带不悦，便道：“我的小女儿，请记住，画只能由画家主动
送你，而你决不能向画家讨要。这是规矩，也是修养。我有不少齐白石的画
，却没有一张徐悲鸿。其实，我跟悲鸿的关系要比齐白石深得多，也早得多
。他身边的那位太太，在留德留法学生的老婆当中，是最漂亮的，也是最有
风韵的，令许多的光棍学生暗羡不已。现在悲鸿的马，被认为是他最拿手的
。而我始终认为悲鸿的油画，特别是裸体女人画，是他的最好的作品。有一
次在任公（李济深）家中，他对我说：‘伯钧，我送你一匹马吧。’我说：
‘我不要你的马，我要你的女人。’悲鸿听了，摇头说：‘那些画，是不能
送的。’”

　　父亲的确喜欢油画和西画中的裸体作品。他每次去欧洲开会，用公家发
的外汇除了买黑格尔的书，就要买些油画画册和裸体素描画册。与之同行的
画家邵宇吃惊于他的这一爱好，曾主动送过不少质量很高的西方绘画图册。

　　父亲说：“人体绘画，中国不行。”他见我也喜欢，遂将这类藏品全都
搬到我的画室存放。

　　后来，父亲又送我一张18世纪德国印刷的铅笔素描画。画面是位端坐
在钢琴旁、一手扶键的美丽少女。

　　“你看，她的神态有多美。”父亲赞叹不已，并亲自将素描画镶嵌在银
灰色的木质雕花相框内，悬挂在我的画室。

　　有一次，父亲发现了我临摹潘素的一尺见方的习作，画的是中国山水画
中司空见惯的松林与石崖。父亲说：“我来收藏它。”

　　我说：“是我的临摹。”

　　“我知道。”

　　“爸，等我画一张自己的，送你。”

　　父亲摆出一派庄严的样子，说：“好。我等着，等我女儿的画作问世。
”说罢，我俩大笑。

　　1963年，我被分配到四川工作。我与张氏夫妇失去了联系，父亲与他们
也没有了往来。

　　1966年“文革”开始，父亲已是万念俱灰。对自己往昔的政治生涯持深
刻怀疑的他，真的写起诗来。他一做诗，便感吃力，便想起做诗比说话还要
利索的张伯驹，便要自语道：“这对夫妇如今安在？怕也要吃苦受罪了。”
父亲的诗，绝句为多，都是信手写来。树上的麻雀，窗外的细雨，炉上的药
罐，外孙的手指，他都拿来入诗，唯独不写政治。一个搞了一辈子政治的人
，由政治而荣，因政治而辱，而最终超然于政治之外。我不知道是应为他悲
伤，还是该向他祝贺？

　　1969年5月17日父亲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走时，我正关押在四
川大邑县刘文彩的地主庄园。一年后，我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四川省公检
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为现行反革命罪犯，从宽处理：判除有期徒刑20年
。狱中产下一女，遂押至苗溪茶场劳改。苗溪茶场地跨天（泉）庐（山）宝
（兴）三县。那里与我同在的，还有一个在押犯人，她叫梅志（胡风夫人）
。我站在茶园，遥望大雪山，觉得自己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

　　1979年5月17日，父亲去世后的整整十年，我丈夫走了，离开了这个
世界。我被宣布：无罪释放。宣读时，我无喜无悲，宣读后，我面对一纸裁
定书和满屋子公检法，拒不说“感谢政府感谢党”之类的话。因为我觉得是
政府和党长期亏待了我，有什么可感激的？

　　1979年10月，我穿着四川省第一监狱发的那件最好的玄色布袄布裤，
回到北京。我从拥挤不堪的火车车厢慢慢移出，月台上十年未见一面的女儿
，亲睹我的丑陋憔悴，吓得躲在我姐的背后，别人拖也拖不出来。

　　为庆祝我的无罪释放，也为欢迎我回归故里，母亲将晚餐定在东安市场
的“东来顺”，吃的是涮羊肉。切成片的又薄又嫩的羊肉，红红亮亮规规正
正地横卧在洁净的青花瓷盘里。我仿佛有一个世纪没见过没吃过酒席了。看
着围坐在我身边的至亲的兴奋面孔，我很想说点什么，但我什么也说不出；
至少我该笑一笑，可我也笑不出。幸亏在至亲当中有个老公安，他以极富经
验的口吻，低声解释道：“关久了刚放出来的人，都不会说笑。以后会好的
。”

　　谢谢他的理解，我可以专心致志地吃东西了。我的那双红漆木筷，千百
遍地往返于肉盘与火锅之间。我一个人干了六盘，每盘的羊肉片重小四两。

　　“小愚吃了一斤八两（老秤说法）！”不知谁报出了数字。

　　这个数字把全席震了，也让我笑了，当然是那种傻吃后的傻笑。我想，
这时和我一起高兴的，还该有我的母亲。可扭脸一看，她正用餐巾抹去堕出
的滴滴老泪，而她面前的那盘羊肉，纹丝未动。

　　这一夜，母亲和我和我的女儿三代，共眠于一张硬榻。女儿上床后便昏
然大睡。我与母亲，夜深不寐。

　　这一夜，我要问清十年人间事。

我问的第一件事，就是父亲的死。母亲叙述的每一句话，我都死死记住
，记到我死。

　　母亲告诉我：首先得知死讯的，是梁漱溟和张申府。那日，父亲死在了
北京人民医院。母亲从白塔寺大街出来，走到西四的时候，便碰上了迎面走
来的梁、张二人。

　　在街头，他俩问道：“伯钧现在怎么样了？”

　　母亲说：“他去世了，刚刚走的。”

　　张申府，这个与父亲从青年时代就相识，一道飘洋过海去欧洲留学的人
，满脸凄怆，低头无语。梁漱溟，这个同我爸一起为民盟的建立而奔走呼号
，又先后被民盟摒弃在外的人，伫立良久。尔后，梁公说：“也好，免得伯
钧受苦。”

　　接着，母亲又告诉我：父亲死后，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恳请搬家。好不
容易上边开恩，给了建国门外永安里的两居一套的单元房。早就搬进楼住的
蒋光鼐夫人，蔡廷锴夫人，龙云夫人，李觉夫妇，以及陈铭德、邓季惺夫妇
见到母亲居然有些吃惊。

　　母亲说：“自搬到建国门，我就清静了，谁都不知道新地址。可是，你
能猜想得到吗？是谁第一个来看我？”

　　我从亲戚系列里，说了一长串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从“农工”系列里，挑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从民盟系列里，拣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说：“如果这些人，都不是的话，那我就实在想不出，还有谁能来咱
们家呢？”

　　“我想你是猜不到的，就连我也没想到。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家，拣
米准备焖晚饭。忽听咚咚敲门声，我的心缩紧了。怕又是造反派搞到咱们家
地址，找上门来打砸抢。我提心吊胆地问：‘谁？’门外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这里，是不是李健生大姐的寓所？’她的话带有江浙口音，我一点也不
熟悉。忙问：‘你是谁？’门外人回答：‘我是潘素，特地来看望李大姐的
。’我赶紧把门打开，一看，果然是潘素站在那里，我一把将她拉进门来。
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她身后还站着张伯驹。几年不见，老人家身体已不如前
，头发都白了。脚上的布鞋，满是泥和土。为了看我，从地安门到建国门，
不知这二老走了多少路。”

　　听到这里，我猛地从床上坐起，只觉一股热血直逼胸膛——

　　我是在关押中接到父亡的电报，悲恸欲绝。一家骨肉，往往相守以死，
而我却不能。狱中十年，我曾一千遍地想：父亲凄苦而死，母亲悲苦无告。
有谁敢到我那屈死的父亲跟前，看上一眼？有谁敢对我那可怜的母亲，说上
几句哪怕是应酬的话？我遍寻于上上下下亲亲疏疏远远近近的亲朋友好，万
没有想到张伯驹是登门吊慰死者与生者的第一人。如今，我一万遍地问：张
氏夫妇在我父母的全部社会关系中，究竟占个什么位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
的所有人情交往中，到底有着多少分量？不过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过是看
看画，吃吃饭，聊聊天而已。他怎么能和父亲的那些血脉相通的至亲相比？
他怎能与父亲的那些共患难的战友相比？他怎能同那些曾受父亲提拔、关照
与接济的人相比？人心鄙夷，世情益乖。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似流星坠
逝，如浮云飘散。而一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在这时却悄悄叩响你的家
门，向远去的亡灵，送上一片哀思，向持守的生者，递来抚慰与同情。

　　母亲又说：张伯驹夫妇在我家只呆了几十分钟，恐怕还不及他俩走路的
时间长。

　　母亲要沏茶，潘素不让，说：“伯驹看到你，便放心了。我们坐坐就走
，还要赶路。”

　　张伯驹对母亲说：“对伯钧先生的去世，我非常悲痛。我虽不懂政治，
但我十分尊重伯钧先生。他不以荣辱待己，不以成败论人。自己本已不幸，
却为他人之不幸所恸，是个大丈夫。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看看。现在又听
说小愚在四川被抓起来，心里就更有说不出的沉重。早前，对身处困境的袁
克定，凭着个人的能力还能帮上忙。今天，看着李大姐的痛苦和艰辛，自己
已是有心无力。”

　　“张先生，快莫说这些。伯钧相识遍天下，逝后的慰问者，你们夫妇是
第一人。此情此义，重过黄金。伯钧地下有知，当感激涕零。”话说到此，
母亲已是泪流满面。

　　母亲问潘素：“这些年，张先生受到冲击没有？”

　　潘素说：“伯驹因为两首金缕曲，和小愚一样，成了现行反革命。关了
八个月，最后做了个‘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遣送舒兰乡
下。人家农村不收，才又回到北京的。我们什刹海的家，也不像个家了。抄
家时红卫兵，造反派，街道居委会串通一气。凡能拿走的，都拿走了。房子
拿不走，就叫外人搬进来住。四合院一旦成杂院，日子就难了。你家来什么
人，你说什么话，家里吃什么东西，都有眼睛盯着。”

　　母亲则叮嘱潘素：“如有机会，就给伯驹先生弄点好吃的吧。年岁大了
，身体要紧。”

　　告辞的时候，张伯驹握住母亲的手，说：“李大姐，我们都得活下去。
”

　　倍受感动的母亲，送他们夫妇一直送到建外大街。街灯，一盏盏地亮了
。他们的背影，在渐沉的暮霭中远去……

母亲还告诉我：原来张伯驹是从一张报纸上，读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翌日，他和潘素即去东吉祥胡同10号看母亲。刚进胡同口，便见10号的大
门敞开着，有辆小轿车停放在那里，不少人进进出出。潘素上前打听，问章
伯钧的家人是不是还住在这里？人家说已经搬家了。他们是给新首长来看房
的，早就晓得这所宅院极好。接着，张伯驹就让潘素四处打听母亲的新址，
可一点线索也没有。后来，他老人家好不容易找到地安门大街一家古董店的
店员老樊，托他去打听。老樊去农工党北京市委会，假托要和李健生核对章
伯钧生前所欠帐目，人家才把住址写给了他。

　　母亲的叙述，令我心潮难平。革命吞没人，尤其像中国的各种政治运动
和‘文革’，其吞没与消化的程度，因人的硬度而不等。当然，知识分子往
往是其中最难消化的部分。张伯驹自然属于最难消化的一类人，而他的硬度
则来自那优游态度、闲逸情调、仗义作风、散淡精神所合成的饱满个性与独
立意志。他以此抗拒着革命对人的品质和心灵的销蚀。任各种潮汐的潮涨潮
落，张伯驹都一如既往地守着做人的根本，过着他那份生活。张伯驹的一生
见过许许多多的昂贵之物。而我所见到的昂贵之物，就是他的一颗心，一颗
充满人类普通情感和自由的心。

　　1980年春节，我对母亲说：“咱们去给张伯驹、潘素夫妇拜年吧。”母
亲同意了，我们还去友谊商店买了上等的水果。

　　当我见到潘素的时候，她比我们还要高兴，特意拿出当时还是稀有之物
的雀巢咖啡加伴侣，给我和母亲各冲一大杯。冲好后，又往杯子里放了满满
三勺白糖。她让我俩趁热喝。

　　喝的时候，潘素不住地上下打量我，看着看着眼圈就红了，喃喃自语道
：“小愚可怜，怎么也没想到在牢里一呆十年。”

　　我问：“张伯伯呢？在家吗？”

　　潘素笑着说：“他现在比我忙，他供职的中央文史馆事情不多，可其他
单位的事情倒不少。像什么诗词学会，书法学会，画院，京剧院，昆曲社，
文物学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都来请他，甚至连那些杂七杂八的事，也都来
找他。今天，又不晓得让什么人请走了。”

　　潘姨的口气里，不无抱怨，但也裹着一点小小的得意。我认识的国民党
太太和共产党夫人不算少。潘素是恐怕是最有资格为丈夫得意的，只是这种
得意来得太晚了。

　　潘素问我是否还想继续学画？并说：在我走后还有个唱京戏的，叫杨秋
玲的女演员跟她学了一阵子画。

　　我告诉她：自从四川调回北京，被文化部分配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戏研
所。它的前身就是我当年就读的中国戏曲研究院。同事不是师长，便为学友
。然而，我的遭遇与归队，未得他们多少的同情和欢迎。工作上，人家或拿
研究课题，或进入国家项目。领导给我的任务不外乎做记录整理，拿着录音
机跟在别人屁股后头。一个好心人偷偷对我说：‘令尊大人还是头号右派，
你虽说坐牢是冤枉，可你敢说敢做，思想犀利，政治上不安分是事实。讲老
实话，你能从四川调回研究院，大家就足够吃惊的了。’”

　　讲到这里，我自己的情绪也激动起来，竟大声地说：“潘姨，共产党亏
待了我章家两代人。我不背叛这个政权，就算对得起他们。眼下人家如此轻
贱我，我就必须自强。所以，我顾不上跟您学画了，先得把业务抓起来。”

　　潘素对母亲说：“小愚被关了那么多年，性情丝毫未改。”

　　坐了一个多小时，见张伯驹仍未回来，我们母女便告辞了。

　　1980年冬季，一天的中午，正是机关下班食堂开饭的时候，我竟在单位
的二门口，看见了张伯驹。他已是龙钟老态，非往昔丰采。手持拐杖，缓缓
而行，身着宽大的丝棉衣裤，越发显得单薄。他老人家在这个时刻出现，我
估计肯定是院领导请包括他在内的院外学者，参加什么座谈会。一个清水衙
门请一群无官阶的文人开会，当然只有清谈，谈到肚饿为止。此刻，我觉得
自己当请他老人家吃顿饭。哪怕是去斜对面的小面馆，我俩各吃一碗晋阳刀
削面，也好。于是，我一边向张伯驹招手，一边朝他跑去。老人家好像没有
看见我，只顾使劲地拄着手杖，迳直奔向自己的目标。顺着他奔走的方向看
去，有个小伙子站立在大门口，扶着辆自行车。仔细辨认我才看出，那推车
等候的青年是他的小孙孙。小孙孙伸手接过张伯驹的拐杖，一把将他扶上自
行车的后架，叫他坐好，即蹁腿蹬车，驮着自己的爷爷，走了。我痴痴地立
在院中，研究院领导乘坐的小轿车，一辆辆从身边掠过。不知为什么，我心
里酸酸的。在张伯驹“发挥余热”的夕阳情调里，含着一点伤感，一缕悲凉
。

　　翌年春节，我和母亲去什刹海给张伯驹夫妇拜年。大家好高兴，天上地
下，啥都聊。话题自然又谈到了戏曲。我向张伯驹谈出了自己对继承传统，
振兴戏曲的看法。我说：“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现在的理论界对传统亦有了
新的认识。传统的价值恐怕不仅是针对艺术而言，它对于人，有着绝对的意
义。传统究竟是导致社会进步还是退化？传统的对立面是否就是现代化？‘
推陈出新’里‘推’是指推开、推倒？还是也包含着推广的意思？其中的‘
陈’，是否就是指传统而言？这些问题现在下结论，恐怕为时过早。我们最
大的问题不在传统，而在没有把人的创造力充分激发出来。”

　　张伯驹对我的看法，反应冷淡。他只是叹息：“现在对中国文化上的老
传统，懂得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就拿戏曲来讲，能在舞台上掌握戏曲传统的
人，就不多。今后的戏曲为何物，也只有后来人才晓得。”显然，他对戏曲
的发展前途，表示出茫然不可测的悲观。

　　我向张伯驹请教：“今后搞戏曲研究，我该从哪方面入手？”

　　他的回答是：“不知旧物，则决不能言新。你要从研究传统入手，而且
越具体越好。”

　　话说了一阵子，张伯驹忽然问我：“我好几次在你的那个单位开会，怎
么就看不到你呢？”

　　我说：“张伯伯，我尚无资格参加您所参加的学术会议。”我心疼他，
始终没有勇气提及二门口曾经见到的坐自行车后座归家的情景。

　　我和母亲品着香茶，仿佛岁月全溶化在渐淡的茶水里。我甚至觉得张伯
驹的经历，就像中国纯正的茶叶。不管怎样的烘制和压缩，只要遇上了好水
，再遇到识货的好茶客，便会舒展自如，轻轻浮起，渗出旧日的汤色来。

　　1982年2月27日下午，潘素托人打来电话说：张伯驹于昨天去世了。

　　我和母亲全吓呆了。因为此前从未听说他老人家患病生疾的事，怎么一
下子就突然撒手归去？

　　第二天清晨，母亲带着我赶到张宅。跨进已变为灵堂的客厅，失魂落魄
、老泪纵横的潘素扑向我的母亲，二人抱头痛哭。

母亲问：“张先生不是好好的吗？怎么回事？”

　　潘素哭道：“伯驹是好好的，只不过得了感冒。几天不见好，才把他送
进医院，他不愿意去，是边劝边哄的。我原以为送他进去就能把病治好，那
晓得我把他一送就送进了鬼门关。”说到这里，潘素不住地用拳头捶打胸口
，痛悔万分。

　　“张先生住的什么医院？”母亲又问。

　　潘素说：“后库的北大医院。伯驹走进病房见是八个病人住在一起，就
闹着要回家，而且这几个病人的病情都比他严重。我好说歹说，才把他安顿
下来，跟着我就向院方请求，能不能换个单人或双人病房？谁知医院的人说
：‘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换。’两天以后，同房的一个病人死了，伯驹的
病情也不见好，反而比进来时重了。他情绪更坏，闹得也更厉害，就是要回
家。我再跟医院的人请求换病房，人家还是那么讲，说我们伯驹不够格。过
了两天，又死了一个。这时伯驹想闹也闹不动了，他从感冒转成肺炎。”

　　潘素又告诉我们：“伯驹死后，有人跑到北大医院，站在大门口叫骂：
‘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
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
把那些住高干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上张伯驹？’
”

　　担任北京市卫生局顾问的母亲感叹道：“医院压根儿就不该这个样子。
可是在官本位的制度下，我们的医院就认部长、局长、红卡、蓝卡，不认得
张先生的真正价值。”

　　其实，就算把官本位取消了，如果一个民族对文化的认识尚未达到成熟
的话，像张伯驹这样的文人，其社会地位就一定会排在要人，贵人，阔人及
各色成功人士的后面，甚至在末尾。

　　张伯驹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悼者无数，挽联无数。我代表
母亲赴会，在人群中被推来搡去，根本无法去贵宾室慰问潘素。萨空了和千
家驹看见了我，一把将我塞进了他们俩个当中，叫我别再乱跑，安心等候开
会。在等候的时间里，三人不禁对张伯驹的逝世，深感痛惜。我心里知道：
萨、千二位在（19）57年是民盟反右的积极分子。

　　萨空了说：“伯驹先生是我们民盟的骄傲。说句老实话，把我们现在的
三个部长的作为加在一起，还抵不上张伯驹一个人的贡献。”

　　千家驹讲：“这几年，我参加的八宝山追悼会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很多
人的悼辞上都无一例外写着‘永垂不朽’。依我看，并非都能永垂不朽，真
正的不朽者，张伯驹是一个。”

　　不久，潘素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据说是当时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
长宋振庭的提名。六十年代初张伯驹在长春，担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
，也是他的安排。那时，他的身份是中共吉林省委书记。这一点，恰恰应验
了父亲生前说的一句话——“你们的才学，靠我们这些民主人士欣赏是没有
用的，要等到中共里面的伯乐去发现，才能发挥出来。”

　　张伯驹晚年患白内障，极少出门。闲坐无聊，便回忆起自七岁以来所观
之戏、所演之戏、以及菊苑佚闻。于是，“拉杂写七绝句一百七十七首，更
补注，名《红毹记梦诗注》”⒀。张伯驹还特意说明这本书“其内容不属历
史，无关政治，只为自以遣时。”⒁不想，书流入民间，即获赞誉。1978年
，“诗注”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

　　八十年代初，吴祖光从香港将此书带回。他请我的同事转呈给中国剧协
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张庚先生，看看是否可以出版。

　　张庚看了，对我的同事说：“这是在用没落的情绪去看戏。这样的书，
怎么能出版呢？”

　　直到张伯驹去世后的第四个年头，《红毹记梦诗注》才由宝文堂书局出
版。

　　然而，也有让我感到宽慰的事。一次，我参加一个戏曲学术会议，旁边
坐的是京剧名演员袁世海。

　　我的学友低声问我：“你认识袁老吗？”我摇摇头。

　　学友不管我是否同意，便说：“我来介绍介绍吧。”

　　当介绍我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戏研所的研究员的时候，袁老不过点点头，
很有些冷淡。当介绍到我的父亲叫章伯钧的时候，袁世海的态度大变，变得
热情而恭敬。他握着我的手说：“令尊大人是我们非常景仰敬佩的专家、学
者。他对我们戏曲界的贡献是我们这些演员所不及的……”

　　顿时，我心里明白了：袁世海是把章伯钧当成了张伯驹。而这样的错认
，是我后来常碰到的。每遇此情景，我都听到许多令人感动的话。

　　张伯驹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母亲和我一起看望潘素。潘素见到我们，
特别高兴。说清晨起来，就听见喜鹊叫了。

　　那时，北京正在搞政策落实。潘素指着两件造型独特、工艺复杂的硬木
雕花古旧家具，说：“这是抄家退还的东西。算是落实政策了。不过，在退
赔的时候，人家还问：‘你认领它们，有什么证据吗？’我也发火了，说：
‘请你去打听打听，除了张伯驹之外，谁家还有这样的东西？’”

　　母亲问潘素今后有什么打算。

　　她说：“我想搬到其他地方去住，把这所宅院搞成伯驹的纪念馆。”母
亲非常支持她的想法。两个老人越谈越投机。

　　我坐在一边沉思：无论从什么角度去看，张伯驹的这所私人宅院都应该
开辟为纪念馆。但在我们今天的意识形态背景下，有关方面是不会批准的。
尽管公认张伯驹是爱国的，却不会像某个受宠作家，其作品大部已被历史淘
洗，其故居却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尽管张伯驹是中国第一收藏家，但他
已不可能像现在的某些文化商人，在家中摆满藏品，搞成私人博物馆。因为
张伯驹早把天下绝品统统捐了出去。

　　有人说：收藏古董，好似留意和观赏月色，古往今来的月色。可如今，
收藏不再是个单纯爱好，它还是个一夜致富的行当。于是，张伯驹的价值便
更多地体现在献宝上了。我不这样看。他的一生，比捐献的文物生动得多；
他的为人，更比国宝珍贵。我和他相处，感受到的是人的气息和光泽。而这
，才是永恒之物。张伯驹绝非如今天某些人所评价的——仅仅是个把“平复
帖”“游春图”捐了出去的有爱国心的大收藏家。博雅通脱的他，在新社会
是很有些孤独和落伍的。然而他的孤独和落伍，要透过时间才能说明其含义
。他在时代里消磨，但却由时间保存，不像某些人是在时代里称雄，却被时
间湮没。张伯驹富贵一生亦清平一生。他正以这样的特殊的经历，演示了一
个“人”的主题，一个中国文人的模样和心情。

　　在潘素去世后，我便再没有去过什刹海，更没有勇气去叩响后海南沿（
今）26号的小门。

　　后来，听我的一个朋友说：北京东城灯市口附近有一家很不错的文物小
店，是张伯驹孙辈开的。

　　最近，听我的一个同事说：北京西城黄城根附近有一家江浙风味的餐馆
。里面装修得像书斋，摆设似徐文长故居。去就餐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介绍
说，老板是张伯驹的孙辈。

　　这两条信息，我无法判断真假，却令我想起潘素对我说的私房话：“我
的孩子都很聪明，可惜了，没能读太多的书。女儿的琴弹得好，也没能坚持
下去。人哪，要有一技之长，才可安身立命；无论世事怎么变，心里也是踏
实的。”

　　她的话，令我长久地记忆。我想：张伯驹夫妇把数亿元的私人财富给了
国家，却把一个文人的清贫留给了后代。应该说，后辈们在精神上继承了张
伯驹夫妇的遗产，他们不依附于权势，凭一己之力去营造自己的生活。

　　2002年4—6月于守愚斋

注释:

　　注释①

　　张伯驹(1898—1982)原名家骐，字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
南项城人。系张锦芳之子，过继其伯父张镇芳，幼年入私塾，后就读天津新
学书院。1916年入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学习，毕业后曾在曹锟、吴佩孚
、张作霖部任提调参议等职（皆名誉职）。因不满军阀混战，1927年起投身
金融界。历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稽核，南京盐业银行经理、常务董事。秦陇
实业银行经理等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度去西安，后致力于写诗填
词。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议、河北省政府顾问
、华北文法学院国文系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美术分会理事长等
职。1947年6月在北平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北平临时委员会委员，参
加北大学生会助学运动、反迫害反饥饿运动、抗议枪杀东北学生等爱国民主
运动。北平解放后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中国书法
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北京棋艺研究社理事
兼总干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研究会理事、文化部文物局文
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公私合营银行联合会董事、第1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中
国民主同盟总部财务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委员、联络委员会委员。1956
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62年起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
。“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和诬陷。1972年周恩来得悉后，指示聘任他为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晚年还担任过北京中山书画社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
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京华艺术学会名誉会长、北京戏曲
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昆曲研习社顾问、民盟中央文教委员等职。1982年2月
2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1980年平反。一生醉
心于古代文物，1956年与夫人潘素将其收藏的西晋陆机《平复帖》卷，隋展
子虔《游春图》，唐李白《上阳台帖》，杜牧《赠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
《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诸上座帖》，元赵孟顽《千字文》
等珍贵书画捐献国家。在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期间，积极征购古代文
物字画，使流落于社会的许多优秀文化遗产得以妥善保存。著有《丛碧词》
，《春游词》，《秋碧词》，《零中词》，《无名词》，《断续词》，《诗
钟分咏》，《丛碧词话》，《丛碧书画录》，《乱弹音韵辑要》，《宋词韵
与京剧韵》，《红毹记梦诗注》，《洪宪记事诗注》，《续洪宪记事诗补注
》，《张伯驹潘素书画集》，《张伯驹词集》，《中国书法》，《京剧音韵
》，《中国楹联话》，《素月楼联语》，《春游琐谈》等。

　　注释②

　　关于民国四公子，张伯驹在《续洪宪记事诗补注》一书中曾着这样写道
：“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二为余，三为张学良，四、一说为卢永祥
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孝若。又有谓：一谓红豆馆主溥侗，二为寒云，
三为余，四为张学良。

　　注释③

　　刘海粟（1896—1994）字季芳。江苏武进人，祖籍安徽。6岁读私塾，
喜爱绘画。1905年入绳正学堂。1909年赴上海，入画家周湘主持的布景画
传习所习西洋画。1912年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上海国画美术院，
任院长。1919年赴日本考察绘画及美术教育。回国后创办天马会。1925年
任江苏教育会美术研究会会长。1931年—1940年先后在德国、法国、英国
、印尼、新加坡举办画展。讲授中国绘画。1942年被日军逮捕，解送上海。
1952年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195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8年任南
京艺术学院院长。1979年任院长。1884年任名誉院长，当选为全国政协常
委。

　　注释④

　　朱光潜（1897—1986）安徽桐城人。幼年入私塾，15岁升入桐城中学，
次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中文系。1918年考取香港大学。1922年毕业，应邀
赴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教授英文。1925年考取安徽官费留学英国，入爱
丁堡大学学习文学、哲学。1929年毕业后转入伦敦大学学院。翌年转入法国
巴黎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任北京
大学西语系教授并在清华大学、中央艺术学院兼课。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赴四川大学文学院，任院长。越一年，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1941年9月
任教务长兼外文系主任。按国民党大学里“长字号”人物必须参加国民党的
规定，参加了国民党（朱光潜对这段历史感到终身遗憾）。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任北京大学一级教授，第2、3、4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
第3、4届中央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后任第6届全国政协常委
，中国民主同盟第6届中央委员，中国美学学会名誉会长等职。终年83岁
。著有《谈美书简》《文艺心理学》《给青年十二封信》等。

　　注释⑤

　　杨虎(1889—卒年不详)字啸天，毕业于南京将弁学堂。1915年袁世凯称
帝时，任江苏军总司令，海军陆战队司令兼代理海军总司令。1918年任广州
大本营参军，后任鄂军总司令。1922年任广州非常大总统府参军。1924年
任北伐讨贼军第二军第一师师长。1926年赴江西，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
务处处长。1927年任上海警备司令。1931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
监察委员。1936年1月，授陆军少将。4月任凇沪警备司令。1945年授陆军
中将。1946年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任监察院监察委员。1949
年寓居北京。五十年代初，被捕。后病逝于复兴医院。

　　注释⑥

　　关于袁克定的晚年生活，当代红学家周汝昌在《承泽园轶事》一文里曾
这样写道：承泽园位于海淀畅春苑的稍西北，本是果亲王胤礼的赐园，故名
“承泽”。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其址即今北京大学），它是张伯驹先生的
居处。其内有小楼二重，楼上住的是袁大公子——即世凯洪宪称帝后的“大
太子”。袁张两家是至亲，此时大公子孤身无依，故张先生养之。

　　注释⑦

　　此句见张伯驹《红毹记梦诗注》第84页。

　　注释⑧

　　摘自1957年4月25日《北京日报》题为《放！放！放！除四怕——全
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闭幕》的通讯。

　　注释⑨

　　京剧《宁武关》，一名《别母乱箭》，又名《一门忠烈》。写闯王起义
，明将周遇吉失守代州，突围回宁武关探母。母令其再战，周出战后，其母
令媳、孙自杀，然后放火自焚。周遇吉死战，被乱箭射伤，自刎。

　　注释⑩

　　京剧《祥梅寺》写祥梅寺内了空和尚从阴间小鬼那里得知黄巢起义时，
要用他试刀。便藏于树内。黄巢见四周无人，即以树试刀，结果了了空的性
命。

　　注释⑾

　　京剧《马思远》，一名《海慧寺》。清末实事。王龙江在北京马思远饭
肆充厨司助手，三节归家。其妻赵玉不甘寂寞，闲游海慧寺，遇卖绒线之贾
明，由调笑而私通。年终王龙江自京归家，中途饮酒大醉，遇故友甘子迁，
向其借贷，王拒之。甘见其行囊沉重，跟踪至家，拟乘夜偷盗。赵玉见夫归
，急使贾明藏匿缸中。乘王醉卧，用厨刀将王劈死，并埋尸，甘子迁惊逃。
赵玉恐王久不回饭馆，启人疑窦，反至京向马思远索人，诬马害死其夫，到
官成讼。问官不能明，展转上控至巡城御史，时甘子迁因犯夜被押，乃将目
睹之实情说出。堂官逮捕贾明，严讯赵玉，马思远冤情得雪。

　　注释⑿

　　筱翠花（1900——1967）京剧演员，字绍卿，北京人，原籍山东登州。
9岁入鸣盛和班，别名小牡丹花，旋入富连成第2科，后改名于连泉。1918
年出科，在北京、上海、汉口等地演出，声誉日隆。他扮相艳丽，眉目灵活
，做功细腻，跷功尤佳。擅演泼辣旦。以《坐楼杀惜》、《红梅阁》、《战
宛城》等剧目见长。艺名筱翠花，系萧长华所取，因其首次登台在梆子《三
疑计》中扮演翠花一角而得名。解放后致力于收徒传艺工作。著有《京剧旦
角表演艺术》一书。

　　注释⒀⒁

　　此句见张伯驹《红毹记梦诗注》第7页，“自序”一文。

最后的贵族——康同璧母女之印像

作者：章诒和

---

　　康同璧，女，字文佩，号华鬘，广东南海人，1886年2月生。康有为次女。早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入哈佛大学及加林甫大学，毕业后回国。历任万国妇女会副会长、山东道德会长、中国妇女会会长。曾在傅作义召开的华北七省参议会上被推为代表，与人民解放军商谈和平解放北平事宜。1951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是北京市人民代表，第二、三、四全国政协委员。1969年8月17日病故，终年83岁。

　　——摘自《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


　　我在校读书的时候，有位同窗是城市平民出身，那个年代由于阶级成分好，很受组织信任。当我毕业发配到边陲，她被留校当了研究人员。到了“文革”时期，自然又是造反派成员。“改革开放”以后，她突然宣布自己本乃末代皇帝宣统一个妃子的近亲。“哇！灰姑娘一夜成公主。”——自信息发布，与之共事数十载的同事，无不愕然。适值单位最后实施福利分房，她给统战部打了报告，言明皇亲国戚的贵族身份，以求统战。报告转给了文化部（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直属该部）。结果，满足了“被统战”的期待，实现了分房的要求。

　　而今随意翻开一张报纸，“贵族”两字随处可见，什么世袭贵族、东方贵族、白领贵族、单身贵族、金卡贵族、精神贵族。与之相搭配的图片，不外乎豪宅别墅，靓车华服，美酒佳肴。把这些东西摞起来，简直就是一本时尚大观，看了足以让人头晕目眩，进而想入非非。可以说，贵族生活、贵族气派、贵族气质，已是当今众多少男的理想，无数少女的美梦。

　　总之，解放后曾与“地富反坏右”一样被视为弃履的“贵族”二字，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又陡然时兴起来，登时身价百倍。而我真正懂得什么是“贵族”，是在认识了康同璧母女以后。其实，它根本不是什么用来炫耀、用以兑换到各种利益或实惠的名片，也非香车宝马、绫罗绸缎、灯红酒绿的奢华生活。

　　我们一家人认识康同璧，是反右以后的事。

　　1958年初，反右运动结束了。戴上头号右派帽子的父亲（姓章名伯钧）经过无数次亲人检举、朋友倒戈、同僚揭发的教训以后，在待人接物方面很开窍了，也很收敛了。比如，在公开场合，他一般不主动招呼人，哪怕这个人是从前的下属。又如，在非公开场合，一般不邀请他人聚会，哪怕这个“他人”是昔日之好友。

　　既然人家都不跟你玩了，那只好自己跟自己玩吧。于是，不久便形成了一个右派小群体，或叫小圈子。由于父亲是右派之首，也由于我们全家好客，加之，上边给父亲保留了大四合院，小轿车及好厨师等等。所以，一群“乌合之众”的落脚点，大都选在东吉祥胡同10号。这是我家的地址，现在它已一分为二，正院住的是中共高官，先搬进去住的是万里，后为段君毅。跨院分给了艺坛领导高占祥。

　　右派圈子的人，聚拢一起也很热闹。清茶一杯，有说有笑。聊国际政治的是罗隆基；谈佛学和古诗词的是陈铭枢；既说社会新闻、又讲烹调艺术的是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在有来有往中，彼此尊重，相互关心。一人病了，其他几个会自动传递消息，或电话问候，或登门探视。在无所事事的日子里，这种交往是他们的生活内容。在孤立压抑的环境中，这个聚会是他们的庆典和节日。一般人是害怕这个右派圈子的，而唯一没有右派帽子的加入者，便是康同璧及其女儿罗仪凤。

　　记得是1959年的春季，父母同去全国政协的小吃部喝午茶。傍晚归来，父亲是一脸的喜色。

　　我问母亲：“爸爸为啥这么高兴？”

　　母亲说：“自我们戴上帽子，今天头一回遇到有人主动过来做自我介绍，并说希望能认识你爸爸。”

　　“难道这人不知道咱老爸是右派吗？”

　　“当然知道。但她说以能结识章先生为荣。”

　　“他是谁？”

　　“她就是康有为的二女儿，叫康同璧。”

　　“她有多大？”我问。

　　“大概有七十岁了。”母亲遂又补充道：“康老和她的女儿说，后天请我们去她家做客呢！”

　　父亲好久没当过客人了——想到这里，我替父亲高兴。

　　第三天，父母去了。康氏母女的盛情款待，令父母感动不已。

　　母亲说：“一切都出乎想像。康老住在东四十条何家口的一所大宅院。我们原先以为不过是小坐，喝茶罢了。到了那里，才知道是要吃晚饭的。而且请我们吃的菜肴，是她女儿罗仪凤亲自下厨操持的。尽管属于粤菜，那味道与街面的菜馆就是不一样。单是那又糯又香的广东罗卜糕，你爸爸就夹了好几块。”

　　父亲欣赏康同璧的个人修养和艺术才华。说：“果然名不虚传哇！难怪康有为那么疼爱这个女儿。她英文好，诗词好，绘画好。今天老人家拿出的几幅自己画的山水画，可谓苍古清隽，情趣天然。依我看，她的画和那些专业画家不相上下。”

　　其实，我心里清楚：让父母最为赞叹的，是康同璧母女对自己的态度。

　　过了一个礼拜，父亲提出来要在家中回请康氏母女。

　　未及母亲表态，我高举双手，叫道：“我同意！我赞成！”

　　父亲也举手，并向母亲叫道：“二比一，通过。”

　　三人复大笑。

　　母亲用手指着我的嘴巴，说：“是不是嘴谗了？”

　　“不，”我辩解道：“我想见见她们。”

　　经过紧张的准备，一切就绪。父母视康老为贵客，又是首次登门的缘故，所以决定不让小孩上席。我听了，不怎么怄气，反正能躲在玻璃隔扇后面偷看，偷听。

　　杂花生树，飞鸟穿林，正是气候宜人的暮春时节。下午三点，父亲让司机开着老别克小轿车接客人。

　　康同璧母女一走进我家阔大的庭院，便驻足欣赏我家的楹联、花坛、鱼缸及树木。老人看见正房前廊一字排开的八盆腊梅，不禁发出了惊叹：“这梅太好了，枝干苍劲、纵横有致，可以入画了。”

　　父亲说：“康老，你知道为什么这八盆腊梅这样好吗？”

　　“当然是你养得好哇。”

　　“不，因为送花的人是梅兰芳。”

　　康同璧听罢，一直站在那里不肯走。我则一直站在玻璃窗的后面打量她。应该说，脸是老人全身最美的部分。那平直的额头，端正的鼻子，细白的牙齿，弯弯的细眉，明亮的眼睛，可使人忘却岁月时光。她身着青色暗花软缎通袖旗袍，那袍边、领口、袖口都压镶着三分宽的滚花锦边。旗袍之上，另套青紬背心。脚上，是双黑色软底绣花鞋。一种清虚疏朗的神韵，使老人呈现出慈祥之美。系在脖子上的淡紫褐色丝巾和胸前的肉色珊瑚别针，在阳光折射下似一道流波，平添出几许生动之气。染得黑玉般的头发盘在后颈，绕成一个松松的圆髻。而这稀疏的头发和旧式发型，则描述出往日沧桑。

　　跟在康同璧身后的，是女儿罗仪凤，从外表判断，约有四十岁上下。她全身蓝色：蓝旗袍，蓝手袋，蓝纱巾，以及一副大大的灰蓝色太阳镜。港式剪裁的旗袍紧裹着少女般的身材，并使所有的线条均无可指摘。虽然一袭素色，但一切都是上等气派的典雅气质。走进客厅，罗仪凤摘下眼镜后，我才得以看清她的容貌。老实讲，娇小玲珑的她即使年轻时，也算不得漂亮。脸上敷着的一层薄粉，似乎遮盖不住那贫血的苍白。嘴巴宽大，嘴唇亦无血色。她的眼珠特别地黑，往里深陷，在一道青色眼圈的映衬下，非常幽深。这高贵神态的后面，似乎还隐含着女性的一种伤感气质。

　　大圆茶几上，摆满了母亲从北京最好的食品店里买来的各种西点和水果。父母与客人聊天。刚开始，还听得见康氏母女说话。半小时后，客厅里就只有父亲的声音了。我躲在连通客厅的玻璃隔扇后面，目不转睛地瞧着。忽然，我发现罗仪凤把鞋穿错了：怎么一只脚穿的是蓝色的皮鞋，而另一只是白色的呢？于是，父亲说的话，我全都听不见了,只是专注于那双脚，琢磨着那双鞋。而在下定罗仪凤是于匆忙中穿错一只鞋的结论之后，我无论如何也憋不住了，有如父亲发现社会有问题，就非得站出来提意见一样。

　　我大喊：“妈妈！”

　　母亲闻声而至，问：“你躲在这里做什么？”

　　我面带焦忧之色，说：“请你告诉罗仪凤阿姨，她把鞋穿错了。”

　　母亲不回答我，边笑边往客厅走去，来到罗仪凤面前俯耳说了两句。罗仪凤遂朝着玻璃隔扇，笑道：“请章小姐出来看看我的鞋，可以吗？”

　　我有些难为情地跨出玻璃隔扇，走到客厅，来到她的面前定睛一看：天哪！原来她的鞋，左右两色，从中缝分开，一半蓝、一半白。

　　罗仪凤微笑着，解释道：“不怪小姑娘，这是意大利的新样式，国内还很少见。”

　　父亲也笑了。我知道：在他的笑容里，有替我难为情的成分。

　　康同璧拉着我的手，问：“你叫什么名字？”

　　“小愚。”

　　“哪个愚字？”老人又问。

　　“愚，笨的意思。”

　　“哦，大智若愚嘛！”

　　再问：“那大名呢？”

　　“章诒和。”

　　“诒乐和平。你爸爸给你起的名字太好了！”康同璧弄清了“诒”字后，立即这样夸道，并一定让我坐在她的身边。

　　我就是在一种尴尬的处境中，结识了康有为的后代。父亲让我尊康同璧为康老，称罗仪凤为罗姨。

　　后来，康同璧送来她的两幅画作。大幅的山水，送给父亲。小幅的，送母亲。作品的气势、用笔及题款，令人无论如何想像不到它出自一个女人之手，出自一个七十岁女性老人的笔下。从此章、康两家经常往来，而康同璧就成为父亲戴上右派帽子以后，结识的新朋友。父亲欣赏她的才华，更感佩她的胆识。

　　康有为的后代，人数不少，其中的绝大部分在海外。康同璧就读于哈佛，丈夫姓罗名昌，曾任民国政府派驻伦敦的总领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老人唯一的儿子定居美国，自己却带着唯一的女儿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

　　父亲曾经问：“康老，你为什么要留在大陆？”

　　她答：“我要在这里做些事，给先父修订年谱，整理遗书，遗稿。”

　　“除了政协委员的荣誉之外，政府对你还有什么安排？”

　　“中央文史馆馆员。”康同璧停顿片刻，又说：“建国之初，我们的领袖还是有爱才之心，也有容人之量。毛主席和我第一次见面，便翘起大拇指说‘我是支那第一人。①’——我听了，非常吃惊。没有想到他看见我，就马上背诵出我十九岁独自登上印度大吉岭时写的诗。这样的态度与气派，当然能够吸引许多人从海外归来。”

　　老人所言，决非虚词。一次在人大三楼小礼堂举办文艺晚会，我与父亲同去，坐在靠后的位置。为了能看清演出，康同璧坐在了第一排。开演前三分钟，毛泽东进了会场。当他看见了这个“支那第一人”的时候，便主动走过去，俯身与之握手。当时康同璧带着花镜，正专注于节目单。她认清来者，即匆忙起身。微笑的毛泽东，即用手按住了老人的肩膀。许多人见到了这个场面。

　　我身边的一个官员模样的中年人，对他身边的夫人说：“这老太太不知是哪个将军或烈士的妈妈，面子可真大，咱们的毛主席都要过去跟她打招呼。”

　　我忍不住，插了句嘴：“她不是谁的妈妈，她是康有为的女儿。”

　　“谁是康有为？”那中年人的夫人追问。

　　我大笑不止，父亲狠狠瞪我一眼。

　　一天下午，父母乘车外出，归来时路过东四十条，看天色尚早，决定顺便去看望康同璧。跨进大门，就看见康同璧和一些容貌苍老的人悠闲地坐在院子里。一张大圆桌，上面摆着茶具，杂食及瓜果。正是残夏、初秋的转折时节，整座庭院散发出馥郁的草木气息，几棵枝干舒展的老树，绽放出洁白的花朵。这里，既令人心旷神怡，又呈现出一种令人惆怅的魅力。作为不速之客的父亲一下子面对那么多的生人，脸上的表情一时也好像找不到适当的归宿。康老很高兴，一再请父母坐下，共赏院中秋色。在所有的客人里，父亲只认得载涛②。

　　康同璧用手指那开着白色花朵的树木，对父亲说：“这是御赐太平花，是当年皇上（即光绪皇帝）赏赐给先父的。所以，每年的花开时节，我都要叫仪凤准备茶点，在这里赏花。来聚会的，自然也都是老人啦！”接着，罗仪凤把张之洞、张勋、林则徐的后人，以及爱新觉罗家族的后代，逐一介绍给我的父母。 　　园中一片旧日风景。显然，这是一个有着固定成员与特殊含义的聚会。在康同璧安排的宽裕悠然的环境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对历史的重温与怀念。主客谈话的内容是诗，连其中一个相貌清秀的中年女性，也是满口辞章。而这恰恰是父亲最不精通的话题，父母很快告辞。

　　回到家里，父亲把这件事讲述给我听。在他的讲述里，流溢出一种叹服。在父亲的感受里，康家的举动不仅是出于礼貌，而且是一种美德。这种礼貌与美德，给人以精神抚慰和心灵的温暖。康同璧款待朋友之殷勤敦厚，对前朝旧友的涵容忠忱，是少有的。一切以“忠义”为先——老人恪守这个信条自属于旧道德，完全是老式做派。而那时，官方正在全社会强力推行“阶级、阶级斗争”学说，贯彻“政治挂帅”的思想路线。

　　有意思的是，康同璧在认识父亲以后，又提出很想结识罗隆基。父亲当然高兴，并很快做了见面的安排。因为都姓罗，所以康氏母女与罗隆基一见面，便“自来熟”。

　　“五百年前是一家。”罗隆基高兴地对康同璧说：“我正孤单度日，现在我有妹妹啦！以后穷了，病了，有妹妹照顾，我不怕了。”

　　罗仪凤则说：“我有个哥哥，很疼自己，可惜在国外。现在好了，又来了一个。”

　　总之，康氏母女都很喜欢罗隆基。后来，父亲又把章乃器、陈铭德、邓季惺等人，介绍给康氏母女。这些人经常聚会，聚会多在我家。我家的聚会只要有罗隆基在场，就会变成个沙龙。而罗隆基身边由于有了一个未婚女性，人也显得格外精神。一有缝隙，他便滔滔不绝，夸示自己很有学问。遇此情况，父亲每每暗自发笑。罗仪凤则很少开口，但很注意罗隆基的谈话。即使在他和父亲谈论民盟的往事，康同璧的这个女儿也很专注。那不移动的注视，意味深长。有时，在她的脸上，还浮散着一阵红晕。

　　后来，罗隆基除了在我家与康氏母女聚会，自己还去东四十条登门拜访。后来，他又单独在自己的住所请康同璧母女吃茶点、喝咖啡。

　　三年自然灾害来了，连国家元首都发出了“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号召。一两油，二两芝麻酱，三两瓜子，半斤花生，是市民百姓逢年过节的特别供应。它们似金子般地珍贵。为了多吃一口饭、多争一块肉，兄弟打架，姐妹吵嘴，夫妻反目，父子翻脸的事，屡见不鲜。也就在这个时期，康氏母女凡来我家，罗仪凤必带些糖果或点心。

　　到了物质极度匮乏的紧张阶段，罗仪凤不再送糖果糕点。一次在我家聚会吃午茶，她趁别人不注意的空隙，朝母亲的手里递上一个两寸长、一寸来宽的自制小信封，并用食指封嘴的手势告诉母亲：别吱声。客人走后，母亲拆开一看，全家大惊：是北京市政府根据侨汇多寡发给在京侨眷的专用糕点票，糖票，布票，且数额不少。

　　父亲激动地说：“这是康老的儿子从海外孝敬老人的，我们不能收。”

　　母亲拨通电话，向罗仪凤表示：“伯钧和我们全家，不能接受这样的重礼。康老年迈，需要营养。再说，我们的生活比一般老百姓强多了。”

　　那边厢，传过来康同璧的声音：“我的生活很好，你们不要客气了。我的生活原则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在以后的三年时间里，母亲不断地从罗仪凤手里接过装着侨汇票的小信封。母亲怀揣小信封，由我陪着去坐落在王府井大街的侨汇商店买点心，买白糖，买花布。那个商店，永远是满满的人，长长的队。大家都在安心排队，耐心等待。

　　我和母亲捧着这些最紧俏的食品和物品，一路上谁也不说话，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回到家中。母亲把东西一件件摊开，父亲看后，说：“康同璧不说解放全人类，却从救一个人开始。”

　　谁都明白，父亲的这句话是个啥意思。

　　母亲拿着这些稀罕之物，曾招待或转赠别的人。如储安平，冯亦代。他们的处境比父亲更差。

　　到了春节前夕，康氏母女总要送来一小盆长满花蕾的水仙。罗仪凤还要在每根花茎的部位套上五分宽的红纸圈。如果有四个花键，那就并列着有四个红色纸圈。水仙自有春意，而这寸寸红，则带出了喜庆气氛。

　　母亲望着它，连连赞叹：“什么东西到了康家人手里，就与众不同了。”

即使到了文化大革命阶段，在康氏母女节俭度日的年月，罗仪凤把铺晒在窗台的橘皮，统统做成酱，还要把这一瓶瓶橘皮果酱塞进我的书包，让我带给父母。母亲舍不得吃这些果酱，连连叹道：“看看仪凤，你就懂得什么叫侠骨柔肠了。”听说我家在使用蜂窝煤炉子取暖，罗仪凤就亲手教我做一种取名为“艾森豪威尔汤”的美式汤菜。并介绍说：“这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二战军营里的发明。”

　　老太太还补充说：“这汤又便宜又营养，只是费火。你一定要给爸爸妈妈多做几次，叫他俩多喝些汤，对身体有好处。”

　　与康同璧母女几年的交往，使我认识到贵族绅士和物质金钱的双重关系。一方面，他（她）们身居在上层社会，必须手中有钱，以维持高贵的生活；另一方面，但凡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又都看不起钱，并不把物质的东西看得很重。所以，在他（她）们心中，那些商人、老板、经纪人，决非gentleman。储安平在他的那本有名的《英国采风录》里，拿出整整一章的篇幅，去描绘、剖析贵族和贵族社会。他这样写道：“英国教育的最大目的，是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君子绅士（gentleman）。一个英国父亲，当他的儿子还没有成为一个man时，即已希望他成为一个gentleman。英人以为一个真正的君子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正直，不偏私（disinteregted），不畏难（capable of exposing himself），甚至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他（她）不仅是一个有荣誉的人，并且是一个有良知的人。”③如果说，康氏母女让我懂得什么是贵族的话；那么储安平的这段话，便教会我如何判别真假贵族。

　　也就在这个困难时期，右派们的聚会成了聚餐，并实行AA制。每次聚会，父母都会带上我。这时，我渐渐发现罗仪凤的衣著，从讲究转变为漂亮。像过去不怎么穿的翠绿色，也上了身。头发油亮油亮的，发式也是经过精心梳理，越发地洋气了。更大的变化是在聚会中，她和罗隆基常开小会，而且说英文。有一次，我们在西单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吃晚饭。饭毕，大家步出这座昔日的王府。我们都来到了大门，他俩还拉在后面老远。

　　我返身要催他俩，父亲一把拽住了我，嗔道：“傻丫头！”

　　月色下，庭院中迟开的花朵，吐露着芬芳。他俩说的是英语，罗仪凤语调温软，双眸迷茫又发着光。罗隆基的身心，好像都一齐被那双黑眼睛吸了过去。

　　罗仪凤经受不住罗隆基的感情攻势，也抵挡不了罗隆基的个人魅力。于是，这以兄妹相称的一对，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恋爱。除了单独约会，电话、书信是他们来往的主要方式。

　　见此情景，父亲不无担忧地说：“努生（即罗隆基的字）是旧病复发，一遇女性即献殷勤。可怜康有为的这个外孙女，真的是在恋爱了。”

　　一次，康氏母女到我家作客。人刚坐定，电话铃就响了——是罗隆基打来，问：“仪凤到了没有？”

　　这个用英语交谈的电话，足足打了半个小时。父亲很不高兴，嘴里直嘟囔：“这个努生，谈情说爱也不分场合。”

　　电话打完，罗仪凤回到客厅，略带腼腆地霎着眼睛。我发现，她那张原本不怎么漂亮的脸，竟因兴奋而生动，因生动而美丽起来。

　　不久，罗隆基的好友赵君迈④来我家闲谈。父亲关切地问：“老赵，到底努生和仪凤关系怎么样了？”

　　赵君迈说：“你们不都看见啦？就是那样一种关系吧。”

　　父亲索性直言：“我想知道努生的态度。他怕是又在逢场作戏吧？”

　　赵君迈没有立刻做出回答。他起身站到客厅中央，举臂抬腿，打了两手太极拳。然后慢条斯理地说：“伯老，你这不是在给我出难题吗？努生这个人的性情和毛病，你是清楚的。他现在对仪凤是热烈的，将来会不会冷淡下来，谁也不敢打这个保票。”

　　罗仪凤在明知罗隆基是右派的前提下，奉献出自己近乎神圣的感情——这让父亲非常尊重和心疼她，并担忧这场恋爱的前景。因为自从罗隆基和妻子王右家分手以后，他热恋过不少的女人，却无一人与之携手到白头。故父亲常说：“没有办法！负心的总是努生，可又总是有女人自愿上钩。”

　　极想成全好事的，是母亲。她兴冲冲地说：“他们要真的成了，那敢情好。老罗的生活有人照料，仪凤的未来也有了归宿。再说，他们是般配的。仪凤的出身、学识、教养，性情哪点比不过老罗？”

　　“李大姐（母亲姓李名健生）说得对。”赵君迈附和道：“我见过罗仪凤写给努生的信，全是用英文书写。句式、修辞、包括语调，都是那么地简洁明净、含蓄优美。一般的英国人，也写不出那么精美考究的书面语言。别看努生总夸自己的英文如何如何，依我看无论是说、还是写，他都不是罗仪凤的对手。”

　　“老罗为什么把情书拿给外人看呢？”母亲的问话，显然是对罗隆基的这个举动有所不满。

　　“李大姐，你不要误会。”赵君迈赶忙解释：“这不是努生有意公开情书，而是震惊于仪凤的文字表达水平。他挑出一封信让我欣赏。我一边读信，他就一边感叹：‘我的这个妹妹写信的口气，不仅是彻底的西化，而且还是贵族化的。我搞不明白她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个本事？’”

　　而父亲的归结是：“这两人都是在恋爱。不过，罗隆基用的是情，罗仪凤用的是心。至于结局嘛，恐怕主要取决于努生了。”

　　在给第一批右派摘帽的时候，为安抚父亲和罗隆基，上边组织他们南下参观。父亲参观的线路是江浙；罗隆基走的是湘赣。而与罗隆基相伴的人，是康同璧母女。

　　在车厢里，父亲悄悄对母亲说：“看来，中央统战部很掌握、也很会利用罗隆基与康氏母女的特殊关系呀。”

　　此行欢愉而惬意。加之感情的注入，无论罗隆基还是罗仪凤，无不显现出充沛的力量。他们返京后，在我家聚会了一次。父母发现身材消瘦的罗仪凤竟丰满了一些，俩人暗自高兴。

　　经过一段时光，罗仪凤以为到了收获爱情的季节。她在给罗隆基送去的生日蛋糕上，亲手用奶油绘制出两颗并列的心。心是红色的，丘比特箭从中穿过。此外，还有花，有信。罗隆基接到生日礼物，大惊失色。这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他不知该如何回应，便向父亲求救。

　　父亲责怪罗隆基不该大献殷勤，说：“你半辈子的罗曼蒂克，有一部书厚。但现在的你是个右派，而人家出身名门，至今未婚，如今能袒露心曲，已是极果敢、极严肃的举动。如果讲般配的话，罗仪凤实在是配得过你，就看你有无诚意了。再说，选择妻子，主要在于心地好，其余的都无关紧要。”

　　罗隆基说：“我们只能是互称兄妹，而不可结为夫妻。”

　　父亲问：“你主动接近她，现在又回绝她。努生，你到底搞什么名堂？”

　　罗隆基支吾半天，说不出一条理由。

　　“你是嫌人家老了，也不够漂亮吧？”父亲的话，让罗隆基哑口无言。

　　后来，尽管他们二人的关系再没有向婚姻之途发展，毕竟罗仪凤是康有为的后代，对罗隆基仍以礼相待。每逢端午、中秋或重阳，父母都会收到罗仪凤自制的糕点。有时，母亲打电话问罗隆基如何过节。

　　罗隆基答：“幸有妹妹送来点心，方知今夕为何夕。”

　　如果说，恋爱对罗隆基是享受的话，那么，恋爱对罗仪凤，就是消耗。消耗了许多的时间，许多的心力，许多的感情。而进入中年的女人，怕的就是消耗。不久，罗仪凤得知罗隆基在与自己继续保持往来的同时，陷入了另一场恋爱。那个女人虽说不是燕京毕业，也不精通英语，但是精通打牌，擅长跳舞，活泼漂亮，颇具风韵。她与罗隆基从牌桌搭档、舞场搭档关系开始，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为了她，罗隆基还与其兄（时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大闹一场，甚至闹到周恩来那里。这，对罗仪凤是致命的一击。我知道，罗仪凤无论怎样地倾心罗隆基，也决不会跑到公众场合去充任什么牌友或舞伴的。

　　1963年秋，我被分配到四川省川剧团艺术室工作。罗仪凤陪伴全国政协委员的母亲来成都视察。在锦江宾馆，趁着母亲睡觉，她一连几个小时在述说这件事。

　　“小愚，如果他（指罗隆基）向我求婚，我也是决不嫁的。”她用阴沉的声音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罗姨，为什么？”

　　“我嫌他脏，肮脏。”她语调平静，嘴角却在颤抖。显然，在这平静的语调里，蕴涵着无比的怨恨。

　　我发现她一下子老了。

　　罗仪凤是何等的聪颖，当知罗隆基的浪漫天性及过去之种种。但她仍投身其中，往而不返。之所以如此，大概是要给自己日趋枯涸的人生，编织出一个最后的幻像，一个幸福又奇魅的幻像。罗仪凤曾经将这次令她心碎的感情经历用文字写了出来，以倾吐内心的痛苦与不平。写完以后，却始终未示于人。“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元好问的这首《摸鱼儿》，替天下为情所苦所累者发出了永恒的追诘。看来，比死亡还神秘的，真的就是爱情了。这场锥心刺骨的恋爱从明亮的粉红色开始，到黯淡的灰黑色结束。而从开始到结束，罗仪凤一直瞒着她的母亲。在情感生活中能持久地保持这样一种虔心、凝韧、隐忍的态度，一般女性是办不到的。储安平曾说：“贤良、宽恕及自爱之中尽心与克制，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妻子的品行。”罗仪凤的身上就有这种品行，只是应了父亲的那句话：“努生无慧眼，也无福份哇！”

　　两年后，罗隆基突发心脏病死在了家中。

　　消息传出，康同璧立即给父亲打电话，问：“罗先生猝然而去，我和女儿夜不能寐，悲痛又震惊。我要写副挽联，以表达哀思。不知写好后，该送至何处？”

　　父亲说：“老人家，你一个字也不要写，努生是右派。据我所知，对他的死民盟中央是不举行任何仪式的。”

　　“怎么可以这样做？一个普通人走了，也是要做丧事的。章先生，我们是不是可以问问统战部。”康同璧的情绪有些激扬。

　　不知如何作答的父亲，挂断了电话。

老太太哪里晓得：给民盟中央拿主意的，正是统战部。

　　我在四川省川剧团的几年，备受打击和歧视。说在艺术室工作，实际上派给我的活儿是白天弄幻灯，晚上打字幕。我不敢把自己工作的真实情况告诉家里，怕父亲伤心母亲落泪，却很自然地想到了康氏母女，贸然地给康家写信，诉说满腹的委屈和愤怒。因为在我的直觉中，她俩是最可信赖的。直到“文革”前夕，我们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康家的复信，显然是由人代笔。但信中表现出的悲悯、温良与仁爱，则发自康氏母女的内心。（19）64年底，临近圣诞节了。罗仪凤随信寄给我一个极其精美的金鱼书签，它用工笔绘制而成，形态乖巧，色泽艳丽。信上说：“这条鱼灵动又快乐，它就是我们眼中的你。”我捧着它，看着它，爱不释手，又泫然欲泣。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康家。这使我对康同璧母女，有了较为深入的往来和了解。从（19）66年的8月开始，我家就经历着无日夜之分的抄家和洗劫。整座四合院被红卫兵、造反派占领，全家人被驱赶到紧挨大门的传达室和警卫室。

　　（19）67年春季的一个深夜，父母和我已经睡下。突然，暴烈的叫骂声、撞击声把我们惊醒。当父母和我从木板床上刚翻身坐起，一群红卫兵已用脚踹开了门。打头的一个，只有十六、七岁的年纪，如果不闹革命的话，该在中学读书。他在问完“谁是章伯钧？”这样一句话以后，就命令大家动手抄家。

　　我家经过无数次的抄家，只剩下板床，木凳，棉被之类。所以，这次洗劫对他们来说，收获实在太小，太小。这个打头的，看见我们的手腕上还有表。于是，把表“洗”了。其中包括父亲送给母亲的“摩凡陀”，父亲送给姐姐的“劳力士”以及他自己戴的“欧米茄”。他们走后，母亲发现晚饭后放在桌上的一块冰糖，也被红卫兵“洗”了。

翌日，吃过早饭。神色严肃的父亲对母亲说：“健生，这个家太不安全。让小愚到外面去住吧。”

　　母亲同意了。我不同意，说：“我要和你们在一起。”

　　父亲说：“你白天和我们在一起，只是不要在家过夜，太危险。”

　　“爸，你让我住到哪儿去？再说，谁有胆量让章伯钧的女儿住在自己家里呢？”

　　父亲想了想，说：“现在，我们只有找真正的保皇党了。”

　　母亲怪道：“事情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在开玩笑。”

　　“哪里是在开玩笑，我说的保皇党是指康同璧。听说，她的住所至今还没有外人搬进去住。”

　　我真的佩服父亲，不管处在什么样的险境，都不失清醒。当日下午，父亲叫我拿上睡衣和牙刷，跟他去东四十条何家口。

　　我说：“我拿睡衣干嘛？还不知道人家同不同意呢？”

　　“会同意的，你把东西都带上。”父亲的口气，不容争辩。

　　我和父亲搭乘13路公共汽车，便从地安门到了东四十条。当看见我和站立在我身后的父亲的时候，康同璧母女兴奋得将我俩抱住。

　　康同璧紧紧抓住父亲的双手，说：“这真是一场噩梦哇！同住一个城市，却彼此不明生死。”

　　罗仪凤则说：“从运动（指‘文革’）一开始，我们就掉进了地狱。”说罢，便去张罗茶叶，拿开水烫茶杯。

　　父亲忙说：“不要麻烦啦。今天我带着小愚来，是有事相求康老。”

　　康同璧说：“章先生，你有什么事？只要我能做到，我和女儿尽量去办。”

　　父亲在介绍了家中屡遭抄家和“打砸抢”的情况之后，说：“我老了，红卫兵再怎么搞我，无非骨头一把，老命一条。可让小愚住在这样的危险环境里，我和健生就很不放心了。我想到你这里或许会安全一些，不知康老能否同意，让她每晚留宿贵府。”

　　康同璧说：“当然可以，而且我非常欢迎小愚来我家。”

　　父亲听了，万分地感激。

　　康同璧打量着父亲，心疼地说：“章先生瘦了，你千万要保重哇！我现在出门不方便，不能去看健生，替我问候她吧。请转告她，小愚在我这里是最安全的。叫她放心好了。”

　　父亲随即告辞。我挎着父亲的臂膀，送至车站。父亲叮嘱道：“这样的家庭是有规矩的，你要守人家的规矩。稍有疏忽，便成失礼。我敢说，现在除了康同璧，再没有第二个敢收留我们家的人了。”

　　路上，父亲情绪不错，话也多了。他说：“康同璧的乐于助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家庭的影响。因为康有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接着，父亲告诉我，现在的人只晓得徐悲鸿的画好，却不清楚他是如何成材的。当年的悲鸿在宜兴老家，不过是个教书的。到了上海，穷得连饭都吃不上，还谈什么绘画。这时遇见了哈同花园的总管，是他把悲鸿的一切生活费用包下来。后来，悲鸿想去法国进修深造，为此拜见了康有为。康有为称赞悲鸿有志向，并说要给他弄个留学的官费名额，以便将来悲鸿在国外和蒋碧薇的生活也能宽裕些，得以专心习画。很快，康有为给朋友写信，通过教育总长傅增湘，促成了这件事。所以悲鸿成名后，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提起康有为都是满怀崇敬与感激。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一幅徐悲鸿为康有为一家人画的“全家福”。画作是一个富有的温州人从法国购得。有人质疑其真伪，我却一口咬定：它是真的！因为它的美艳、工整与仔细，都应和了徐悲鸿对康有为的虔诚之心和景仰之情。

　　——父亲刚走，罗仪凤便忙着为我张罗起来。第一件事，即指点我盥洗间在何处，以及手纸、肥皂、牙刷、毛巾的摆放位置。第二件事，即带我去我的卧室，让我看看自己的床铺、床单、棉被、枕头，拖鞋以及床头灯的开关，闹钟的使用。第三件事，即腾出一个空抽屉，让我存放自己的内衣或小物品。第四件事，向我介绍家中的两个男佣老郭和二陈。第五件事是告诉作息时间，如三餐的开饭钟点。

　　我说：“父亲有交代，只住不吃。”

　　坐在一旁的康同璧睁大眼睛，说：“小愚怎么能只住不吃？到了我家，你就要听我的。”

　　最后达成妥协：我只吃早餐。

　　由于在这里落脚，我才有了充裕的时间和条件去熟悉这所大宅院。康同璧告诉我：房子的设计师就是自己的丈夫罗先生，风格是外中内西。所谓外中，就是指中式砖木建筑，粉墙黛瓦，四合院格局。进大门，即有一道用原木、树干及枝条搭造的柴扉，粗糙笨拙，显得很原始，很不经意。但仔细打量却发现不经意中，其实十分经意。院落里栽植着不加任何人工修饰的草与树。过柴扉，入正门，当中经过的是一条“之”字形的石板路。石板色泽如砚，脚踏上去凉凉的，滑滑的。这一切让人有置身乡村的感觉，却分明又都是经文化熏染过的、一派文人士大夫式的精致风雅。而所谓的内西，则指房间的使用和陈设。一进门便是一间小小的待客室：高靠背布艺沙发，有刺绣的垫子，菱形花砖铺装成的地面，玲珑活泼。客厅很大，铺着红地板。它按使用功能分做了三个空间，一边是用来吃饭，一边是用来会客，另有一角摆放着书柜和写字台，供读书、作画、写字之用。

　　客厅里最惹眼的东西，是漂亮的英式壁炉以及与之相配的火具，还有铜制的台灯，烟缸和烛台等摆设。除了挂在壁炉上方的毛泽东水墨画像以外，一切都是康同璧旧日风华的反光。与客厅相通的，是康氏母女寝室：白墙壁，白家具，白窗帘，一尘不染。要不是母女的卧具分别是淡蓝与浅粉的颜色，真圣洁得令人有些发寒。后来，罗仪凤又带我到与盥洗室相连的一间屋子，里面堆满了许许多多的书籍和数不清的家具。那屋子大得似乎一眼望不到头。极讲究的是一道上空下实八屏雕花落地隔扇，木料上乘，雕工一流，它给这间大厅营造出华美气派。

　　“这么大的房子，原来是干嘛用的？”我问罗仪凤。

　　“跳舞，开鸡尾酒会。你瞧，那道玻璃隔扇是活的，能移动。移动的位置，是依据来客的多少而定。”

　　她又说：“你现在看到的是前院，后院的房子更大，也更好。”

　　“那你和康老怎么不住在后面？”我不解地问。

　　“让给外交部的一个头儿住了。”

　　“……”

　　当晚，我打开罗仪凤为我准备的全套白色卧具，躺在小床上。和自己家里日夜的惊扰、惶悚相比，这里则是装满了宁静与苍凉。它们随着缕缕清朗的风月星辉，直入心底，令我难以入睡。

　　第二天清晨，当我梳洗完毕走进客厅，即看见黑褐色菲律宾木质圆形餐桌上已摆好了小碗、小碟等餐具。约过了半小时，康老走了进来。还没等我张口，她便问我昨夜睡得如何？我们坐定后，罗仪凤开始上早餐：每人一碗稀饭，桌子当中上的是一碟炸小银鱼，一碟豆腐乳，一盘烤得两面黄的馒头片。两块油糕，单放在一个小瓷盘里。

　　康老对我说：“和从前不一样了，现在我家吃得很简单。不过，银鱼下稀饭，腐乳抹馒头也还是好吃的。”她边说边挑了一片烤馒头递给我。在吃过薄薄的馒头片后，老人又吃了一块油糕。

　　罗仪凤指着另一块油糕，说：“这是给你的。”

　　我有礼貌地谢绝了。尽管银鱼下稀饭、腐乳抹馒头的味道，真的很好，我却不知该对这顿早餐说些什么。因为我的父母虽然做了牛鬼蛇神，每天早晨还是喝牛奶，吃鸡蛋。私下里，我问也寄居在康家的一位上海小姐：“康老为什么吃得这样简单？”

　　她说：“罗仪凤没有收入，一家人全靠康同璧在中央文史馆的一百五十元的工资，以及靠后面院子收来的一点点房租。从前老太太的儿子常寄些外汇来。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钱越寄越少，越寄越稀，后来就不寄了。原来她母女吃的早餐也是很齐备的，有蛋有奶，有面包黄油，有水果肉松。如今，家里的开销一再紧缩，却把老郭和二陈的工钱加了又加。”

　　“干嘛要加钱？”我不理解地问。

　　上海小姐说：“还不是怕他们到居委会去胡说乱讲瞎揭发呗！或到社会上勾结红卫兵，引来造反派。现在的保姆雇工，可是惹不起的呀。”

　　我把康老的早餐向父母描述了一番，惹得他们十分不安。过一段时间，我觉得康老家的早餐也很不错。尤其是豆腐乳，第一天的味道，似乎与第二天的不同，第二天的又与第三日相异。我把这个味觉感受告诉给罗仪凤，她竟兴奋起来。

　　一天早上，天气特别好。虽说是初冬，城市披上了灰沉沉的外衣，树叶也完全落光，可这是一个晴天，金色的阳光如美酒，人的心情也舒展了许多。早餐后，罗仪凤问：“小愚，你今天能跑一趟路，帮我买点东西吗？”

　　“当然可以啦！你说，买什么？”

　　“豆腐乳。”

　　“行，这很方便的。一会儿，我回家的时候顺便到地安门副食店就买了。”

　　罗仪凤拍着我的肩膀说：“章家二小姐，你不是说我家的豆腐乳好吃吗？这好吃的东西可不是随便就能买到的。”

　　“罗姨，我该去哪儿买？”

　　“前门路东，一家专门卖豆腐乳的商店。现在叫向阳腐乳商店了。”

　　“行，我这就去。”我转身即走。

　　罗仪凤拽住我，说：“别忙。”

　　我说：“你不用给我钱。”

　　“不是钱，是给你拿盛豆腐乳的盒子。”

　　“什么盒子？”

　　“你呆会儿就明白了。”说罢，她进了里屋。不大功夫，双手举着很漂亮的六个外国巧克力铁盒，走了出来。见我吃惊的样子，罗仪凤笑了。放下铁盒，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便签递给我。我接过来看，又是一惊。原来那上面排列着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豆腐乳名称。什么王致和豆腐乳，广东腐乳，绍兴腐乳，玫瑰腐乳，虾子腐乳……罗仪凤像交代要事那样告诉我：每种豆腐乳买二十块，一种豆腐乳放进一个铁盒，千万别搞混了。买的时候一定向售货员多要些腐乳汁。

　　她解释道：“用豆腐乳的汤汁抹馒头，最好。这也就是我非要用巧克力盒子装它们的道理。”

　　罗仪凤拿出十块钱，非要我收下。我不肯，见她真有些急了，我才把钱放进口袋。

　　她说：“小愚，我要告诉你，豆腐乳买好后回家的一趟路，才是最累的。因为六个铁盒子一定要平端着走，否则，所有汤汁都要流出来。为了减轻累的感觉，你一路上可以想点快乐的事情。端铁盒走路一定要挺胸，如果躬腰驼背地走路，你会越走越累。”说罢，她捧起装着铁盒的布袋，昂首挺胸地沿着餐桌走了一圈。那神态、那姿势，那表情，活像是手托银盘穿梭于巴黎酒店菜馆的女侍，神采飞扬。

　　“罗姨！”我叫了她一声，笑着扑到她的怀里。

　　我按照罗仪凤绘制的前门街道示意图和豆腐乳细目表，顺利地买到了五种豆腐乳（有一种缺货），并让和气可亲的老售货员在里面浇上许多汤汁。在归途，我不但想着快乐的事情，且始终精神抖擞，器宇轩昂。冬天的太阳，也同样的温暖。这时的我，一下子全懂了——虽“坐销岁月于幽忧困菀之下”而生趣未失，尽其可能地保留审美的人生态度和精致的生活艺术。难怪康家的简单早餐，那么好吃！

一日下午，冬雨霏霏，晚上我没有回到康家。饭后，一家人围炉聊天。

　　父母对我提起了章乃器。母亲告诉我，（19）66年8月章乃器被一群红卫兵拉到王府井，参加“集体打人”大会，由于他拒不认罪，态度恶劣，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浑身上下见不到一块好肉。红卫兵把他的家抄个精光，还当着他的面，把新夫人王者香活活打死。一个蹬三轮的车夫，见他还有一口气，便把他拖上车，拉回了家。谁见了，谁都说他活不过三日。可章乃器不愧是条硬汉，靠着气功和意志，居然活了下来。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那些干部，没有一个理他，同情他。倒是原来粮食部的一个司机，隔几日便悄悄在他家门口，放上一屉热馒头。他就是这样挺了过来。

　　父亲半晌不语，约莫过了十几分钟，才用一种迟缓的语调对我和母亲说：“乃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一点消息也没有。他一个人如何生活？我很想见见他，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见到他。”母亲和我听了，无以为答。

　　数日后，我把父亲想见章乃器的心事，告诉罗仪凤。

　　罗仪凤眉头微皱，说：“这个会晤当然好啦，但事实上很难办到。”

　　康同璧嫌我俩说话的声音太小，便起身坐到我跟前，说：“你们刚才说些什么？能不能再讲上一遍，给我听呢？”

　　罗仪凤用粤语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康同璧听清楚后，问道：“小愚，是不是你的爸爸很想见见章乃器？”

　　我点点头。坐于一侧的罗仪凤，用手指了指窗外说：“外面到处是红卫兵、造反派，街道的人（即居委会的人）都成了革命政权的耳目和爪牙，我们这样的人一举一动都被监视。听说俞平伯想吃点儿嫩豌豆，又怕邻居发现。老俩口想了个办法，晚上蒙着被单剥豌豆，夜里把豌豆壳用手搓成碎末儿，掺和在炉灰里，第二天倒了出去。结果，还是被检查垃圾的人发现，又挨了批斗，骂这个反动学术权威还继续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你想，一捧豌豆壳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更何况是这么两个大活人、大右派的聚会。一但被别人发现，真的要大祸临头了。”

　　这时康同璧把脸扭向女儿，用一种近乎拷问的口气，问道：“你怕吗？”

　　“我怕。我是惊弓之鸟。当然怕啦！”罗仪凤说罢，双臂交叉扶着肩膀做出一副害怕的样子。

　　康同璧正色道：“你怕，我不怕。我就要是请两位章先生来我家见面。”

　　罗仪凤怔住了，我一时也不知该如何表态。

　　“你怕什么？”老人继续追问女儿。

　　“怕咱们担不起搞反革命串联的罪名。”

　　“小愚，你也害怕吗？”老人转而问我。

　　我迟疑片刻，遂答：“我怕连累你们母女。”

　　康同璧突然起身，面向我们站立，像宣布一项重大决议那样，高声地说：“下个礼拜，我以个人的名义请小愚的爸爸和章乃器先生来这里做客。”这令罗仪凤手足无措，表情显得十分尴尬。

　　康同璧则为自己陡然间做出的大胆决定而兴奋，她拍着胸脯，说：“我不怕承担反革命串联的罪名，一人做事一人当！”接着，手指地板，说：“会面的地点，就在我家，就在这里！”

　　“就之如日，望之如云。”看着老人因情绪激动而泛红的脸颊，我无法表达内心激动、尊崇、惊喜以及歉疚的复杂感受。只是觉得自己惹了事，让康氏母女二人，一个担着风险，一个感到为难。尽管老人慷慨激昂地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但我知道真正要担待的，是她的女儿。罗仪凤不仅要担待，还要去操办，她肯吗？

　　“罗姨，你看怎么办？”我用充满疑虑的眼光看着她。

　　“怎么办？还不得按她的主意办。要不听她的，她能跟我拼命。”她苦笑着回答。

　　我无论如何想像不出来，老太太和女儿“拼命”是个什么样情景。我只知罗仪凤是出了名的孝女，有口皆碑。康同璧让女儿立即着手准备。比如：确定会面的日期；确定如何通知章乃器的方法；决定会面时喝什么样的茶；买什么样的佐茶点心。

　　康同璧叮嘱女儿：“点心要好的。”

　　罗仪凤背转身，向我做个鬼脸，偷偷地说：“她嘴馋。买来好点心，请客人吃，自己也能吃。”

　　“你们两个又在说什么？”康同璧问。

　　“康老，我们没说什么。”我走到她跟前，用手梳整她那稀薄的头发。

　　“我知道，她又在说我。而且，还不是说我的好话。”

　　我笑了，觉得老人可爱得像个孩子。

　　罗仪凤也笑了，说：“她说自己耳聋，其实是假的！”

　　“你们一笑，就说明我的话是对的。怎么样？”老人一副得意的神情。

　　第二天，吃早餐。康同璧发现属于她专用的一份油糕，没了。她东瞅西瞧一番后，问：“仪凤，我的油糕呢？是不是老郭给忘了。”

　　“老郭没忘。妈，咱们家不是要请小愚的爸爸和章乃器吃茶吗？你还特地吩咐要请他们吃好点心。我现在就要筹划，你的油糕刚好吃完，暂时不忙买，你说呢？”

　　老人“哦”了一下，不再吱声。过了会儿，她对我说：“小愚，为了这次会面，我很愿意不吃油糕。”

　　我一把握住她的手。我知道：自“文革”开始，老人的零食已经从西点、粤点降为北京油糕。现在，北京油糕也取消了。关于取消油糕的事，我没有告诉父母，怕自己说得心寒，怕他们听得心酸。

　　大约过了近十天的样子，一切由罗仪凤铺排停当，由我和章立凡（章乃器之少公子）联络，父亲和章乃器在康同璧家的客厅得以见面。这是他们“文革”中的唯一一次见面，也是他们相交一生的最后会晤。

　　父亲一身老旧的中式丝绵衣裤。母亲说：“去见康老和乃器，还不换件衣服。”

　　父亲答：“越旧越好，走在街头好让别人认不出我来。”

　　章乃器穿的是洁白的西式衬衫、灰色毛衣和西装裤，外罩藏蓝呢子大衣。我说：“章伯伯，你怎么还是一副首长的样子？”

　　章乃器边说边站起来，举着烟斗说：“小愚呀，这不是首长的样子，这是人的样子。”

　　会晤中，作为陪客的康同璧，穿得最讲究。黑缎暗团花的旗袍，领口和袖口镶有极为漂亮的两道绦子。绦子上，绣的是花鸟蜂蝶图案。那精细绣工所描绘的蝶舞花丛，把生命的旺盛与春天的活泼都从袖口、领边流泻出来。脚上的一双绣花鞋，也是五色焕烂。我上下打量老人这身近乎是艺术品的服装，自己忽然奇怪起来：中国人为什么以美丽的绣纹所表现的动人题材，偏偏都要装饰在容易破损和撕裂的地方？这简直就和中国文人的命一模一样。康同璧还让女儿给自己的脸上化了淡装，抹了香水。

　　她的盛装出场，简直“震”了。我上前拥抱着老人，亲热地说：“康老，您今天真漂亮！是众里挑一的大美人。”

　　“我不是大美人，但我要打扮。因为今天是贵客临门啦！”

　　我故意说：“他们哪里是贵客，分明是右派，而且还是大右派。”

　　老人摇头，道：“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就是大好人。再说，我不管什么左派、右派，只要来到我家，就是我的客人，我都要招待。而且，你的爸爸和章乃器不是一般的客人，是贵客。”讲到这里，便开始抱怨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她用手指了指领袖画像，说：“人活八十，我见的世面多了，但是从没有见过像他这样治国的。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现在却连同城而居的好朋友都不能见面，还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一点文化也没有。”说着说着，老人二目圆睁，还真生气了。

　　罗仪凤为这次会晤，可算得倾囊而出。单是饮料就有咖啡，印度红茶，福建大红袍，杭州龙井。另备干菊花、方糖、炼乳。一套金边乳白色细瓷杯碟，是专门用来喝咖啡的；几只玻璃杯为喝龙井而备；吃红茶或品大红袍，自是一套宜兴茶具。还有两个青花盖碗摆在一边。佐茶的饼干、蛋糕、南糖，是特地从东单一家有名的食品店买的。罗仪凤还不知从哪里弄来两根进口雪茄，搁在一只小木匣里。

　　父亲举起一根雪茄嗅了嗅，放回原处，不禁叹道：“坐在这里，又闻雪茄，简直能叫人忘记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也忘记自己是牛鬼蛇神。”

　　康同璧在劝茶的时候，说：“两位章先生，吃一点东西吧。这些是我女儿派人昨天从法国面包房买的，味道不知如何，东西还算新鲜。”

　　罗仪凤纠正她的话，说：“妈，东单的那家食品店，不叫法国面包房，改叫‘井冈山’啦！”

　　“怎么回事？井冈山是共产党闹革命的地方，这和面包房有什么关系？”康同璧的吃惊与质问，让我们都笑了。

　　一阵寒暄之后，康同璧母女做陪，父亲和章乃器开始了谈话。父亲问章乃器现在民建和工商联的情况。

　　章乃器说：“我是被他们开除的，具体情况不大清楚。好像在中国的资本家里，毛泽东只保了一个荣毅仁，其他人都受了冲击。”

　　罗仪凤在一旁纠正道：“荣毅仁其实也没能躲过。他在上海的公馆是有名的，极漂亮。北京高干出身的红卫兵说整座楼都属于四旧，于是放了火，火苗从一楼窜到顶层。他们又把荣太太用皮带套着脖子，从顶楼倒拖至一楼，现在还有脑震荡的后遗症呢。不过，毛泽东检阅红卫兵时，让荣毅仁上了天安门，还特意和他握了手。寓意是——我们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没变。”

　　章乃器说：“我讲定息二十年，结果共产党把定息全取消了。中国原来只有政策而无法律，现在连政策也没有了。”

　　罗仪凤朝章乃器一摆手，说：“快别提你的定息二十年吧！三五反、公私合营，就已经把资本家弄惨了，而这次运动，他们算是彻底完了。工人造反派把每个资本家的底细摸得透透的，非要他们交出多少多少钱来，不够这个数字，就往死里打。结果也真厉害，资本家交出的私人钱财数目和他们算的数字，基本一样。咱们的银行也积极配合，把替私人保密的存款底单一律公开，把保险柜一律打开或撬开。金银首饰，美元英镑，统统没收。抄家的时候，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才叫大显身手。把藤椅用刀斧和锤子砸碎，能从藤芯里抽出美钞。家里烧锅炉用的煤，哪怕堆得像座山，也都筛上一遍，居然能从里面筛出用黑漆布紧裹的存折来。当然，这样藏匿私产的资本家，都会被打死或打得半死。”

　　康同璧还把同仁堂老板乐松生惨死的情况，讲给章乃器听。

　　章乃器向父亲询问起民盟一些老人的情况。他也和父亲一样，庆幸罗隆基死得早，并说：“努生的个性是矛盾的。他脾气倔强，可质地脆弱，算不上硬汉。单是红卫兵的暴打和抄家，他就受不了，一定不会像我这样硬挺过来。”

　　父亲慨然道：“即使是条硬汉，也难过此关。黄绍竑不就是个例子吗？”

　　话说到这里，客厅的气氛便沉闷起来。罗仪凤忙提着滚烫的铜壶，给他俩续水。康同璧用微颤的手端起玻璃大盘，请他俩吃水果。

　　此后的话题，自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章乃器说：“从表面看来这个运动像是突然发生的。但历史和自然界一样，从来没有东西是突如其来的。其中不为人知的原因，恐怕已酝酿多年。毛泽东除了没有做法律上的准备，事前的一切准备都很充分了。”

　　父亲讲：“依我看，老毛动的这个念头（指发动“文革”），内因是源于他的帝王思想，就怕人家抢了金交椅。外因是有感于苏联的现实，看到斯大林死后出了个赫鲁晓夫，他就忧虑得睡不好觉了，还给人家起了名字，叫修正主义。于是，在反修的旗号下，趁着自己还活着，就先要把中国的赫鲁晓夫挖出来。至于他和刘少奇的矛盾，决不像共产党报纸上写的那样吧。”

　　谈到“文革”的政治后果，章乃器皱着那双淡淡的眉毛，说：“一场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形成了两个极端。一个是极端个人崇拜；一个是极端专制主义。这两件东西，自古有之。毛泽东是把它发挥到顶峰了。而他手下那些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是迎合，便是依附。”

　　父亲说：“‘拈草树为刀兵，指骨肉为仇敌。’搞这个运动都是什么人？就像德国卢森堡当年形容的革命专政——少数几个首领，一些随机应变的政治骗子，还有一群被同化的弱者尾随其后，而他们根本不知道在这场革命中自己需要什么！这场标榜文化的革命对灵魂来说，是件极坏的事情，把人统统变成懦夫，这无异于政治奴役。运动过后，病势深重的是人心与人性。”

　　罗仪凤则十分不理解毛泽东的搞法，愤愤地说：“要搞刘少奇，就搞刘少奇一个人好了。他为什么要把全国的人都发动起来。又是抄家，又是武斗，又是毁文物。《圣经》上说：‘有时候，我们的英雄似乎只比土匪头子稍稍强一点。’我看两千年前犹太人说的这句话，在两千年后的中国应验了。”

　　康老在这里插了话：“今天哪里是两个大右派的聚会，我看是三个右派的沙龙。”她的话，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有些兴奋的章乃器，探过身对老人说：“康老，我念一幅最近写的对联给你听，好吗？”

　　“好！”老人高兴了，用白手帕掸掸耳郭，说：“我洗耳恭听。”

　　“你是诗人，我是个俗人。不过，偶尔也诌两句。”章乃器立于客厅中央，面向毛泽东像，一字一顿地说：“肠肥必脑满。”接着，把烟斗掉转过来对着自己的胸口，说：“理得而心安。”

　　一言既出，顿时寂寞无声。

　　康同璧轻轻拍手，道：“写得好。”

　　罗仪凤吐吐舌头，对母亲说：“妈，这副对联你只能听，可不能对别人说呀！一旦传出去，咱们可都要掉脑袋！”

　　康同璧趁着女儿进卧室的空隙，也向我们吐了吐舌头，笑着说：“她怕，我不怕。当时红卫兵抄家的时候，打了我，我也不怕。现在的中国人，只剩一条命。何况，我也八十岁了。”

　　父亲立即劝解老人：“仪凤的话是对的。你们母女相依为命，仪凤的生活全靠你，你更应小心才是。”

　　谈话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章乃器望望渐暗的天空，对康氏母女说：“今天过得太愉快了，这得谢谢康老和仪凤。天色不早，我和伯钧要分头离开这里才好。他有小愚陪同，住得又不远，所以我要先走一步了。”

　　父亲和他紧紧握手，互道珍重。罗仪凤为他挑起客厅的棉门帘。

　　分手的一刻，脸上铺满微笑的章乃器对父亲说：“伯钧，我们还会见面的。”

　　大家目送他的离去。夕阳给这座僻静的院子，涂上一片凄凉的金色。章乃器敞开的大衣，在寒风中微微摆动。刚才还在说笑的人们，又都回到了现实。“可恨相逢能几日，不知重会是何年。”

　　父亲也起身告辞。临别之际，对康老说：“在人们要不断降低自己做人的标准以便能够勉强过活的时期，老人家依旧君子之风，丈夫气概。这次会面实在难得，但不可再搞。太危险了！尤其对你和仪凤的这个家，风险太大。”

　　康同璧握着父亲的手，连声说：“不怕，不怕，我们大家都不要怕。”

　　罗仪凤执意要将父亲送出大门。走在石板路上，她一再感谢父亲，并说：“要不是章先生最后说了不可再聚的话，我妈过不了多久，又要请你们来了。”

　　父亲用解释的口吻，说：“人老了，怕寂寞哇。”

　　“不单是这个理由。”罗仪凤反驳道：“更主要的是，她特别敬重你们。”

　　父亲内心十分感动，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听见这样的话了。

　　寄住在康家的这段时间，我还认识了三个教授。

　　一个叫张长江，是康有为弟子张伯桢之孙，北京史专家张次溪之子，在对外经贸学院（即现在的对外经贸大学）任教。说得一口好英语、又有一手好书法的他，十天、半月来罗宅一次，负责处理康同璧的文字类事务。他曾偷偷告诉我：“你在川剧团，康氏母女给你的回信，大多由我代笔。所以，我们早就认识，只不过无缘得见。”

　　张先生进门后，从不急于走到写字桌忙着提笔干活。他要和老人说上许多闲话，趣话，以及街头新闻。和我聊天，则讲菊苑旧事，文坛掌故。一旦和罗仪凤谈及需要处理的事情，有我在场的话，就全讲英语了。我也理解，毕竟属于人家的私事。他在康家从不吃饭，哪怕是抄抄写写到天黑。知书达礼，随和风趣，以及对人情世故的谙通，使他成为一个备受欢迎的人。可以说，张长江一来，康氏母女总是眉开眼笑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大陆刮起留美狂潮。我在北海后门附近，遇到那位上海小姐。简短的闲聊中，她对我说：“你要去美国吗？要去，就找张长江。他不教书了，在美国大使馆工作，可红啦！他对你印像很深，常念叨你呢。”我家离美国大使馆很近，只隔一条马路。但我始终没有去找已是红人张长江。据说，参加康同璧母女葬礼的，有他一个。

　　另一个教授的名字，怎么也记不起了。他并不怎么老，却已是满头白发。在山东大学教书，自心理学科被官方取消后，改教中文了。他来北京料理私事，请假三日，食宿在康家。当他听说我父亲是章某人的时候，即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他说：“我对令尊大人非常敬佩。今天我们给马寅初和章罗联盟下政治结论，为时尚早。因为胜负输赢不到最后一刻，是难辨分晓的。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究竟革命还是反动？更要留给历史评说。”

　　三天里，他天天议论江青。他说：“江青就是蓝苹嘛。沈从文就认识她，也跟我谈过她。一个三流电影明星，品质也差，非要称什么文化旗手，还成了叱咤风云的英雄。她一登政坛，便用尽低劣之极的招数。我们英明领袖的‘英明’，也真是少有。最让我不明白的是，几百万的共产党员，竟都能服从、容忍，甚至拥戴。”说话时，那无比愤怒的态度和胆量，使人觉得他根本不是什么教授、书生而是侠客，壮士。

　　临别时，他希望我能在罗宅多住些日子，说：“这个家太冷清，人太寂寞。从前可不是这样的。”

　　再一个教授，便是黄万里了。

　　那天下午，我回到康家，见一个学者风度的人坐在餐桌旁边。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约五十来岁，衣著得体，脚下那双生胶底软牛皮皮鞋，很显洋气。

　　罗仪凤说：“你们该认识吧？”我们各自摇头。

　　康同璧惊奇地说：“怎么会不认识呢？一个是黄炎培的公子，一个是章伯钧的千金。”

　　康氏母女哪里晓得民盟的复杂结构与人事。父亲与黄炎培的往来纯属公务性质，谈不上有多少私交。反右以后，索性断了联系。

　　黄万里听了老太太的介绍，立即起身，向我伸出右手，说：“我叫黄万里，在清华教书。虽说我是父亲的儿子，可现在是你父亲的兵呀！”

　　站在一边的罗仪凤解释道：“万里和你爸爸一样，戴了右派帽子。”遂又翘起大拇指，说：“他的学问特别好，在美国读了三个大学，得了七个博士。万里，万里，他本该鹏程万里。”

　　有了这个前提，似乎也就有了话题。我问黄万里是因为什么划了右派。他告诉我：“是因为黄河，具体说就是反对三门峡工程。”原来，黄万里认为黄河的特点在于泥沙。治黄关键在治沙，可那时苏联专家的方案是根本不考虑排泥沙的事。后来三门峡用于挖沙的钱好像比发电得的钱还多。大坝一次次改建，弄得千疮百孔；库区百姓上下来回搬迁，搞得苦不堪言。实践证明，他是对的，可帽子戴了二十三年。

　　康同璧用称赞的口气，补充道：“小愚，万里的诗是做得很好的！”

　　黄万里笑了，说：“快不要提什么诗了。（19）57年划成右派，跟我写的《花丛小语》（随笔小说）还有很大关系呢。”

　　大约闲谈了一个多小时，黄万里起身告辞。说：“回清华的路太远，要早一点走。”

　　康同璧非常舍不得他走，拉着他的手，一再叮嘱：“你只要进城，就一定要来呀！”

　　黄万里一再保证：“只要进城，就一定来。”

　　有了这句话，老太太才松了手。

这三个教授与康氏母女都是老朋老友了。他们之间的往来，不涉“关系”，也无利益原则，完全是传统社会的人情信托。他们之间的相处亲切，信赖，安闲，是极俗常的人生享受，又是极难得心灵和谐。他们之间的谈话，因文化积累的丰富而有一种特别的情调，因有了情调而韵味悠长，像白云，细雨，和风。

　　我每天是在晚饭后去东四十条罗宅。有时因为天气不好，父亲就叫我早一点离开家。康氏母女见我回来得早，总是特别高兴，见面的第一件事，便要我说说当日新闻或小道消息。听完以后，康同璧常说的一句话是：“现在外面太乱，人变得太坏，好多事情也搞不懂了。我经历了四个朝代，总结出的经验是‘以不变应万变’。”

　　忆旧，则是我们的另一个话题。一提到过去，康同璧的话就多了，而且讲得生动有趣。一次，大家坐在客厅搞精神会餐，罗仪凤讲发鲍鱼和炖燕窝的方法；上海小姐介绍如何自制沙拉酱，我也聊起父亲和我爱吃西餐的事情。

　　老太太接过话头说：“先父也爱吃西餐。在伦敦生活的时候，有一次上街看见一家地下餐厅，他想餐厅开在地下，价格肯定要便宜，于是就走了进去。翻开菜单，那上面竟有龙虾。先父大喜，叫来服务生说，我要龙虾。饭饱酒足后，呈上账单。他一看，吓坏了，就是把口袋里所有的钱掏光，全身的衣服当尽也不够。他只好狼狈的坐在那里，等外面的朋友送钱付账。原来伦敦的地下餐厅是最贵的地方。”

　　老人讲的故事，不但引来笑声，而且引出口水。我叫嚷着：“罗姨，我想吃西餐！”

　　老人见我叫，便也跟着叫：“我也要吃。”

　　上海小姐说：“如果吃西餐，沙拉酱归我做。”

　　罗仪凤嗔道：“都闹着要吃，可谁来洗那二百个盘子？”

　　“怎么要洗二百个？”这个数字让我吃惊不小。

　　罗仪凤答应了我们，并说：“你们不许催我，什么时候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吃。”

　　康同璧高兴得直拍手。我回家却挨了父亲的骂，说我嘴馋的毛病走到那里也改不了，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局势和环境。

　　第二天，我对康同璧说：“不想吃西餐了。”

　　“是不是爸爸批评你了？”坐在一边的罗仪凤马上就猜出了原因。

　　我点点头。

　　罗仪凤说：“我一定让你吃到西餐，不过，就别回家再说了。”

　　过了许久，我早把闹着要吃西餐的话，忘在了脑后。突然，罗仪凤告诉我，这天晚上吃西餐。她简直就是一个能施魔法的仙女，在社会生活都已全部革命化的情况下，居然摆出了规范而正宗的西餐。长长的白蜡插在烛台，高脚玻璃杯斟满了红酒，镀银的刀叉，雪白的四方餐巾。我不禁惊叹道：“咱们好像到了一个神话世界。”

　　什么都摆弄好了，罗仪凤竟没有在场。我问：“罗姨是不是还在厨房？”

　　康同璧和上海小姐都默不做声。等了一会儿，罗仪凤从卧室里走出，那一瞬间，她漂亮得好似回到了少女时代。烫染过的头发起伏闪亮，并整齐地覆盖着额头。粉红的唇膏衬托出一口整齐的牙齿。秀丽的眼睛上面，眉毛仿佛出自画家之手。苗条的身材裹着白底蓝色小碎花图案的布质旗袍，跟盛开的花丛似的。散发着香水芬芳的她，温雅又柔美。接着，又惊异地发现她的睫毛比平素长了，胸部也高了……这是怎么弄的？我那时还真的搞不懂。

　　 　　每上一道菜，必换一次盘，包括衬盘、衬碟在内。在刀叉的配合、唇齿的体味与轻松的交谈中，我渐渐找到了西餐的感觉和旧日的情调。在橙黄色的烛光里，真有种类似梦境的意味。

　　我把吃西餐的始末与美妙，讲给父母听。父亲说：“你太粗心大意了。一个女性能如此操办、打扮，肯定是在给自己过生日了。”

　　“那罗姨为什么事先不说或在举杯时讲呢？”

　　“仪凤是在回避自己的年龄。”

　　我又问父亲：“罗姨的生活环境那么优越，怎么她什么都会？做粤菜，做点心，做西餐，烧锅炉，种玫瑰。”

　　父亲告诉我：“英德两国的传统贵族，自幼均接受严格的教育及训练，都有治家的性格与能力。哪里像你的那些干部子弟同学，生活上的事共产党一律包干，两只手除了会化钱，就什么都不会干了。”

　　纵不能惹起某个男人的热烈情感，但足以引起普遍的喜爱，罗仪凤就是这一流的女子。轻盈的体态，纯良的品质，对日常事物处理的稳妥周全的才智，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大家风范，兼备于一身。难怪父亲，章乃器，陈铭德、邓季惺夫妇等人，都无一例外地喜欢她。我也喜欢罗仪凤，但在我与她已经混得很熟的时候，仍觉自己并不完全了解她。她和自己的母亲拥有一个很大的活动天地，交游缙绅，往来鸿儒。但是当她一个人独处时，又好像全世界皆与之无关。她与康老一样地善解人意，却很少将自己的事随便告人。我至今不知她从燕京毕业后的几十年，有着怎样的经历？她怎样生活？工作过么？被人爱过么？——为了能解答这些疑问，我对她说想看看她的影集。罗仪凤爽快地答应后，一头扎进后面的书房。

　　我接过落满尘土的老像册，不禁叫起来：“罗姨，怎么只有一本？”

　　“我自来就不爱照相。”她笑着回答。

　　本想从旧影中对她的过去寻些蛛丝马迹，不料竟一无所获。像册里面，绝大部分是康同璧的照片，属于罗仪凤的，很少很少。偶尔发现一两张，那也是她与女友的合影。即使这样的照片，她的相貌也是模糊不清，因为总有一副硕大的太阳镜遮住半拉脸。在所有的照片里，生活十分西化的她，身边居然没有一个男性。曾听上海小姐说：“康老不愿意女儿和男人往来，想把女儿永远留在身边，好照顾自己。一次，同仁堂的乐家大姑专门来给罗仪凤说媒。没几分钟，康老就把乐大姑撵出了大门。老太太惟有对罗隆基是个例外，始终视为贵客。”

　　我看完影集后，问：“罗姨，你为什么不爱照相呢？”

　　她抚摩着影集的黑皮封面，叹道：“这些相片对留影人，当然是宝贵的。可你想过没有，多少年后一旦落在陌生人手里，那将是个什么情景？恐怕不是当废纸扔进纸篓，就是作为废物卖掉。想到这样的归宿，即使面前是多美的景致，身边有多好的朋友，我都不愿意面对镜头了。”

　　“罗姨，一张好照片，可随时欣赏。你现在何必担忧几十年后的事。”我想，罗仪凤不留影的根本原因，恐怕是觉得自己并不漂亮。

　　她摇头，说：“像我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又是一个人，是必须学会预算生活的。”

　　罗宅有一套看着大气、坐着舒坦的英国沙发，而且被保养得很好。当那位上海小姐要搬离康家的时候，罗仪凤毫不犹疑地把沙发送给了她。我问：“这么好的东西，你也可以用，干嘛要送给别人？”

　　罗仪凤说：“我的小愚，你还年轻啊！许多事要提前做安排，不能等老了以后再说。特别是那些视为珍贵之物的东西，一定要由自己亲手处理，不要等到以后由别人来收拾。我说的‘别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儿孙和亲戚。”

　　“淡生涯一味谁参透？”在我懂得她所持的这个观点后，才渐渐懂得她的行事及做派。罗仪凤给自己立的做事规则，犹如提前执行遗嘱一样，很有些残酷。别说我接受不了，就是一向欣赏西方人生活原则的父亲和罗隆基，恐怕也办不到。然而，当我历尽坎坷、不再年轻、并也做了孤家寡人的时候，对她的观点和行为，不但深深地理解了，也彻底地接受了。

　　罗仪凤爱香水。

　　她对我说过：“香水好，就连装它的瓶子，也是美的。”由于都知道她的这个喜好，所以从她读燕京开始，人们在送她礼品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上等香水。她把最好的香水作为藏品，装入一个木箱。“文革”爆发，这个木箱再没有打开过，就是说，她把香水“戒”了：不搽，不闻，不看。

　　后来，她把箱子送到我家，对母亲说：“这里面都是最好的香水，有的比黄金还贵。你有两个女儿，她们可以用。”

　　母亲执意不收。

　　罗仪凤想了想，说：“算我寄放在这里，总可以吧？”

　　母亲答应了。那么喜欢香水的她，自己竟一瓶不留。从此，她不提木箱的事，直到死。

　　罗仪凤喜欢鞋。

　　我一直以为在她的服饰穿戴里，最讲究的部分就是脚下的一双鞋。她穿鞋要配衣服，配季节，配场合，配情绪。一句话，把鞋穿到了审美的境界。所以，她的鞋既是用品，也是藏品。红卫兵抄家、破“四旧”的时候，她不知该如何处置，又舍不得把它们丢掉。

　　情急之下，她把我的姐夫找来，急切切地说：“红卫兵在‘勒令’中，只规定不许穿高跟鞋。你看，咱们是不是可以用锯把所有的鞋跟儿都锯掉？”姐夫听后，同意了。

　　夜深人静，罗仪凤把鞋子统统翻出来，几乎堆成一座小山。她又找出了锯子。先是姐夫一个人锯，后来是两人一起对拉。十几分钟，却连一只鞋的后跟儿也没锯掉。罗仪凤累得满头大汗，急得满脸通红。北大物理系毕业的姐夫观察发现：罗仪凤的鞋均为进口货，别看后跟儿纤巧如一弯细月，可内里都有优质钢条做支撑。他擦着汗说：“国产锯怎么对付得了进口钢？罗姨，我们这样干个通宵，也锯不了几双鞋。”

　　罗仪凤坐在地板上，瞧着那些八方买来、四季穿着、一心收藏的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最后，她屈从了现实，放弃了审美，把鞋扔了。一双未留。

　　罗仪凤爱花。

　　她家的庭院里，栽有一片法国品种的玫瑰，还有十余株品质极高的榆叶梅，排列于大门两侧。五十年代的春日，一位副总理级的高官驱车路过东四十条。那繁密似火、浓艳似锦的榆叶梅，绽露墙外。花树之盛，引得他驻足而赏。后来，他的手下工作人员，含蓄地表达了首长意思。待花谢尽，罗仪凤让人把所有的榆叶梅连根挖出，送了过去。一株未留。

　　一个冬日的夜里，我住在康家。恶梦把我惊醒，开了床头灯看表，已是半夜三点多了。一片寂静中，仿佛觉得有仙乐从天上飘来。细听，那仙乐是一首小提琴独奏曲。再细听，那声音是从罗仪凤的卧室传出。顿时，我睡意全消。月亮穿过窗帏，投下寒冷的光波。我躺在狭小的床上，忘记了外面的疯狂世界。“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尽管自己知道此时此刻，是绝对不该叨扰她的。但我难以克制涌动的心潮，不由得推开了通向她卧室的小门——

　　罗仪凤见我光脚散发，立在她的床头，惊恐不已。原本就没有血色的脸，刹时变的灰白，灰白。她的双手下意识地抱住一个有整块青砖大小的东西。那东西在月光映射下，闪动着金属的光泽。我想，美妙的音乐该是从这里流淌、蔓延开来。恰恰在这个时侯，小提琴旋律戛然而止，从“砖头”里传出的是英语。

　　我问：“罗姨，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现在世界上最好的一种收音机。”

　　然后，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她也不知道该向我解释些什么，二人相对无语。沉默中，罗仪凤突然爆发出无比的激愤，她下颚骨发颤，眼睛像火一样的红了起来。她把“砖头”护在怀里，用一种类似诅咒的口气，说：“小愚，我是一个软弱的人，也是个无能的人。我无夫无子，这辈子只剩下一点儿爱好。我喜欢鞋，现在鞋都扔掉了。我爱花儿，可那些美丽的玫瑰是我在（19）66年夏天被抄家的夜里，流着眼泪亲手用开水浇死的。现在，花儿没有了。我爱香水，香水没有了。我爱音乐，音乐没有了。我爱英文诗，诗也没有了。我从来没有、也不想防碍共产党，可共产党为什么要如此侵害我？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我家来说，是釜底抽薪；对我个人而言，是经脉尽断哪！”罗仪凤仰望夜空，力图抑制住心底的悲与痛。但我还是见到了她的泪水。灯下，她的泪水像玻璃一样剔透。

　　待情绪稍有平复，罗仪凤反倒起身送我回屋，并问我：“要不要吃点安眠药？”

　　后半夜，我一直在琢磨康氏人家，索性不睡了。父亲说过，她们母女是真正的贵族。我想，这些昔日贵族活在今天，日子太难，心也太苦。康同璧常说自己的处世原则是“以不变应万变”，然而，现实却在逼迫她们做出“顺适”。出于教养，也出于经验，她们的“顺适”往往表现为一种不自觉其努力的努力。这种努力和共产党员努力“改造世界”，当然其内涵各异。后者的努力是向外、向外、再向外，具体说就是去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前者的努力，是向内、向内、再向内，具体说就是努力于自省，自律和克己。努力的核心内容便是：忍。在云诡波谲世事不胜其变幻的年头，谁都得忍。强权下的老百姓，以其渺小而忍。那么，康氏母女所代表的老派家庭的忍，又体现出什么呢？是阅历太多、见事太明的无可奈何？还是抹杀自己、无损于人的智慧生存？——年轻的我无法判断，但罗仪凤的哭诉，却让我深深懂得：这种“忍”，原来是最可痛心的，其内里，有着怎样的悲凉与沉重。因为任何分寸的“顺适”，都要毁损或抑制天性。想到这里，我暗自发誓：这辈子决定保卫自己的天性，决不“顺适”。而后来的情况竟是——我为这样的决定付出了几乎一生的代价。

康同璧自幼成材，游学欧美，后投身社会，并从事艺术。有如此经历的人，该是不迷信的。但不迷信的康同璧，却很喜欢让人给自己算卦，而且只信一个人的卦。这个人不是什么风水大师、易经专家，是与之同住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姓林，大家都管她叫林女士，我至今亦不知其名。罗宅跨院的两间平房，是她的落脚之处。

　　从相貌到举止、从打扮到说话都是个十足农妇相的林女士,平素只呆在自己房间里做女红，如纳鞋底儿，缝棉袄，絮棉被。康同璧母女叫她，她才进到正院。在我们面前，她有些拘谨，极少说话。即使有人问她什么，也是用最短的语句回答。而老人叫她，不外乎两件事。一是治病，即按摩、针灸，拔火罐。二是算卦。隔几日，康同璧必请林女士算上一卦。老太太什么都算：如天下不下雨？有没有客人来？某人今天是否平安？而林女士又是什么都能算，而且从草梗、纸牌、硬币到缝衣针，林女士都能拿来当做占卜工具。

　　我曾问罗仪凤：“你妈为什么喜欢算卦？”

　　她笑道：“哎，算着玩呗！八十岁的老太太还能玩什么？现在我们能玩什么？”

　　“林女士算得准吗？”

　　“很准。”

　　“真的？”

　　“真的。”

　　“为什么？”

　　罗仪凤说：“因为她的命最苦，心最善。这样的人算出来的卦，最准。”

　　“罗姨，你能给我讲讲她的身世吗？”

　　罗仪凤尽管点点头，却一个字不说。我常站在一旁，看林女士给康同璧算挂。一般来说，都是好卦，至少是平卦。可到了1968年夏季以后，林女士算出来的卦，有时就不太好了。如果卦不好，康同璧往往是摆摆手，让林女士离开客厅。

　　一天清晨，康同璧起床便说自己头昏，心里不舒服。刚吃过早饭，就叫女儿请林女士过来给自己的身体状况卜算一下。那日的天气特别地坏，狂风大作，乌云蔽日，气温骤降。罗仪凤建议等到中午再去请她。老人怎么也不肯，非要立马见人。林女士很快来了，算出来的卦，很糟。

　　“怎么会这样？”老人的眼睛直视对方。

　　“康老，就是这样。”林女士小声回答，态度谦恭。

　　罗仪凤使个眼色，林女士即退了出去。

　　那日下午，我回到罗宅。刚跨进门，罗仪凤便悄悄告诉我：“还不到吃午饭的时候，我妈又让人把林女士叫来，又测一卦。”

　　“结果怎么样？”我问。

　　“假如早上的签，是‘不好’的话，那么中午的签，就是个‘很不好’了。所以，你最好在客厅多坐些时间，多和她聊天说话，让她把‘卦’的事忘掉。行吗？”

　　“当然可以。罗姨，你放心吧。”

　　不一会儿，康同璧午觉醒来，走到客厅。罗姨赶忙取来木梳，给母亲拢头。我赶忙打开话匣子，东扯西拉。一向爱聊天的老人，对我们的谈话失去了兴趣。她将双手摊在膝盖上，看看掌心，再翻过来瞧瞧指甲。之后，便抬头对女儿说：“你去请林女士来。”

　　罗仪凤指着窗外，说：“外面刮大风，是不是明天再让她过来？”

　　“不，你现在就去。”口气坚决的不容置疑。

　　罗仪凤无可奈何，也毫无办法，只好去请林女士。

　　占卜是在书桌上进行的。康同璧神情专注，眼睛紧盯着林女士的手。罗仪凤忐忑不安，站在母亲的身后。我也跟着紧张，害怕再出坏签。林女士的脸上则无任何表情。整个宅院像一座久无人住的古堡，四周没有一点声音，只有窗外的狂风在猛烈地呼啸着。这哪里是在做占卜的游戏，简直是两军对垒，决战前夜。卦推出来了：下下签，是个最坏的结果。

　　“你说说，这是什么签？”老太太面带怒容，一下子把脸拉得很长。

　　林女士不语，康同璧气得两手发颤。罗仪凤急得朝林女士努嘴，使眼色，意思是叫她赶快撤离。

　　康同璧继续逼问：“我问你，这是什么签？”

　　林女士还是不说一字。

　　“我在问你，你怎么不回答我？”老人严峻的表情，甚至有些刻毒，眼里闪耀着可怕的光芒。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还流露出一种能打动人心的痛苦。

　　在林女士呆板的神色里，含着一种不祥的镇静。大概是一日三卦，一卦不如一卦的凶兆和林女士一问三不答的态度，同时刺痛了老人。康同璧忽然满脸绯红，鼻翼也由于激动而张大。一条深深的皱纹从紧咬的嘴唇气势汹汹地向下巴伸展过去，她死死盯着眼前这个给自己三次预言厄运的女人。眼睛里的那股可怕光芒，已变成了无法遏止的怒火。“啪！”老人猛地伸出右手掌，一记耳光打在了林女士的左脸颊。这个举动发生得这样突然和意外，瞬间的行为和一贯举止的巨大差异，把我吓呆了。而毫无表情的林女士，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罗仪凤惊呼，道：“妈妈，你怎么打人呀？！”随即，从暖壶里倒了一杯开水，递给林女士。

　　康同璧也震惊于自己的举动。她用手扶着桌子，闭上眼睛，仿佛眩晕了似的，额角渗出细细的汗珠，脸色惨白。

　　我胆怯地问：“康老，我扶您到沙发那儿去坐吧。”

　　“不用。小愚，谢谢你。”显然，她在竭力约束住自己，慢慢地转过身朝卧室走去，在掀门帘的时候，肩膀一下子靠在了门框。我觉得那个耳光，同时也打在了老人自己的身上，打掉了她全部体力和精神。

　　晚饭后，我们围坐在壁炉前。这时，康同璧的眼神又恢复了清亮，像是乌云散去后，那汹涌的波涛经月色的照拂，已归于平静。她让女儿再请林女士过来一趟。我想，这次该不是又要算卦了。林女士在罗仪凤的陪同下，进来了。她的温和与礼貌，使我不由得想起了儿时在香港教会学校读书见到的修女。

　　康同璧见到她，立即起身，走到跟前深鞠一躬，说：“林女士，请你原谅我下午的举动。”

　　这个举动也如那记耳光，同样令我吃惊。林女士也有些惊恐。因为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惯常做法是：心里认错，嘴上不说，更不会低头，搞主动道歉。站在我身边的罗仪凤则长出一口气，脸上浮出了微笑。

　　事后，我问父亲：“为什么一个下下签，就能让康老失去常态呢？”

　　父亲认为，我提的可不是个简单的问题。这其中有哲学内容，有心理学成分，还有社会因素。他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中国人没有信仰，却迷信。穷人迷信，阔人迷信，贵人迷信，要人也迷信。康同璧自然也不例外。”说到这里，父亲用手指着后院的方向，说：“小愚，还记得我们家后院角门的四扇活页门板上分别写的‘元亨利贞’四个字吧。你知道它个是个什么意思？”

　　我瞎猜道：“大概是说平安通泰吧。”

　　父亲装出一副神秘的样子，故意压低嗓门在我耳边说：“这是卦辞。”

　　“真的？”

　　“当然啦！是《易经》里的乾挂的卦辞。”

　　“天哪！卜辞都进了家门。”我叫了起来。

　　父亲说：“你看，这不就叫迷信到家了嘛。再说，像康同璧这样的老人，只想长寿、平安。所以一个凶卦对她来说，就是打击。连续三次打击，她老人家就消受不了。冲动下的那一耳光，与其说是针对是算卦的人，不如说是针对她算出来的卦。不过，康老在冲动过去后，便去鞠躬道歉，这是很有勇气的。不像某些人明知自己错了，却从不认账。”

　　以后发生的事情证明：林女士的卦是灵验的；林女士本人也很不简单。

　　（19）68年，康同璧过了最后一个生日。

　　罗仪凤对我说，家里还存有一些燕窝，准备在母亲生日的时候，全拿出来请客。

　　我说：“我这辈子还没吃过燕窝呢。”

　　“你怎么会没吃过它？”罗仪凤吃惊地问。

　　我说：“（19）48年在香港，马来的燕窝大王曾送给父亲两大口袋燕窝。回国后我爸忙，我妈也忙，谁都顾不上吃，一直搁在堆放杂物的房间里。结果，红卫兵抄家时把燕窝全抖落在地上，脚踩来踩去，都成了粉末。”

　　康同璧听了，拍着沙发扶手说：“生日那天，你一定要在这里吃晚饭，我请你吃燕窝啦！”

　　我高兴地答应。可到了老人生日的那一天，父亲胃痛，我陪着父母喝稀饭。天完全黑尽的时分，才赶到东西十条。一进门，我即向康同璧鞠躬祝寿。满脸喜气的老人赶忙拉我的手，走到平时吃早餐的圆形餐桌旁边，端起小碗举到我嘴跟前，说：“这就是燕窝。要不是我提醒仪凤给小愚留些，大家早就吃光了。”

　　燕窝是凉的，但我愿意当着寿星的面，趁着兴奋劲儿一股脑儿吃下去。吃的时候，舌唇虽难察其味，但幸福与满足的感觉，一起挤入了心底。

　　客厅里坐满了客人，令我惊诧不已的是：所有的女宾居然都是足蹬高跟鞋，身着锦缎旗袍，而且个个唇红齿白，妩媚动人。提着锃亮小铜壶，不断给客人斟茶续水的罗仪凤，穿了一件黑锦缎质地、暗红色软缎滚边的旗袍，腿上长筒黑丝袜，脚下一双式样极其别致的猩红毡鞋。头发也拢直了，用红丝线扎成一双辫子。不仅是女孩儿家打扮，而且红黑两色把她从上到下装扮得风情十足。转瞬之间，我仿佛回到了“万恶的旧社会”。

　　我问那上海小姐：“现在，连花衣服都被当做‘四旧’取缔了，她们怎敢如此穿著打扮？”

　　上海小姐说，她们来的时候每人手提大口袋，内装旗袍，高跟鞋，镜子，梳子，粉霜，口红，胭脂，眉笔。走到康家大门四顾无人，就立即换装，化装，而丈夫则在旁边站岗放哨，好在那时的居民不算多。

　　我问：“她们干嘛不到家里去装扮，非要在外面？”

　　“这是规矩，也是对老太太的尊重。你想呀，进门就要行礼祝寿，穿着那套革命化制服怎么行？”

　　我坐在客厅的角落，看着满屋子贵客和康氏母女时而英语、时而粤语、时而旧话、时而笑话地热烈交谈着。在暖融融的气氛里，被强权政治压瘪了的灵魂，因顿获释放，而重新飞扬起来。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女性穿的是银色软缎旗袍，脚下是银色高跟鞋，淡施脂粉的娇好面孔，焕发着青春的光彩。

　　我问罗仪凤：“她是谁？实在是太漂亮了。”

　　“她姓吴，芭蕾舞演员。上海永安公司老板的外孙女。”

　　这时，我听见康同璧问她：“你的妈妈好吗？”

　　吴小姐答：“妈妈被赶到一间阁楼，阁楼窄得只能放下一张床。每月发给她十五元钱。领工资的那一天，妈妈必去‘红房子’（上海一家有名的西餐厅）拿出一块钱，挑上一块蛋糕吃。她说，现在上海资本家家里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装着食品的饼干筒了。如果红卫兵再来抄家，她说自己一定先把能吃的东西都塞进嘴里，再去开门。”

　　吴小姐还说：“妈妈说话常带出英语单词。越是着急，英语就越是要蹦出来。为了这个，批斗时吃了不少苦。”她还模仿了一番母亲怎样“英汉双语”地说话。那活灵活现的表演，让大家拊掌大笑。

　　另一个中年女性始终端坐在单人沙发，神情高贵，很少说话。即使对老人说上几句，也是我一点也听不懂的广东话。罗仪凤告诉我，她是自己的亲戚，在北欧一个国家的大使馆工作，月薪高达三百。“文革”开始不久，上边就命令她回家。那个国家的大使夫妇曾手持鲜花，数次登门拜访，一再表示希望她能回到大使馆。因为现在外交部派了三个人来顶替她，也还没把活儿干好。

　　在那么一个既疯狂又恐怖的环境里，大家都在苟活着，谁也谈不上风节。但他（她）们却尽可能地以各种方式、方法维系着与昔日的精神、情感联系。去康家做客，服旧式衣冠，绝非属于固有习癖的展示，也非富人阔佬对其占有或曾经占有财富及文化资源的炫耀。他（她）们的用心之苦，的确体现出对老人的尊崇与祝福。然而，这种对旧式衣冠及礼仪的不能忘情，恐怕更多的还是一种以历史情感为背景的文化表达。尽管这些人必须听党的话，坚持政治挂帅，读毛选，背语录，去过革命化、格式化的生活。但在他（她）们骨子里欣赏并怀念不已的，还是风雅、细腻，高度审美化、私人化的日子。而康家老宅及旧式礼仪及衣冠所蕴涵的温煦气息和超凡意境，又使每个人自动获得了精神归属和身份的确认。“感秋华于衰木，瘁零露于丰草。”——想到这里，我不由得瞧了瞧自己身上的咔叽布制服。别看住在康家，与之相比，归根到底我还是个圈外人。

　　进入高龄的康同璧，是很少生病的，只是夜间尿频。为此，罗仪凤每天都要给母亲砸核桃，剥核桃吃。不仅要她吃核桃肉，还要她必须吃掉两半儿核桃肉之间的那片木质的“衣”，说这个东西可以“拦”尿。老人吃得愁眉苦脸，然而起夜却并未减少。由于我睡的房间紧靠盥洗室，所以她每次起夜，必从我的床边穿过。冬天的后半夜是很冷的，康同璧照样自己起身，打开床头灯，戴好睡帽，披上睡袍，扶着墙壁或家具走进盥洗室。有一次，患有高血压的康同璧白天就喊头晕眼花，夜里简直就是跌跌撞撞地走路。望着老人一趟趟的艰难挪步，一次次地频繁往返，我对罗仪凤说：“干嘛不在卧室里放个高筒痰盂，偏要三更半夜地折腾老人？”

　　“哪里是我折腾，是她自己不肯呀。”罗仪凤一脸的委屈。

　　一天，我被上海小姐传染上了重感冒。康氏母女无论如何也不让我回家了，说这里的条件要好些，也有现成的药。我卧病在床的那阵子，康同璧每天都要走到床头问：“现在是不是感觉好些了？”说罢，还伸手摸摸我的额头，看看是否发烧。

　　罗仪凤只要发现她进我的屋子，就要撵她走，并生气地说：“小愚病了，好办。你要再病了，我可就麻烦了。”

　　老太太乘罗仪凤到外面张罗事儿的功夫，又蹑手蹑脚地走进来。她像个胜利者，很得意地说：“女儿总要管我，我不服她管。”隔了会儿，她从外屋给我端杯白开水。一路上颤颤微微，水也洒了一地。她还一定要站在床前看我喝上几口，才肯离开。

　　和康同璧相处，使我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一个高龄老人的天地，第一次体会到人生最后阶段的种种心理及困苦。有丰富阅历和教养的她，即使进入到老年，也竭力在维护着人的尊严与自由。她懂得失去独立意志和自理能力的生活，是痛苦和羞耻的。所以，老人顽强地拒绝帮助和搀扶。这种不承认衰老，不向年龄妥协的心理，其实是老人与自己的命运在做主动较量。她过问我的病情、递给我白开水时所表现出来的骄傲、温情和快乐，一方面说明老人以自己尚能关怀别人，照顾别人为乐事，幸事。另一方面，是她用行为证明自己仍然可以独立自主，进而尝试到把握生活的满足。总之，我在东四十条生活的日子里，康有为这个最有才气的女儿特有的个性、习好、自尊以及某种乖僻所合成的人生最后乐章，让我无比的珍视与感动。以至于这种感动和珍视，影响了我的后半生——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老人，我都能体味出落日余晖的伤感和美丽。

也就在这一年，按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社会总动员，开始狠挖阶级敌人，抓现行反革命。我必须返回成都的工作单位。离京前夕，我去和康同璧母女告别。

　　“小愚，你为什么要走呢？陪着你爸爸妈妈多好！”康同璧边说边摇头，分明流露出不满。

　　我不知道该向老人家如何解释自己的危险处境，罗仪风见我面带难色，便对母亲说：“小愚的工作单位在四川，在北京住了那么久，当然要回去一下，至少该把这几个月的工资拿回来。”

　　“去，把工资拿来，再回北京。回来还住在我家，我随时都欢迎。你领回的工资，留着自己用。再不，送给爸爸妈妈，我这里仍旧是吃住免费。我这个人是施恩不图报。”

　　我们三个人都笑了。我答应康同璧，一旦把杂务事料理好，立即返京并仍住在她这里。

　　老人很满意我的回答。随即伸出一个手指，问：“你去一个礼拜，好吗？”

　　见我没有反应，又伸出两个手指，问：“要不，去两个礼拜？”

　　见我仍无反应，便再加上一个手指，直声直气地问：“三个礼拜，你总够了吧？”

　　罗仪风朝我眨巴眼睛，我忙说：“康老，要不了三个礼拜，我就回来了。”老太太乐了，高兴得双手拍巴掌。

　　其实，我很明白自己的返川之途是凶多吉少，一踏入川剧团的大门，即会被革命群众专政。斗我，关我，怎么收拾我都行。我舍得自己的命，却舍不得父母。父母比天大，比命重。只要想到年迈的父亲，我便心神不定，很悲哀，很迷茫。和康同璧的相对宁静安稳比较，我简直不敢揣测父亲本已不多的未来。难以克制内心忧伤与恐惧的我，低声对罗仪凤说：“我这一走，不知道爸爸以后的日子会怎样？”

　　尽管把耳朵凑过来，康同璧仍然听不清我的话。她迫不及待问女儿：“小愚在说些什么？”

　　罗仪凤用粤语大声地重复了我的话，她听懂后，一只手拍着自己的胸膛，说：“小愚，你放心地去吧！你的爸爸只要不生病，今后就不会出问题。我敢打包票！”她的口气坚定无比。

　　我感谢她的快慰之语，却情不自禁地问：“康老，您凭为什么这样说？又还敢打包票。”

　　老人说：“是命运告诉我的。先父的经历，证明了命运是存在的。你大概知道戊戌变法的事情吧？”

　　我点头，道：“中学历史课就讲了，大学又讲了一遍。我还根据谭嗣同狱中题壁的情节，写了一折戏呢。”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老人随即大声背诵出谭嗣同那首写在监舍墙壁上的绝命诗。

　　她叫我移坐到她的身边，又叫女儿给自己倒上一小杯水。见此情状，估计这是要跟我认真谈谈了。果然，她开始了关于康有为命运的讲述：“戊戌年（1898）的八月先父变法失败，假如我还没有记错的话，是初六清早发生的政变。皇上（光绪皇帝）被囚，西太后临朝听政，下谕抓维新人士，南海先生是情罪重大的首犯。他恰恰在这一天的上午11点钟，把自己的行李从招商局的海晏轮搬下来，改乘英国太古公司的重庆号轮船，离开天津。荣禄派飞鹰兵舰追，飞鹰兵舰的速度比重庆号快一倍。可是走到半路，兵舰的煤 不够了，只好折回天津。小愚，你说这是不是命定？初八船过烟台，先父上岸买了水果。荣禄向上海道、烟台道发出‘截搜重庆号，密拿康有为’的密电。恰好烟台道有事外出，随手把电报塞进了口袋。等他掏出一看，马上返回烟台时，重庆号已经开走。小愚，你说这又是不是命定？上海道得到密旨，连日亲自坐镇吴淞，凡来自天津方向的轮船都要上去搜查。上海的维新党人士看见许多兵勇守在那里，以为康有为这一回是死定了，大家痛哭而返。可就在这个时候，船上一个叫普兰德的英国人用对照片的方法找到先父，把一道‘皇上已崩，急捕康有为，就地正法’的电旨拿给他看了。然后，这个英国领事馆的人，让先父马上和自己一起坐小轮船登上英国兵舰。刚上了兵舰，上海道派来搜拿小船便靠了重庆轮。小愚，这又是不是命定？先父在船上情绪很坏，以为皇上已被西太后和荣禄杀掉了，便也想去死。在船上他写了一首诗，我现在还能背出来——‘忽灑龙翳太阴，紫微移坐帝星沉。孤臣辜负传衣带，碧海青天夜夜心。’先父做完诗，又写家书，和大家诀别。那个英国人看到这个样子，就说：‘皇帝的死讯还没有证实，请康先生忍死须臾。’在英国两艘兵舰的护送下，先父到了香港，知道了皇上还活着的消息。所以，后来先父对我们家人说，这次脱险他有十一个可死的机会，只要碰上一个就没有性命了。”

　　讲到这里，康同璧举起手指像数数一样地说：“小愚，你看南海先生有多少可死的机会。假如皇上不催他立即离京，那一定是死了。假如西太后的政变早一天发生，那一定是死了。假如迟一天出京，那就会在南海会馆被捕，一定死了。假如在天津住客栈，搭不上轮船，那一定死了。假如乘的是招商局的海晏轮，英国领事馆的人就无法救他，那一定死了。假如追他的飞鹰兵舰不是因为缺煤折回天津，那一定死了。假如烟台道不外出，接到电报就派兵截拿，那一定死了。假如那个英国人不派兵舰护送，半路被截，那一定死了。——小愚，你看先父就有这样多的可死机会而不死，不是冥冥中有鬼神护佑，是什么？我说这就叫命运，叫命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

　　接着，老人霍地起来站到我跟前，说：“不要看现在你爸爸倒霉，他的命终归会好。别看红太阳现在红，连他的夫人也红，将来这一家人的命，都不会好的。小愚，你不要笑，我说的是真话，老实话，正经话。”我的确笑了，却笑得有些勉强。

　　康同璧觉得我似乎不大相信她的断语，便神色严肃、拍着胸口大声地说：“你爸爸命中注定，不会有事的！除非章先生他自己不想活了。你放心地去成都吧，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你遇到困难，还有我呢！”显然，老人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忘记了终日吃豆腐乳的处境，忘记了夜间起身艰难挪步的年纪，更忘记了外面的红色恐怖。我流着眼泪，扑在了她的肩上，仿佛在恶风扑面、腥雨满地的时候，有人护卫我，向我张开了双臂。

　　是的，一切死生之说、任何存亡之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识，却又难以预知。后来的事情，恰如康同璧所言：一年之后，父亲死于病。终极原因是自己不想活，是包括亲人在内都难以理解的心灵创痛，精神孤独，以及耻辱，疲惫，消沉。这使得他决意告别这个已是一无所求的纷繁世界。生命之于父亲，真是一个过于奢侈的字眼，胸中填满了痛苦与悲愤，走了。而这，不正是康同璧所说的命运或命定吗？

　　我返回成都，即被革委会关押，失去了行动自由。（19）69年秋，已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我，抱定最后能看上母亲一眼，死也要死在自己家里的决心，半夜翻墙逃出川剧团私设的牢房，纵身跳上开往北京的火车，站在车厢厕所过道，两天不吃不喝不合眼，回到了北京。当晚母亲告诉我，在父亲去世（1969年5月17日）后的三个月，即1969年8月17日康同璧病逝。

　　老太太最初不过是患感冒，先在家中调养。不想，病越来越重，便送进医院，搁在了观察室。窄窄的床铺正好对着门口，穿堂风儿吹个不歇，过往之人走个不停。罗仪凤一再恳求，是否可以转到病房。

　　院方的人白了她一眼，回答说：“你母亲不就是个社会名流嘛，这么呆着就行了。”

　　几天后，康同璧死在了观察室。

　　记得一次闲聊，罗仪凤对我讲起西方的一则故事。她说，在一座大楼里，住着许多国家的人，有英国人，法国人，犹太人，德国人，还有中国人。一天夜里，大楼突然起火。只见英国人去救妻子，德国人去救女儿，法国人去找情人，犹太人去拿钱袋。而中国人呢，却背着老母亲向楼下快跑。——她的故事惹得我哈哈大笑。笑后，忽然觉得我的罗姨，不正是在中国政治风暴中，驮着母亲疲劳奔跑的人吗？现在，母亲从她的背上滑落下来，她或许可以喘口气，歇歇脚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我潜逃回京的短暂日子里，经母亲周密安排，我见到了罗仪凤。时隔一年多，她形容尽变，变成了一个老妇。两鬓和眼窝深陷，脸孔呈铅色。本已瘦弱的她，仿佛全身仅由骨头和神经构成似的。特别是那双曾经美丽的眼睛，像撂荒百年的土坡，全无润泽之光。算来她恐怕还不到六十岁，这岁数在国外正是好吃好玩的好时光。革命之于她，真的如自己所言——可谓经脉尽断哪！

　　她直勾勾地看着我，说：“小愚，我们见面了。可你没了爹，我没了娘。”

　　我俩抱头恸哭。她只坐了半个时辰，即起身告辞。

　　母亲留饭，她谢绝了。说：“走这一趟路，只为看看小愚。”

　　母亲执意送罗仪凤到公共汽车站，回来后对我说：“可怜仪凤，走路比我还要慢，说话的精神也没有了。”

　　让我不解的是，罗仪凤本人好像未受到什么政治迫害，怎么变得如此孱弱，凄凉？

　　母亲说：“康老死后，仪凤的哥哥还是渺无音信。革命政权规定所有私房的产权一律交公，那么租给外交部官员的房租收入，也没了。断了经济来源的她，粗茶淡饭，节俭度日。在辞退帮工的时候，家里的男佣老郭和二陈提出，要仪凤每人给三千元安置费，否则就闹到居委会去。康家哪有钱？仪凤胆小，不敢得罪工农兵和街道的人，明知是敲诈，也只得忍气吞声。为了凑这六千块，她都快急疯了，白天找人托卖家具、衣服、杂物；夜里焦虑，失眠，哭泣。泡在这样的苦日子里，她能不老吗？到了冬季，仪凤自己已烧不动锅炉，只好烧壶开水，灌个暖水袋抱在怀里。过着这样的穷日子，她能不老吗？再说，以往所有的生活内容及全部的社会关系，都断了。好比终日坐在一口枯井里。所以，仪凤的老，是从心老开始的。”

　　母亲的话，像一根根钢针刺痛着我的心。而此刻的罗仪凤可能坐在电车里，躲避着别人的注视把脸朝着车外，死寂般的眼睛望着变换的街景，想着渺茫的未来……

　　整个晚上，我都在竭力思索，力图给我的罗姨寻出一条新的生路。结果，什么也没有想出。旧梦已逝，新梦不来。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她是做不出新梦的。她的处生之道，为新社会所不容。而新政权所倡导的整齐划一的生活、观念及思维方式，又把她的心灵最后一条缝儿，都封没塞绝。这样的特定人物及其生存情境，不禁使我联想中国历史上的遗民。难怪研究明清之际士大夫问题的学者说，中国历史上“遗民多有祈死，待死，以生为死者”。⑤而父亲说，康氏母女是中国最后的贵族，看来也是不错的。

　　我不知罗仪凤什么时候去世的。后来得知：在“文革”后期，因街道积极分子和男佣的检举，罗仪凤曾被关押，令其交代与司徒雷登的反革命关系。因为她16岁考入燕京，年纪最轻，功课最好，深得这位洋校长的赏识。罗仪凤早就说自己是惊弓之鸟，怕的就是政治。我想，正是中国酷烈的政治折了她的寿。况且，灵魂高贵的人往往脆弱。

　　1978年春，我平反出狱，回到了北京。

　　一年的除夕，母亲带我去新源里聂绀弩家，给聂老做寿。中午，吃罢寿面，母亲即刻告辞。我很纳闷儿：母亲往常要呆很久，今天为什么例外？

　　离开聂家，母亲便告诉我：“托人找到了罗仪凤后来居住的地址，好像就在这附近，今天咱们一定要去看看。”

　　母亲一路走，一路问，根据字条上写的楼号、单元号及门牌号码，我俩终于来到了一栋普通居民住宅楼的底层。这个楼很旧，公共通道里的光线暗淡。按动门铃后，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妪开了门。

　　我惊呼：“这不是林女士吗？！”

　　“你是小愚吧？”

　　除了满头白发，林女士的样子一点儿也没有变。那时她不显年轻，现在也不觉衰老。她对我母亲礼貌又谦恭，犹如当年对待康同璧一样。

　　她告诉我们：“康老和罗小姐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保存着。”说罢，转身打开房间里面的一扇门。

　　原来这是一个两居室的单元房。里面的这间屋子，比外屋略大一些。家具，皮箱和杂物堆满了整个空间，一直堆到天花板。我仔细辨认这些旧物，想找到一件小东西，留做纪念。突然，我看到了那张黑褐色菲律宾木质圆形餐桌，那曾经摆着豆腐乳和烤馒头片的餐桌，那放着一小碗燕窝等我去喝的餐桌。蓦地，一阵隐痛浮上心来。

　　“你今后怎么处理这些旧物？”母亲问林女士。

　　她答：“不处理，我等着，等着康家的亲属。康家的人不来，我就这么守着。”

　　和林女士分手的时候，她向我们深鞠一躬，并连连道谢。

　　回到家中，心情无论如何也好不起来。晚上，全家吃过年夜饭，围着九寸黑白电视机看节目。我的眼睛在看，心却飞到了东四十条何家口。“瀚海漂流燕，乍归来，依依难认，旧家庭院。”我想起了那里的柴扉，石板路，御赐太平花，被挖走的榆叶梅，被开水浇死的玫瑰，还有我睡的窄窄小木床……

　　夜里我和母亲并排躺下。母亲累了，可我毫无睡意。

　　我问母亲：“那东四十条何家口的大宅院，是康同璧自己的房子，属于私产。林女士应该在那里替康老和罗姨守护遗物。”

　　母亲说：“那宅院早让别人占了。”

　　“谁占了？”我问。

　　“叶道英。”

　　“是叶剑英的弟弟吗？”

　　“是的。”

　　我喊道：“他凭什么占康家的私房？”

　　“江山都是人家的，还说什么房子。”

　　“混帐。”我翻身爬起，在监狱里学会的脏话，不知怎地竟脱口而出。

　　母亲厉色呵斥，命令我改掉狱中恶习。我乖乖地躺下，望着漆黑的天空，最后一次见到的罗仪凤那灯干油尽的样子，就在眼前摇来晃去。我心想，如果罗仪凤像我能学会骂人，她一定会像我一样活着。

　　我曾打听康氏母女骨灰的下落。得到的信息是：由康同璧儿子出资，由政协出面，将康同璧母女安葬在福田公墓。那时儿子已经坐上了轮椅，无法飘洋过海参加母亲和妹妹的葬礼。而她们母女所保留的康有为的遗墨、手稿、藏书，其中包括那套珍贵的《大藏经》，按照康同璧生前的遗愿全部无偿地交给了国家。

　　事情到此，总算有了一个“入土为安”的结尾。但我转而又想：康同璧在北平和平解放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是有贡献的，再说人家母女把上等宅院和珍贵藏书都上缴了，捐献了，怎么一块不足三尺见方的墓穴加两个骨灰盒，还要远在美国的儿子出资？难道康同璧的资历和贡献，还抵不上我们的一个副局级干部？

　　在已无神圣与纯粹可言的今天，受人敬重的康同璧是一种绝响；我能去敬重并感受她，是一种福祉。

注释:

　　①：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六节载：“康南海之第二女公子同璧，研精史籍，深通英文。去年孑身独行，省亲于印度，以19岁之妙龄弱质，凌数千里之莽涛瘴雾，亦可谓虎父无犬子也。近得其寄诗二首，自跋云：‘侍大人游舍卫祗林，坏殿颓垣，佛法已劫。然支那女士来游者，同璧为第一人。’诗云：‘舍卫山河历劫尘，布金坏殿数三巡。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灵鹫高峰照暮霞，凄迷塔树万人家。恒河落日滔滔尽，祗树雷音付落花。’”

　　②：载涛（1887—1970）姓爱新觉罗，字野云，满洲正黄旗人。1890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同年晋为不人八分辅国公。1902年袭贝勒。1908年12月加郡王衔；同月与铁良等任总司稽察。清廷新设禁卫军，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1909年6月管理军谘处事务。1910年2月赴日、美、英、法、德、意、奥、俄八国考察陆军，5月派任赴英国专使大臣。1911年5月任军谘大臣；其后任蒙古镶黄旗都统。1912年1月，与载洵等组织宗社党；3月宗社党解散。1917年7月张勋复辟，溥仪任为禁卫军司令；同月复辟失败。1918年徐世昌任为将军。1927年6月任翊卫使。1931年1月，国民政府聘为国难会议会员。1949年后，历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1970年9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③：储安平《英国采风录》第73-74页。1949年观察社出版。

　　④：赵君迈（1901-1988）湖南衡山人。毕业于日本成城中学，后赴美国留学，先后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和诺维支骑兵学校。1928年回国，加入中国国民党。1930年任浙江教导团团长。1936年任财政部税警视察长。抗战期间，任湖南省盐务局局长，衡阳市市长兼警备司令。1942年被选为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4年任湖南省政府委员。1945年任吉林长春市市长。1946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2、3、4届全国政协委员。欧美同学会副主任委员。1988年7月1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 87岁。

　　⑤：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第345页。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2年8—11月于守愚斋

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

作者：章诒和

---

聂绀弩⑴是当代作家。许多年轻人、甚至中年人不知道他是谁。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算是高级知分子的一个密集点。最近和同事一起吃饭。提及聂绀弩，竟十有八不知。而知者，则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聂绀弩在小说、诗歌、杂文、散文、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是继鲁迅之后的第二人。特别是他的旧体诗，形类打油，旨同庄骚，读来令人欲笑而哭，自成一格，人称“聂体”，是“异端”诗的高峰。

聂绀弩敢想、敢怒、敢骂、敢笑、敢哭。鲁迅说：“救救孩子。”聂绀弩“孩子救救我们。”鲁迅撰有《我们怎样做父亲》；聂绀弩写下《怎样做母亲》。看过《红楼梦》的人大多不喜欢阴柔的宝钗、袭人；聂绀弩认为“不写宝钗、袭人是坏人，《红楼梦》的反封建的意义就更深。”人家学习马列，图的是政治进步；聂绀弩看《资本论》第一卷，读到少年女工自觉是女性后，常到河边偷看男工游泳的段，能联系“王安石诗，《聊斋志异》的“绩女”，鲁迅的文章，融会贯通，有所彻悟。⑵”举一反三，探究“聊斋”的思想性。蹲过大牢的人，都恨监狱；聂绀弩常常怀念监狱，说“监狱是学习圣地，监狱里医疗卫生方便”。

他在号子里回忆过去读过的旧小说，偶有所见，就记在笔记簿上，居然写了一二十册。聂绀弩受胡风事件牵连数十年，数十年间不断地怀念胡风，不停地写诗赠故人：“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胡风因三十万言书获罪，受三十年牢狱流徙之灾）”。所有胡风分子无不憎嫌以出卖胡风为进身之阶的人；聂绀弩为其开脱，说“媚 　　骨生成岂我侪，与时无忤有何哉？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纣廷咒恶来？”——聂绀弩种种特立独行的做派和一贯到底的反叛精神，使得自己的大半辈子在批判、撤职、监督、察看、戴帽、劳改、关押、冤屈、丧亲、疾病中度过。人生成败若以幸福快乐为标准去衡量，他是彻底的败者。

父亲（章伯钧）不认识聂绀弩，他是母亲（李健生）的朋友，而且是后期的朋友。这个后期的具体划分是在1970年前后。我因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服刑在四川；聂绀弩因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关押于山西。母亲与周颖⑶原本相识，因同为反革命罪犯家属而骤然接近起来。相似的境遇，相近的心情，使母亲和周颖成了亲密的朋友。她们有两个固定话题。一是交换聂绀弩和我在狱中的情况，特别是收到我二人信件的时候，要共同探究，力图解读出字里行间的全部内容。二是不断地打听消息，分析形势，寻找各种关系，商议能够营救我们出狱的良策。比如，搜集到中央近期要召开某个全国性会议的消息，二人立即分头行动，各自写出递交首长的“求情信”。然后，母亲去叩响农工中央主席季方家的大门，恳请他会见四川省省长，为我“高抬贵手”。周颖则直奔民革中央副主席朱学范家中，烦劳他找到山西省负责人，能否为聂绀弩“法外施恩”。其结果，往往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周颖的精神状态不如母亲，情绪波动，极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母亲是很理解人的，心怀悲悯的她对周颖肺肝直陈：“老聂岁数比小愚（我的小名）大多了，身体也不好，所以，我要先救老聂。”感动万分的周颖老泪纵横，涕泣不止。

母亲一诺千金，有言即有行。她四处奔走，寻找机会和办法。1971年的秋季，农工党老成员、因1957年划为右派而身处困境的朱静芳，从淮安乡下来到北京谋生。她下了火车，便直奔我家，希望获得母亲的帮助。住房紧窄的母亲二话不说，让朱静芳与自己食住在一起，有如家人。母亲工资一百四，她几乎每月都要拿出二、三十元，偷偷塞进朱静芳的口袋，直至右派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朱静芳解放前就攻读法学，划右前是山西省法院的一名陪审员，感觉敏锐的母亲觉得搭救聂绀弩的机会到了。这大概是在1971年。母亲把朱静芳介绍给周颖。周颖看着南京来客落泊寒酸的样子，心想：连自己都要投靠别人，这样的人能管用吗？故态度很有些冷淡。但面对母亲的热忱，也碍于情面，她还是把聂绀弩的“犯罪”情况和关押情况告诉给朱静芳。朱静芳当然察觉到周颖的冷淡，但看在母亲的情份上，也看在聂绀弩的名分上，她表示愿意帮这个忙。会面的当日，周颖便向朱静芳提出去山西稷山县看守所看望聂绀弩的要求。母亲说：“还是让老朱先探探路吧！她的盘缠由我承担。”巧了，朱静芳从前在法院工作的一个同事的丈夫，正担任看守所所长。她表示愿意前往，并说自己必须假称是聂绀弩的亲戚才行。三人的茶水喝了一杯又一杯。茶越喝越淡，心越靠越拢。

当聂绀弩在看守所所长办公室，看到一个叫朱静芳的女人口口声声称自己为“表姐夫”的时候，惊异得直眨巴眼睛。而朱静芳见他的身体和气色都还算不错的时候，一颗悬着的心也就放了下来。所长告诉朱静芳：由于觉得聂绀弩人好，又很有学问，索性没有叫他干什么劳动。朱静芳带来由母亲和周颖买的罐头、茶叶、香烟、白糖、点心。所长叫一个姓李的年轻人⑷将它们拿回监舍。在所长办公室，朱静芳和“犯人”的会见持续了三天。在这个看守所历史上，是个绝对的例外。聂绀弩是有问必答，只是在问到“犯罪案情”的时候，才变得支支吾吾，说自己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还没有判刑就被押送到了稷山。而暗地里，瞅着这个操着苏北口音、高大结实的女人直纳闷儿：这个“朱大姐” 到底是谁？ 从哪儿钻出来的？他把自己的亲戚和周颖的亲戚在脑子里翻了个遍，也没能考证出来。见到了人，人又还健康——母亲觉得朱静芳是首战告捷，便毫不客气地对周颖说：“你该请客！为老朱接风。”

“请客，请客！”周颖一个劲儿地点头。

饭是在座落于交道口大街的康乐饭馆吃的，周颖做东，全家出席。席间，气氛热烈。母亲不停地给朱静芳夹菜递汤。朱静芳直到今天都记得有道非常好吃的菜，菜名儿叫黄鱼羹。

聂绀弩在稷山看守所的四年时光，寂寞中也有快慰，冷冽中亦有温暖。同号同铺的小李，不但照顾他的生活，还一起读马列，小李每有所悟，聂绀弩会惊喜异常。聂绀弩搞不懂马克思论述的“级差地租形式”，小李便给老人补习数学知识。潜心于理论不光为打发时间，更重要的是聂绀弩想以此验证自己的人生观。

另一个同号的囚犯，是一个叫包于轨⑸的人。他与聂绀弩是共用一副手铐押赴稷山的，故聂绀弩有“相依相靠相狼狈”的诗句相戏，相赠。这个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的包先生，博学多识，通文史，精诗词，尤擅对联，曾在王府井画店举办个人书法展览。聂绀弩对他的学问佩服的不得了，称他是活字典。“鬼话三千天下笑，人生七十号间逢。”监狱不得高声喧哗，聂绀弩又有些“耳背”，所以俩人经常交头接耳，“鬼话”连篇，用同心之言彼此抚慰受伤的筋骨、受辱的心。后来包于轨病死看守所，草葬于狱内空地。这令聂绀弩哀痛不已。

1974年年底，聂绀弩被判处无期徒刑，这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他情绪激动又万念皆灰，十多天的眼睛都是红红的，“是泪是花还是血？频揩老眼不分明。”悲愤难忍的聂绀弩向周颖报告了这个最坏的消息，觉得自己只欠一死，别无它途。周颖跌跌撞撞地来到我家，对母亲和朱静芳说：“事情不好了，老聂判处了无期徒刑，他不服，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她拿出聂绀弩的信，信中写道：“我是永远回不了北京城。”

母亲黯然无语，而周颖早变成了木石，呆坐在沙发。

冷静的朱静芳问：“周大姐，你可知老聂现在关押何处？”“临汾。”朱静芳想了想，说：“那就在省第三监狱了。”遂安慰周颖，道：“不要急，有办法，省三监我有认识的人。”周颖听到这句话，情绪稍许安定。她走后，朱静芳告诉母亲：“我如今是个农民，靠种庄稼吃饭。所以，现在必须赶回南京乡下插秧，等秧子插完，就赶来北京，专跑老聂的事。”母亲马上给朱静芳买了南下的火车票，并反复叮嘱：“老朱，你要快去快回呀，咱们救人要紧。”

朱静芳前脚刚走，周颖后脚病倒在床。学医出身的母亲话不说，把周颖接到家中，一住数月，亲自护理侍候。返回北京且落脚我家的朱静芳看着母亲跑前跑后，炖汤拿药的情景，慨然道：“这才叫患难与共，肝胆相照呀。”

经过反复思考，朱静芳认为：放出聂绀弩只有一条路，即保外就医，而获得保外就医则必先获得减刑，改判为‘有期’，才有可能。“老聂怎样才能减刑呢？”周颖的反问，却令她一时无法回答。母亲建议朱静芳还是先与她所认识的监狱管理人员联系，再商讨减刑之策。谁料想事情又那么凑巧，朱静芳与山西省第三监狱的狱政科长老彭元芳相识，且私交甚好，而老彭的爱人姓杨，是这所监狱的监狱长。朱静芳随即给老彭写了封信。信中说，自己有个姓聂的表姐夫在省三监服刑。母亲把信看了一遍，问：“你为什么不写明自己的亲戚是聂绀弩呢？”“不能写明，这样的事只能面谈。”

老彭没有回信，这令母亲和周颖有些失望。朱静芳却说：“周大姐，我们可以去临汾了。她是不会复信的。”

母亲为朱静芳买了去太原的车票（周颖的车票是自己买的），又给了她几十元钱，做逗留临汾和返程的花销。

1975年盛夏，周、朱二人坐了火车坐汽车，近午时分到了监狱。老彭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热情地接待昔日老友，请朱静芳坐沙发，把周颖理所当然地视为罪犯家属，端个矮脚小板凳叫她靠墙角呆着，还叫了一个管理人员陪同。见此情状，朱静芳觉得无法进行实质性谈话。当晚，朱静芳决定让周颖住县招待所，自己则搬到老彭的家里。晚饭后，朱静芳向老彭详细介绍了聂绀弩的身份、资历、为人、成就等情况，还拿出了一本随身携带的聂绀弩作品，请她翻阅。为摸清案情，朱静芳提出想看看聂绀弩的档案，老彭同意了。

可翻开卷宗，内里只有一张判决书。内容简单得像简历，案情概括得像口号，且通篇措辞严厉。指认他犯有现行反革命罪，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判决书上的最后一句是：由于认罪好，特宽大处理，判处无期徒刑。

第二天接见“犯人”，老彭的态度明显改变，接见地点没有安排在固定的“犯人接见室”，接见时间也没有遵守“只许半小时”的规定。穿着囚衣、戴着囚帽的聂绀弩，从关押区向管理区缓慢走来。他很快认出了朱静芳，眼睛里流露出笑意，说：“朱大姐，你长胖了。”这本是句淡话，不知怎地令朱静芳辛酸无比，泪珠在眼眶里直打转，赶忙掉过头，泪水便沿着面颊滚滚而落。她请老彭离开办公室，自己也站到院子里，好让周颖单独和聂绀弩会面。

会面结束了，朱静芳迫不及待问周颖：“你问清楚了没有，老聂到底犯了些什么？”周颖答：“他告诉我主要犯罪事实是辱骂了江青和林秃子。”“辱骂的具体内容呢？”“说他讲‘江青和林秃子有暧昧关系’，但老聂始终没有承认；人家追问这话是谁说的，他东扯一个西拉一个，都没能落实，所以公检法认定还是他自己讲的。”“还有呢？”朱静芳问。“还有，就是他想吃五香牛肉。”监狱哪儿有什么五香牛肉？好心的老彭特地跑到附近部队驻地借了五斤肉回来，给北京来客和聂绀弩包了顿饺子，算是改善生活。

患难夫妻的会面长达四、五天之久，在此期间朱静芳加紧做老彭的工作，最后，索性摊牌：“无论如何，你们也要把人给我放出来。”老彭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老聂的身体不好，害过一场大病。我们把他弄到太原的医院，治了几个月才救活的。按这里的做法，判了无期的犯人是要押送到北大荒的，我们觉得他身体太差，就没有叫他去。在这里，也是做些轻微的劳动。”“什么叫轻微劳动？”朱静芳问。“比如在监狱的厨房洗洗菜。”朱静芳说：“你一定要想办法。先要保证他的健康，再做到保释就医。”又说：“老聂是个作家，给他一些书看，精神上也好有个寄托。”分手的时候，心里拿定主意的老彭把客人一直送到监狱大门，对朱静芳说：“你放心吧，我保证把老聂健康地送还给你们。”

回到北京的朱静芳连续给老彭写了几封信，均无回音。但她得知：聂绀弩的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从大牢搬到小屋；屋里放了书桌，书桌上摆了纸笔；北京寄去的或托人带去的罐头、腊肉、香肠、咸鸭蛋等食品一律由老彭转交。老彭和一个姓张的劳改干部命令在厨房干活的犯人，每天给他或蒸一碟腊肉，或切一盘香肠，或开一个罐头，或送一个咸鸭蛋。聂绀弩从心眼里感激朱静芳，说：自她去了监狱，自己的生活完全变了，如此特殊的待遇是监狱里从未有过的。而朱静芳打心眼里感谢老彭、老杨和老张，说他们如此地敢于担责冒险，真的够朋友。过了几个月，情绪又开始消沉的周颖对朱静芳说：“我想离开北京，在老聂的监狱附近找个房子住下来，就在旁边陪他到老。”朱静芳说：“你要这样也可以。不过，我和李大姐还是要尽量想办法，把老聂搞出来。”话虽如此，却无良策。尽管劳动改造表现好的犯人可以减刑，可聂绀弩早已不参加劳动了，减刑又从何谈起？老彭他们也是干着急。

1975年冬季，毛泽东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并适当安排工作。愿意回台湾的，可提供方便。这个“决定”在全国范围迅速传达，果断落实。这个文件我是在四川监狱里听到的，与我同牢而居的国民党旧军政人员先是不敢相信，后是彻夜不眠。那些够不上县团级的老反革命第一次恨自己罪恶小、军阶低。

“决定”到了山西政法部门。根据档案，上边通知山西省第三监狱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共有8名。经核对，监狱领导发现只有7名，其中一人已病亡。老彭他们觉得让聂绀弩出狱的机会到了。因为只要能顶上这个空额，便可蒙混过去。但完全蒙混也不行，于是，他们开始翻查聂绀弩的档案，看看是否能够在他的政历上找到一丝与国民党的联系。这时，得知“决定”的朱静芳火速投书，信中也提出了相同的主意。毕竟她是经过母亲介绍认识的周颖夫妇，所以并不十分清楚聂绀弩的全部历史。还是监狱领导在提取的聂绀弩档案里，发现他有“于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的经历。有了黄埔军校的履历，就足够了。老彭立即告诉朱静芳：事情办好了。聂绀弩以老共产党的身份进的监狱，以老国民党的名义出的牢门；以现行反革命的犯罪抓进去，以历史反革命案情放出来。

1976年秋，母亲征得周颖的同意，拜托电影家戴浩⑹去山西接获释的聂绀弩返京。戴浩也是右派，每月领取生活费30元。他从母亲那里接过买车票的钱，又向母亲借阅一套明朝版线装书，说是“以破长途之寂”。生性慷爽的母亲不忍拂其意，犹豫片刻，还是将书拿出。结果，人接回来了，书却丢了。许多年以后，母亲对我提起那套明版书还心痛不已，带着埋怨说：“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戴浩非要那套书？要知道，那是你老爸爸的遗物。”聂绀弩回到北京，却报不上北京户口。仍是朱静芳抛头露面，找到与派出所、公安局关系极好的一个老太太（即文怀沙之母），请她出面为聂绀弩报上了北京市居民户口。

急人之急女朱家，两度河汾走飞车。刀笔纵横光闪闪。

化杨枝水洒枯花。劝君更进一杯茶，千里万里亦中华。

聂绀弩对朱静芳心怀感激，写了这样一首六句诗送给她。聂绀弩获释经过，朱静芳对外人谈及很少。后来，周颖曾对别人便讲：“我们老聂能够出来，是由于某首长出面。”话传到朱静芳耳朵里，惹出一肚子火。气愤的她当着聂绀弩的面，质问周颖。又说：“你这是忘恩负义，过河拆桥。”“我讲不过你。”理屈的周颖说罢，便去卫生间。趁着这空当儿，坐在一边旁听的聂绀弩乐滋滋对朱静芳地说：“她怕你。”过后，朱静芳心里很难过。她对我说：“小愚，我想办法救老聂，一方面是由于你的母亲待我太好，一方面是因为老聂实在是太冤。”

我说：“朱阿姨，没有你的帮助，聂伯伯也能出来。不过，他要在监狱里等到胡耀邦上台平反全国的冤假错案，时间至少要推迟三至四年。等一年，就意味着再坐365天的牢。对个老弱病残来说，在一千多天的日子里，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朱静芳不住地点头，感叹道：“别看周颖一头白发，还不如小愚懂。”

关于聂绀弩的“犯罪”，不禁让我联想起戴浩对我讲的一段话。我出狱不久，戴浩来我家闲聊，母亲留饭。饭后，我送戴浩去建国门大街的1路汽车站。正值残夏，阳光耀眼，热气灼人，几只蜻蜓在空中盘旋。我俩拣着有树荫的地方走。走着，走着，他停下脚步，突然地说：“现在背着李大姐、周大姐、朱大姐以及陈大姐（即陈凤兮），我向你提个问题：把你关进大牢，冤不冤？”

“当然，冤呀！”

“我也认为冤。章诒和不就是章伯钧的女儿吗？小愚不就是有感于江青从政，在日记里写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么一句话嘛。”

我点点头。

接着，他又问：“你说把聂绀弩关进大牢冤不冤？”

“当然，也冤呀！”

“错了，与你相比，老聂可不冤哪。”

看着我瞠目结舌的样子，他笑了，拍着我的肩膀，说：“用不着吃惊，戴叔叔解释几句，你就明白了。用今天的法律去判断，老聂是冤枉。可拿当时的政策去衡量，聂绀弩可是真的有罪。”

“为什么？”

“因为他真是像判决书写的那样，恶毒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老聂骂林彪用的是最粗鄙的语言，粗鄙到我无法对你重复他的话。”

“真的？”

“真的。在接他回京的路上，老聂把自己的‘犯罪情节’全都告诉给我。我曾经告诉给你的母亲，她叮嘱我今后不要再对别人讲了。”

在以后的接触中，我发现性情狷介的聂绀弩对自己所反感的事物，用语常常是很刻毒的。戴浩的话，一点不假。聂绀弩为什么如此肆无忌惮底辱骂“副统帅”呢？我觉得除了性格因素、本性使然，资历也是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不错，聂绀弩是名作家，但他又是个老革命，且“老”到与林彪同读黄埔（聂为二期、林为四期），同为湖北老乡。有着这样的一个背景，即使对方变成了革命权威、政治领袖、毛泽东接班人，他也决然不会去仰视、去拥戴的。在聂绀弩的眼里，林彪就像面对面办公的同事、隔壁而居的街坊那样普通熟悉。因此是可以随时随地的批评乃至诟病其缺陷的，这缺陷包括他的野心、虚荣、伎俩和作风。周颖来我家，一坐便是一天。母亲定是留饭的，擅长烹饪的姐夫洗手下厨，烧出的菜虽非美馔，却颇适口。周姨每次吃了，都说：“好，真是太好了，我还要带些走呢。”

聂绀弩释放回京以后，她带菜的习惯仍保持着，且加大了力度——带走的菜肴都改用我家大号铝饭盒，且塞得满满的。周颖一边把菜装饭盒，一边解释说：“我们老聂就爱吃小柴（指我的姐夫）做的菜！”每听此言，母亲脸上泛起微笑，姐夫则一副得意神情。菜带得再多，全家也心甘情愿。后来，有一次母亲要去王府井八面槽有名的全素斋买些素什锦回来，竟发现家里所有的饭盒都没了。问姐夫，回答说：“章家的饭盒都在聂家碗柜里放着呢！”

母亲去看望聂绀弩，常让我的姐夫陪同。姐夫自会带上许多新鲜鱼肉及蔬菜，亲自做给“聂伯伯”品尝。看着满桌子的可口菜肴，聂绀弩特别高兴。他说：“我颠簸了一辈子，吃到的快乐远没有吞下的苦水多。但今天我是快乐的，大家是快乐的。”

一天下午，母亲正在清理父亲生前收藏的清代茶壶。1966年8月红卫兵抄家时只认得瓷器，不知道这些用泥巴做的茶壶也是古董、“四旧”、好玩意儿且价格不菲。所以经过无数的洗劫之后，家里还剩得几把宜兴老壶。母亲刚把茶壶擦洗干净，摆在地上晾干，周颖、朱静芳二人就进了门。周颖见每把茶壶都那么漂亮，便说：“李大姐，这些壶真好看，送给我一把啦！”见母亲没有吭声，即又说：“我们老聂总爱靠在床上，用杯子喝茶很不方便……”一听是拿回去给聂绀弩使用，母亲就让周颖任意挑一把。自然朱静芳也挑了一把。事后，母亲提起这两把茶壶又很有些心疼，并念叨：“也不知老聂用上茶壶没有？”

出狱后的聂绀弩很想为母亲做些事。一次，他知道母亲在大街上摔伤了胳膊，就毛遂自荐，说要领着母亲去找个医生。母亲问：“你带我找中医，还是西医？”

“中医。”

“此人有名吗？”

“此人大大地有名。”

“他是谁？”

“萧军。”

母亲嗔怪道：“老聂，你别是在跟我开玩笑吧。萧军是个作家，你带我找他做什么？”聂绀弩笑了，笑里透着得意。说：“李大姐，你说得不错。但你不知道，他还是个正骨中医。”受聂绀弩热情诚挚的感动，母亲同意了。他们一起到了座落在什刹海附近的萧军的住所。“这是李大姐。李健生，章伯钧夫人。”红光满面的萧军听了聂绀弩的介绍，紧握母亲的手，说“认识你，真是太好了。今天我一定要好好款待你们。”

聂绀弩说：“我们不是来做客的，是来看病的。”结果，既做了客，也看了病。母亲的胳膊让健硕无比的萧军“三下五除二”地给摆弄好了；他们也成了朋友，同聂绀弩一道，又去烤肉季吃饭，又在湖边合影。

1977年11月，北京市政协重新开张，恢复活动，召开了五届一次会议。从前一直是北京市政协委员的母亲却未接到“当选委员，参加会议”的通知，而其他老委员都先后收到了。她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独独没有自己的份儿。她来到聂家，对聂绀弩夫妇说，自己很想不通，也很不服气。聂绀弩对周颖说：“你去买些酒菜来，中午我请李大姐在家里吃饭。”周颖不善家务，也没有雇佣固定的保姆。所以一般情况下，母亲是不在他家吃饭的。但今天例外，母亲同意了。饭桌上，聂绀弩持箸进菜，殷勤相劝，又向母亲举杯，而且一定要“干”了。过后，对母亲说：“李大姐，我送你一首诗吧！怎么样？”

幺女归才美，闲官罢才清⑺。中年多隐痛，垂老淡虚名。
无预北京市，宁非李健生。 酒杯当响碰，天马要行空。

听着听着，母亲的脸红了。“李大姐，你看我说得对吗？”聂绀弩问。“对得很。‘无预北京市，宁非李健生。’这两句多好。”母亲笑了。“你说好，那就好。”三日后，聂绀弩将诗写于信内，寄来。在以后的日子里，母亲偶遇不快，便常吟这首《李大姐干杯》。

1978年秋，我被释放出狱，回到北京，却尚未平反。

一天上午，母亲对我说：“我要带你去认识一下聂绀弩。”我俩是搭乘公共汽车去的。头天，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熟食和水果。母亲路上叮嘱我，千万不要谈论有关子女的事。这时我才知道聂绀弩和周颖有个独女，叫海燕，在歌剧院供职。女婿姓方，人称小方。令老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出狱前的一个月海燕自杀了，死因不明。小方被批斗，其所在单位领导和群众一致认为他对妻子的死负有不可推卸之责。没几天，小方也自杀了。周颖对聂绀弩瞒着这宗命案，谎称海燕出差在外。聂绀弩思女心切，很快病倒在床。过了半年多的时间，经母亲和其他几个老大姐商量，觉得总瞒下去不是个办法，再说聂绀弩也不是个承受不了打击的人，于是决定由陈凤兮找个单独的机会告诉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陈凤兮静静地讲，聂绀弩默默地听，讲者与听者的眼睛里都闪动着泪花。当晚，聂绀弩彻夜无眠。第二天早晨，周颖进丈夫的卧室，“只见绀弩面朝墙壁睡着，半边枕上犹有湿痕。桌上的烟盒空了，地上有一堆烟头。笔筒压着一张薛涛纸，纸上是一首七律诗⑻。”但在聂绀弩的心里，仍藏着一个死亡之谜，即女儿为什么要自杀？

周颖把家从地安门附近的东不压桥胡同34号的平房，搬到了左家庄地区的新源里单元楼。回到北京的聂绀弩按被释放的国民党军警特人员待遇，每月从街道领取18元生活费。他不能安于这样的身份，也不能安于这样的生活，便给担任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写信，说明自己莫名其妙被抓和莫名其妙被放的情况。邓小平将信批转给时任全国政协秘书长的齐燕铭，齐燕铭向邓小平汇报了聂绀弩“军警特”待遇的近况。邓小平听后，两眼一瞪，说：“他是什么军警特！”齐燕铭遂立即派人，给聂绀弩送去二百元营养费；跟着，齐燕铭责成有关方面，将“文革”中红卫兵抄走的现金——约有七、八千元，如数退还。

聂绀弩单薄、瘦削。无论行走，还是坐立，身体都有些前倾，背微驼。从我看到的第一眼开始，便觉得聂绀弩是一幅线条洗练、轮廓分明的肖像版画。令人难忘的是他在文人派头里所显示出的鄙夷一切的精神气质。即使有客人对面而坐，聂绀弩也常沉默不语，似乎总带有几分痛苦。其实，聂绀弩并不忧郁，只要一笑，眯缝着两眼，让人觉得慈祥可亲，是个仁厚的长者。当他正眼看你的时候，那目光竟是那样地坦白，仿佛可以一直穿透你的胸膛直达心底。

我向他浅浅地鞠了个躬，母亲介绍说：“这就是小愚了，刚放出来。”

聂绀弩问：“你是在四川的监狱吧？”

“是的。”

周颖说：“小愚关押的时间比你长一些。”

“你在哪里做什么？”聂绀弩又问。

“我种了五年茶，织了五年布。聂伯伯，你呢？”

“我没有怎么劳动。”

我还告诉他，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和母亲在莫斯科餐厅吃西餐的时候，就曾见到过他。聂绀弩说：“想不起来，忘记了。”我说：“那时餐厅的服务员都神气得很，催她们上菜，带搭不理的，还从眼角看人。你生气了，对我和母亲说：‘什么叫养尊处优？还用查字典吗？她们的脸就是注解。凡掌管食品的人，都是养尊处优。’”聂绀弩大笑。我又说：“在咱们四个人等着上菜的时候，母亲问你的工作情况。你说：‘眼下的工作单位好极了。’母亲问：‘好在哪儿？’你的回答是：‘我都和孤家寡人（指溥仪）在一起了，你说这个单位（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室）还不好？’”聂绀弩又是大笑，并夸我的记性好。

我说：“我脑子里净记这样一些没用的东西，不像你满腹经纶，记的都是学问。”聂绀弩听了，向我瞪着眼睛说：“我有什么学问？不信，可以翻看我填的任何一张履历表，文化程度——高小。”

囚服去身，阳光重沐。聂绀弩的情绪该振作，心情应舒畅。可我感觉他的心情并不怎么好，脾气也不够好。

母亲的解释是：有本事的人，都有脾气；有本事又有冤枉，脾气就更大了。周颖是不参加我们谈话的。不一会儿，她拎着个黑塑料提包走过来，对母亲说：“李大姐，你们聊吧，我到外面去办点事儿，老聂今天特别高兴。”

周颖刚出门，聂绀弩的脸色蓦地阴沉起来，说：“小愚出来了，很好。可我想回去。”

“聂伯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对母亲说：“李大姐，还是监狱好。”

母亲说：“老聂，有些事要看得开，想得通，我们才能活下去。”

“我想不通，海燕到底为什么死？说他们（指海燕夫妇）夫妻关系不好，小方有外遇？可死前两口子还发生了性关系。按说我坐了牢，母女（指海燕和周颖）应该是相依为命的。可我后来读到海燕早就写好了的遗嘱，才知道事情很复杂。女儿在遗嘱里说：‘我政治上受骗了，生活上也受骗了。又说‘我的两个小孩千万不要让母亲带。’为什么女儿不信任母亲？所谓‘生活上也受骗了’，是指谁？是小方一个人骗了她，还是连同周颖两个人都骗了她？海燕是怎么知道自己受骗的？她看到了或者发现了什么？这些到底都是怎么回事？李大姐，我总该弄清楚吧？”

母亲是看过遗嘱的。这一连串的发问，却令她无法应对。只能宽慰他，说：“老聂，事情已然过去，你要超脱出来。周颖一人在外，实在也是万分困苦。我希望你和她彻底安顿下来，以前的，都不去想啦！还有许多事在等着你去做呢。”聂绀弩摇头，说：“事情我要做，问题也要想。再说，海燕的死是有果无因，怎么能说‘事情已然过去’？”母亲再无话可说。海燕的死因及遗嘱，是聂绀弩脑子里的谜团，也是心中的死结。

我是第一次登门拜望，聂绀弩说什么也要留我们母女吃午饭。我第一个把饭吃完,按照规矩，将一双竹筷平架在空碗的正当中，欠身说：“聂伯伯，谢谢。你们慢用。”低头吃饭的聂绀弩抬头望望我，笑了。微笑中带着挖苦的神态，说：“不要谢我。”遂指着周颖说：“谢她。我现在是靠老婆养活的。” “你不会永远拿18块。”母亲说。饭毕，即告辞。母女同行一路。许久，母亲长叹一口气，说：“老聂，可怜。”

1978年年底，我的丈夫（唐良友）从成都来到北京。母亲说：“你们夫妻好不容易团圆了，带些糖果，算是喜糖，一起去看看聂绀弩吧。”说着，把写着东直门外左家庄新源里西9楼3单元33号地址的便条，递给了唐良友。

我问：“万一聂伯伯不在家，要不要事先打个电话？”

“周颖可能不在，绀弩是一定在家的。”

临走时，母亲对唐良友说：“记住，不要在他家吃饭。。”

给我们开门的，是聂绀弩。 进屋后未见周颖，便问：“聂伯伯，周阿姨呢？”

“出去了。”看来，母亲的话是对的。

聂绀弩坐在了床沿，指着床旁边的一张旧藤椅叫我坐下。然后，他上下打量着唐良友， 直声问：“他是谁？”

“我的爱人，唐良友，你叫他小唐好了。”

“你的爱人？”聂绀弩毫不掩饰自己的怀疑与惊异。

我点点头。

“真的？”他轻轻摇着头，问唐良友：“你是做什么的？”

“在川剧团搞器乐。”

“什么乐器？”

“从唢呐到提琴。”

他笑了，笑得很冷，又很怪。我不知道丈夫是个什么感受，但我从这样的笑容里，读出了几层含义：一，聂绀弩不仅觉得唐良友过于年轻，更觉得他过于漂亮；二，对这种年纪、相貌以及职业，有些鄙薄；三，这种鄙薄也推及到我，即鄙薄我对男人的选择标准，或许还有对男女性关系的联想，等等。我很想对他解释一下，讲讲自己所经历的如电视连续剧一般曲折的婚姻故事。但我忍了，忍受了他的笑，也接受了笑中的鄙薄。我清楚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小市民。

很快，我们进入了谈话的正题。正题就是对监狱的认识与感受，这是我和聂绀弩唯一的共同点，恐怕也是唯一的话题。

“小愚，你对坐牢都有些什么体会？”聂绀弩首先发问。

“我初到监狱，有三个‘想不到’。”

“哪三个？”

“一想不到监狱犯人如此之多；二想不到犯人刑期如此之长。”

“那三呢？”

“三想不到监狱状况如此之差。”

听了这三个“想不到”，聂绀弩似乎觉得我多少是个可以聊上几句的人，而非只会选漂亮男人做丈夫。他伸手去拿搁在写字台上的香烟，唐良友忙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打火机，打燃。他点上烟，舒服地把上身斜靠在床头，两条腿挪到床沿边，平搁着。

见他有了兴致，我的心绪平稳了许多，说话的声音也放大了：“聂伯伯，后来我发现所谓的三个‘想不到’，不过是表面现象罢了。”

“你还有更深的认识吗？说来我听听。”眼神里，流露出关切和暖意。

我说：“有两点来自对人的认识。首先，人是不能改造的。罪犯充其量只能做到遏制自己，即遏制犯罪本质。换句话说，人不是不想做坏事，而是不敢做坏事。另外，从前我以为坏人就是坏人，蹲上两年（大牢）便明白一个人坏了，可以再坏，再坏以后，还可以更坏。坏是无底的。”

“举个例子，说说看。”

“比如，一些年轻女犯是盗窃罪，即惯偷。劳改队的劳动强度大，肚子总填不饱。除了在农田里偷些可食之物以外，她们便想方设法找男人‘野合’。搞一次，得一个窝头，一个窝头也就值五分钱。她们本来坏在偷盗上，现在又多了个卖淫的毛病。犯人谁不想出狱？我们的劳改条例又鼓励密告。对他人有重大检举，自己可获减刑。于是，告密成风。再沾上这一条，人就更坏了。”

聂绀弩笑问：“你告过密吗？”

“我告过，而且后果严重。”

“什么后果？”

“把人给毙了。”

他问得突然，我答得直接，我俩不由自主地被对方的态度所感染。聂绀弩忽然发现没有给客人倒水沏茶，便起身趿拉着鞋，取茶杯、提暖瓶，找茶叶，并抱歉地说：“对不起，我现在才给你们泡茶。”用不怎么开的水泡上两杯绿茶后，他又靠在床背，恢复了原来的姿势。这时的他，像个等着听故事的孩子。从这一刻开始，我感觉双方才是对等的。我说：“聂伯伯，我家庭环境好，受教育好，从无生活恶习。我不过是个政治犯，更准确地说是个思想犯，但进了大牢后，我学会了骂人，学会了打架，学会了偷东西。因为不这样，就活不下去。打架骂人，是犯人之间流通的公共语言。我能像原始人那样用拳头撕扯扭打；像老泼妇那样当众骂街。偷，专偷吃的，是因为饿。饿是什么？是一种关乎生命的本质性痛苦。说句不好听的，除了厕所里捞出来的，不吃，我什么都吃。你的岁数大，又不劳动，肯定对这种痛苦体会不深，而且，可能还把食物和朱阿姨带给你的食品，分给帮助照料你的年轻犯人吃，对吗？”聂绀弩点头，道：“是这样的。”继而，他把话题拉了回来：“你跟我说说那件后果严重的事情。”

我开始了讲述：“最初的几年，我是在苗溪茶场。三十多个新、老反革命女犯挤在二十多平米的监舍。睡在我斜对面的一个浓眉大眼的中年妇女，叫张家凤。她生性活泼，多才多艺，有一条好嗓儿，会唱许多中外歌曲。高兴起来的话，还要讲几句英语。我觉得她是众多女囚中最可爱的，但是组长警告我说：‘张家凤是个抗拒改造的反改造分子，你不要接近她。’很快，我便发现她的精神不够正常，自说自唱，神神叨叨的。越是春茶采摘的季节，她越是发作。别人一天采茶二十多斤，她的茶篓却是空的。消极怠工，就是抗拒改造，晚上要挨批斗，犯人斗犯人。多数犯人为了表现自己靠拢政府，接受改造，批斗时就掐她的胳膊，扯她的头发，煽她耳光，我吓得躲在旮旯，但张家凤却习以为常，甚至面带微笑。组长又告诉我：‘她的态度如此嚣张，是仗着自己军人出身、军大毕业。打过几次杀威棒，好些了。她犯罪的起因是被一个首长搞了以后，甩了，从此对共产党怀恨在心。’”

“这样经历的女同志，在建国初期是不罕见的。即使有些年轻女同志被组织安排给了某首长做老婆，多数也不幸福。”聂绀弩插了一句。“大概是第二年采摘春茶的时候，张家凤的旧病复发了，而且很严重。她咒骂的不光是那个曾经玩弄自己的部队首长，也不单是把她送进监狱的军事法庭。她咒骂的是毛泽东。很多犯人都听见了，大家争先恐后地去揭发。事情汇报上去，管教干事发话下来，说：‘章诒和的文化程度高，叫她不要采茶了，拿着纸和笔，跟在张家凤的后面。听到一句反动话，就写下一句。再布置另外几个犯人靠近张家凤劳动，一边采茶，一边用心记下她说的，晚上让她们找人写成揭发材料，作旁证。’当时正是下午四点钟的样子，从清晨四点开始爬上茶山，人已经干了一圈儿（即12小时）。我累得要死，腰痛得要命，好像就要断了。一听到这个任务，忙甩下茶篓，心里别提多高兴啦。只觉得自己可以从筋疲力竭中逃出来，而不去想想我记录下的材料是干嘛用的。我跟了她两个下午，她在咒骂的时候，仍称毛泽东为毛主席。她真的疯了——这一点，别人不懂，我应该懂。大约过了半年，在‘十一’国庆节之前，张家凤被押走了。9月30日，劳改茶场召开宽严大会。宽大处理的样板是我们的那个组长，减刑半年；从严惩治的便是张家凤了，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而判处死刑。宣判后的二十分钟，远处传来了两声枪响，数千人的会场如一潭死水。子弹射穿她的同时，仿佛也击中了我。张家凤死了，我觉得是我用笔和纸害死的。”我说不下去了。聂绀弩起身把茶杯端给我，说：“喝口水，喝口水。” “聂伯伯，你知道吗？从抓我的那一刻起，我一直认为自己无罪。但从枪毙张家凤的那一天开始，我便觉得自己真的有罪了。”

“罪不在你，错不在你。”聂绀弩的目光沉郁，仿佛人类的善良、忧患及苦难都随着目光，流溢而出。他吸烟的时候，嘴唇原是紧闭的。这时却张开了，一股青烟冒出，随即散开，在空中形成淡薄的雾气。他仰着头，看着这飘动的青烟渐渐散去，语调平缓地说：“密告，自古有之，也算个职业了，是由国家机器派生出来的。国家越是专制，密告的数量就越多，质量也越高。人们通常只是去谴责犹大，而放过了残暴的 总督。其实，不管犹大是否告密，总督迟早也会对耶苏下手。”

“聂伯伯，我在狱中呆了十年，体会到对一个囚犯来说，贪生可能是最强烈的感情。而狱政管理的许多做法，正是利用了这种感情。”我们还谈起各自的“犯罪”情况，一对案情，俩人都笑了。原来在我俩的判决书上都有“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罪状。

我说：“我们的毛病都是太爱说话。”我的这句话，聂绀弩有些不受听。气呼呼地说：“祸从口出——这条古训，中国的老百姓谁敢不牢记在心？他老人家不开口则罢，一开口，必是雷霆万钧，人头落地。我们这个国家什么工作都可以瘫痪，惟独专政机器照样运转。而且，人被戴了帽子，被关押，被劳改，被枪毙，可革命照旧进行，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最可怕的地方，也算是社会特色和特征吧。”聂绀弩停顿片刻，突然提高了声音，说：“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坐牢，今天的结果比老人家强。”

“你认为，他老人家的结果是什么？”

聂绀弩伸出四个手指，说：“四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众叛亲离，等到一切真相被揭开，他还要遗臭万年。”

“聂伯伯，‘文革’中我的父亲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毛泽东几十年的执政错误给中国的每个家庭，都制造了灾难和痛苦，别看现在是‘红海洋’，将来会是个悲剧的收场。”

“你的父亲是先知先觉，你的母亲是大慈大悲。你虽受了父母的连累，但你该为他们自豪。”

我说：“我在牢里，支撑我的就是死去的父亲和活着的母亲。即使我死了，我的灵魂也会回到他们的身边。”

“好。”说罢，他把目光投向了窗外。

我怕他联想起海燕，扯开话题，问起他狱中生活。他告诉我，自己有书看，还能写东西，处境比我好。 “聂伯伯，你看些什么书？”

“主要是看《资本论》，一遍一遍地看，一直看到被放出来。说来你也许不信，我一共读了17遍。读 《The Capital》，有鱼跃于渊之乐。”

我大为吃惊：“天哪！你该不是把《资本论》当成了《圣经》吧？”

“算你说对了。”他有些兴奋，好像很欣赏我的这个比喻：“我就是把它当作《圣经》，其实，《资本论》也像《圣经》。”

“为什么？”

“因为它是从哲学的观点出发的；又因为它写出了真理；还因为它的文笔。‘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弱都无济于事。’小愚，你说这段话像不像《圣经》？你说马克思的文笔好不好？《资本论》当然是论述经济问题与规律的，但它把权力、选举等政治因素概括进来，又涉及思想、舆论、信仰、情感等精神事物。分开来读，每个部分都说得很明晰；合起来看，整部书又非常完整。这个特点不也很像《圣经》吗？中国人当共产党，有几个人读了《资本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原因分析起来，不外乎两个。一部分人是为了寻找个人出路；另一部分人是出于对当地政府或顶头上司的不满。怀着这样的动机，哪里需要《资本论》？从前的我，也是不看这种书的。”聂绀弩又赞叹道：“《资本论》可是好文章呀！在山西写下的读书笔记，有几大本。可惜，让他们（指监狱管理人员）都拿了去。”

“聂伯伯，你读《资本论》17遍之后，有什么感想？”

“最大感想就是怀疑理想。共产党建党至今，不知道给我们树立了多少理想。理想有高，有低。高到共产主义，低到公共食堂。无论高或低，几乎都很少实现。即使实现了，也很快失败。包括现在我们这个不高不低理想——社会主义，也不成功。为什么总是实现不了？我们都是在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上找原因。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理想错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说的共产主义和德国大胡子讲的共产主义完全不同。而且，事实证明——基于反抗压迫的革命，并不一定通向自由和幸福。”

我说：“父亲讲，读马（克思）恩（格斯）要看德文版的，苏联的俄译本不行，中共的译本就更不准确了。

（19）60、61年的时候，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父亲听了怒不可遏，说：‘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叫混蛋逻辑。’话的尖锐以及声音之大，把我和妈妈都吓呆了。他很反感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父亲认为，想用一种理论囊括所有的事物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没有的。他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质是书生，学者。马克思主义是学术性质的，中国文人说法叫书生之见。只是后来的列宁、斯大林和再后来的毛泽东，把它完全政治化、而且当作 了工具使用。谁读了德文本的马恩全集，谁就能把这些荒谬矫正过来。”

“你父亲说的是内行话。”

就这样东扯西拉，不觉已近中午。唐良友看了看表，我忽然想起母亲临行前的叮嘱，便对聂绀弩说：“我和小唐告辞了。”

他从床上起来，握着我的手说：“问候你母亲，下次和她一道来。”

出了聂家，发现唐良友一声不吭，脸上阴云密布。我恍然大悟：刚才两个小时的谈话，聂绀弩居然没和他说上一句话，哪怕是扯上一句闲话。

半年后在成都，5月的一天，唐良友突发急性胰腺炎，大叫一声断了气，死在我的怀里。死的那一刻，从眼角流出一颗硕大晶莹的眼泪，滴落到我的手臂。在他的追悼仪式和我的平反大会举行后，我从四川返回了北京。回京的第二天，周颖清早就来看我。踏进门，就哭着对我说：“小愚，你的命咋这样苦？”我似乎已经麻木，怔怔地望着她，出神。周颖又道：“聂伯伯要我对你说：‘小唐前后只和你生活了几个月，却于牢门之外守候十载。他是个好男人，是你的好丈夫。’”绿水千里，青山万重。聂绀弩的称赞，不知黄泉路上的匆匆行者可否听到？——我觉得生活也是一部法律，甚至是酷法。普通人除了服从以外，又能怎么样？

1979年的年初，中共中央决定给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平反。在正式发文以前，社会上就传言“57年的反右要一风吹”。又风闻“要给右派补发工资。”一日上午，我和母亲正在看报，忽听履声跫跫的来了一阵，来者是戴浩。他兴冲冲说：“李大姐，你知道吗？共产党要解决右派问题了，章伯老该是头名。”母亲一摆手，说：“都是社会上吹出来的风，中央统战部可没透一点消息。”我插了话：“戴叔，你别忘了，发落右派的各种原则和招式，可都是邓大人一手制定和操办的。”接着，戴浩给我们母女讲了一些关于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狠抓落实政策的事情，我却坚持认为他对现实的判断过于乐观。而母亲并不关心自己的右派问题，只是想着父亲冤屈。过了些日子，戴浩又跑来，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说：“电梯坏了，我是爬楼梯上来的。李大姐，小愚，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几张纸。纸又薄又皱，用原珠笔复写的。原来这是一份中发关于右派分子平反的文件。

“老戴，你从哪里搞来的？”母亲问。

“李大姐，文件的来路就别管了，总之很可靠。从文件精神来看，右派真的要一风吹了。”

母亲说：“这还仅仅是文件，不知落实起来会是个什么样子？”

戴浩把复写的文件小心翼翼地重新装入口袋，对母亲说：“我要去告诉老聂。”

“你在这儿吃了午饭，再去不迟。”

“不，我马上就去。”

母亲说：“那我们就等你来吃晚饭。”他答应了。

几小时后，戴浩回到我家，那最初的兴奋之色，一扫而空。

母亲问：“你怎么啦？”

戴浩一头倒在沙发上，苦笑道：“我去报喜，反倒挨骂。”

“是老聂骂你了吧？”母亲给他递上茶与烟。

浓茶下肚，嘴吐出一个个烟圈儿，戴浩恢复了精神。他告诉我们：“周颖先看的文件，一边读，一边说： “有了这个文件，事情就好办了，咱们的问题都能解决。’周颖要老聂也看看，老聂不看。他还带着冷笑讥刺我和周颖：‘见到几张纸，就欣喜若狂；等平反的时候，你们该要感激涕零了吧！’李大姐，你瞧他的话，有多刻毒。”母亲认为，聂绀弩的话不是针对戴浩的。我想，聂绀弩的满不在乎，是另一种凄然。

这一年的10月，在北京举行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十分紧张。几乎所有的作家艺术家，都要求参加。老的，要借此恢复名誉，新的，要正式登台亮相。总之，能成为一名代表简直就是粉碎“四人帮”后，重新进入文坛艺苑的身份确认及社会认可。许多人为此四处奔走，八方联络，各显神通。那时负责大会组织工作的林默涵家里的电话，铃声不断。

对此，聂绀弩表现得十分冷淡。周颖对母亲说：“老聂说了，这种会参不参加两可。倒是别人比他自己还要关心这件事。”文代会开幕前夕，母亲接到周颖电话，说：“我们老聂正式接到开会的通知了。”不久，又来电话。母亲把话筒递给我，说：“周颖找你，说有点事要办。”我能办什么事？那边周颖传来的声音：

“小愚呀，再过几天就开文代会了，我家现在的来客人就不少了。你的聂伯伯也要去参加。我把从前的衣服翻出来，看了看，衬衫裤子他都能穿。只有那件华达呢风衣，大概时间搁久了，被虫子咬了几个洞。你不是在监狱里学过织补吗？你自己织补的呢子大衣多好呀。所以，我想现在就把风衣送过来，你用一、两天的时间给织补好，再烫平整，好吗？算你替我给聂伯伯做件事。”我说：“周姨，非要我织补当然也可以。但我总觉得，这次聂伯伯参加文代会，你该给他买件新的才对。”“那好吧，我去买新的。”电话被挂断，从语调上看，周颖显然不满意我的态度。可母亲称赞我：“拒绝得好。就是不开会，她也该给老聂买件新大衣。”母亲为周颖的抠门，还真的生了点儿气。

文代会结束以后，周颖来我家聊天。她说：“聂伯伯要我谢谢小愚。”“谢什么？我又没能给他织补大衣。”

周颖转脸儿对母亲说：“老聂夸小愚知道疼人，还说比我强呢。”我被这样的一句简单夸奖，竟乐得合不上嘴。母亲问；“老聂认为文代会开得怎么样？”“咳，他压根儿就没去会场，所有的工夫都拿来会友，聊天。他的房间从早到晚客人川流不息，连门都关不上。来的人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反正都是别人来看他。他自己不出门，一个都不去拜访。这次大会最出风头的是萧军，人也活跃，会上发言说自己是‘出土文物’。有人劝老聂讲几句。他不干，私底下说：‘别看都是文人，可文坛自来就是一个小朝廷，不歇风雨。’又说，‘如果这个文代会能计算出自建国以来，我们的领袖为歌颂领袖，我们的党为歌颂党，花了多少钱？再计算一下从批判《武训传》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因为思想言论丢了多少条命？该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人在黑暗中才能看清现实，聂绀弩看清了现实。看看那张沧桑的脸，便知道他是把一切都看清了，也记下了。我能想象出聂绀弩说这话的神情——笑眯眯的，带着一点调侃。这讥讽的神情和轻描淡写式的语气，使我透过文学帷幕感受到他对现实的基本态度——一个服从社会背后掩盖着的不服从。正是这样一个“不服从”的灵魂，让聂绀弩在一个要求“向前看”的场合发出“向后看”的呼吁，在和谐的乐章里弹奏出非和谐音符来。

1980年，聂绀弩病了，病得不轻，住进了医院。母亲约了朱静芳、陈凤兮一起去探视。周颖告诉母亲：老聂住在邮电医院。母亲去了，还买了许多补品。聂绀弩见到这几个大姐，非常高兴。趁着周颖到外面买晚报的工夫，他用一种自嘲的口吻对母亲说：“李大姐，你知道嘛，我住这个医院是沾了老婆的光。我现在不仅是沾了老婆的光，而且还沾了朱学范的光呢。”母亲知道周颖和朱学范在总工会、邮电部、民革中央是几十年的同事、朋友和上下级关系。故劝慰道：“老聂，你说这话，我可要批评你两句了。人家周大姐通过朱学范，让你住上最好的病房，给你找到最好的大夫，又怎么不对啦！”陈凤兮和朱静芳也附和着母亲观点。聂绀弩沉默了。

八十年代以后，国家的形势越来越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既是官方提出的口号，也是每个人渴望的目标。“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等开张”。个个都想做陶朱公，富甲天下。邓丽君，喇叭裤，速溶咖啡，万元户等新事物，如洪水突发，滚滚而至。在意识形态领域，人们觉得比从前宽松了许多，性描写，意识流，朦胧诗，像时装展览一样，不断地花样翻新。也就是从八十年代起，周颖不再常来我家，她在民革中央担任了组织部副部长。母亲也很少去新源里，她对我说：“老聂安心写作，和周颖一起过上好日子，我们也就不必去打搅了。”

但从朋友那里一次次传来的消息，似乎并非是“过上好日子”。他们说，老聂的脾气越来越怪，常对周颖发火。又说，老聂的心情不好，一天说不了几句话，整天价躺在床上。再又说，老聂气色也坏，不爱吃东西，光抽烟。别人送的高级食品和高级器皿，都胡乱堆在地上或旮旯。母亲越听越不放心了，她请朱静芳、陈凤兮去看看老聂，再好好聊聊。患难时期都熬过来了，现在团圆日子反倒过不好了，究竟是什么原因。

第二天，朱静芳和陈凤兮去了。当日下午，朱静芳就来到我家，向母亲“汇报”，说：“去得很巧，周颖、不在家。我和陈大姐对老聂说：‘李大姐听说你心情和身体都不够好，特地要我们来看看你。’老聂见到我俩很高兴，还责怪说，‘我回来了，你们却都不来了？’”

母亲说：“老朱，造成他心情郁闷的原因是什么，你们问了吗？”

“问了。”

“他说了吗？”

“说了。”吐了这两个字，爽快的朱静芳竟停顿下来。

“怎么啦？老朱。”母亲很奇怪。

朱静芳神色凄迷，语气低沉地说：“聂绀弩对我和陈大姐讲：‘你知道我现在头上的帽子，有几顶？’‘几顶？’老聂拍着脑袋说：‘有三顶。’我俩奇怪：‘怎么会是三顶？‘当然是三顶啦！’我扳着手指给他算——右派帽子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一顶。还有一顶呢？我问老聂。‘这最后一顶，还用我说穿？’

老聂讲到这里，脸色铁青。”母亲惊骇不已。她向朱静芳伸出张开的手掌，仿佛要阻止这个消息的到来。

朱静芳压底了嗓门，继续道：“老聂又讲：‘她要是美人，闭月羞花，也行。英雄爱美人嘛！她要是少女，青春二八，也行，春心难抑嘛！可她什么都不是，是又老又丑。年轻的时候，就有过这种事。一次她彻夜不归，我知道人在哪里。早晨六点，我去了那位诗人的家。推开门一看，俩人睡在了一头。我没叫醒他们，轻轻地把门带上，走了，让他俩睡吧。那时是因为年轻，可现在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坐了大牢，判了无期？老朱，你这个当法官的，能解释给我听吗？’老聂越讲越激愤，他又对我们说：‘现在她和我只剩下一种关系了。’我和陈大姐听不大懂，便问：‘这剩下的一种关系是指什么？’老聂瞪大眼睛，说：‘金钱关系呀！还能是别的？我再告诉你们——我死以前，会把自己所有的稿费、存款都交了党费。一分不留。’”

母亲脸色惨戚，激动得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待情绪平静后，母亲对朱静芳说：“解放前他们的婚姻就出现过裂痕，绀弩想离婚。周颖把事情告到邓颖超那里，绀弩受了周恩来的批评。这件事后来一直影响着周公对绀弩的看法。没想到哇！他们夫妻头发白了，却又起波澜。”最后，朱静芳告诉母亲：“老聂反复念叨的一句话是——‘我知道女儿为什么自杀了，我也知道那个遗嘱的含义了。’”

在经过了人生的艰难与惨厉，在体味了反人性的诬陷和背弃之后，聂绀弩带着内心深处的荒凉，带着任何人都无法解救的寂寞，带着最隐秘的生活体验，终日写作、抽烟，埋头读书、沉思。他以文学为精神方向，以写作为生存方式继续活下去，有如一叶孤帆远离喧嚣的港湾，驶向苍茫大海。聂绀弩的晚年生活，简朴，简单，简洁，以至简陋。与合得来的朋友聊天、对弈，唱和，便是他的乐趣。人虽无大恙，却精神疲瘁，所以，写和读大半在床头。后来，他连提笔的精神也没有了，便找了个人口述。还对记录者说：“稿费归你。”

我曾问：“聂伯伯，你现在喜爱什么？”

“我爱金圣叹。”

“除此以外呢？”

“除此以外，我谁都不爱。”说这话的时候，他眼神坚定，口气决绝。

晚年的聂绀弩在谈论《金瓶梅》的时候，反复强调：从历史上看，灵肉一致的夫妇是极为稀有的。“即使对家庭夫妻间灵肉一致的关系，有人觉醒了，却少实现”。“家庭底事有烦忧？天壤何因少自由？不做夫妻便生死，翻教骨肉判恩仇！”这是聂绀弩为“宝玉与黛玉”题诗中的前四句。诗是对《红楼梦》风物情思的咏叹，但一番人生经历后诗人内心之沉痛却也尽蕴笔底。——我想，夫妻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了，因为爱是一种极其复杂的东西，有时爱里面就藏着恨。我认识到这一点，方觉自己比较理解了聂绀弩后期创作背景以及他的孤愤、冷刻。

一天，我去吴祖光家闲坐，聊起了聂绀弩夫妇。

吴祖光说：“周颖和聂绀弩是模范夫妻。”

我说：“据我所知，情况好像不是这样。”

吴祖光表情严肃、语气直截地说：“诒和，他们就是模范夫妻。”

我回家翻开聂绀弩的诗集，细读。他患难时期写的许多赠周婆（颖）的诗，诗好，感情深。我很迷茫，心想：大概夫妻之间可以是时爱时恨，且爱且恨的。从此，我不再向任何人议论或提及聂绀弩的家庭生活。

春发，夏繁，秋肃，冬凋，人生也如四季。出狱后的聂绀弩其生命年轮和心理历程都到了秋冬时分。但他的文学之树却无黄叶飘零，声誉也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蒙冤半生而未登青云之志，但逆境却使聂绀弩光华四射，诗作不断，文章不绝，他的诗集、文集陆续出版。从刚开始的油印本到后来的香港本，聂绀弩都要送给母亲和我。如《南山草》、《三草》、《中国古典小说论集》等等。每本书的扉页上写着：“赠健生大姐，绀弩。”、“赠诒和侄女，绀弩”。每本赠书，都是托请他的好友陈凤兮送来。

（19）3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陈凤兮是《北京日报》的老编辑，汕头人，华侨出身，秀丽而优雅，曾做过何香凝的秘书。她的丈夫金满城，法国留学生，曾与陈毅“桃园三结义”，解放后在人民文学出版 社任编译，和聂绀弩是同事加好友，（19）57年又一同划为右派。金满城去世后，陈凤兮60岁学筝，70岁练书法，80岁习绘画。如此超凡脱俗、雅趣无穷的人生态度，令聂绀弩欣羡不已，故他们往来密切。聂绀弩每有新作，必请陈凤兮过目。诗作的集结，也渗透着陈凤兮心血。难怪母亲叹道：“看着老聂和陈大姐的往来，就像在看一首诗。”

陈凤兮是聂绀弩的密友。她去聂家一般是在近午时分，聊上一阵，便会从草篮子里取出自制的沙拉，红菜汤，烤虾或烤猪排，黄油，果酱，切片面包，半瓶“中国红”……让老朋友和自己美美地同享一顿西餐。

在汤菜的香味和热气里，满面笑容的聂绀弩谈兴甚浓。谈笑间，胃口很差的聂绀弩不知不觉地会把东西吃光。在陈凤兮收拾好餐具、擦净饭桌之后，聂绀弩一定和她对奕，下围棋。时间富裕的话，走两盘；时间不多，就下一盘。

（19）82年初，《散宜生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聂绀弩立即托陈凤兮送来诗集。母亲奇怪地问：“老聂怎么送我三本？”陈凤兮笑道：“老聂把书递给我的时候，周颖也问：‘你怎么拿三本出来？”人家老聂说了：‘送李大姐一本，小愚同我是难友，要送小愚一本。我出狱这么长的时间里，小柴（我的姐夫）每次陪李大姐来，都要带上一条肥鱼做给我吃。我吃了他那么多的鱼，就不该送小柴小宁（我的姐姐）一本吗？’”我不懂什么叫散宜生？问陈风兮。陈凤兮说：“我也不太懂。可老聂说了，就是要人家看不大懂。散宜生本是西周一个大臣的名字，绀弩借用它，是取‘散’和‘宜’两个字，表明自己的一生的散放状态。”

我觉得聂绀弩是个淡泊名利的人，但不属于张伯驹那种文人墨客的散淡从容。他的精神和情感始终关注着国家、社会。就是押在大牢，也从未放这种弃关注。聂绀弩去世之前，给《人民日报》写的一篇杂文是对 “盲流”现象的议论：担心农民进城后土地被荒芜，忧虑进城后的农民没有房子住。既忧患于生存，更忧患于灵魂——他的诗作所具有的真实而深刻的品质，源于此。他的愤悱及怨谤，也源于此。《散宜生诗》很快轰动了文坛，文学界兴奋，批评家颂扬。颂扬之语传到聂绀弩耳朵里，他笑笑罢了。

一天，某知名度颇高的作家读了诗集后，登门拜访。寒暄了几句，便谈起了“散宜生”，遂问：“老聂，拜读大作，佩服之至。不过我还想问问，你是怎么找到乔木，请他作序的？”霎时间急雨骤至，黑云飞扬。

忿极的聂绀弩倚案而立，怒气冲口而出，厉声切齿道：“妈的个B，我的书本来是好好的，就叫那篇序搞坏了！”主人盛怒，令难堪的来客默然而退。聂绀弩愈到晚近，其刚烈之气愈为显扬，他对腐朽、污秽、庸俗的事物，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与愤怒。说句公道话，懂诗也写诗的胡乔木是打心眼儿里欣赏聂绀弩的。

“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史诗上独一无二的。”

我截取的《散宜生诗·序》里的这段话，足以说明问题。今天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大概没有谁能写出这样的诗序了。

戴浩平反以后，分了房子结了婚，结束了流浪汉生活，人事关系调到了中国电影家协会。故而，他到我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母亲虽然惦念，但心里是高兴的。1983年的冬天，一个大清早儿，戴浩突然不请自来。

几句寒暄之后，母亲问：“你今天大老远地跑来，该是有什么事吧？”戴浩笑笑，老脸上竟泛出羞涩，却不开口。

“你婚也结了，和苏曼意（即戴浩新婚妻子）过得还好吧？”

“还好，只是从前流浪惯了，现在被看管起来，还真不习惯哪！”

“那你还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李大姐，有件事在办理之前，我必须求得你的谅解。”戴浩说这话的时候，神情有些局促。

“什么事？”母亲不由得也跟着紧张起来。

“入党。”

“共产党？”

“我的李大姐，当然是入共产党啦。如果是加入周颖的国民党（指“民革”）或者是你的那个农工党，我 还需要求得什么谅解呢？”

母亲满脸惊诧。

我忍不住大笑，说：“戴叔，你把头发向左分了二十三载（反右前戴浩头发是向右分缝，自划右第二日始，头发向左分）才让人家识得忠心在。”本是一句玩笑话，不想惹得他脸红到脖梗儿。

母亲不再说什么了，一个劲儿地转悠，不停地递烟送水。

我又接着说：“戴叔，你知道现在的群众私下里，对入党的人说些什么吗？”

“说什么？”

“某人入党了，咱们群众队伍又纯洁多了。”

戴浩从沙发上站起来，让母亲和我坐下后，郑重其事地说：“不是我主动要入的，夏衍跟我谈了好几次， 他有个心思——希望二流堂的人都能解决组织问题。”

“也包括吴祖光？”我问。

“也包括。”戴浩点点头。

“不可思议——”我还想再往下说，母亲用眼神制止了我。

戴浩吃了不少茶点后，说：“李大姐，我吃点心，把它当作午饭了。因为这事我还要告诉老聂。”他去了。

母亲揣测：聂绀弩不会说出什么“好听”的。